浅析英国《卫报》和德国之声对难民事件报道之风格——以艾伦·科迪之死为例

胡博文

(墨尔本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维多利亚州 墨尔本 3000)

欧洲难民问题由来已久。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难民数量激增，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因政治冲突、战争或迫害等原因，全球约7080万人流离失所、2590万人沦为难民，其中叙利亚约1300万人；截至2020年2月，已有超过670万叙利亚人被迫逃离本国[1]。叙利亚难民问题成为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难民危机，三岁的艾伦·科迪是上千万叙利亚难民中的一员，在逃离故土中不幸遇难，曾引起世界轰动，然而在关于叙利亚难民的热点问题中却鲜有涉及艾伦·科迪的，同时，不同媒体对艾伦·科迪的遇难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报道差异。鉴于此，本文以英国《卫报》和德国之声对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为例，探讨不同媒体对难民事件报道风格的差异及其原因。

一、缘起

2015年9月2日凌晨，在战争的硝烟中，艾伦·科迪(Alan Kurdi)，一个三岁的叙利亚男孩，和家人一起被迫逃离故土，准备前往加拿大和姑姑团聚。一家人乘坐一艘小型充气船，从土耳其博德鲁姆的海滩出发前往希腊，在海上遇到了风浪，艾伦和他的哥哥、母亲不幸遇难。穿着红色上衣和运动鞋的艾伦尸体被冲到了岸上，一半泡在海水里，一半在沙滩上。艾伦仿佛睡着，但被海浪轻拍的小脸已生机不再。多甘通讯社的土耳其摄影师尼吕费尔·德米尔(Nilüfer Demir)拍下了这凄惨而令人痛心的一幕。人权观察的彼得·布卡尔特(Peter Bouckaert)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张照片，很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艾伦·科迪之死成为2015年难民危机的代表事件，艾伦成了所有为到达欧洲和西方安全地带而丧生儿童的象征[2]。德国代表性媒体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和英国代表性媒体《卫报》(The Guardian)对此事件均有报道，并且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两家媒体的报道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有着不同的新闻媒体发展历史和管理制度，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国内社会环境。

二、德国之声与英国《卫报》对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

(一)德国之声关于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

德国之声属于德国国有媒体，成立于1953年，1960年通过《德国之声法案》(Deutsche-Welle-Act)成为一家独立的广播公司。为更好地为公司服务，《德国之声法案》不断调整完善，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自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1990年统一后，德国有关部门对公共广播系统进行了改革，尽管改革举措不少，但德国之声是唯一仍在联邦法律下运作的广播公司，其所需经费纳入国家预算，可以不通过广播费获得资金，而是直接由税收资助，且由联邦文化和媒体专员专门管理[3]。由此可见，德国之声有着充足的运转经费保障。经过多年的运作、发展，德国之声逐渐成为蜚声国际的新闻媒体。作为一家国际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在其官方网站提供了除德语以外的三十种语言，其中包括英语、法语、中文等语言。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英国《卫报》只有英语报道，为便于比较，笔者同样选择德国之声的英语语言版块，搜索“Alan Kurdi”为关键词的新闻，从2015年12月18日的第一篇报道到最后一篇报道，关于艾伦·科迪遇难的新闻有7篇。

就内容而言，这7篇新闻关注的主要是艾伦·科迪的亲人，比如他的父亲目前定居在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叔叔在加拿大和姑姑团聚、艾伦的父亲还希望能加入以他儿子命名的救援船队伍、姑姑也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德国之声记者阿利斯泰尔·沃尔什(Alistair Walsh)在《叙利亚蹒跚学步的艾伦·科迪的姑姑呼吁人们给予同情》的报道中强调，姑姑蒂玛在看她已故侄子的照片时很挣扎，但她和她的家人必须“吞下我们的痛苦”(swallow our pain)，让世界了解，没有难民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希望尽可能生活在故土；她还表示在找到停止战争和解决这些难民国家危机的方案之前，难民有权寻求庇护，有权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同时蒂玛对意大利强硬的拒绝态度表示非常伤心，她认为这是不人道的。除了对艾伦·科迪死亡事件的直接报道以外，德国之声后续还报道了艾伦的父亲想要加入和儿子同名的德国救援船，艾伦的父亲再婚并且妻子已经怀孕，他打算在儿子出生之后，加入救援船，为难民提供他没有得到过的帮助。

就形式而言，这7篇报道有文字版和采访视频，形式不同。其中对艾伦·科迪姑姑蒂玛的采访是以视频新闻的方式进行报道。在这则大约四分钟的新闻视频中，德国之声的记者询问了蒂玛，主要包括艾伦·科迪之死的照片对她的影响，以及发生艾伦·科迪死亡事件的悲剧之后，有关移民问题的相关讨论，她是否认为这件悲剧发生之后，公众应该有更多人性的思考。在这则新闻中，德国之声不仅关注艾伦之死对他家人的影响，并且将这种影响延伸至对难民问题的思考。在另外一则关于2015年难民危机图集的视频新闻中，德国之声选取了三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难民形象，其中一个就是艾伦·科迪，并采访了他的父亲和姑姑，向观众展现了他们面对亲人离世后最真实的悲痛。在其他几篇关于艾伦·科迪的新闻中，德国之声更多地关注到了难民问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其他人在解决难民们的困境时做出的努力，比如德国之声采访了一名帮助难民逃离叙利亚但却面临走私指控的丹麦企业家萨拉姆·奥尔丁(Salam Aldeen)，以便唤起人们对难民问题的思考。

从这7篇稿件的内容和侧重点来看，不管是记者采访时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新闻稿件中所涉及的报道内容，德国之声在尽可能展现艾伦·科迪死后家人们的悲痛之际同样突出了其家人也在努力继续生活。不仅如此，德国之声在其战略计划中还提到，他们将和欧盟合作，在2017年启动一项名为“移民信息”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服务，为来自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难民提供相关信息，告知逃离祖国将要面临的危险以及抵达国家的情况。

综上可知，德国之声对艾伦·科迪之死事件的报道更多的是侧重于艾伦的亲人以及难民的相关问题，报道的内容积极向上，对收容难民的问题也表现出正面的支持态度。显而易见，德国之声整体报道风格相当温和，新闻内容主要关注艾伦·科迪的亲人在遭遇这次悲惨事件之后的生活状态，关注难民问题，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二)英国《卫报》关于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

和国有媒体德国之声不同，《卫报》是一家私人媒体。为了确保《卫报》财务和编辑的独立性，避免受到商业或政治影响，捍卫《卫报》的新闻自由和自由主义价值观，1936年斯科特信托基金正式成立，为《卫报》提供资金支持。[4]

《卫报》是一家非常坚持自由主义理论的报社，在它官网的右上角有四个新闻板块，截至2021年6月3日，搜索“Alan Kurdi”共有565条相关新闻，因为某些技术原因只能查看其中80条新闻。梳理这80条新闻的内容，直接报道艾伦·科迪之死的并不多，而是与艾伦·科迪之死间接有关的新闻，包括以艾伦·科迪命名的救援船、艾伦·科迪的父亲以及叔叔和姑姑、伪造难民新闻的记者等。

《卫报》关于艾伦·科迪的报道和德国之声在内容上有很大区别。主要是报道与艾伦·科迪之死有关的社会问题，甚至还有一部分报道言辞犀利地指责英国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不作为，比如将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蒂姆·法伦(Tim Farron)谴责英国首相在这场悲剧中获利的演讲视频截取出来发布在《卫报》网站：“政府今天依旧在报道这个躺在沙滩上的三岁的男孩的故事，我们从戴维·卡梅伦那里得到的是，……以最小的努力换取最大的头条新闻和一项不会直接帮助目前在欧洲的数十万难民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政策。这让我觉得可怜、尴尬、生气。……所以，当卡梅伦先生背弃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背弃了我们的邻居时，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他不是在代表我说话，不是在代表我们说话。”[5]显然，《卫报》以此来表达对政府有关难民政策的不满。

此外，《卫报》还刊发了斯特拉·克雷塞(Stella Creasy)以艾伦·科迪之死为背景撰写的《英国故意无视其对儿童难民的承诺：这种耻辱必须结束》评论性文章，直指英国政府的不作为，因为内政部故意不解释拒绝儿童入境的理由，以避免其利用这些信息来行使他们的权利，最终迫使法庭介入，裁定政府“违反了普通法规定的公平义务”。身为沃尔瑟姆斯托工党和合作党议员的斯特拉认为，如果英国政府履行议会两年前作出的承诺，有安全的地方供孩子们使用，就不会出现法院追究政治家责任的事情。此外，《卫报》还报道了一些因艾伦·科迪之死引发的其他相关难民问题，例如一对溺亡在格兰德河(Rio Grande)的难民父女。由此可见，《卫报》对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焦点并不在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要提及的是，在《卫报》有关艾伦·科迪的报道中，还有关于如何正确使用照片的讨论：是应该用艾伦·科迪被泡在水里的照片，还是应该用警察将他的尸体抱走的照片。《卫报》也选择了警察将艾伦·科迪抱走的新闻照片，并且在罗伊·格林斯莱德(Roy Greenslade)文章中明确提到了“英国拒绝接收更多的难民是正确的。”[6]

阿德南·R·汗(Adnan R Khan)在《卫报》发表《艾伦·科迪的父亲谈到他的家庭悲剧：“我应该和他们一起死”》的文章，指出有人指控艾伦的父亲阿卜杜拉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利用自己的难民身份谋取私利。虽然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但这样针对艾伦父亲的猜疑还在不断产生，有其他出版刊物使用艾伦的形象，互联网上也在不断重新编排艾伦的照片，有批评政府不作为的，也有谴责阿卜杜拉将孩子置于危险境地的。[7]

上述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和揣测语气且互相冲突的观点，《卫报》全都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了他们的新闻网页上，供读者自己去判断和甄别。

总结《卫报》有关艾伦·科迪之死的相关报道，不难发现其对叙利亚难民事件的关注重点和态度。作为一家坚持自由主义理论并且中左翼的报刊，《卫报》刊发的内容显得更激进和严厉，角度也更加多元，不仅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展示他者的观点。就其侧重点而言，并不完全把焦点放在艾伦·科迪家人的后续生活，而是更多地关注政府和社会对艾伦之死的态度与观点，以及由此引发的难民死亡事件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

三、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难民事件报道风格差异的原因分析

综合上文分析可知，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以艾伦·科迪为代表的难民事件之报道有很大差异。概而言之，德国之声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是社会责任理论，因此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更加兼顾社会责任，故而，在报道难民事件上，和《卫报》犀利的言辞不同，德国之声的报道更加偏向于对艾伦·科迪一家的动向，包括他父亲和姑姑的现状，主要是针对这个事件的后续新闻报道；新闻内容的言语表达总体上比较温和，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向性，再加上德国一直在积极地接收和安置难民，所以德国之声针对难民的报道也都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卫报》坚持自由主义理论，在针对艾伦·科迪之死这个悲剧事件的报道所关注的方面更加广阔，并且和德国之声不同，其报道的言辞较为激烈，富有批判性，态度和观点上也更加多样。其中包括强烈谴责英国政府对待难民问题不作为和认为政府做得对这样观点截然相反的言论。纵观两家媒体关于难民事件的报道，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卫报》所发布的新闻，掺杂着许多政要的发言和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事件，如加拿大新自由党政府实行更加人性化的政策，新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在机场亲自迎接第一批进入加拿大的难民，而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则呼吁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8]这样和政治密切挂钩的相关报道，在德国之声所能搜集到的内容中，却并没有带有明显政治因素的内容。

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难民事件报道的风格之所以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的发展历史和管理制度的不同，以及政治倾向和国内环境的不同。

(一)新闻媒体的发展历史和管理制度不同

就德国而言，其传媒历史比较复杂和独特。从普鲁士王国到德意志帝国再到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国近600年的发展过程中，德国的历史进程极大地影响着新闻传播业。报刊发展初期，德国各邦国属于政教一体，教皇和君主联系密切，然而君主在审查新闻时只起到辅助作用，教会才是主要审查机构。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后，由于印刷品的普及，新教思想广泛传播，带来了宗教改革，皇帝在中央和地方设置审查机构，以消除新思想传播所带来的威胁。16世纪欧洲大陆的战争，使得人们对情报和信息也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德国早期的新闻媒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式出现了。[9]德国境内最为发达的报刊和印刷行业地区也是商业和政治中心城市，比如斯特拉斯堡，因为位于德法两国交界，信息经常在这里交换，纽伦堡会接受到来自布拉格等东欧各地的讯息，而身为议会和展会所在的城市，政治新闻和法国、荷兰的消息会优先传递到法兰克福。19世纪德国统一后，媒介审查高度集中，其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此阶段，民众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立宪呼声不断，德意志邦联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开始尝试以立法的形式管理媒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为了保证媒体权利正式制定了宪法，结束了德意志境内长达300年的媒介审查制度，媒介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希特勒上台后，在经济、法律、行政和内容层面，纳粹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而细致的媒介审查制度，将媒体的集权化发展到了极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彻底改变了德国的局面，特别是战败以后，德国被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占领，分别建立了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媒介体系，西德实行公共和私营并存的双重广播电视体制，东德的广播电视隶属国家和统一社会党。

时至今日，德国已经统一超过30年，统一之后，一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广播电视仍实行双轨制。1986年11月4日，宪法法院对下萨克森州媒体法作出裁决，根据基本法，公共和私人广播的双轨制是可以实施的。1987年4月，双轨制被写入法律，经过广泛讨论和严格立法，德国建立了双轨制，法律认为这是一个平衡的体系，公共广播电视提供“基本供给”，私人广播电视提供 “减少基本供给”[10]。

德国新闻媒体管制从审查到双轨制出现，再到双轨制被写进法律，德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权利得到了保障。正是这种双轨制的发展历史和制度，造就了德国之声能够对艾伦·科迪之死多方面报道，既体现其言论自由，又能够彰显社会责任。就英国而言，作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发源地和历史悠久的传媒大国，英国既有依旧坚持自由主义理论的《卫报》，也有受到OFCOM监管的符合社会责任理论广播电视媒体。经过多年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媒体消费国，《泰晤士报》《卫报》《金融时报》在世界报坛家喻户晓，BBC更是被称为英国四大品牌之一。英国政府对报业和广播产业各有规划，采取不同的政策。英国报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依照传统，报纸是民众获取信息、意见的重要渠道，是言论自由的载体，更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化身以及权力的监督者。英国历届政府在报业管理上淡化较为直接的行政干预，保证报纸的独立性、公正性，避免压制新闻自由。譬如，英国对报纸出版实行登记制，创办报纸和成立一般行业机构在手续上没有什么差别。英国报业的规范管理更多依靠自律体制来实现，报刊投诉委员会承担了这部分责任。报刊投诉委员会简称PPC(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是由报刊行业在1991成立的行业自律机构，专门负责受理公众对报纸报道内容的投诉，以《业务准则》为依据，协调解决投诉者和报纸之间的争端，保护新闻自由，规范新闻行业行为和道德水准、维护公众利益。除了战争等非常时期，英国政府认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自由主义新闻体制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因此政府不愿意对新闻界采取规范性的控制，仅通过法律手段，淡化行政干预。[11]

(二)政治倾向和国内环境的不同

从政治倾向看，英国报纸行业拥有极大的自由度，并且有着各自支持的政治党派，比如《泰晤士报》《经济学家》支持保守党的政策或主张，而《卫报》则支持工党。显而易见的政治偏向，自然就导致《卫报》会选择刊发政客如贾斯汀·特鲁多、唐纳德·特朗普关于难民的言论。同时，作为一家中左翼报社，《卫报》发表的新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旗帜鲜明地抨击英国政府的难民政策。就国内环境看，虽然英国政府对难民持积极态度，但英国民众对难民援助态度相对消极，因此，在英国国内有关难民的问题，看法迥异、态度万千，这也就导致了《卫报》在报道以艾伦·科迪之死为代表的难民事件时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甚至截然相反的声音。和《卫报》不同，德国之声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故而很少刊登表达其政治属性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负责人在公开场合表达媒体自身的政治观点。由于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德国之声发布的新闻稿件在内容上基本没有鲜明的政治言论，故而其关于难民的报道多陈述事件的本身及其密切相关的问题，多陈述事实，一般不确切表明政治态度和观点。就德国的国内环境而言，接纳难民是政府和大多数民众的共识，故而在欧洲国家中，德国属于接收难民数量较多的国家之一。正因为德国政府积极地为难民提供帮助，使得德国民众和媒体对难民相对更加包容，因此从新闻内容上看，德国之声在艾伦·科迪之死的后续报道中一直都是比较温和的态度，向受众传达对难民问题的关切，积极承担难民问题的社会责任，表现出身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艾伦·科迪之死报道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分析这些差异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二者所处国家媒介制度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国情的不同、媒体政策的不同、政治倾向的不同等原因，导致《卫报》和德国之声所遵循的媒体理论也不一致，这也必然造成两家媒体在报道同一事件时会产生风格迥异的内容，但不论如何，二者都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的新闻视角，挖掘了更多的新闻内容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