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普列特尼约夫——作为《现代人》杂志主编的教育家身份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被历史“省略”的《现代人》杂志主编

在笔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俄国〈现代人〉杂志主编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生涯》和《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批评》中，我们了解到，普列特尼约夫无论对于普希金还是对于果戈理都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同时他还开辟了自己独具风格的文学批评。不仅如此，在普希金去世后，普列特尼约夫与茹科夫斯基、克拉耶夫斯基、奥多耶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一起，为纪念普希金、抚恤他的家庭，继续完成了1837年四期《现代人》的出版(其中普希金为1837年的第一期已经组织了部分稿件)，并在1838年完全接手了《现代人》，执掌《现代人》九年(1838—1846)。

然而，普列特尼约夫几乎就是被历史“省略”的一位人物，无论是俄国的哲学史、思想史，抑或文化史、文学史，均没有他的影子；甚至本该有其一席之地的杂志史，也仅寥寥数语。

我们知道，由普希金1836年创办的《现代人》杂志，历时30年，期间三易主编。在俄罗斯国内，对普列特尼约夫主持之前的普希金时期(1836)和其后的涅克拉索夫时期(1847—1866)关注较多，有各类研究文章和著述。而对普列特尼约夫及其《现代人》的研究乏善可陈。主要原因在于：通常认为，该时期《现代人》步入衰落。苏联涅克拉索夫研究专家弗·叶甫盖尼耶夫-马克西莫夫在其《40—50年代的〈现代人〉——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前言中，介绍他对《现代人》的“从1836年到1866年‘或多或少’全面的历史”[1]的梳理时讲，他“略过了衰落的1838到1846年，这一时期杂志由普列特尼约夫主持。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现代人》偏离了俄国杂志的主流，成为小众刊物，反映了一个非常小的和封闭的社会群体的思想，其文学作品没有引起任何广泛的社会反响”[1]。这一观点非常有代表性。目前俄罗斯有两部比较重要的19世纪杂志史教材，一是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扎巴多夫主编的《18—19世纪俄罗斯杂志史》(第三版)；一是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13年再版的戈罗莫夫主编的《18—19世纪俄罗斯杂志史》。两者均没有给予普列特尼约夫的《现代人》以位置。前者在第三章“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到平民转折期的杂志”中论及《现代人》时，仅在该节前用了简短的文字将这九年的《现代人》一带而过。其中这样写道：

普希金去世后，杂志转到彼得堡大学教授、批评家、诗人普列特尼约夫的手里，他迅速将《现代人》变成了一份远离争论、旁观社会和文学生活的刊物。出版人这样做，似乎要服务于“更高的艺术使命和真理”，并以读者无知、充斥着文学和杂志的道德水准低下为由为自己辩护。普列特尼约夫偏安于生活一角，固执地敌视社会运动和生活中新的先进现象，使得杂志走下坡路，沦为不起眼的刊物。普希金去世后头几年，还有果戈理、丘特切夫、茹科夫斯基、巴拉津斯基、柯尔卓夫、维亚泽姆斯基、亚济科夫(当然也有普希金生前的作品)在杂志上发表，但很快他们就终止了。于是《现代人》一期一期发表的尽是雅·卡·格罗特的文章，伊希莫夫的随笔，普列特尼约夫的图书简介，以及他本人和格林卡，还有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诸如科普捷夫、艾布拉特-罗森、马尔萨利斯基的诗歌。[2]255

扎巴多夫的杂志史是俄罗斯第一部该类教材，系20世纪60年代编写，论述的立足点和框架还在“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划分”之下，因此，此后俄罗斯学者对教材予以了全面修订和编写，并于2003年出版。然而在新版中，依然没有普列特尼约夫的《现代人》的位置，仅有的文字为：

在1838年彼得堡大学教授普列特尼约夫成为其主编和出版人。在他的领导下杂志既没能守住原来的方向，也没能严格按时出版：杂志常常延迟出版，并多为折中的内容。1843年普列特尼约夫试图将杂志调整为月刊，但是在《祖国纪事》不断扩大的知名度下也无济于事，杂志发行量不过300—400份，而到了1846年总计233份。[3]263

杂志的发行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普希金的《现代人》最后两期发行量也仅有600份(且最终没有售完)，所以，对普列特尼约夫时期《现代人》的忽视，另一个原因也许更重要，即杂志本身的审美趣味和社会立场。因为前者不无揶揄地认为它“似乎要服务于‘更高的艺术使命和真理’”，并且说它是“以读者无知、充斥着文学和杂志的道德水准低下”为自己辩解，同时它还“远离生活”“固执地敌视社会运动和生活中新的先进现象”；后者则认为其“多为折中的内容”。

然而，它的“更高的艺术使命”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认为当时的“读者无知”，“文学和杂志的道德水准低下”，它是否敌视且是什么“新的先进现象”，究竟是些什么“折中的内容”，为什么远离论争，远离的姿态有没有价值，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倒是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可是，要回答这诸多的疑问，是笔者的一项重大任务，不是此篇文章能容纳的。在笔者已经认识了其文学生涯和文学批评活动之后，对普列特尼约夫的另一重身份——教育家——的挖掘，也许对我们完成“研究他主持九年的《现代人》”这一重大任务并非无关紧要。正如最重要的普列特尼约夫研究者康·雅·格罗特①所说：“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他的文集和他之于文学的作用，(就会发现对他的)评判未必全面和公正。”[4]90因而，在这里我们走近普列特尼约夫的与其文学事业同等重要的另一个领域：教育事业；它们是相互融合的。

二、 走上教育生涯

普列特尼约夫1792年出生于特维尔省，别热茨克地区，杰别列什小村庄，一个教会执事家庭，也就是说属于教会阶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教育先是别热茨克教会学校，后又到特维尔教会中学。这里之所以很留意他的出身和早期教育，是因为遍阅他的人生轨迹和与众多人的交往，笔者推测，其一生的风格与他的宗教背景或信仰不无关系。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彼得堡师范学院深造。1814年毕业后，当时的校长叶·安·恩格尔哈特(1811起。后1816—1823年任皇村中学校长)发现了他巨大的才华，引他走上教育生涯，随即他在师范学院任教，并先后或同时在叶卡捷琳娜学校(1814—1830年)、爱国女子学校(从1814年开始，至少到1829年以后)和几所武备学校(巴维尔武备学校，1815—1828年；贵族军官学校，1825—1832；近卫军上尉及士官生学校，1830—1832年)任教，主要教授俄语语言和文学。这些教学活动充分展示了他的教学天赋，以致著名的经济学家安·卡·施托希②听过他的课后，给皇后玛利亚·费多罗夫娜写信道：“我在我们学院发现了一块儿宝贝——普列特尼约夫先生。”[4]79按天赋讲，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走上讲坛，他很快习惯并迷上了教育事业，迅速在教育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博得了人心；也使他的名字为沙皇本人和宫廷所知晓，因为这些学院与皇家都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与皇室的接近，最重要的中介是一直在宫中担任太傅的茹科夫斯基。正是与茹科夫斯基的相识，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这种影响不限于仕途，还有精神取向；同时，精神取向的影响也并不是生硬的，而是与普列特尼约夫本人温和宽厚的性情、恬静高雅的审美取向相吻合，也可以说，他的气质与茹科夫斯基的气质相吻合。如果说三四十年代，也就是普希金之后的果戈理时期，除了别林斯基力推的“果戈理派”(即“现实主义”流派，如果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这个“派”根本就不存在)，还有一个文学流派的话，那就是“茹科夫斯基派”，而笔者认为普列特尼约夫正属于此；而且，他们的友谊保持了终生。不过，这种归“派”的划分，一下子把人群泾渭分明，抹去许多模糊地带和人与人的个性差别。事实上，他们只是某些方面的相似，或某种程度上的气味相投，但这种“气味”却也可以长久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茹科夫斯基和普列特尼约夫的相识，前者善于迅速评价一个人，他很快就喜爱上了普列特尼约夫。1826年，他在自己离开彼得堡去国外那段时间，向沙皇本人推荐普列特尼约夫代替自己在宫中教授俄国语言和文学。1829年普列特尼约夫开始给皇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他皇室人员正规授课。在宫廷的授课一直到1845年③。普列特尼约夫没有辜负茹科夫斯基对他的信任：不仅授课富有成效，他的性格、脾气、见识，都获得了整个皇室真诚热情的接纳，且他终生享有这种接纳。相信读者不会幼稚地以他与皇室的联系而简单地立即对他肯定或否定。在当时的俄国文学、艺术领域，许多人或与皇室有交往，或兼有公职，或是后来辞去公职专事创作。况且，在几乎所有对普列特尼约夫的回忆中，他几乎被所有人接纳、尊敬，他的谦逊、无私、乐于为所有请托竭尽全力的品行，让所有与他交往的人无不真诚地尊敬和爱戴他。另外，他给年轻的皇储(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授课八年(从11岁—19岁)，而皇储登基后废除农奴制、完成改革，是否与普列特尼约夫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也是可以研究的。因为，普列特尼约夫这样理解这一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委托我挑选阅读书目并实施授课，尤其是给皇储授课，我认为兹事尤其重大，因为我知道，阅读不仅对人的心灵发生影响，也影响他们对待人的态度。在这一课程中，我甚至努力保持文学的滋养，我决定按照年代讲授所有最出色的俄国杂志，利用其中一切有用的资讯。规则由我来定——甚至文体在我授课时也完全改变了。我只寻找叙事的精彩、训诫的力量、性格上应具有的品质,一切不体面不光彩的内容统统都抛弃。”[4]79

三、彼得堡大学教授之职

1832年之前，可以说是普列特尼约夫人生华丽的青春时代：大学毕业，早期教学和文学成就，与文学泰斗相识，与皇家接近。1832年则是其生活新的开端，这一阶段可以说持续到1840年；这一年他得到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应国民教育部(也就是谢·谢·乌瓦罗夫)之邀，开始在彼得堡大学以及自己的母校任教。在母校任教至1838年，此后全身心投入彼得堡大学的教学，一直到1848年。在此期间，1840年被任命为彼得堡大学校长。我们说，这又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连任校长至1848年；1849年，按照新的任命办法，继续担任校长，但应当辞去教授一职，从此任校长至1861年。

他任教授一职近20年，在文学教学领域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当时对教师的裁定极其严苛，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他的教授职位和他的“知识水平”完全不匹配：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当时通行的那样继续到国外完善教育，也就是说没能达到教育水平的最高水准和完整性，没有得到专门、严格、科学的语文学培养，没有那种德国式的、后来在俄国很盛行的“死啃书本”的知识，他对这些枯燥、僵化的东西，甚至表现出了某种极端的厌恶和偏见。但是，这种“标准学养”的缺失并没有妨碍他完全胜任俄国文学教授的职位，他的任教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另一种标准：引人入胜的课堂，天才的青年人的引领者，给青年们带来了不可替代的益处。

他为课程撰写过《俄国文学史课程详细大纲》，在引言部分这样诠释文学的意义和内容：“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指向提高心灵的能力和力量。”“任何研究也没有像文学研究那样带来正确的令人满意的关于心灵的知识。”“理解作为精神完善的三种形式的真、善、美，应该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4]81他的第一批学生费·尼·福尔图纳托夫，回忆1832年普列特尼约夫初登彼得堡大学文学课讲坛授课时，讲道：“在文学课的导论课中他要解决四个问题：文学史的内容；文学史与政治史的关系；文学史时期的划分；文学史材料的选择。”[5]332福尔图纳托夫认为，普列特尼约夫明显受到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④的《古今文学史》的影响，其俄译本1830年在我们这里问世”[5]332。福尔图纳托夫还回忆说，虽然他只来得及讲到俄国文学的罗蒙诺索夫时期，但“他非常关注当下的文学，关注刚刚出现的某个出色的作品”[5]333，上课经常会援引新出现的作品。另外，普列特尼约夫认为俄国“文学中主要有四种倾向：宗教倾向、爱国倾向、学术倾向、政治倾向”[5]333。这一判断在后来19世纪的文学活动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不能不说普列特尼约夫对俄国文学有精准把握；这一判断为我们研究俄国文学的类型研究奠定了方向。至今纵观我们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对其爱国倾向、政治倾向研究得较多；宗教倾向到19世纪末才开始，至今正方兴未艾，而学术倾向至今没有得到研究。他的另一位学生米·尼·隆吉诺夫⑤则说：“他的课不是死气沉沉地读讲义，而是鲜活的即兴讲解，是运用他的知识和对事业的爱而完成的……他将杰尔查文、冯维辛、科斯特罗夫⑥等这些最优秀作家带入课堂，并一下子妙语连珠，讲出一连串美学的、语文学的有趣的见解，用普希金的话说，就是充满灵感的评论。”[5]81

普列特尼约夫的学生中还有伊·屠格涅夫⑦、阿·迈科夫、格里戈利耶夫⑧、斯·巴拉诺夫斯基⑨等，都对他有回忆和评述。

伊·屠格涅夫在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准备给自己的文集新增一篇“很长的序言”，以回顾25年的创作。可能这个序言一写就收不住了，因此后来(1867年开始)改写为文学回忆录。我们看到的文学回忆录的最初计划，第一位要回忆的人就是普列特尼约夫(1866年普氏去世后，出现了一批回忆文章)。这也难怪，普列特尼约夫正是屠格涅夫走上文学之路的伯乐。这篇文章《在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学界聚会上》也单独刊发在杂志上⑩。文中回忆，还是彼得堡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屠格涅夫，被他的文学课教授普列特尼约夫邀请参加家庭文学聚会。此前不久，屠格涅夫把自己的习作《斯捷诺》给普列特尼约夫审阅，“在后来的一次课上，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即普列特尼约夫——笔者)，以他通常的善意，不点名地分析了这篇完全不像样子的作品，其中是对拜伦的《曼弗雷德》幼稚地盲目模仿。下课走出学校在街上他看见了我，便把我叫到跟前，父亲般地数落了几句，不过他又说，我身上还‘有点东西’。就是这四个字鼓起了我的勇气把几首诗拿给他，他挑选了其中两首，一年后发表在从普希金那里接手的《现代人》上。……这就是我的东西第一次出现在刊物上，当然没有署名。”[6]对于普列特尼约夫的授课，他则这样评述道：“作为俄国文学教授，他不以学识渊博见长，学术储备也不丰厚，可是他真诚地热爱‘自己的课程’。他具有某种胆怯的但却纯真、细腻、锐利的鉴赏力，说话简单明了，却不无温情。最主要的是，他善于向听众传达自己饱满的喜好，善于引起他们的兴趣。但他绝不向学生灌输某种夸张的感情，没有任何类似格拉诺夫斯基在他们身上引发的激情的东西；而且连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做不恰当……他非常谦逊，但他受人爱戴。同时，他作为一个与一批杰出的文学家有联系的人，作为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巴拉津斯基、果戈理的朋友，作为普希金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献给他的人，在我们眼里他有着耀眼的光环。我们都能脱口而出这样的诗句：‘无意取悦高傲的世人’……的确，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非常符合诗人所画的这幅肖像：……美丽的灵魂，/它充满神圣的理想，/生动明朗的诗情，/纯朴崇高的思想。”[6]

这是伊·屠格涅夫与普列特尼约夫相识30年后的回忆，已经是沉淀下来的记忆。而这种印象却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几乎我们读到的所有关于他的文字都有类似的评价。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几乎完美的人格？费·尼·福尔图纳托夫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笔者前述的推测：他一生的为人与品格与他的宗教信念不无关系。福尔图纳托夫回忆他临终前与孩子们告别的情景：

“孩子们，我就要和你们分别了，在这伟大的时刻，我嘱咐你们，把对上帝的敬畏作为你们思想、言语和行动的基础。” 然后他翻译并解释《圣经》的这句话“initium sapientiae est timor Domini(拉丁语：对主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给孩子们补充说：“骄傲和自大只会带来忧烦。”[5]337

他一生的平和、谦逊是在遵照主的旨意。他一生都怀有从孩童起就体验到的一种敬畏，在他那首著名的、受到普希金等诗人高度评价的《故乡》一诗中这样写道：

怎会忘记山丘上那新的神殿，

那是乡亲们用心搭建；

怀着敬畏，在每个星期天，

我都会向神唱起圣歌。

神殿四周，墓地被草丛覆盖，

不成行地蓬乱一片；

还是孩童的我，在春天去那里寻找，

寻找灰色十字架中的坟墓，

在那里，安息着一位父亲，他的儿子还是婴孩，

只在我的朝霞时刻亲吻过我的脸；

在那里，带着一种秘密的敬畏，

呼唤他等待着他可爱的身影……[7]

普列特尼约夫三岁时失去父亲，从此便怀着神秘敬畏之情拜谒父亲的坟墓。普希金的那首《有两种情感对我们是如此亲近……》中曾有一句“对父亲坟墓的爱”，就是这里普列特尼约夫的那种爱吧。

普列特尼约夫个头不高，匀称结实的体格，愉快的相貌，行动安静，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有点羞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敏锐的甚至精明的人，但是这种精明从来也没有把他引向工于心计和狡猾。而且他的境遇是，他根本不需要心计，他所有想要的——慢慢地，却不可抗拒地——仿佛飘到他手里一样”[6]1673。是的，他确实是一个幸运儿，仿佛有一颗幸运之星照耀。虽然几乎20岁前，无论是环境还是条件都没有促进其思想的发展、意识的形成，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混日子，他说：“也许在19岁时，我还像一截原木，在地上打滚。”[4]75但是，他天性中的幻想性和诗性已经表现了出来，感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智力能力。他没有特别勉强，没有任何刻意逢迎异己的东西，仅凭自己的天性和劳作。因而，在去世前他对自己的神父说：“我出生时仿佛要让我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度过一生，但上帝却给了我另一种生活……”[4]7619世纪20—30年代是普列特尼约夫最闪耀的时代，除了教学成就，他还有那些卓越的、德行高尚的温情的朋友，杰利维格、巴拉津斯基、普希金以及其他惺惺相惜的朋友，这是普列特尼约夫一生中最闪亮、最充满生机和幸福的时代。上帝给他的“另一种”生活在40年代继续着，另一个阶梯预备好了：1840年被任命为彼得堡大学校长，此后的20年，在教育的另一种形式中，他坚守着自己的原则。

四、彼得堡大学校长之职

1840年，普列特尼约夫以圣彼得堡大学校长身份，前往赫尔辛基参加亚历山大大学200周年庆典。这次去芬兰参加盛典，他与茹科夫斯基一起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普列特尼约夫整个40年代的活动和兴趣中留下了特别的印记，包括在他的文学之子——《现代人》中也有反映。这一时期，无论其外在的还是内在的生活都充实、丰富，他不仅有大量官方公务——校长、教授，刚刚成立的(1841年)帝国科学院俄语语言与文学部常任院士；而且《现代人》杂志的选稿、编辑、校订全压在他一人肩上。不得不惊叹他的勤劳、活跃和能力，能集如此多的职务、责任甚至具体事务于一身，能找到时间既处理庞杂的公务、业务，回复友人信件，完成数不清的文学友人的请托；又从事文学写作和编辑工作；同时也维持他很珍视的上层关系和各类社会交往。因自己的古道热肠、礼貌殷勤，他逐渐被百事缠身，陷入无休止的繁杂事务中，无暇喘息。普列特尼约夫也为自己累及于事务和奔波的处境深感苦恼，几乎要诅咒自己的命运，但他又无力卸去这些负担。后来文学史家弗·伊·申罗克说道：他常常是“责任的烈士”，各方毫无怜悯之心地给他重负，但“如果看看他所有得到的和他的全部付出，就知道他没有被足够珍惜”[4]83。在校长岗位上他一直做到1861年。无论是从同时代人的反应，还是从他40年代的通信中，都证明了他作为校长所博得的好评、认可和威望。 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理想的大学校长，无论是他的管理，还是他对人的关心；无论是对待教授们(作为教授委员会主席)的态度，还是对待学生的态度。

在这一职位上，并非安静、随和的性格就可以应付一切，遇棘手问题时坚守自己的原则，使他化解了无数事件：缓和年轻人的激情，消除学校中各种相互的不满和冲突。有研究者指出：“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能有这样一位领导人——安详稳重，和蔼可亲，因而在所有社会层面都享有认同和尊敬的人——对于圣彼得堡大学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4]83这里最重要的是他的分寸、适度感。屠格涅夫感叹道：“古希腊人说，神赐予人的最好、最珍贵的礼物是分寸感。古希腊罗马的这一精神在他(指普列特尼约夫——引者)身上表现了出来——他特别赞同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对他来说是关闭的。”[6]我们知道，在他所任职的20年，正是外部欧洲革命，国内思想论争、社会情绪高涨、官方强力压制、改革舆论激烈、大改革的实施及导致的更激烈的情绪——这些社会浪潮此起彼伏、不断交替的时代，而其中尤以大学生为中坚。身为校长，如何使学校正常运转，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在对待年轻人方面，他最突出的就在于其分寸感和道德影响。他不止一次仅凭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训导，就终止了学生中骚乱的萌芽和激烈的事件，使一切归于秩序与和平。

这一时期，除公务和杂志编辑事务，值得作为文学创作而加以重视的，是他自愿担任的一项并不轻松的工作，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始终如一地编撰彼得堡大学年度报告和他兼职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部的年度报告。而这种年度报告，几乎就是当时文学批评流行的体裁，正像别林斯基从1840至1847年每年一篇的《俄国文学一瞥》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俄国文学年度系列评论一样。按照雅·卡·格罗特的说法，普列特尼约夫的这些报告的文学式观察，是“40—50年代俄国教育极其丰富的资料，永远都将证明他罕见的才能。他以一种惊人的生活节奏、灵活性和活跃性完成枯燥的、不讨好的工作”[8]292-293。但对他来说，这是文学工作，他热爱并享受它，认为它重要而有益。年度报告中，除俄国大学教育的资料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人物传记，即为大学和各种机构中的优秀人物撰写的杂文，笔者称之为“小传记”。1852年在给茹科夫斯基提起那些被他列入其中的优秀人物、那些机构的成员的小传记时，普列特尼约夫说道：“当然，正像有各种各样的成员，我的小传记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总是乐于真心地以友善的话语提起这些人，他们都以自己生活中的某种东西温暖了我的心。”[8]727-728如果我们通俗一点说，他总是记挂别人的好，普列特尼约夫以真诚和温情缅怀逝去的人。1885年，雅·卡·格罗特打算出版的普列特尼约夫文集第四卷，就准备收入这些传记杂文(后来第四卷没有面世)。另外，他为彼得堡大学撰写了五年(1840—1845)年度报告，结集出版一卷，其中还收录了他1844年2月8日完成的大型笔记《帝国圣彼得堡大学的第一个25年》；科学院的年度报告每年一篇，结集出版两卷(1842—1851年度报告，1852—1865年度报告)。这些构成了不可多得的俄国教育文献。

在同一时段，他以同样的认真、有序和持之以恒，领导着自己的《现代人》杂志。对他来说，这另一项文学事业所耗费的精力、付出的辛苦、牺牲的闲暇时间，又有多少我们可以想象的。在办杂志的九年间，批评栏目和图书栏目几乎全部由他执笔，仅此一项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成果选入他的文集第二卷就占据了350页。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己的杂志中发表一系列长短不一的文章，其中不乏重要的尤其是批评和传记文章。那么，这就是他生平的第二个方面：文学事业(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两篇文章中已部分呈现)，与他的教育事业相得益彰。

注释：

①康·雅·格罗特(К. Я. Грот，1853—1934)，俄罗斯斯拉夫派哲学家，是普列特尼约夫最亲密的朋友、最重要的杂志合作者雅·卡·格罗特(Я. К. Грот，1812—1893)的次子。他在父亲去世后致力于整理出版父亲的文集，以及父亲与普列特尼约的通信，并成为普列特尼约夫最重要的研究者，俄国各种大、小百科全书中普列特尼约夫的词条，均由他撰写或根据他的研究撰写，他也是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具权威的25卷传记词典(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А. А. Половцова，в 25т)中“普列特尼约夫”词条的撰写者。

②安·卡·施托希(А. К.Шторх，1766—1835)，俄国著名经济学家，第一个传播亚当·斯密的思想；历史学家，书目编撰家，院士(1804)，彼得堡科学院副院长(1830)。

③他授课的对象还有皇室成员叶列娜·巴普洛夫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嫂子)、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哥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大女儿)、叶莉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哥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二大女儿、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亚历山大二世的妹妹)、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亚历山大二世的妹妹)。

④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Ф. Шлегель，1772—1829)，德国评论家，文化哲学家，语言学家，作家。

⑤米·尼·隆吉诺夫(M. H. Лонгинов，1823—1875)，著名俄罗斯文学家，诗人，传记作家，图书编目学专家，文学史家，著名国务活动家。

⑥叶·伊·科斯特罗夫(Е.И.Костров，1755—1796)，俄罗斯翻译家，诗人。俄国第一位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

⑦即我们熟悉的文学家伊·屠格涅夫，而不是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阿·屠格涅夫(1784—1845)。

⑧格里戈利耶夫(В.В.Григорьев，1816—1881)，俄国东方史学家，担任六年书刊审查官。

⑨斯·巴拉诺夫斯基(С.И.Барановский 1817—1890)，俄国教育家，轮船和交通领域的工程师和发明家。

⑩该文初次发表在《俄国档案》杂志1869年第10期上，几乎同时刊印于《屠格涅夫文集》第一卷(186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