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兴媒体策略

解庆锋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新疆阿拉尔843300)

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在快速呈现舆情、积极疏导不良情绪、加强舆论引导方面作用突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要求国内各媒体组织积极占领互联网舆论阵地。新疆区情特殊，意识形态呈现多样化存在形态，加之处于反恐反分裂斗争的前线，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加紧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颠覆，对新疆意识形态的安全产生了强烈冲击。新疆的新兴媒体组织应当积极发挥新兴媒体的长处，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整合力、号召力，为新疆意识形态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意识形态与新兴媒体两个基本概念的涵义、关系

意识形态是反映和揭示社会存在，体现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内含合理掩饰现实联系的情感、表象、观念。哲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道德等内容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思想理论体系[1]。”伊斯兰教在新疆少数民族群体中影响广泛，占少数民族群众总量的90%以上，可见在探讨新疆意识形态安全方面，不能忽视作为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宗教。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我国对宗教的定位是站在政治的角度，一般表述为合法的宗教活动，对宗教的功能、价值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孙格廉提出宗教环境中西部地区社会复杂矛盾关系定性定位的准则，分类、分层次研究了宗教问题涉及的法律范围、调整对象、性质等法律适用问题[2]，分析了将宗教定位有益文化的意义与现实性，认为恰当的定位是防范宗教突发事件的前提[3]。新疆周边国家有相当数量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思潮对新疆宗教信仰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积极挖掘伊斯兰教内容中的积极因素，将有益的思想、观点整合进建设和谐新疆的思想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将能够扩大新疆区域内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若一个区域有相当数量的人信仰一种宗教，对该宗教的定位至关重要，使宗教与政治有益互动，借助宗教的一些独特的传播渠道，使主流意识形态与宗教有益内容融合，并在融合互动中产生主导作用，应该是该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兴媒体是以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出现的信息传播载体，主要指互联网、手机，以及以互联网、手机为平台延展出来的博客、播客、BBS论坛、E－Mail、ICQ、手机短息、手机电视、手机广播、手机报等。由于我国社会科学体系兴起较晚，属于舶来品，有关传播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被西方众多的学者所关注，并深入地进行了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交通工具对经济全球化、文化扩张的作用，认为新的传播工具带来意识形态的碰撞与整合。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较早地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法国学者马尔库塞、美国学者波兹曼均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决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认为大众媒介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借助信息传播将民众塑造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主体，使得意识形态规范变得理所当然，具有了合法性。因此大众媒介塑造了民众的世界观，也塑造了民众对自身、对他人和社会关系的看法。可见新兴媒体是影响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机器，新兴媒体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新兴媒体具有互动性、匿名性、平等性、网络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吸引力、影响力，培育了新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丰富了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以网络为平台的博客新闻、BBS新闻等“市民新闻”影响着社会舆论，网络舆论对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发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新兴媒体同时也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构建方式的功效，新兴媒体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冲击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国家观念与集体意识的淡薄，客观上帮助西方意识形态具有了更强力的颠覆渗透方式。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认为网上舆论形成的特殊性使得政府的信息发布与管理“从容应对”的状态不复存在[4]。扬长避短是党和政府借助新兴媒体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原则，在意识形态特殊性突出的新疆，有效规避敌对势力借助新兴媒体进行意识形态颠覆，党和政府的新兴媒体组织积极利用新兴媒体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信度与效度，增强新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构建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一道屏障，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

2 用新兴媒体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性

2.1 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思想的安全，若思想的安全出了问题，人们的头脑认知产生混乱，失去方向感，缺少引导力，则一个群体、一个组织就缺少了凝聚力、吸引力产生的内在机制，组织或群体的信息传播系统正熵增加，不确定性不断积聚，组织机体开始混乱，组织的社会功能无法发挥，最终导致组织的崩溃或群体的离散。前苏联血的教训便是明证。可见思想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一个组织或群体稳定的前提条件，而意识形态建设关乎思想安全，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只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得到保证与维护，国家、组织、群体的安全才能得到保证与维护。新疆民族多样、宗教信仰多样，多元的意识形态取向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才能整合多样认识，在多样性中产生认同感，实现意识形态安全。

2.2 新疆意识形态的特殊性

新疆作为我国的组成部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在这些方面，新疆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必须正视的是，新疆意识形态具有国内其他任何地方没有的特殊性。伊斯兰教具有国际性、跨境性的特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后，新疆的宗教活动受到境外伊斯兰教各种势力的影响。国际反华势力、东突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借机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将非法的宗教活动披上自由、人权的外衣，来迎合部分信教群众的情感、心理需求，鼓吹宗教信仰自由就是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运用“圣战”的口号，发动信仰某种宗教的民族来排斥其他民族民众在新疆的存在，叫嚣着“杀汉灭回”的反动口号。然而此类非法口号却麻痹了部分信教群众的思想认识，以致在诸如7·5等社会突发事件中，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盲目参与了打砸抢等非法活动，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是部分民众相信了反动势力鼓吹的争取信教民族独立的非法口号。加上新疆经济社会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旧的经济利益结构被打破，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出来，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如贫富差距、腐败问题也被境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反动势力将一些细小的普通的社会问题、生活问题转嫁到民族问题上来，借此挑拨民族不和，鼓吹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可见在新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加上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新疆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

2.3 敌对势力利用新兴媒体对新疆意识形态的渗透

伴随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兴媒体成为各族民众的日常信息的传播手段，新兴媒体信息对各族民众的观念、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股势力借助新兴媒体的物理特点，积极利用新兴媒体对新疆各族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由于新疆教育欠发达，部分民众文化水平低下、媒介素养差，被三股势力的信息传播所迷惑，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加之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大众媒介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成为民众较为信赖的信息来源。由于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者具有不确定性、隐匿性、分散性，使得信息质量良莠不齐，各种不良的、反动的思想观念借助新兴媒体进入新疆各族民众的头脑，对新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与挑战。部分狂热的新疆分裂分子与宗教极端势力，将“东突”一词进一步政治化，编造了一套“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东突”势力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加紧向意识形态领域渗透，鼓吹分裂思想，宣扬“圣战”，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实际指挥遥控暴力恐怖活动。乌鲁木齐7·5事件中东突分子利用互联网、手机传播不良信息，妖言惑众、蛊惑人心，借助互联网与手机将不明真相的人组织起来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打砸抢烧事件。“目前，新疆周边国家和地区有‘东突信息中心’、‘麦西来甫’等40多个网站，‘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8个主要电台的128个频率，都针对新疆进行歪曲宣传，对新疆区内民族宗教政策和一些重大事件进行歪曲、诋毁[5]。”可见，利用广播电台、互联网等手段加紧进行反动舆论宣传和思想渗透活动是境内外“东突”恐怖分裂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破坏的重要形式之一。

2.4 敌对势力利用新兴媒体对新疆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及利用新兴媒体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紧迫性

敌对势力利用新兴媒体对新疆意识形态的渗透对新疆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严重危害。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基础，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对应着什么样的行为。敌对势力利用新兴媒体鼓吹民族解放运动、复国运动，对部分少数民族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毒害作用，对部分少数民族民众的正确认识产生了侵蚀、解构作用，混乱了部分少数民族民众的思想认识。这种侵蚀、解构危害表现在对“五观”的解构、对国家认同的解构、对民族关系的解构、对中华文化的解构。五观指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鼓吹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杀汉灭回”、“圣战”等口号，严重混淆了部分民众的五观认识。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100年前后，西域已经纳入汉朝政权的管辖范围内，而敌对势力却无视历史，甚至篡改历史，鼓吹新疆不属于中国，企图将新疆从祖国怀抱分裂出去。敌对势力叫嚣着“清洗异教徒”严重破坏了民族间和睦的关系，影响到部分少数民族民众对正确民族关系的认识，由于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部分少数民族民众对三个离不开问题产生了认识混乱，才会有“杀汉排汉”口号及行为的出现。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而极端宗教势力排斥其他文化，独尊伊斯兰文化，对大一统的中华文化产生了严重威胁。

由于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部分少数民族民众思想认识产生了动摇乃至混乱，很容易被国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通过炮制各种居心叵测的话语来煽动部分思想认识混乱的少数民族民众闹事，甚至通过互联网无中生有地制造虚假信息来欺骗思想认识不坚定的部分少数民族民众，从而制造社会事件，危害新疆安全。由于伊斯兰教的跨境性，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宗教宣传，为新疆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埋下了隐患。

自近代以来，新疆的分裂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非法活动，每隔数年一般会有比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党和政府对分裂势力采取了高压严打态势，但从效果上来看，似乎并不理想。观念的问题很多时候难以用严打解决，即便一时得到解决，却难以根除，日后必然反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民族文化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而有些部门领导对意识形态安全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认识不清，或认识到重要，但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上缺乏得心应手的措施，特别是对新疆的信息环境缺乏准确地认识。在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办法越来越不适应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营造的信息传播环境。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新兴媒体加紧进行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面对部分干部缺乏相应的新兴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意识与能力，利用新兴媒体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可谓紧急而迫切。

3 利用新兴媒体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及策略

3.1 利用新兴媒体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

价值即有用性。价值有一个归属的问题，即事物的有用性最终对谁有利，有利的体现与形式便是事物价值的显性存在。新疆区域内党和政府的各级新兴媒体组织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为党和人民服务，这也是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这一角色与定位的内在本质要求。新兴媒体在加强新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舆论引导、文化安全方面。作为民族聚居区，新疆区域内多个民族的团结互助是自治区党和政府的大事，是民族地区一切工作顺利进行的根本前提，新兴媒体积极向各民族群众传播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发生在新疆区域内感人的民族团结故事、拥护民族团结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借助此类议题的设置，使各民族群众在思想上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及意义，从而推动民族团结的发展。社会稳定是新疆经济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环境条件，新兴媒体通过对好人好事的报道，能为各民族群众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拟态环境，使人们的心理安全得到保证。舆论引导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一项原则，通过舆论引导使党的声音成为具有引导力的声音，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各种思想观念的旗帜，实现新疆区域内意识形态建设的“一元化指导，多元化呈现”的良好局面。互联网尤其是商业互联网成为了有毒文化的一个重灾区，新疆各级互联网要加强自律，严格管理，有效防范有毒文化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维护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安全是新兴媒体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利用新兴媒体加强新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借助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能、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成为新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将有助于新疆区域内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确保各民族文化的安全。

3.2 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兴媒体策略

3.2.1 借助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增强新疆意识形态的整合力

意识形态具有自组织性，在经济基础的外在决定因素影响下具有自我选择、自我构造、自我演化的功能，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人类自我意识内在逻辑展开的过程，它本身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张力、认识机制和价值取向[6]。”既然意识形态具有自组织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及意识形态建设部门应积极推动新疆各民族、各宗教的意识形态发展顺应党的西部大开发、新一轮全国援疆工作的时代背景，通过吸收党的理论、政策、方针实现与时俱进。扩大各民族、各宗教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认同区域，使各民族、各宗教的意识形态通过创新发展更加维护党的主张、观点，有效整合各民族文化、宗教观念，形成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各种民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和谐共荣，彼此促进的良好局面。新兴媒体的一个优点是能够满足受众的个性化使用、隐私化使用。例如手机，用手机获取信息只有使用者才知晓，是纯粹个人化的行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由于地理条件多样、疆域范围大，同一民族文化内也是异彩纷呈、多彩多样，而新兴媒体自身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好可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下，积极利用新兴媒体传播个性化的信息既有利于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坚持了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实现了意识形态整合与多样共存的辩证关系。

3.2.2 借助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提高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

利用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公信力高、可信性强的特点提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广度与强度。互联网、手机被誉为草根媒体，因为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普通人使用互联网的机会多、门槛低，且自主性强。普通民众在新兴媒体上呈现出蓬勃的信息传播欲、言论表达欲，网民在论坛中看到与自己具有相同或相似地位的人所传播的信息以及信息采用家长里短式的表达方式，同样作为下里巴人的网民会感到亲切，从而提高了新兴媒体信息传播的信度和效度。伴随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民众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南疆，不少维族兄弟有很多的汉族朋友，汉族民众也有不少维族朋友。日常生活民族互动的圈子中的人大多属于同一个话语体系，相互认同感强，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能够将显示民汉互动的情况呈现在大众视野内，原汁原味的生活情景、真真切切的民族感情使普通人能真实地感觉到，相信新兴媒体中传播的来自草根群体的信息与观点。新兴媒体的互动性、平台性、自由性、个人性的传播特点有利于各种文化、思想的交流、碰撞，有利于推动意识形态的吐故纳新，有利于促进意识形态的整合、融合。可见，新兴媒体有助于不同民族民众思想观念的交流与融合，观念通则障碍除，新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够在民族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实现整合。相对互通的价值认同是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与条件，能够在意识形态多样存在的环境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性。

3.2.3 反击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

新兴媒体信息传播中存在的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恐怖主义对新疆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三股势力利用新兴媒体加紧分裂意识形态的渗透，利用新兴媒体组织指挥恐怖活动。新兴媒体组织要积极利用新兴媒体及时传播反击三股势力的言论，制作适合新兴媒体传播的影视信息内容，充分提高影视信息内容传播的效能，加强对新兴媒体信息传播平台的监管，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过滤不良信息与言论。鉴于新疆的特殊情况，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积极利用新兴媒体推动新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利用新兴媒体及时把握社情民意、引导网络舆论导向，借助新兴媒体加强对新疆偏远地区、民族聚居区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通过新兴媒体的议程设置来营造各民族民众的信息环境，使党的声音借助各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信息表现形式入脑入心，使偏远地区民众、民族聚居区民众在宗教信仰的同时认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增强偏远地区民众、民族集聚区民众对三股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免疫力、抵抗力。媒介素养指人们理解和使用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的能力，包括认知、解读、评判、接受和利用传媒信息等五个方面。新疆有关部门要培养各民族民众的新兴媒体的媒介素养，增强信息鉴别力，使民众明辨信息真假，看清事实是非，提高各族群众的信息传播能力，发动民众利用新兴媒体传播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传播身边民族团结、各民族群众共奔美好生活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使三股势力的意识形态信息渗透淹没于民众自发信息传播的汪洋中。

3.2.4 整合各类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是协同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一个系统在外界物质、能量、信息的作用下，会产生动态平衡过程，在动态平衡过程中，各子系统、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在系统从失衡状态走向重新平衡的过程中，会产生起主导作用的序参数，在序参数的影响下，各子系统的角色与功能产生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以达到相互配合，实现系统整体功能倍增的效果。大众传媒系统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系统，长期以来主要由报纸、广播、电视构成，而报纸、广播、电视也因此被称为三大传统媒体。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发展与普及对原有的传媒生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大众传媒系统进入了一个新的动态平衡过程。由于新兴媒体的草根性，而传统媒体离普通民众较远，受众对新兴媒体的信任度较高，依靠传统媒体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方式受到挑战。传统媒体开始借鉴新兴媒体信息传播的优点，进行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各传统媒体组织开始兴办新兴媒体，如报社办网站、电视台办网络电视、广播电台办网站。单纯额外地兴办新兴媒体其传播效果仅仅是1+1=2，而不是1+1＞2，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信息传播的协同效应成为各类传媒组织的目标，于是报网互动、网台互动成为传播者关心的问题。

在利用新兴媒体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不能够忽视传统媒体强大的信息传播效果作用，应当使两者相得益彰，相互配合，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作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各级党委宣传部应当注意从宏观角度协调两者的配合，达到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协同效应。具体说来，广播、电视在信息传播后往往无法重复，传播大多是一次，这缘于频道时间资源的稀缺性，而网络却是一个内容集成平台，可供人们千百次地访问同一个讯息单元。把广播、电视播出后的节目上网，实现网台互动，能够提高广播、电视信息传播的频次，反复是增强传播效果的一个条件，提高了频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信息传播的效能。报纸、广播、电视对信息传播对象的区隔度较差，远不像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区隔度高，尤其是手机，实现了点对点的传播，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营造舆论的同时，借助手机、互联网ICQ等点对点的传播方式实现舆论的具体化，即让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具体事实来支撑口号的存在，让抽象的口号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形态的事实存在，从而提高了舆论传播效果的针对性、差异性。传统媒体信息传播强度大，容易给部分民众造成信息心理压力，而新兴媒体互动性好，普通民众能够及时在互联网上宣泄情绪、倾诉心声，从而减轻了民众的心理压力，起到减压器、缓冲阀的作用，同时舆情监测部门也能及时发现民众思想变化的动态，适时调整信息传播的内容。可见，在利用新兴媒体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要使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联动，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新疆区域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为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筑起强有力的防火墙。

结语

新兴媒体在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媒体时代，在利用传媒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应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联动，实现两者信息传播的协同效应。分裂势力、敌对势力会加紧利用新兴媒体对新疆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颠覆，新疆党和政府各级组织应积极利用各级各类新兴媒体，改进传播形式、提高传播技巧、有效防范不良信息的侵蚀，确保新疆区域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为促进各民族团结、维护新疆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1] 吴玉荣.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中共中央党校，2004.

[2] 孙恪廉，王小力，赵文舟.西部宗教突发事件的定性与法律适用[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3):46－49.

[3] 孙恪廉，潘斌.宗教文化定位是宗教事件防范的前提[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5(3):67－69.

[4] 程曼丽.新媒体对政府传播的挑战[J] .对外大传播，2007(12):38.

[5] 安晓平，谢贵平，李新明.试论新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殊性[J] .塔里木大学学报，2010(3):51.

[6] 万斌，陈明.自组织视域下的意识形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