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周春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2019年2月,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范海林在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情况介绍时指出: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8.1%,中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规模的迅速扩大使高等教育同质化倾向严重、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存在脱节的现象,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而生产服务一线对应用型人才长期处于急需状态的两难境地。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培养方式的区别性。综观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其应用型高校的产生、发展及大众化进程,均与其社会需求的变化紧密相关。1900年,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4.2%。[1]10进入20世纪,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新的科学技术被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新的技术岗位只有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的人才能胜任。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美国的社区学院和州立学院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40年代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30%,到1973年达到50%。根据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高等教育顺利地从精英化迈入普及化。新增的社区学院和州立大学承担了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的任务。[2]二战后,德国经济从复兴时期的粗放阶段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增长阶段,与此同时,科技也迈进了大发展阶段,工艺进步、产品更新、生产能力提高带来了工业结构的改变。经济结构的转型,对劳动力的技术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德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呈现爆发式的扩张,迅速进入大众化阶段。据统计,1959年联邦德国高等学校在读人数是1950年的173.6%。[3]为了适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德国在60年代末出现了应用技术大学,致力于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经过近40多年的发展,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成为工程师的摇篮和技术创新的源泉。[4]
我国现代大学始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与欧美现代高等教育相比,具有明显的后发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 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和辉煌。1978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598所,全国高校招生数为40万,毛入学率仅2.7%。1999 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的行动目标是:“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2002年普通高等院校毛入学率已达到15%,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5]我国应用型高校的产生同欧美等国家一样,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高等教育大众化及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应用型本科的概念是1998年龚振伟在《应用型本科应重视创造性的培养》一文中首次提出的。[6]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拓宽人才成长道路,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并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7]2013年6月,在教育部推动下,国内35所地方高校成立了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标志着我国开始大力推动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和发展。[8]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9]2014年 4月,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在驻马店市联合举办了“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围绕转型发展和应用型技术大学建设展开讨论,形成了“驻马店共识”,一批地方高校积极响应,表示向应用型技术型高校转型。[9]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应用型本科高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高校具有平等的地位。[10]《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发展目标。作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方案明确提出引导高校从治理结构、专业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资结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11]
潘懋元先生提出:人才类型主要有两种:学术型(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学术型人才是发现和研究客观规律的,而应用型人才是运用客观规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是在一定的理论规范指导下,将抽象的理论符号转换成具体的操作构思或产品构型, 将知识应用于实践。[12]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注重“厚基础、宽口径”,强调学生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宽阔的专业适应面、较好的学术修养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有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知行合一,以行为主。
美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初,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明确市场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高校派人员到政府部门、企业去了解情况,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课程安排。为了迎合市场,过度强调专业技能培养,专业设置过细,知识面过窄,忽视了知识的系统性和广度,甚至废弃了通识教育,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下降,学生仅局限于选学自己的专业知识,缺乏跨专业交流能力,创新能力不足。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思过度专业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之弊端,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还应具备全面的知识素质、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定位是与传统综合大学具有同等的价值但属于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是为了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具有良好的理论知识和文化基础,同时具备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德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复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复合,一是专业与专业的复合。要求学生的知识面宽而全,更多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而不是关注纯理论的原理。[4]15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全盘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5月,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高等院校计划调整(草案)》,多学科综合大学被拆分为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等专业学院,综合大学只剩下文理两个学科。[13]苏联模式对我国迅速建立现代化的大学体系无疑是有益的,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人才培养上一味强调专才,而忽略了人的培养。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模仿美国模式,特别是进入90年代,先后实施的重点学科建设、“985”、“211”等建设工程,重视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追求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7,9-11]引导部分普通高校转型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很多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仍带有强烈的学术型人才的痕迹。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高校要“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并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
《辞海》中“综合”的定义是总合起来,“能力”是本领和才干。“综合能力”是基于人的综合素质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正确处理某种活动的实际本领和水平。我国有学者认为,人的能力包括认识能力、操作能力和社会能力三部分。认识能力即智力,包括观察、记忆、思维等能力;操作能力即完成各种活动的能力,如学习、运动、劳动等;社会能力即适应能力、管理能力等。美国心理学家塞斯顿(L. L. Thurstone)认为能力由七种构成:言语表达能力、理解力、数字计算能力、记忆能力、空间知觉能力、知觉速度、逻辑推理能力。德国的迪特·梅腾斯提出,应用型人才应该具备关键能力和专业能力。关键能力是普遍的,是跨专业的能力,包括人格特质、交往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德国把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作为重点。具有关键能力之才应该就是梅贻琦先生所说的通才。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中写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
学生的关键能力和专业能力的总合或梅贻琦先生所说的“通专并重”就是本文所指的综合能力,也就是***总书记强调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是在原中州大学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2015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2016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我校的办学定位是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为郑州市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升本后,学校以“一二三四”工程为抓手,围绕“建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支撑作用、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这一战略目标;促进学校由“专科学校向本科院校、综合型院校向应用型院校”两个转型;实现“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创新创业”三个跃升,确保“师资队伍素质、教学科研水平、学生综合能力、学校发展活力”四个显著增强。
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一二三四”工程的根本目标是学生综合能力的显著增强。学校成立了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学生综合能力显著增强推进会,坚持通专结合的育人理念,推行学分制教学管理等,确保学生综合能力稳步提升。我们对学校2016级、2017级、2018级三届的本科学生培养进行了三年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我校是在专科基础上升格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原来专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由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集中实践四个模块组成,除集中实践环节外,其他三个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但由于是学年制管理,选修基本没有实行,导致学生的培养千人一面。2016级本科虽然仍是学年制的管理模式,选修课也赋予了学生,但是课程体系有了本质的改变。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学科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及集中实践五个模块组成。自2017级起,学校全面推行学分制教学管理,并增加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通识选修课占总学分的比例由原来的3%增加到4%。总的课程体系虽没有大的变化,但是通识教育选修课完全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给出指导意见,要求工科类学生必须选修2学分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经管及人文社科类的学生必须选2学分自然科学课程。2018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级人才培养方案严格对标,又突出特色。主要变化是增加了综合教育与创新创业实践模块,共5学分,占总学分比例约3%;学科选修课的比例由原来的2%增加到4%。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规定,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通常需要140—180学分。如果每年按36周计算,在四年内完成180学分,如 16学时计1学分,每周平均完成20学时,每天平均4学时。这就意味着学生有大量的课外时间,第二课堂也就应运而生。2016 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印发《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14]2018年6月,团中央和教育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 》。[15]
“第二课堂”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1983 年我国著名教育家朱九思所撰写的《高等学校管理》一书中,是“指在教学计划之外,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健康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16]72019年,我校出台了《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把第二课堂分为六个模块,分别是思想成长与道德素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工作与任职履历,技能特长与培训认证。
“思想成长与道德素养”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入党、入团情况;参加党校、团校培训和思想道德主题讲座等经历;参加“三会一课”、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等思想引领类活动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扶弱助残、支农支教、社区服务、公益环保、赛会服务等各类志愿公益活动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他实践实习活动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参加国内外交流访学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各级各类学术科技、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实践的经历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在公开刊物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取得专利等情况。 “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各级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各类文艺、体育活动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社团工作与任职履历”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在校内党团学(含学生社团)组织的工作任职履历;在校外的社会工作履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技能特长与培训认证”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培训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认证和荣誉。
第二课堂共计5学分。学生在完成第一课堂学分外,必须完成至少5学分的第二课堂活动,且在六个模块中至少有四个模块不为零学分,方可毕业。2016年以来,我校开展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工作、各类学生竞赛、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实施了本科导师制、创新创业双百万工程等支撑项目,确保第二课堂活动落到实处。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真正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目标,为塑造学生的个性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学生综合能力不断提升。
在中国知网输入“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有6篇文献,分别是:景亚萍“地方财经类院校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与培养体系研究”,董红星“工科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与教学方式模型构建”,刘幸“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胡丹枫“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模型”,张静“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模型”,宋伟才“IMO-TOPSIS法的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景亚萍确定了包括基本素质与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创新与实践能力三个方面的大学生综合能力结构体系,共22项指标,并运用德尔菲方法,确定了各项指标的权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实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其他五篇文献也是构建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进行测评。在中国知网输入“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有516条结果,多是对构建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评。
虽然,从199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后,各级各类学校都通过各种方法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相关评价办法的探索也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校对人才培养结果的评价与企业对人才需求的评价匹配度仍然存在差异。[17]
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国家机关录用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公务员时,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核,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择优录取。公务员考试制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公平性和科学性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18]公务员考试笔试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通过测试一系列心理潜能,预测考生在行政职业领域内多种职位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和资料分析五部分。这种考试测验的是一个人在多年生活、学习和实践中通过积累而形成的能力,其性质是一种基本潜在能力的考试。我们利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测试方法,结合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应用到学生综合能力测试中,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综合能力测试成绩与学业成绩的正相关度并不高,2018年测试成绩排名前五的同学在班级的学业成绩排名平均在班级的36.8%。其中,2018年获得十佳大学生第一位的某同学综合能力测试第二名,该同学曾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热心公益活动、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等,曾获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三好学生,但该生的学业成绩在班级排名只在26.6%。2018年进入综合能力测试前10名的同学有两位是全校十佳大学生。由此可见,综合能力测试与学生的综合能力呈现一定的相关性。由于测试数据只有两年的,并不能得到肯定的结论,仍需要大量的数据检验,学生综合能力测试将是一项长期工作。
麦克思公司对我校2016级、2017级在校学生进行了学生成长第三方评价,结果显示:该校德育、基本能力与职业素养整体培养效果较好。该校2017—2018学年大一、大二学生德育、基本能力、职业素养提升明显(“提升较多”或“有所提升”)的比例(分别为93%、88%、93%)均高于同类院校(分别为88%、83%、90%)。
图2 本校学生德育、基本能力与职业素养增值情况
2016年以来,我们对应用型本科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进行了初步探索,基本思路是培养“通专结合”的“志存高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并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综合能力的测试方法,以期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三方评价数据显示,在应用型人才的综合能力培养上,我们的培养方式是有一定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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