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李梦旭
(安徽新华学院 财会与金融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通过整合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其他国际市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提高商品销售数量,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而企业国际化水平是指企业在本国经营范围以外,进入国际其他市场进行生产、销售、管理等活动所达到的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其国际化水平是我国社会经济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其国际化水平影响因素能够直接反映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相关因素和问题。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不再是单纯的以商品和物质为媒介的经济全球化,而是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企业不能再单单从企业内部资源开始创新活动,而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获得利益的创新资源。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活动将分散在全球范围的各种创新资源搜集到一起,开展更加高效的技术创新。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弱势,这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无法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进行,我国企业要抓住这一机遇,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以全球化视野谋求新发展,实现更高的经济利益,而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自然是责无旁贷。
目前理论界已经有不少学者在企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Mac(2004)、Luo(2007)、吴先明(2020)等学者在企业国际化动因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1-3],邱景(2009)、曹朝晖(2015)、Matteo(2015)等学者利用多种方法对企业国际化水平进行了评价[4-6],杜义飞(2018)、Pradeep(2020)等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及新经济体的国际化进行了理论分析[7-8]。而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的研究很少,部分学者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但对于影响因素的归纳也不够全面,大多学者只是从某一方面或少数几方面研究了影响国有企业国际化的因素,比如王益民等(2020)研究了企业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9],Funk等(2020)研究了可获得资源及资源管理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10],侯治平等(2020)研究了研发投入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11]。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利用财务评价法和蛛网模型评价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探讨各方面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我国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参考。
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评价提出了比较多的方法,比如Andrew等(1999)、Farok等(200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提出的基于各种财务指标计算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财务评价法[12-13],Daniel(1994)、鲁桐(2001)、李朝明(2007)等学者提出的基于各种影响因素的蛛网模型法等[14-16]。财务数据是企业发展状态的最直接体现,利用各种财务数据评价企业国际化水平可以更直观地展示企业国际化状态。然而,企业的国际化是在各种宏微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经济活动,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应该将各种宏微观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应该尽可能地从多方面进行衡量。本文选择国际认可度比较高的财务评价法中的跨国化指数和国内认可度比较高的蛛网模型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进行衡量。其原因在于:
(1)国内外接受度较高的方法相结合可以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避免单一方法评价结果偏差过大现象。
(2)将这两种方法相结合,不但能够将决定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财务、人才等各种内部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还考虑到了政策、市场等外部因素,使得本文研究结论可信度更高,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判定也更加全面。
(3)二者所涵盖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继承性。跨国化指数主要从财务因素角度评价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而蛛网模型既包括相关财务因素,同时还包括人才、融资、市场等多方面因素。
1.财务评价:跨国化指数
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的跨国化指数是目前国际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方法之一,主要是利用国外资产量、国外销售量、国外员工数等企业主要海外经营成果占企业整体经营成果的比重来反映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1)
式中,TNIi表示企业i的跨国化指数,此指标数值越高则表示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Fasseti和Tasseti分别为企业i的国外资产和总资产,Fsalei和Tsalei分别为企业i的国外销售额和总销售额,Fstaffi和Tstaffi分别为企业i的海外员工数和总员工数。
2.蛛网重构:8因素蛛网模型
鲁桐(2001)提出的6因素模型和李朝明(2007)提出的n因素蛛网模型是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企业国际化问题过程中使用比较多的蛛网模型,二者将若干个影响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因素融入评价体系,综合考量了多因素对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但可以发现,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提出的蛛网模型中体现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因素不够全面,均为企业内部相关因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因是根本力量,但外因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及浓厚的行政性,来自企业外部的政府政策和市场因素对其国际化水平的作用不可忽视[22-23]。所以,本文综合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的研究,在蛛网模型中增加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两个外部因素,重新构建更适合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8因素蛛网模型。同时借鉴王治(2010)、Wu(2019)、Sergio(2019)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原蛛网模型中的部分因素进行调整,比如将海外人力资源能力调整为包括中方人力资源管理和海外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以尽量全面地评价企业内部因素对国际化水平的贡献[24-26]。重构的8因素蛛网模型中各因素的选取及打分标准分别为:
(1)企业生命阶段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在不同生命阶段所表现出的发展战略及扩张速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其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不同生命阶段所表现出的对外扩张诉求以及扩张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初创期阶段的国有企业的主要诉求是生存下来,企业整体实力有限,在国际市场上扩张的能力较低。成长期或成熟期阶段的国有企业,会因为较强的整体实力而表现出较强的扩张欲望,此时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提升较快[27]。而当国有企业进入衰退期后,其整体实力及业务范围都处于收缩状态,即使之前的国际化水平较高,但此时也会快速下降。根据国有企业不同生命阶段对其国际化水平的评分标准如表1所示。
(2)资产管理能力
资产管理能力关系到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较强的资产管理能力能够使得企业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得较高的收益,是企业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主要体现,也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部驱动因素。资产管理能力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多渠道释放,根据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的研究,可以用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体现资产管理能力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表2)。
表2 资产管理能力评分标准
(3)创新能力
创新是企业获取生存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创新能够带给企业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效率的经营手段,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抢占市场份额的最主要途径。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来说,国际市场竞争对手多而复杂,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也更高,及时且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及竞争对手情况对于其国际化至关重要,所以根据竞争对手及市场需求情况进行创新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而国有企业的创新不仅仅是产品技术、生产工艺的创新,在服务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也是其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本文参考Joao(2012)[28]和李东阳(2018)[29]等学者的研究,从生产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评分(表3)。
表3 创新能力评分标准
(4)融资能力
融资能力也是衡量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一个内容,不同的学者对其的衡量方式和衡量的替代指标也不尽相同。根据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的研究成果,企业资产的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是企业融资能力的主要衡量标准,同时根据目前我国企业资产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的一般水平,将流动比率为2以及资产负债率为20%作为门限值对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行打分(表4)。
表4 融资能力评分标准
(5)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一家企业中方员工的质量以及对其的利用效率是企业自身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国有企业对中方人才招聘、培养能力、人才利用效率等方面的重视程度进行赋值以体现其中方人力资源管理能力[30]。能够雇佣到海外国家或地区当地的人才以及具有国际化能力的人才也是体现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内容[31]。以企业能否雇佣到足量、高质的海外人才、有无长期海外人力资源政策为主要依据对企业海外人力资源能力进行打分(表5)。
表5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评分标准
(6)全球布局能力
国有企业的分支公司、销售网点、科研机构等在海外的布局状况是企业国际化水平最直接的表现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在海外设立的分支公司、销售网点、科研机构等数量状况、分布的地区、密度状况等都是企业海外布局能力的一个体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2]。所以,全球布局能力深刻影响着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根据企业在海外拥有的机构的种类、数量为主要依据对国有企业的全球布局能力进行赋值(表6)。
表6 全球布局能力评分标准
(7)政策因素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主体,其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国有企业“走出去”、实现更深远的发展是政府部门所期望的[24]。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依靠自身力量非常重要,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也必不可少。作为国家资产,政府部门有责任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国有企业国际化,同时也有必要通过扶持政策帮助国有企业更好、更快地走向国际市场,以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同时,行政色彩是国有企业区别于非国有企业的主要特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要服从相关监管部门的政策安排,尤其是像进行国际化这样的战略性经营策略,如果没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则其国际化进程很难得到显著的突破,甚至是不能开展国际化业务[32]。借鉴白胜玲(2009)[33]、Matteo(2018)[6]、王绛(2020)[34]等学者的研究,从表7中的5个方面对政策因素打分。
表7 政策因素评分标准
(8)市场因素
市场环境是企业产品市场销售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市场环境可以给国有企业提供宽松的国际化渠道。国有企业在走向国际过程中,若国际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市场进入门槛过高,则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以及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均会受到限制。我国出口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优势一直是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在此方面是国有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有利条件。参考孙光慧(2003)[35]、王治(2010)[24]、杜义飞(2016)[7]等学者的研究,市场因素的评分标准见表8。
表8 市场因素评分标准
将各因素分值标在相应的坐标轴上,用直线将各个坐标轴上的点连在一起即可围成一个多边形,此图形即为蛛网模型(图1),图中多边形面积占其可达到最大面积的比重即为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图1 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8因素蛛网模型
运用三角函数计算蛛网模型中多边形的面积,假设各因素的取值为X1,X2,X3,…X8,即为图1中自“企业生命阶段”轴顺时针数各轴三角形的边长,S为各三角形面积,则8因素蛛网模型中多边形的面积为:
(2)
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WTO,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国家号召下,国有企业纷纷选择“走出去”,自此,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出现了质的改变,所以,本文以2002年为时间界限选择样本国有企业。具体样本的选择条件为:
(1)在A股挂牌交易;
(2)2002年以后不存在超过1年及以上的停牌现象;
(3)2002年以后不存在重大经营事故和违法现象(证监会责令停牌整顿)。
根据上述条件,从我国A股市场筛选了79家上市国有企业作为样本,样本数据和财务信息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个别企业的个别指标缺失数据用内插法弥补。以样本企业2002—2020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进行后续量化分析,所有量化计算过程均由Eviews 10.0实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法计算的跨国化指数是针对单个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度量,而本文计算的是我国国有企业整体的跨国化指数,所以无法直接计算。首先,利用各样本企业2002—2020年数据计算出各样本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海外员工占总员工比重等指标。其次,将这些指标数据带入跨国化指数的公式中,计算出各样本企业的跨国化指数。最后,计算出样本企业2002—2020年跨国化指数的算术平均数,代表我国国有企业整体的跨国化指数(图2)。
从图2跨国化指数曲线走势来看,除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较上一年下降幅度较大,以及2007—2009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仅以很小幅度上升外,2002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均呈现明显的上升状态,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在不断加快。排除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情况,2019年我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化指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值44.2%,但根据吕蕊(2015)[22]、Matteo(2018)[6]、Wu(2019)[25]等学者的研究结论,此数值与我国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国际化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之路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结合样本企业2002—2020年的相关资料和数据,根据前文评分标准对各样本企业的8个因素评分。为了提高样本企业各因素评分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对各因素的评分采用“三轮匿名”的形式进行。首先,屏蔽企业名称,避免因对部分企业的主观偏好而产生评分偏差。其次,对样本企业各因素进行三轮评分,最终每家企业各因素得分用三轮评分的均值替代。最后,计算所有样本企业各因素评分的均值,据此得到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2002—2020年8因素分值,并计算各年份蛛网模型面积占比(图3)。
图2 2002—2020年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走势图
图3 2002—2020年国有企业蛛网模型面积占比走势图
从图3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蛛网模型面积基本处于不断上升状态,除2008年小幅度下降和2020年较大幅度下降外,其他年份较前一年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其中2002—2006年曲线走势比较陡峭,蛛网模型面积占比提升速度较快,这是因为2002年我国开始加入WTO,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号召,开始积极向国际市场拓展,此时进出口贸易成为我国GDP快速提升的主要动力。而2009年以后,蛛网模型面积占比上涨速度开始放缓,尤其2017年以后,蛛网模型面积占比的增速更加缓慢,这主要是我国将经济增长驱动集中于内需造成的。2019年蛛网模型面积占比虽然达到了历史最高值74.8%,但相对于前一年增幅不大,距离100%的最高值还有较大差距。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蛛网模型面积占比较前一年有较大幅度下降。总之,我国国有企业2002—2020年蛛网模型面积占比的走势情况与前文跨国化指数的评价结论基本一致。
在2020年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及相关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并没有表现出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一般规律。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描述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本文选择绘制2019年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蛛网模型图(图4)。根据前文“三轮匿名”的评分,2019年国有企业国际化8要素的评价分别为:企业生命阶段4.2分、创新能力3.1分、融资能力3.3分、市场因素2.2分、政策因素4.7分、人力资源管理能力3.2分、全球布局能力2.8分、资产管理能力3.6分。经计算,2019年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蛛网模型面积占比为74.8%,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平,但距离100%的占比依然有较大距离。进一步从图4来看,蛛网图形饱满程度有限,且并非对称,各要素对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距,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应该重点关注图中的短板因素。8因素中,政策因素的评分最高,对蛛网模型面积的贡献最大,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比另外一个外部因素市场因素的贡献大得多,政策支持对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影响明显。内部因素中,企业生命阶段和资产管理能力评分分别为4.2和3.6,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贡献比较突出,而融资能力、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评分均略高于3,这三个内部因素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力一般,而全球化布局能力的影响力最弱。
图4 2019年国有企业国际化蛛网模型图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其国际化水平对于我国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财务评价和蛛网模型重构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对于了解我国国有企业当前国际化状态及更好地推动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具有很高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整体上处于快速提升状态,目前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2)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不仅受到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融资能力、发展阶段等内部因素影响,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也是重要影响因素;(3)政策因素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企业生命阶段和资产管理能力是最主要的内部影响因素。
(1)强化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作用力明显,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因素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强化政策对国有企业国际化的支持力度的同时,政府部门也要注重政策供给多元化,可以在税收、资金、目标国家或地区合作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帮助,以刺激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比如,可以建立海外直接投资的专项基金,将其纳入我国统一的财政预算管理范畴,用以专门支持我国国有企业产品国际化以及国外资源的开发与投资,将国有企业国际化的风险成本在国家和企业自身之间平摊,以降低国有企业国际化面临的风险;还可以通过区域合作的形式加强与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通过官方合作的形式为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打通渠道,为国有企业的走出去奠定政策、法规、渠道等方面基础。
(2)注重培育国际化人才,提升核心竞争力
创新能力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受到创新能力支持的力度有限。创新能力的获取关键在于人才,国有企业可以从外部引进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在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初期可以通过优越的福利政策以及具有高激励性的薪资政策,吸引和留住优秀的国际化人才尤其是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高端人才,成为打开企业国际化大门的第一股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内部要有一套完整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属于本企业的土生土长的人才,层层培养,强化人才的稳定性和对企业文化的认可度。
(3)推进多元化融资体系,提升融资能力
融资能力是影响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是国有企业融资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式,除了可以采用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内部融资等传统融资方式外,还可以采用诸如融资租赁、保理、委托贷款等新型融资方式,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以提升国有企业在融资方式选择上的能力。同时,在融资范围上也需要扩大,除了国内融资,也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
(4)提升资产管理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资产管理能力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在可获得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高资产管理能力对于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很重要。国有企业在充分利用政府部门给予的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身内部的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国有企业可以加强与下游企业的合作,尤其是在去库存上,强化与分销能力强的下游企业合作的同时,对于分销能力一般但愿意达成战略合作的下游企业可以多给予销售渠道、产品宣传等方面的帮助,以提升这类下游企业的分销能力。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国有企业尽量少采用赊销方式,提升企业资金回笼速度。对于企业内部成本和费用也应该加强控制,尤其是在作为国家资产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及员工的自我节约意识比较淡薄,要注重内部节约企业文化的建设,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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