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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问题域

时间:2024-08-31

刘 恪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中国现代小说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围绕它来谈论语言问题似乎是选择性话题,既可以谈也可以不谈,置于立论也罢反论也罢,似乎都不影响小说的存在,于是小说语言的命题就有可能被质疑。或者把小说和语言分开,语言是人类使用的工具,这是一个自明的真理,小说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化的一种文类,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用语言写小说也是自明的,有必要专门谈论小说的语言吗?有不少作家认为无需谈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怎么想就怎么写,你也不能认为他这样就全错了。但这就使得小说语言从概念到它的形式特征都被模糊化了,现在格外重视地提出小说语言概念来讨论并作系统地研究,这使得小说语言在我们谈论它的一开始便已经问题化了。

我们今天索性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域来讨论。

一、问题及问题性

首先,我们说问题一词,问题这个概念是自明的,是一个常识。如果我们对常识保持质疑的态度,这时问题也就成为了问题。日常理解问题,即我们在对某事物不理解的情况下,对主体提出的一种质疑,而这种质疑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无论应答与否,这个问题业已存在了。回答表明问题已经完结了,不回答表明问题依然存在,还有一种情况是问题回答了也可能有对错,有圆满与否。所以问题一经发生便永远存在,从结果上它只解决或者没解决。它是问与答式,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

你吃饭了吗?吃了。吃饭问题在一个特定时空里,人们对话的一瞬间便已解决了。但形成的问题是一个无限网结,你有饭吃吗,饭好不好吃,没饭吃怎么办,吃多了或吃少了,吃与不吃的背后还有无数问题连接在一起。例如它关涉到生存危机、社会问题、人口矛盾、身体健康,甚至包括美,不吃可能是因吃得太多,少吃不是没饭,而是减肥。我们说一个简单的自明的问题,它仅是问题本身的一种自在调节,作为概念存在。可一旦作为问题性了,那表明问题的指涉从具体对象拓展了,有了相关性,有了彼此相联系的方面,从二元走向多元了。这时问题便不是一个简单回答,而是一种讨论,一个阐释循环了。所谓问题性是指事物作为问题的发生点,不会自行消弥,而影响到其他的诸多方面,问题会是一系列问题的连锁反应,所以问题性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就是问题的问题。它的指涉面比较宽广,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有了普遍性。而问题性的出现便表明我们必须正视它,并把它作为一个问题系列去解决。

另外,与问题性相关的还有必然性与可能性。所谓问题的必然性是人与事物自身发展不合理的结果,可能性则是表明问题发生的时空及程度,根据环境调节问题可能是一个问题,也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问题的走向、结果会改变你的预期,问题有一个自身发展的脉络,也可能会出现不是问题的问题。例如天大旱,久旱无雨,影响一年的农收入,至关重大,是个大问题,我们组织抗旱,抗旱又关涉多方面的问题,例如水利建设。但当你抗旱的一切措施都到位时,天下雨了。天大旱的问题就没有了。

问题性使问题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无论你解决不解决都作为一种恒在性。关于问题,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是命题,二是逻辑的起点与归宿,三是问题过程,这三者又是相互连贯缠绕的。

首先,命题是主体,命名针对事物有其称呼,称呼主体发生了什么事,主体自身存在于一种什么困境,有如何解决的途径。问题是该事物自身的命题,在逻辑中它居于主位,给事物称谓是我们得以讨论的可能,从这个基础出发问题有了归附,有了确定性,问题主体可能是某人某事,因名而异;也可能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故障,或者动态间的反相;还有可能形容某种程度,对此作出判断,或好坏之间的一种度量。超出于普遍事物之上,形而上的思辨也构成了大量的问题世界,并引向自然世界的探秘,因而有可能人类与自然由问题而构成自身。人类只要一思考问题就为我们敞开了大门。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所有的问题首先是命名。什么问题是前提,命名了问题才有可能解决。

其次,我们讨论问题必须有个逻辑起点,意思是这一个事物可以提出问题,它有边界、上下限,相对条件下,不能无限追问与循环解释,如果从这里进入诡辨,那么一切问题都会指向宇宙的起源,这就消解了问题的具体性,我们从形而上与形而下区别问题的最大边界,形而上属于探秘性的思辨性的,形而下则属于事物有破解之道,解决人们的认知局限,或者说是一个能力与方法的问题。所以,具体的问题化是阶段性的、可化解的,我们从一个问题世界抵达下一个问题世界,可见问题是一个过程,一个处理和解决的过程。如果从悖论上讲问题的另一面正是问题的不可解而使得问题存在,从终极而言,我们解决问题正是为问题的不可解,因为生命也是在一个进程中有永远不曾完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只能从实用逻辑上去谈论问题。

最后,问题总是在我们不知情的状态下出现,也就是说问题已经成为问题以后我们才去谋求解决之道。问题从萌芽出现,到问题的严重,到问题的解决,肯定是一系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方法、技术、能力、策略,而问题永远是沿着两个方向:解决与继续问题化。虽然说问题总是在转化中,可问题的悖论性表明了问题是不可解的,就如同一面镜子打破了,裂痕便永远存在了,我们寄希望的仅是下一面镜子。所谓可解的问题,永远是相对的。矛盾论永远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我们知道了问题与问题性,才可能进入问题域。

二、问题域讲什么

19世纪以前问题域并不存在,它是20世纪的一个新课题,可以说产生于结构主义兴起之时。传统社会时我们只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把问题置于一个平面。20世纪,时代激变,社会变得多元复杂,因而可以说没一个问题是单纯的,这也与量子力学的产生有关,事物是非确定的,远离平衡态,处于非线性,而且还是测不准的,无论是物理的场域,还是社会的场域有太多的逃逸元素。有了控制论,信息论,混沌学,耗散理论,问题从准确性和因果逻辑里逃逸出来,它使得每一个具体事物处于模糊、暖昧状态而不能精确度量,所以问题也变得多义、不可确定、偶然而不可逆性,一个逃散的问题从根本上提出了问题的不可解性,因此一定场域内所有的问题都是相对的。这个世界没有彻底的了断,所以问题永远存在。

这里提出问题域,一个启发来自于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这位苏联人认为生物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流动的时空连续系统,即生物圈是一个连续、渐变的统一体,以生物延续的条件为建构体系,在某体系内部各类事件生物圈都有决定权。所有的生物在生物圈内是协同发挥作用,生命的各个层面紧密相连,其中一个不能脱离另一个而独立存在,这样生命便不能脱离系统而存在。所有的当代问题也都是这种系统的存在,系统是一个个层次包容的整体,每一个层次通过对在它以下的各个层次的包容而组成系统,而对于更高层次来说,它又成为一个要素。问题正具有这样的性质。这就像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系统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定的环境仅是一个子系统,如同特定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子系统。任何问题必须属于某个系统,脱离这个系统必然落入另一个系统。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个启发应该是现代科学领域里的新的进展,即量子理论下的新的学科变化,例如混沌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测不准定理,熵理论等。在新科学影响下,俄罗斯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变化,相继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宗教哲学学派,形式主义学派,巴赫金学派,象征主义学派,神话学派。

这里特别提一个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它是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符号学派与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合称,是俄国20年代形式主义学派影响下产生的新学派,特别是结构主义的影响,系统概念被高度重视。60年代在莫斯科语言小组的基础上产生了符号学派,1962年召开了“符号系统结构研究”的学术会议,此后这个符号学研究中心逐渐移到塔尔图大学,1964—1974共5次,定期举办符号学“夏季讨论班”,产生了《符号学系统论丛》七部,《第二性模式化系统问题》报告集五部。其重要领导人物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1922—1993)的老师是艾亨鲍姆,日尔蒙斯基也是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洛特曼的贡献:其一,创立了文化符号学,提出了符号域的概念。其二,提出文学作为“第二性模式化系统”,这种模式论其实讲的是艺术的转换方式。艺术作品中模式化的构成是作者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是作者根据自身的世界观结构创立的模式。“现实”实际上是通过间接方式,通过作者创立的现实模式影响作家,所以艺术是关于世界的艺术性模式,表明文艺的模式是被创化的,而艺术活动则是现实的模式化过程。针对客观现实而言,文艺则永远是创化的第二性模式化。

另外,洛特曼创立的模式既是他根据自己的世界观而创立,又是他将自身的结构附加于本人。因此文艺没有逼真这一说,因为它自身不要求艺术与真实有什么等号,相反它要求艺术与现实是有距离的。艺术是创造的模式化,所以它是第二性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第二性模式化系统就是指基于其他语言而创设的语言。前一个语言指一切语言系统,后一个语言指文学艺术的语言系统。洛特曼给我们的直接启发便是他命名了符号域,把符号作为一个系统。其次他指出了文学艺术语言是创造的语言,是第二性模式化系统。我们可以把文学语言视为一个语言域,而不是现实生活的语言。

另外一个启发可以说更直接一些。那就是法国索邦大学教授让·贝西埃直接提出了“问题域”的概念。他直接宣布了:当代小说,问题域意义上的新小说[1]121。他说:“当代小说的无差异时刻凸显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二重性,它阻止把问题域简化为典范和规则的游戏。”同时他又认为:“独特性和范式性之二重性被置于自身的问题域。”[1]233-234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传统认为的经典《红楼梦》、《十日谈》、《堂吉诃德》、《尤利西斯》,它们都是从独特性与范式性的二重性的游戏来解读,但他们引发的问题呢?是未完结的问题性,谁来解决呢?没有。经典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但是他们针对的只是一种范式的完成。而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在现实领域里解决。所以问题仍在它自身构成的问题域;问题总是二重或多重性地成为未完结的问题的延伸,即从文本延伸到现实领域里,这就是它“问题域所承载的局限性”,同时也是这二重性被置于自身的问题。

贝西埃新命名的问题域:第一,特指当今世界是问题性的。第二,当代小说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均是问题小说。即使经典小说它也在它自身未完结的问题性之中,因为二重性也会置于它自身的问题域。贝西埃采用了问题域的分析方法来解决当代世界小说,但他没有对“问题域”这个概念进行清晰全面的阐释。我们只能推测地理解当代世界的问题性和当代世界小说的问题域。这里分两个方面看:第一,小说本体所指向的自身的问题域,这可以在历时与共时状态下作小说本体研究。第二,小说针对现实世界所揭示的问题种种,也就是说,小说对现实世界的问题的种种介入。

我所选择的问题域仅仅局限在小说语言,而且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语言种种,可以说是一个很小的切口,但是问题域的研究并不限于大与小、多与少的界定,它是该问题某个自身问题域的纠结,哪怕缩小到一个词语,或某个读音,某个语象,从发源到使用,在历时与共时状态下都会构成问题域。因为语言缩小到某个词的时候,它相关语言的上下文仍是指向一个系统,充满了自身矛盾的纠结,也充满了与它相邻关系的词语的纠结。这样问题域就指向了一个系统。

问题域,又可叫做问题场、问题网、问题区域,总之,是问题及问题的一个相关联结的网络结构。把问题作一个结构,问题便成了一个系统,所有的问题无论大小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问题必须是指涉的、相关的,问题还是相互为背景的,就如同矛盾一样,它的最低点也会有一个相关面。所有称之为问题的都是一个未定点,它是问题的问题,即什么问题,它关涉一个主体,而且是一个被质疑的问题主体,必定会有后续与延伸。而把问题置于讨论或被解决的途中,这又实质化为主体的一种悬疑,又称悬置,因为没有被彻底解决的问题,我们以镜子破碎作了说明。问题域是一个变化的概念,没有静止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问题域是一个结构。

问题域的结构是什么?每一个问题域均要有三个元素:一是命名,二是问题源起的主体面,三是问题所关涉的另一面。第一,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逻辑上的立足点,例如婚姻问题,婚姻是这个问题的主体命名。第二,婚姻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事实构成了它的本体面,它关涉的是有问题或无问题。问题是什么性质?可问题过程,问题结论可否解决?第三,婚姻这个问题关涉什么?是第三者?是经济?是性格?是习俗?还有隐性的心理和身体的、观念的、德性的……婚姻自身是在变化中,例如时空、孩子、身体变化、个体差异的变化。在婚姻中也就是在问题中,这些问题即关涉自身,又关涉到他者,或者另一个区域的连接。

因此,问题域相关如下概念:系统、区域、层次、边界、变量、恒量、循环、拓朴等。在一个问题域结构内部还包括了三个特性:整体性,问题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有上与下各种层次在互相调节;转换性,表明问题不是静态模型而是一个动态过程,总是向各种方向变化发展,变换为另外的形态;自身调节性,问题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这种调节性是依靠自身的功能调整的,不是干预可以止息的。因此在一定时空内变化会产生恒量与变量,性质便随这个量的变化而改变。有一点特殊的关涉,我们讲中国小说语言的问题域,我们的语言问题域是置身于一个中国革命的运动史过程中,所有语言的分类及其特征都关涉到这个总体的正面或者反面,因此语言类型的经典化与独特性本身的二重性就是一个问题域的自身局限性。这给我们认同一种语言形态带来相当大的困难,每种语言类型只能相对于一定时空、一定语境而定位来谈,我们很难把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绝对化。问题域使我们对语言问题讨论只能使用相对的态度,所以定位与边界是要特别注意的。

把问题域作为一种阐释策略,那么它是方法论的东西。可是在问题的具体处理过程中,把问题落实到它的结构状态,问题回归问题自身的纠结,那么问题域又是它本身的内容。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否则我们只能作为问题而论。

三、语言的问题域

语言的问题域从总体性来思考,可大可小。最大的语言问题域便是语言的起源与灭亡。这可以说是关乎人类存在的大问题。一定程度上说,语言的问题域不是语言自身可以解决的,一种语言是在人类群体中存在,而且会特定地属于社会内部的构成,那么语言的存在直接关乎人的存在。于是语言的问题域从系统看它指向的最高层次便是人类的问题域。最小的语言问题域会涉及到具体的语言细节。例如“妈妈”的发音含有a的元音,这在全世界所有语种类几乎是普遍现象,但也有特例。即便含有a也会有不同的音位差异,而且a字母之后的组合又是千变万化,为什么?这就是a的问题域。又因为语言是一个交流领域的核心工具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语言问题域关涉世界的一切领域,无论发声的还是不发声的,无论它是符号的还是姿态的、行为的,总之一切问题域中都以语言为核心,包括语言的解释。仅就语言的起源而言都成为了千百年以来未能结论的问题域。因为我们无法找到我们的语言源头加以复制,一切关于语言的起源都只是一种假说,看似合理,换一角度又成了问题。所以房德里耶斯说:“通过现存语言的比较可以重建出一种原始语言,这是幻想。”[2]8所以,他说语言的起源问题不是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如果联系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看社会革命语言的类型,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这表明我们研究现代小说社会革命语言类型,就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运动史。这就是语言问题域的核心所在。如果我们以此判断社会革命语言是中国未来发展永恒的象征,它又会出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五六千种语言,这一数字没法再具体了。”[3]8可是处在消失状态的语言约有3000种,还有一个事实是全球95%的人群,仅使用了100种语言。所以,97%的语言是边缘语言,有消逝的危险。中国的社会革命语言在中国以往的五千年历史中不存在,而在中国现代史百年中得到强势发展,未来当革命不存在了,那革命语言也就不存在了。这个问题何其的大与何其的严峻,我们必须要从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的问题域去考量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深刻地讨论社会革命语言的功过成败。

再说乡土语言的问题域则更严重更复杂,它的存在与灭亡几乎涉及到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涉及到一种民族文化存在与否的根本。可以说,乡土语言也纠结着全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问题。

首先,我们找到乡土语言的一些关联域。中国农业社会与农业语言,现代农业社会语言与现代农村语言,古典语言(文言文)与现代语言(白话文),乡村地理与城市地理,地方性知识与公共知识,方言与官话,乡土文化与市民文化,写实乡土与浪漫乡土,民间文化语言与大众文化语言,工具语言与自主语言,乡土经验与反经验,传统语言与革命语言,声音的语言与图像的语言,自然语言与混成语言,土地的私有与土地的公有,乡土人与地方语,乡土的破坏与城镇化建设,乡土语言的模式与乡土语言的异化,生长的语言与制造的语言,本能的语言与制作语言,风俗语言与观念语言……这种乡土语言的相关与对应面是层出不穷的,它自身处在层层叠叠、反反复复的纠结中而形成各种网络式的圈层结构。这些复杂的层次关系依靠人工无法理清出一个秩序,而事实上它自身一定是受到一个圈层的制约的,我们找到任何一种乡土语言问题,它都会牵动所有的乡土语言问题域。而任何一个乡土语言都会有命名的地方性知识,都会有属于该名称的源起和演变,或衰落,都会关涉语言自身和他者的关联。因此一个乡土词语的问题是他自身的生存与转换,但也指向与其他语言相关联的问题。例如乡土语言便关涉着革命语言、乡村革命的性质、乡村人革命的观念,又造成真正的乡土语言与革命乡土语言的距离。具体到中国现代革命史与运动史,还出现了虚假的乡土革命语言——观念语言,这又可以判断真乡土与假乡土。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地把乡土语言的问题域梳理出来,通过比较,加深分析,真正恢复乡土语言的美学效果。首先我们认识乡土语言问题域就遇到了极大的难度,接下来是找到其复杂的圈层结构。

其次,问题域的二元结构不完全是矛盾的、对立的,也不是相关的互补的这么单纯。它的二元关系可以说是辨证的与拓扑的,同时它还是变化的、调节的。用洛特曼的说法,它是约定性符号语言与图像性符号语言的对立与互动,并且把它的规律视为人类文化的普遍现象。他认为这两种符号语言系统中不是形成一个链条现象而是一个拓扑关系,表面看起来语言问题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是水乳交融的。

因此问题域的研究必须是整体性的,只有整体地看待才能是一个系统,而且这种整体性还是推论性的存在。我们把乡土语言看成一个整体,上溯还应该把现代小说语言视为整体,进一步把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作为整体,把汉语言作为整体,乃至把世界语言作为整体,把人类社会语言作为整体,把全球作为整体,因此最终归到生物圈是一个整体,宇宙是一个整体。问题域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必然是牵涉到一个整体。同时我们把一切都视为运动变化的整体,所以问题域的内部必定是转换性的,这应该是运动的辨证法。社会革命语言和乡土语言有交叉,部分问题也是转换的,学习沈从文、废名之后变成了荷花淀,一下就产生了虚假的革命的浪漫的乡土语言。第二个特征表明语言在人工的支配下可以转换改变,这不仅仅是外部的,一个作家前后期乡土语言也会不一样,那是他的观念改变了。问题域自身是一个结构,那就一定会发生变化。语言问题域自身的转换性,其动力因素是复杂的,例如,历史时代的迁移,人们各方面的社会观念的变化,语言自身也会要求改变(语言的现代性),各种现代人文学科变化的现代性影响,例如西方小说由《十日谈》这样的文本变成了《喀迈拉》这样的文本,小说变得不像小说自身那么样,语言也是这样,各种类型的小说语言也会发生变异。

再次,语言在问题域内部也会自身调节,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分支流派。有的不如传统的类型语言,有的则超越类型语言,有的语言自身能够创新转换。说到问题域自身,有些问题会在其转换中圆满地解决,有的可能会使问题更加麻烦。把某种东西置于问题去讨论和分析,它会使问题更加清晰,更加全面,更加有利于解决。

语言的问题域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解决语言问题的方法。语言问题域的自身调节表明语言本身便是自足的系统。有一个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语言的问题域其自身拓展了这样的问题:其一,语言产生出超越语言自身而发生的艺术效果(拓扑性质)。就语言元素本身的功能也许是一层含意,但在经过组织叠加以后却产生了新的语义,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效果。其二,我们说现代小说语言的类型,洛特曼有一个新的创见,认为是“第二性模式化系统”。凡属于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的提出,都意味着一个新的问题的产生,洛特曼的创见本身是解决艺术语言的认知问题,其实它又导致了一个新的语言问题的产生,即传统创造中模仿再现语言与第二性模式化系统之间的矛盾。这就形成了新的问题域,表明了不仅问题没解决,反而延伸出新的问题域,从世界语言的整体性看这并非是一个坏事,反而促进了新语言形式的出现。例如结构主义与弗洛尹德主义刚好创造了无以数计的新词,拓展了人类语言的无限丰富,促进了阐释学的向前发展。

乡土语言的整体性是什么?是整个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乡村中国所有问题的集结。于是我们找到乡土语言的古代传统,农业中国的时空观,为什么使用阴历?这与北纬30度中国农业的季节性生产有关,因此关涉于时空便关涉于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这表明了中国乡土语言的命名有独特的民族特色。中国历史的诸问题,例如重农抑商,帝王的农业政治,古代伦理社会为什么那么适合于小农经济与生产方式,宗法制下家庭政治与国家政治也是天然融合的。乡土语言内在的循环结构是乡民所有的地方性元素的互动,如民居、宅地、生产方式、生产对象、物种、气候等,人对地方性的依赖又促进地方的发展,这就铸造了物质性的乡土文化表征。又因生产能力、技术、政治权力的压迫、时空机制的限定、宗族的农业管理与互动,几乎可以视为一种自动生成,于是宗族、亲情、血缘的伦理民俗、居民、民情构成了人物形象的深层生理与心理。因而在这个整体性基础上构成乡土精神,由此我们看到了这种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可以说乡土语言就是这种乡村整体性的话语符号。根据乡村中国推导乡村物质——乡村精神——乡村文化——乡村语言,我们可以看出乡土语言是乡土生存所有元素的集合,这让我们看到了乡土语言是从乡土地域及其知识上生长出来的,其最重要的中介环节是乡土人性,也是从乡土人群里生长出来的。因而乡土语言是适合所有乡土中国的人性的。可见乡土语言也是乡土人的精神符号。这是不可小看的,它决定了一种民族文化。“一切表达物体和抽象心灵之间的运用,类似隐喻一定是从各种哲学正在形成的时期开始,证据就是在每种语言里精妙艺术与深奥科学所需要的词,都起源于村俗语言。”[4]200这一点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在乡土语言的转换上,我们除了不能忽略一切乡土元素之外,还不能忽略使用乡土语言进行艺术创作与科学创造的人,意思是因人的差异可能构成不同的语言效果。乡土语言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创造现象,而我们的乡土语言研究则侧重考察乡土语言的创造现象。乡土艺术语言也是各种乡土元素互相转换的结果。

四、现代小说语言的问题域

要讨论整个现代小说语言问题域,仅一个单篇文章或一本书肯定是不够的,既便我已经用了一百万字来探讨它也是不够的。我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基本上是探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在一百多年之间的问题域,我用了五十多万字,但我心里清楚这也仅仅梳理了中国现代小说语言问题域的一个大纲,许多极其重大的问题我都没能讨论,或者对语言问题域有决定作用的相关点也没深入。这里再提语言问题域我想我的目的是创导一种方法,推行到一切人文科学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科学、更加准确、更加具有深度,也更加有效地解决一些问题。那么问题域方法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把握该事物的一切现象,然后必须追问“为什么?”采用“为什么”的方法尽可能地穷尽一切问题域。当然一切“为什么”的追寻都会最终找到事物的起源,这会导致事物的循环论证,把提问的逻辑起点归于零。我这里不是说这种追问没有意义,我们明白这个原理之后再去追问,有可能在追问的途中会有新的发现。对秘密的探究正是这种索源式追问显示本相。在现代小说语言中,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的各类型语言,我们每个类都作无穷追问“为什么”,最终会怎样呢?那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汉民族语言?它是怎样起源的?我们汉语历史怎么会是这样的?我们明白了终极追问的结果,这告诉我们一切“为什么”追问的结果不重要,因为终极结果早在我们心中,我们需要对“为什么”追问的过程,这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在整体性中呈现出的差异性进行梳理。这些问题的现象差异,没准正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为什么”的追问我们容易发现某个元素的本质,一个问题域的核心所在,同时它还会产生一些新的理论问题与创建。例如,为什么乡土语言最具诗性?提出这个问题时答案就在其自身,结论是乡土语言是诗性的,你要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个“为什么”的追问便把诗性如何构成提出来了。我们可以回答,乡土语言是原型的,乡土事物是生命的栖居地,生命的栖居就构成了诗意的本质。可是当你把单个的物体解析为诗,诗意指向的却是形象的创造,这种形象是想象的,是个人情感激发的,于是乡土语言一定会构成某个特定的乡恋形象。那我们追问每个人时都会有乡恋,每个乡恋都是诗性的吗?这显然会引出另外的问题,德国人回答诗性——“产生美感的东西以及来自审美满足的印象”。这表明诗性不在事物本身,而是从事物身上产生美感、审美印象。那么乡村事物正好暗含了这些特点,那些贴近人性的事物便大放异彩。“诗的个性程度,地方色彩,现实性和独特性愈强,便愈接近诗的核心。”[5]392如此说来,我们只要把乡土语言展示出来就获得了诗性,话虽不错,当我们跨度五十年或百年的乡土诗比较时立刻发现诗歌质量上的巨大差异,传统乡土语言的诗性是语言按序列组合、描写性的,而现代乡土语言的诗性是拼贴的碎片式组合,这就改变了我们的诗性理念。因此布拉格学派认为诗性言语通过打乱话语表现程序,在语言体系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如果问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又会引出另外的问题来。

第二,采用谱系学方法,追寻语言生产状态。所有的问题必须要找到源起,我们才可以判断诊治,谱系学便是找到问题的世系。这一点特别适合语言的问题域,任何语言生产的概念都会有沿革,这种溯源便是寻找语言的历史,找到语言的历史也就找到了知识和权力的历史。这种谱系学的要害不是寻找同一性与本质或真理,而是采用比较鉴别的方法寻找差异性,包括断裂、错误、延伸、变异、分歧等,寻找各种相异的事物表面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语言问题要寻找语言之外的问题追索与比较,而且注重事物表面,注重它的超微细节,尽量找到原始材料,在细部找变化,追问为什么发生这种细部的断裂与差异。我所做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研究,首先是比较类型学,其次便是从谱系溯源比较其差异,实际是寻找语言的的变形史。

谱系学,拉丁文(Genealogia)原义指家族世系、血统关系及重要人物的事迹。1881年尼采首创道德谱系学,重估人的价值、道德标准,重建价值关系,一切有关道德的东西都从价值上表现出来,通过道德观察和价值分析,最终达到对人的价值重新评价。福柯创新了这种谱系学,从教育、医学、惩罚、宗教忏悔入手,探讨精神病发生演化的过程史。一方面索源地追寻事情的历史发生,揭示事物的秘密,但不追求本质与真理,这种历史考察主要寻找各种源和流的分支和变异。另一方面标明对象的发生,但这个发生是问题史,揭示我们祖先存在的历史和今天的不同,在发生过程中有新的元素在增长。这表明历史发生是偶然性的、非连续性的。我们在问题域中寻找新的方法,为什么采用谱系学呢?

原因是我们太相信真理和同一性,相信历史是连续性的积累,对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问题熟视无睹,因此我们便发现不了问题,更无法解决问题。谱系学让我们从熟悉的事物中看到陌生的东西,对确信的东西怀疑,于是从中发现差异,那么也就更切近事物的实质。我们姑且称这种方式为“陌生化”方法,即将熟悉的弄得不熟悉,让熟悉的过去看上去陌生,从简单的问题中发现复杂的东西。

语言谱系不仅是个人使用语言构成个人史的习惯与成例,还在于所有的词语在历史的长河里都会有沿革有变异,甚至从语义上还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语言发生能分多少类别,就表明这些类型语言之间有多大差异。于是我们就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个人创造的原因,还是历史发展的影响呢?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最能证明:许多最具美学效果的语言,它应该产生的,但它受到了打压与批判。而众多的垃圾语言反而泛滥成灾。为什么?这里的语言问题域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多是属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的发展中,成就最大的是乡土语言,但在所谓的进步与发展观中乡土语言严重的异化,特别是在我们日益追求城市化的奢靡享受过程中,我们的乡村在萎缩,在新一轮的城镇化改造中,乡村生活模式将会被彻底破坏,很可能我们的乡土语言在未来的某天悄然消失。那时候来思考乡土小说语言的问题域,不是具有非常悲怆的意味吗?于是乡土语言的问题域将永远问题化。

[1][法]让·贝西埃.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M].史忠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法]约塞夫·房德里耶.语言[M].岑麒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荷兰]艾布拉姆斯·旺斯.世界的语言[M].乔修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4][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5][法]让·贝西埃.诗学史[M].史忠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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