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系年》看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

罗强(中州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郑州450044)

从《清华简·系年》看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

罗强
(中州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郑州450044)

楚国是先秦时期生活于江汉之间的一个封国，在商、周时期时均独立于华夏民族之外，被中原国家视为蛮夷之邦。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他们自成一体，形成独特的迥别于以中原国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民族的文化与习俗，但由于种种需要与中原各个国家发生着频繁的交往。在交往中，深受着中原文化的影响，自觉不知觉地吸收着中原文化的元素，这也使他们逐渐融入到中原文化中。《清华简·系年》中的众多史实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对研究两种文化的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建设中原文化传承创新区，弘扬中原传统文化有着有益的启示。

清华简;系年;中原文化;楚文化

楚民族独立于华夏民族之外，自成一体，有着独特的文化与习俗。因不合中原文明礼仪一再被斥为蛮夷，是“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野蛮民族。甚至于争夺王位失败，被迫逃窜至楚国，依附于楚的周王子朝也说:“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认为楚为蛮夷之地。［1］虽处于僻陋之地，但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楚人非常善于学习先进的经验，对外来事物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对待先进事物，楚人很少抱有偏见，而是积极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尽管楚武王也曾经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由于自身国家建设发展，实现一统天下的需要，楚人也不停向外来文化学习。例如楚国人陈良就曾“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2］经过数百年，数代人的努力，在楚人自觉吸收或被动接受下，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对楚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外在的行为动作上，而且也体现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这从具有楚文化史书性质的《清华简·系年》中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

以华夏文化为宗的历史观

对于本民族起源的认知是该民族文明观的标志，体现了对民族文明发展传承性的认识。楚人为了显示其在民族上的独立性，在言行上刻意避免与以中原文化为代表和核心的华夏民族文化发生联系。《清华简·楚居》开篇叙述其世时始于季连，而不记其远祖，显示其努力与华夏文化断裂的思想。对于楚人的来源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如胡厚宣认为楚人“最初之来源，则当自东方”，持相反观点的是姜亮夫先生，他认为楚文化的祖源在西部，跟羌狄集团关系较大;其他人如傅斯年先生认为楚人是中原旧族;而林惠祥、范文澜、刘彬徽等学者主张楚人为当地土著;王玉哲先生则谓楚人最初居于河南中部，大约在商朝后期始迁到江苏北部。我们认为，根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均可证明楚之先祖出自中原华夏，与华夏文化亦同承一脉，《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虽然楚人在主观上刻意避免使自己在民族文化上与中原文化发生联系，但实际上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很早就发生了联系，而且华夏文化已经深入到楚人的文化中。具有楚文化史书性质的《清华简·系年》开篇先用四章的篇幅来叙述周武王灭商，继商之鼎祚，晋、郑辅政等历史沿革。之后才叙述楚文王“起师伐息，取息嬀以归”等本国、同时代其他国家的事件以及中原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记述历史的体例，与同时代的《竹书纪年》从五帝始，继之以夏、殷、周三纪而至于本国纪的记史体例是一脉相承的，均是以华夏文明共同的文化源头为宗，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以及民族文化的向心力量，体现了中原文化对楚人历史观的影响。

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天人、方位观的吸收

楚人对中原文化的尊崇还体现在对中原国家的称呼上。楚地处僻壤，自称蛮夷，对齐、晋等中原诸侯国则称呼为“上国”，这种认识在历史典籍《左传》、《国语》中屡屡有载。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季子聘于上国”，孔颖达疏引服虔曰:“上国，中国也。盖以吴辟在东南，地势卑下，中国在其上流，故谓中国为上国也。”

华夏先民的认知观多为天人合一，以为人类社会也如天地之分上下。尊贵者如日之居上，而臣民则如地之在下，所以对中原国家称“上国”，也就蕴含着尊崇的意思。此外，上下作为方位词构成地名时，也包含有自然因素，我国总体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因此常以西和北为上，以东和南为下。所以上国可以指国都以西地区。［4］这也与《说文解字·水部》根据中国地形上的特点——西高东低，在河流的排列次序上遵循由西到东的次序，是不谋而合。《左传·昭公十四年》“简上国之兵”，杜预注:“上国，在国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谓之上国。”而处于南方的吴越，则同样因为北高南低的地理因素称中原为“上国”。《国语·吴语》:“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韦昭注:“上国，中国也。”“中国”即地处中原地区的国家。杜预认为:“(楚灭息后)楚僻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这种认知观的一致性，体现出中原文化对荆楚文化的影响。［5］

职官设置的沿袭

楚国的官制草创于楚武王，在创立之期，楚国就刻意创造与中原不同的职官体系名称，力图自成体系，别具一格，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的职官在名称上仍有密切的联系。在《系年》中出现的楚国官职名称有:令尹、连尹、司马、少师、莫嚣、右尹等，这些官职均源于西周时期的官制。《周礼·夏官·司马》:“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都明确表明司马在中原国家的起源较早。这一职务在中原国家中主要是负责军事活动。《左传·桓公二年》:“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司马在楚国也如此，《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司马子西帅师伐宋。”《系年》:“黑要也死，司马子反与申公争少。”

《系年》中也有一些最具有楚国特色的以“尹”为名的官职，如:令尹、连尹、右尹等。第七章:“楚王舍围归，居方城。令尹子玉遂率郑、卫、陈、蔡及群蛮夷之师以交文公。”十五章:“王入陈，杀徵舒，取其室以予申公。连尹襄老與之争，拕之少。連尹止於河澭，其子黑要也或室少。”二十三章:“楚师大败，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与右尹昭之竢死焉，楚人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还。”这些以“尹”为名的职官虽然和当时的中原国家不同，但深究其源，与商、周的职官制度不无关系。［6］西周有地位很高、职权很大的尹，如“皇天尹”。约周康王时期的《作册大方鼎》的铭文:“公賞作册大白馬，大揚皇天尹大保。”《书·洪范》:“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孔传:“众正官之吏，分治其职，如日之有岁月。”《国语·鲁语下》:“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维旅、牧、相，宣序民事。”韦昭注“三君云:‘师尹，大夫官也’”。只是后来，在中原国家“尹”的地位下降，不为人看重，楚国则借以为本国的职官名称。

与中原国家紧密的联系

楚国处于长江流域，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是由于对中原优越文化的向往以及北进中原的需要，楚国自觉不知觉地和中原国家发生联系，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在《系年》中出现的中原国家就有商、周、西申、褒、繒、虢、晋、郑、秦、卫、赤翟、齐、蔡、息、陈、宋、鄀、齐、滑、鲁、芸、许、徐、赖、邾方、胡、唐等28个国家，涉及的中原国家人物更是有商纣王、周武王、韩啟章等上至王侯，下至普通将士百余人，出现的次数多达数百次，这些充分表现出楚国与中原国家在国家关系上联系的紧密程度。［7］

《系年》对中原国家的历史兴衰，战争胜负，甚至还有一些细节的记载，十分具体而且准确，可以和其他史籍相印证。［6］对于《系年》的性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认为“可能是一部相关史料的摘抄本，可能是楚国史官从周王室史官或从其他有纪年记录的史官记录中将有关楚国或者楚、晋关系的材料整理、编纂而成的，并非独立成篇的古书”。对于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没有确实证据之前不能轻易下论断，但根据当时的记载历史“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的特点，即便《系年》是属于史料的摘抄与整理，其中汇集这么多各国史料，若没有与中原国家频繁交往、与诸侯国的紧密的联系不可能记载如此详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楚国与中原国家在文化上的联系之密切。

总之，通过《系年》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楚国与中原国家的交往是非常紧密的，通过这种密切的交往，促进了两种文化的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先进的中原文化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给予楚文化很强的影响，从社会到文化，从行为到心理都深深地浸润到楚文化中，为最后融合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而这一融合过程对于当前建设中原文化传承创新区，弘扬中原传统文化有着有益的启示。我们应当坚持中原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同时不断进行文化创新，提升中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孙诒让，撰，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班固，著，颜帥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胡凯，陈民镇．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J］．邯郸学院学报，2012(6):58－66．

［4］钟之顺．由清华简《楚居》再论楚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兼及对楚人始居地的思考［J］．邯郸学院学报，2012(6): 67－74．

［5］李锐由．清华简《系年》谈战国初楚史年代的问题［J］．史学史研究，2013(6):100－104．

［6］张春海．清华简《系年》或有助填补周代研究空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22．

［7］周宏伟．楚人源于关中平原新证:以清华简《楚居》相关地名的考释为中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4):5－27．

［8］陈绍辉．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论略［J］．殷都学刊，2010 (2):124－128．

(责任编辑许峻)

The Influence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on Chu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singhua Jian·Annals

LUO Qiang
(College of Special Education，Zho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44，China)

Chu state，which had formed a unique culture and customs，was once considered as barbarian one by the nations 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a．However，Chu people must contact frequently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people due to various needs．It was during this process that Chu was influenced by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absorbed elements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which also made them further merge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Numerous facts reflected in Tsinghua Jian·Annals proves this fact，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 of two kinds of culture and has a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rea for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Tsinghua Jian;annals;Central Plains culture;Chu culture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1．015

K877

A

1008－3715(2015)01－0074－03

2014－12－26

罗强(1975—)，男，河南正阳人，中州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