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唐书《杜甫传》的比较看其文学史观

时间：2024-08-31

于兆军

(河南大学文学院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唐朝是一个诗的王国，唐朝的天空在一位位伟大诗人的辉映下，显得格外流光溢彩。在这片星空里，李白和杜甫组成的双子星座千百年来一直熠熠生辉，灿若晨星。杜甫一生为我们留下了1400多首诗篇，是中国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如果说李白的诗是天马行空的灵魂写意，那么杜甫的诗则是沤心沥血的工笔抒怀。从杜甫的诗中我们能听到时代沉重的呼吸，看到他步履维艰的身影，并感受到诗人执著踏实的人生态度、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在动乱四起的不安中，在繁华渐落的清冷里，杜甫心中始终揣着“致君尧舜”的梦。杜甫用他的赤城凝结成的每一首诗篇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诚如程千帆先生所说:“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即使在大局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的‘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高妙艺术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将这种高贵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在我国诗坛上，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这就是后人尊之为诗圣，将其作品称之为诗史的理由。”［1］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2］。

杜甫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中都列有《杜甫传》。只不过《旧唐书》单独为杜甫立传，《新唐书》则把杜甫列在杜审言家族的传记当中。今天细读《旧唐书·杜甫传》(以下简称《旧传》)和《新唐书·杜甫传》(以下简称《新传》)①，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两传所用笔墨相当，但在杜甫生平记叙的详略、材料的取舍以及对杜甫的评价上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并且两传中都有记载失当的地方。而这些不同之处也正好体现出两唐书不同的文学史观。

一、两传中杜甫生平事迹的比较

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关于杜甫的身世《旧传》的记述比较详细，而《新传》对此则未做记载。杜甫献三大礼赋并被授官之事两传中均有记载，《旧传》云: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新传》载: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然据《旧唐书·玄宗纪》和杜甫的《进三大礼赋表》考证，杜甫献赋应在天宝十载，后被授予右率府兵曹参军。两唐书的记载均有不确切之处。

杜甫的一生，尤其是青壮年时期，一直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为了能够辅弼君王、为国效力，他甚至不辞劳苦，冒着生命危险，拜谒肃宗，肃宗也为他的耿耿忠心所感动。两唐书对此都有记载，且都记载当时肃宗授予杜甫右拾遗官职，然“比之更早的樊晃和元稹则作‘左拾遗’，之后的王洙也作‘左拾遗’。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至德初，拜左拾遗。’元《铭》:‘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王洙《杜工部集记》:‘天宝末，以家避乱鄜州，独转陷贼中。至德二载，窜归凤翔，谒肃宗，授左拾遗，诏许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从长安’”［3］，因此两唐书均误。杜甫拜谒肃宗的地点为凤翔，《旧传》记载也有误。《新传》接下来还选录了杜甫《进雕赋》中的一段文字:“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这段文字言真意切，杜甫的拳拳忠心和高度的自信心溢于言表，使杜甫的赤子形象跃然纸上。

拜谒肃宗不久，房琯兵败被罢相，杜甫因上书为房琯求情而忤逆肃宗。《新传》云:

(甫)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礼。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亲。从还京师，出为参军。

杜甫十年磨一剑，然而一直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好不容易有了个机会被任命为左拾遗，然就在他忠于职守而直谏时，却冒犯了龙颜，并诏三司推问其罪责，多亏宰相张镐极力说情才得以幸免。杜甫的至诚至忠非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灾祸。这一切在杜甫的心里留下阴影。晚年他在《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和《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诗中一再提起，并称自己“伏奏无成，终身愧耻”。自此肃宗疏远了杜甫，杜甫的远大抱负也随着他离开朝廷渐渐地化为了泡影。这件事对杜甫影响深远，甚至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旧唐书》记录太过于简单，《新唐书》记录则较为详细、生动，从杜甫被赦免后不卑不亢的谢罪奏疏中，我们看到了杜甫身上不仅有忠诚还有傲骨。

杜甫对严武傲诞无礼之事，《旧传》和《新传》也都有记载:

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

——《旧唐书·杜甫传》

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以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新唐书·杜甫传》

杜甫和剑南节度使严武有“世旧”，杜甫曾两度相依。在严武第二次节度剑南的时候，杜甫还做过严武的幕僚，严武还“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杜甫来投奔严武，严武待其不薄，曾几度枉驾到杜甫的草堂。当严武迁黄门侍郎赴诏出蜀时，杜甫从成都送他直到过绵州三十里的奉济驿。由此可以看出杜、严二人友谊非同寻常。严武有恩于杜甫，杜甫心存感激，这在杜甫的诗作中也略窥一二。杜甫在《奉待严大夫》中写道:“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回。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鹢催。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4］1099再看严武逝世后杜甫对他的悼念:“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4］1227在《赠左仆射郑国公严武》又写道:“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4］1099在杜甫的作品中有的只是对严武的推崇和敬重，从来没有流露出对严武的不满。所以很早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宋·洪迈就曾指出:“甫集中诗，凡为武者几三十篇……若果有欲杀之怨。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倚善题《鹦鹅赋》’之句，故用证前说，引黄祖杀祢衡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5］就现有文献来看，这个故事的蓝本最早出自唐·范摅的《云溪友议》，有可能是后人杜撰。杜甫也是一位性情中人，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中就说杜甫:“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6］从杜甫身上我们似乎也能看到李白的影子，所以也不排除杜甫、严武都因一时冲动，做出不理智的“激情行为”的可能性。丁启阵和吴在庆还曾经为此进行了持久论战，最后也是无果而终。

虽然两唐书《杜甫传》中都记载了这一事件，然而认真比较它们又有微妙的不同。《旧传》中描写杜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荡无拘检”、“傲诞如此”，《新传》中仅为“性褊躁傲诞”。更有趣的是《旧传》中的“凭醉登武之床”，到《新传》中却变成了“醉登武床”。“凭醉”与“醉”，虽一字之差，但其中的意蕴却相差甚远。很显然，前者是借酒寻衅滋事之意，而后者则可作酒后失态之解。宋代有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宋祁，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不同而随意删改文字。两书对严武的记载更是前后判若两人，《旧传》云“武虽急暴，不以为忤”可见严武大度宽容;而《新传》则说“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可见严武城府极深且睚眦必报。我们暂且不去考虑此事是否纯属小说家虚构，但从两唐书就该事的记载而言，《新传》对杜甫的感情倾性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杜甫之死，两唐书的记载如出一辙，都云杜甫啖牛肉白酒而卒。此事最早见于郑处诲的《明皇杂录》。王洙《杜工部集记》载:“大历三年春，下峡，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沂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尝至岳庙，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具舟迎还。五年夏，一夕，醉饱卒，年五十九。”可见被洪水围困和去逝并非一年之事，元稹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也没有记载此事，可能为小说家之言，不足为信。《旧传》中认为杜甫去世于永泰二年不可信，杜集中有《大历五年追酬高蜀州见寄》诗篇为证，两唐书皆云杜甫年五十九卒，按甫生于睿宗先天癸丑岁，实应卒大历五年。霍松林先生也曾指出:“以绝笔诗《风疾》的写作时期为根据，定为卒于大历五年冬较合理，且为古今多数学者所认同。”［7］

二、两传中对杜甫的评价比较

对于杜甫的文学成就，两唐书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之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迨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穠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盖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

——《旧唐书·杜甫传》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胜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新唐书·杜甫传》

由以上可知，《旧传》对杜甫文学成就的评价完全引用了元稹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的原文，元稹之文首先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杜甫以前诗体的发展流变，看似和杜甫无关，实则为杜甫的评价蓄势，并最终指出杜甫之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旧唐书》借元稹之文对杜甫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并且除此之外未作其他评论，也可见《旧唐书》对元稹的评杜之论推崇备至。平心而论，元稹对杜甫的评价更多是从诗歌的创作入手，而对杜诗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涵，基本上没有触及，导致了对杜诗的认识不够深入和全面。相比较而言，《新传》对杜甫的评价更高，且更加全面深入，指出了杜甫诗歌“兼古今而有之”，并且指出了杜诗具有诗史的意义。

杜甫诗歌被称为诗史始于唐代孟启，其《本事诗》中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一说法经《新传》肯定后，在宋代形成了定论，一直流传至今。在对杜甫的评价上，本人无法接受赵化博士的“《新唐书》中对杜甫的评价更是贬多于褒”的观点［8］，与《旧唐书》对杜甫的评价相比，《新唐书》不仅没有贬低杜甫，反而对杜甫的赞美有过之而无不及。《新传》除了对杜甫的诗歌成就给予了高度赞美外，对杜甫本人更是不吝溢美之辞:“(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毋庸置疑，这一评价又为杜甫的形象增添不少人性的光辉。

总之，两唐书虽然对杜甫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相比较而言，《新传》在《旧传》的基础上对杜甫更加推崇，并且指出了杜甫诗歌“善陈时事”的现实主义特征。《旧传》对杜甫的肯定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新传》则在肯定杜甫文学成就的同时，更加称道其忠贞不渝的政治品格及其伤时忧国的儒家情怀。

三、两传中关于李杜优劣的比较

李白和杜甫无疑是唐朝诗坛上的双雄。虽然他们风格不同，但却有过一度的亲密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六朝古都开封的禹王台三贤祠可以作证。《新传》中对此还有记载:(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况且从李白和杜甫的诗篇中也能为他们的友谊找到很好的注脚。杜甫在诗中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诗里也有赠别杜甫的诗句:“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9］然而《旧传》中竟有李白讥讽杜甫的记载，此事最早也是出自唐代孟棨的《本事诗》，然而仔细阅读这首所谓李白的诗歌，不难发现其诗格卑下浅露，和李白的诗风有天壤之别，况且《李太白集》中不载此诗。这首诗很可能是后人的伪作，究其原因可能是杜甫曾写下许多仰慕怀念李白的作品，但李白的诗作中提到杜甫的却较少，这就让一些无聊文人有了造谣中伤的可乘之机。

《旧传》在评价李杜时还指出:“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在元稹看来，杜甫是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成就是同时代的诗人无人能够企及的。所以在元稹看来，杜甫的成就远在于李白之上，尤其是在排律方面，李白的差距就更大。《旧传》的编者十分赞同元稹对杜甫的评价，并且在最后强调:“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表现出了扬杜抑李的鲜明立场。与《旧传》不同，《新传》采用了韩愈的评价: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可见韩愈在评价李杜时，并未厚杜薄李，而是认为李杜旗鼓相当，平分秋色。

结论

两唐书《杜甫传》是现存关于杜甫的最有价值的史料，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旧传》和《新传》都有失当之处，但相比较而言，《旧传》多材料的堆砌，加工有些粗糙;《新传》有筛选甄别，对材料的取舍有明确的目的性，评价也比较客观全面。总的来说，《旧传》和《新传》都给予了杜甫相当高的评价。

由于两唐书编撰的朝代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学风尚不同，使得《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学史观。《旧唐书》推崇元稹和白居易为元和时期的文坛盟主，却对韩愈、柳宗元、李白评价不高，还颇有微词。《新唐书》则奉韩、柳为巨擘，对韩愈的赞美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称“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10］，这种评判之差异显示了由唐末到宋初文坛风尚和文学评论的变迁。王运熙先生就曾指出:“在唐代文人中，《旧唐书》评价最高的是元稹、白居易，对韩愈有所贬抑;《新唐书》评价最高的是韩愈，对元、白有所贬抑。两相比较参照，两唐书编者的不同文派立场就看得更加清楚了。”［11］492王运熙先生随后又在《唐代诗文古今体之争和〈旧唐书〉的文学观中》进一步指出:“《旧唐书》的史臣站在肯定骈体文、近体诗的立场上，因而大力颂扬元稹、白居易，对李白、韩愈则评价不太高，还有贬辞。这种评价，到北宋第二次古文运动胜利，骈体文学长期占优势的地位被推倒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古文家欧阳修、宋祁所纂修的《新唐书》就是证明。”［11］464

王先生的说法颇有道理，《旧传》崇尚元白，所以对杜甫的评价完全引用了元稹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的原文;《新传》推举韩柳，最后就用韩愈的诗歌为李杜做了定论。然而深入思考，如果仅仅从文体散骈角度，去评价新旧唐书的文学史观，似乎还有一些不足和狭隘。从上文的比较可知，两唐书对杜甫的赞美是异口同声。若仅仅从文体来看，杜甫一生创作最多的是近体诗，几乎占其作品的十分之九，“在现存杜甫诗作中，包括五律六百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余首、排律一百余首。”［12］《旧唐书》对杜诗给予较高的评价似乎理所当然，然而为什么《新唐书》的编撰者不但没有贬低杜甫的诗歌，反而不吝溢美之词，给予杜甫更多的赞美呢?笔者认为，两唐书史臣的文学史观并不仅仅是表面上所说的骈文和古文的对立，更有其深层次的内涵。

通过对《新传》和《旧传》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旧传》更注重杜诗的“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而《新传》不仅赞美杜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文学成就，还通过选材和语言努力塑造出杜甫的完美形象，赞美其“伤时桡弱，情不忘君”的高尚人格。由此可见，杜诗价值的发现也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的渐进过程，晚唐五代更多是推崇其音律，到了北宋中期才真正发现了其现实主义的“诗史”价值。《旧唐书》编纂者受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更注重音律这一文学形式，而《新唐书》的编纂者从文以载道出发，更看重思想这一文学内核。简而言之，就是《旧唐书》重文，而《新唐书》重质。而杜甫的诗歌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文与质的高度统一，所以不仅得到了《旧唐书》的肯定，也得到了《新唐书》的赞美。唐代杜甫诗歌的文学价值也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发现、挖掘中得以肯定，进而还在北宋中期至南宋引发了“千家注杜”的热潮，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唐书·文苑传》属于过去，而《新唐书·文艺传》则开启未来。

注释:

①《旧传》文字出自中华书局2010年版的《旧唐书》，《新传》文字出自中华书局1975年版的《新唐书》，行文中不再随文加注。

［1］程千帆.唐诗鉴赏词典·序［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5.

［2］闻一多.杜甫［C］//杜甫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23.

［3］林颖悠.《唐才子传·杜甫传》笺证［J］.杜甫研究学刊，2004(2)：55.

［4］［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284.

［6］［唐］殷璠，等编.唐人选唐诗六种［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513.

［7］霍松林.杜甫卒年新说质疑［J］.文学遗产，2005(6)：139.

［8］赵化.史传中的文学人物——《新唐书·杜甫传》研究［J］.杜甫研究学刊，2013(2)：15.

［9］［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657.

［1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韩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