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牛津大学

杨 波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1875年，清政府委派郭嵩焘为出使大臣，为平息马嘉里事件，远赴英国通好谢罪。1876年12月，郭嵩焘冒雨登船，踏上西行之旅，1877年1月抵达伦敦，1879年1月销差回国，历时两年。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具有远超俗流的见识和胸襟，驻节海外期间，处处留心，对西方社会的体察纤毫入微，逐日写成日记，将西方各国的政教礼俗、科技物产、风土人情等尽摄笔端，粲然毕备。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并不满足于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事事熟思而审辨之，勤求而力学之，留下诸多迥异俗流的真知灼见。鲜为人知的是，著名的牛津大学也是郭嵩焘着意考察的对象，在日记中留下不少相关记述，弥足珍贵。

1877年3月21日(光绪三年二月十一日)，郭嵩焘应邀赴里士满，出席英国前首相罗尔斯勒斯(John Russell)的茶会。首相居所濆布洛得叱(Pembroke Rocky)庭院清幽，古树蓊郁，郭与其祖孙三人相谈甚欢。聚会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距伦敦二十里，过得模斯江西南行。得模斯江昨日斗船会，为铿博德基及阿斯服两校船只，每年一斗。久闻有此会，而未及一往观也。［1］142

这是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第一次在其日记中出现，此时他感兴趣的是赛艇会，并未对牛津和剑桥表现出更多的探究之想。

三个多月后，1877年6月25日(光绪三年五月十五日)，郭嵩焘在使馆会见了一位在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并饶有兴致地询问了牛津大学的学科设置。

日本哈基苏克来见，言就学阿斯拂小学馆。凡共小学馆二十八处，其大学馆约二千人，余皆二百人。问所学何艺，曰:史学、博物。问各学馆门类几何，曰:律法、天文、地理、博物、化学、算学、史学。所谓史学，兼各国情形言之。大率不出此数者。［1］235

郭嵩焘开始主动了解牛津大学的情况，虽然对于其学科学制的叙述仍相当模糊，但此后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英国的教育体制，为他日后造访牛津埋下了伏笔。

1877年11月21日(光绪三年十月十七日)，牛津大学纽科里治学院(New College)院长特来向郭嵩焘转达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的邀请，请郭于一周后访问牛津大学。理雅各与中国渊源颇深，曾与王韬合作翻译中国的儒家经典，并邀王韬于1867年游历英伦。在他的引荐下，王韬曾到“哈斯佛大书院”演讲，成为第一位在牛津大学讲学的中国人，可惜王韬后来在《漫游随录》中对牛津大学风貌着墨不多，只大概说道:“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四方来学者不下千余人。肄业生悉戴方帽，博袖长衣，雍容文雅。”［2］235寥寥数语，信息量极少，不知其详。1876年10月理雅各就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直到1897年病逝，其间他曾与多位中国大使见面。郭嵩焘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是日又记下:

英国两大书院，一在阿斯佛，一在刊比里治。闻刊比里治尚实学，而阿斯佛尚古学，两相济也。［1］370

牛津大学早期以古典人文学科和神学为主，直至19世纪初，自然科学开始缓慢进入学科体系。剑桥大学早在17世纪就确立了自然科学的主体地位，也是在19世纪才逐渐开始了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因此，他说剑桥以自然科学见长，牛津以人文学科为主，各擅胜场，相得益彰，此言大致不差。

1877年11月28(光绪三年十月廿四日)，郭嵩焘自拍定登(paddington)启程，途经类丁(Reading)，到达牛津大学，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参观访问。郭嵩焘首先详细询问了牛津大学21个学院的名称、概况及住读学生人数，不避琐屑，在日记中一一胪列说明。随后，他又了解了各个学院的授课形式:

每住馆生各一住房、一读书房，二房相联，极精洁。所学天文、地理、数学、律法及诸格致之学，皆择其所艺已成者试之乃得入。各以类设师程督之，率十许人从一师。每学馆设一正总理(亦谓之尚书)，又总设一尚书曰占西洛尔(Chancellor)，岁一更易。［1］377

江西在茶叶出口上还是有一定的产品优势的，但光有这些优势还远远不够。通过本文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江西茶叶虽然在出口数量和出口额方面都在增加，但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生产规模小、机器化程度低、产品结构单一等。因此，本文依据江西省茶叶出口的现状，同时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分析成果，得到出几点应对这些问题的措施，如扩大企业规模、提高机械化水平、优化产品结构等。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江西茶叶利用自己的优势将江西的茶文化以及茶叶推向世界，同时提高出口茶叶的质量，促进江西经济的发展。

牛津大学各个学院自主招生，自主管理，而所谓“总尚书”，不过是名誉校长。在此基础上，导师根据学科要求及学生的各自特点来进行学术指导，承担着监护人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这便是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学院制和导师制。学院制和导师制是牛津大学最具特色之处，郭嵩焘的记述可谓准确扼要。

是日，郭嵩焘先参观了马克得林(Magdalen College)、阿勒苏尔士(All Souls College)和客来斯觉尔治(Christ Church College)三个学院，然后又造访了牛津大学最大的图书馆——著名的博得里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该馆藏书量仅次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郭嵩焘询问其海量藏书的来源:“此所藏皆近人著述，凡书成必首纳献一部”。这就是英国图书馆的缴存制，牛津大学是缴存制的创始者，而博得里图书馆正是这一制度的最早受益者之一。郭嵩焘说“圆屋最上一层结构，旁四周为飞檐，铺以铅板，外为石栏，可以望远。”可知他当天重点参观了医学和科学书籍馆，即圆形的拉德克利夫圆楼(Radcliffe Camera)。这座建于1749年的“圆屋”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坐落在圣玛丽教堂和众灵学院之间，是牛津大学的地标性建筑之一。郭嵩焘还兴致勃勃地登上图书馆顶楼，俯瞰了牛津全貌。

随后，郭嵩焘一行来到舍尔多力安西尔得剧院(Sheldonian Theatre，今称谢尔登剧院)，出席理雅各《圣谕广训》的宣讲会。谢尔登剧院是牛津大学举行重要庆典活动的主要场地，1876年10月27日，理雅各正是在这里正式接受了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的教职。因此，他选此地作为讲坛，确是别有深意。理雅各此举一是向远道而来的中国使臣表示敬意，二是展示牛津大学汉学研究的学术积淀。但在郭嵩焘看来，《圣谕广训》能为西方学者悉心追摹，则是大清国圣祖“徳教流行广远”的结果。当晚，郭嵩焘在理雅各主持的欢迎晚宴上与哥尔文施密斯先生会面，这位哥尔文施密斯就是曾发表过著名演讲《小说写作的指明灯》的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戈德文·史密斯(Goldwin Smith)。

第二天，11月29日，郭嵩焘应邀在博得里图书馆列席了学位授予仪式，并旁观了学生的口试和笔试。他将博秩洛尔(Bachelor学士)、马斯达(Master硕士)和多克多尔(Doctor博士)分别对应中国科举考试的秀才、举人和翰林;同时他想当然地以为博士也重前三名，将荣耀博士学位对应于科举的鼎甲，只不过荣耀学位只是虚名而已。由此，他找到了中西学制的共同点:

三试章程，盖亦略仿中国试法为之。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而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1］379

言必称三代，是彼时中国人的共性思维:其一是对逝去的黄金时代的极致想象和赞美;其二，这便是夏菲·列文斯坦(Harvey Levenstein)所说的处理不同文化间距时要使用“文化拐杖”，即从传统文化中截取相似物来弥合中西文化的隔膜。如此既可维护脆弱的民族文化自尊心，缓解矛盾;又增强了中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于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成了借径西方、救亡图强的不二法门。

午餐后，郭嵩焘在理雅各的陪同下，来到格拉伦敦卜来斯印书局(Clarendon)，即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仔细询问了出版社的历史:“格拉伦敦辑查尔斯第一被弑事为一书，销行甚广，厚积资产。临卒尽蠲所有，立一书局，新旧印书局机器凡数院。”18世纪初，克拉伦登爵士(Lord Clarendon)将《大叛乱史》一书的版权赠给了出版社，该书第一版的盈利为出版社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于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便有了克拉伦登出版社的别称。在这里郭嵩焘见识了“昨夜尚是整张纸，今早已成书”的奇迹。接下来郭嵩焘又参观了牛津大学博物馆，见到了史前鱼化石、猛犸象化石等展品，在馆长毕灼尔(Pritchard)陪同下参观了天文台。郭嵩焘秉承了其一贯的勤学好问的风格，与毕灼尔探讨了《尚书》中的星象记载，还见识了庞然大物——天球同步反射望远镜。在毕灼尔的指导下，郭嵩焘用天文学家蒂拿娄(Warren de la Rue)发明并捐造的反射望远镜观测到了金星，显示出他非同一般的科学素养。毕灼尔亦记录下了郭嵩焘访问天文台，并观测到金星这一历史时刻。至此，郭嵩焘为期两天的牛津大学考察圆满结束。

郭嵩焘的记述可以称得上一篇颇为详细的牛津大学考察报告，读者从他的文字中可以了解到牛津大学历史悠久，学院独立且有各自的学术特色，施行导师制，拥有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大剧院等丰富的教育文化资源，是一座与中国传统学堂书院迥然不同的学术殿堂。国内报刊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牛津大学游记，据笔者所知，应是《万国公报》1902年6月第161册所载，署名“美女士美而文”的《游奥可司福特大书院记》，与郭嵩焘相比已是瞠乎其后了。因郭嵩焘不懂英语，一些专有名词只能根据英文音译写出对应的汉语词汇，虽诘屈聱牙，但洋洋五千言的考察记，事无巨细，均苦心巺语，照实笔录，读来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除对牛津大学实地考察外，郭嵩焘还与牛津大学化学家哈尔库尔德、天文学家蒂拿娄等交往甚密，常在各种学术茶会或实验室里观看各种科学实验，请教颇为精深的科学原理，偶有所得，便认真记录下来，常叹自己年老失学，“然其理吾终不能明也”，求知之心未尝稍歇。颇有意味是，1878年3月1日(光绪四年正月廿八日)，郭嵩焘看到《新报》报道牛津大学师生为遭受旱灾的中国灾区募集赈款一事，忧心忡忡:

《新报》载捐送中国赈项数目，而阿斯弗各学院又议条款助赈。……竟以各省灾荒，导使教师行惠以要结人心，其亦耶稣教盛行中国之征乎?念之惘然而已。［1］484

西人出于人道主义，为中国筹集善款，本是正常之举，但郭嵩焘却担心英国人居心不良，借赈灾济民来行传道惑民之目的，从而使儒家文化被基督教取而代之，甚至连他素常称道的牛津大学也是另有企图。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他无法容忍儒家文化遭受西方耶稣基督教义的侵蚀，而对具有深厚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牛津大学也保持着一种本能的警惕。

郭嵩焘并非第一个考察牛津大学的中国人，除前文提到的王韬外，1865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父子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一行五人，由时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带领，出访英、法、丹麦、瑞典、荷兰等国。1866年4月，斌椿一行赴牛津大学访问，只留下了“阿思佛大书院”［4］118的大致地理方位，至于学校的具体情形则未知其详。1876年4月，时任海关税务司文书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界代表，赴美国费城参加纪念美国独立百年世界博览会。李圭结束博览会相关活动后，于1876年11月造访了伦敦“奥克司芬城大书院”［5］292，他拜会了理雅各，并由其导游各处。李圭了解到“大书院共有二十一所，讲堂六所，贡院一所，书库一所”，而最大的学院叫“客利司柘池”，即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王室成员多肄业于此。他将“道德”(Doctor)、“扑非色”(Professor)分别等同于中国的进士、举人，将学生校服称为“号衣”，让人忍俊不禁，他笔下的牛津大学形象较斌椿、张德彝、王韬等人的记述要具体一些，但仍失之粗率。可以肯定的是，郭嵩焘是第一个深入考察牛津大学并留下详细记录的晚清文人。

牛津大学先进的教育理念、规范的学科设置和科学的培养体制都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而不断思考借鉴西方大学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可能。他在1878年10月11日致沈葆桢的信中说“嵩焘读书涉世四十年，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6］195他痛斥中国科举虚文应时、空谈科名之弊病，表达汲取传统之精华，学习西方，再造中国教育的迫切愿望。

百年以来，国人竞相以西方大学为圭臬，言必称牛津剑桥已成风尚。有学者便将中国大学称之为“欧洲大学的凯旋”［7］4，我们的大学正是全盘西化的结果。胪列史实不是本文的目的，而是想借郭嵩焘的足迹与文字，来回味近代以来西方大学体制跨海而来反客为主的历程，反省如今我们的大学发展与改革该何去何从:是亦步亦趋，还是博采众长;是一味西化，还是保留传统;是克隆复制，还是借鉴创新，这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8.

［2］王韬.漫游随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3］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8.

［4］斌椿.乘槎笔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8.

［5］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8.

［6］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4.

［7］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