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彤视野下的“丁戊奇荒”与华北社会

张浩威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0 引言

目前国内外史学届对灾荒，包括光绪奇荒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我们于灾荒史中多加研究与反思，大有助益现代建设与未来发展。谈及灾荒方面的大家，国内有邓拓、李文海、夏明方、孟昭华、朱浒等；国外有马罗利、魏丕信、艾志端等，兹不详表。在过去的30年间，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也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现在它已是一个发展成熟的领域，研究课题涵盖多个方面，诸如清代救灾活动；饥荒如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生态学发生相互影响；救灾和清政府的功能；饥荒文化和宗教反应等多个问题。可以说，于文化、宗教、心理、生态学等视角来考察灾荒是看起来不错的路径。

学界对晚清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的有着不乏浓烈而持续的关注与研究。2009年，王鑫宏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丁戊奇荒”研究综述》已经做了不错的总结[1]。故关于丁戊奇荒的研究状况不再赘述。结合2009年来至今的研究，学界目前对光绪奇荒兼及华北社会问题做了不少的研究，侧重点多在原因、影响及官民救济问题等，但从另外的新颖角度尚少：如从宏观角度多，而从微观角度少；从静态观察多，动态考察少；从国家、社会角度多，而从民众与个人角度少，如一般家庭，如渔夫盐商等群体灾后生活样态；从现场与正面角度多，而从事后与侧面角度少，尤其是灾前灾后的情况、南方地区、中国绅士、外国人的反应等研究弱。

1 “丁戊奇荒”视域下的《抑斋自述》

笔者在仔细阅读晚清士绅王锡彤的日记《抑斋自述》过程中，收获良多，发现了许多新问题。笔者原本想做一篇关于清代河南史的论文，发现里面可做的也不是没有，启发点与引申点倒是不少。笔者认为比较有意思的论题如下：书中所反映的王锡彤母子关系等家庭宗族情况、邻里友朋关系等、近代社会风俗习气等，如迷信、女学、妇女解放等；王锡彤周围绅士群在晚清社会与国家中的存在情状与作为作用；王及王母看病史所映照的近代医疗情况、晚清科举现状与实际情态等。本来以上这些选题可择选一个做关于晚清民国范围内的社会史的论文，但因能力有限、材料不足、创新不足和笔者期望有冲突矛盾，笔者犹疑退缩了。

不过，《抑斋自述》中所反映的关于光绪奇荒的情况引起了笔者的特别关注，这在之前没有引起学界充分地重视，甚至被人给忽视了。王锡彤亲历过“丁戊奇荒”，且其自身家族的生产生活在灾难中也受到打击和影响。令人惊喜的是，《抑斋自述》不仅相对忠实地把“丁戊奇荒”记录了下来，而且对奇荒有着具体而不乏深刻的体验与观察，有着实际而细微的感受与思考。

丁戊奇荒是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发生在华北的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这两年灾情最重，为“有清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故史称“丁戊奇荒”。王锡彤生于1865年，奇荒发生的那三四年，王正值少年：1875年，王10岁；1979年，王14岁。王锡彤(1865-1938)字筱汀，号悔斋。河南卫辉城关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这场奇荒给还尚在少年的王锡彤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记忆，这在其日记《抑斋自述》有着鲜明而充分的体现。

《抑斋自述》是一部类似自叙年谱性质的著述,系据王锡彤日记排比整理而成。自述以时间为顺序,逐年记述了王氏一生的言行、见闻、经历等,记事详明,内容充实。王锡彤在宣统元年以前主要在河南从事教育事业，其间亦参与地方政事。此后应袁世凯之邀与北方最大实业家周学熙一起在京津等地兴办实业，先后充任京师自来水公司协理、卫辉纱厂董事等职。王锡彤的经历与事业使其成为近代河南地方史乃至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日记自然成为研究晚清民国河南与中国的重要史料。诚如徐文霨该书中序《浮生梦影》中所云:“先生所记,不仅自身之一言一行,凡先代之遗型,乡先哲之故事,推而至一乡一国，举六十年来所躬亲而目击者，皆为之记。”[2]3书中披露了河南近代史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河南近代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变迁,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笔者这里以《抑斋自述》为引发点和起据点，并据别的材料，作引申发散探索。

作为丁戊奇荒的亲历者，王锡彤也曾饿着肚子，亲见人吃树根，遍地死人等惨状；也见知亲朋饱受饥饿、颠簸逃荒等。《抑斋自述》中关于光绪奇荒之灾前灾后的情状几乎是始终萦绕于王的日记。笔者这里无意做一篇关于光绪奇荒的大论文，从《抑斋自述》中窥探光绪奇荒不免有管中窥豹、以偏概全之嫌疑，甚至有就书论书于某节事作书评之病弊；然而笔者着意从此处引申发微，发现新意，只为略有所得就可足矣。况且近段笔者所精读的中国社会史书籍多是关于乡村、民生、生态、文化等方面的，于是笔者就势选择了灾荒方面的，希冀从小处，于个体，从具体的生动的人事与情态发现新的东西来。

2 《抑斋自述》中的“丁戊奇荒”

2.1 灾前之象兆

“丁戊奇荒”孕育于1875年，当年春季旱情已初露端倪，至秋初，旱情已从直隶扩至豫晋等省，持续数年之久的特大旱灾就此拉开序幕。1876年，旱灾范围进一步扩大，旱情益加严重，甚至连黄河也呈现枯水状象。到了1877年又连续两年仍是大旱，当时晋冀鲁豫陕各省十之七八的州县干旱，至无收成。王锡彤在书中频频称此灾为“旱荒”；现代学界也一致认为“丁戊奇荒”乃旱灾，主要为极端干旱天气所导致的。

更为严重的是，在大多旱区，蝗灾接踵而至，把本已奄奄一息的庄稼啃食殆尽。屋漏偏逢连夜雨，与旱灾相交错，很多地方又接连发生水、蝗、疫等灾害，使得本已严重不堪的灾情雪上加霜。

《抑斋自述》载，光绪二年丙子，即1876年，王锡彤十一岁：“是年麦收尚好，秋后即不雨，麦收未种，荒歉之象兆矣。先母尝梦先大母扣釜警之语：年光如此,尚不知检点耶！醒而大惧,遂作御览之谋。”[2]11-12普通百姓有经验而敏锐的已经有了某种不祥之感，当时各地不少官吏对“荒歉之象兆”也颇感忧虑，多认识到较长时间的严重干旱多半会导致麦作歉收。时任豫抚的涂宗瀛奏言，河南灾情以“卫辉、怀庆、河南、陕州等府州县为重，二麦多未播种”，“民情极为困苦”。[3]787-788近现代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为丁戊奇荒主要是因北方多省的麦作歉收引发的灾害[4]。荒灾发生前有各种预兆，朝廷与人民是没做准备还是无意还是无能做足准备吗？“年光如此，尚不知检点耶”，灾前灾后不知“检点”，依然放肆，这在很多材料都指出当时人归结之一便是道德与素养问题，这是人罪恶之报应，归到上天的惩罚与怨怼：平日里不知节俭，作恶太多，灾后也不知反省。此种“道德气象学”实际的接受与运用，以及干旱符咒的广泛影响，给予受灾的人们找到灾难的缘由并得到心灵慰安；而实用主义自然使得受困的人们拜天拜地，靠近宗教，传教士的大力救灾和基督福音的温暖与慰藉，使得基督教也借机趁势在直豫晋鲁间大大发展与传播。

2.2 灾中情状、百姓生活与社会影响

“丁戊奇荒”灾情之严重、延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在灾荒史上前所未见，其影响波及今晋、冀、陕、豫、鲁等省。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此灾又称“晋豫奇荒”。史学界一般称，受灾人口近亿，造成1000万人左右饿死，对南方亦造成冲击，对晚清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在历经此灾的王锡彤的笔下，我们应会对华北受灾情状与社会影响有更为具体而深切的感受与认知。

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王锡彤十二岁。如果说丁戊奇荒中最严重的是山西、河南等地，那么作为灾情最重的年份1877年，河南最严重的地方则正是王锡彤所在的豫北地带。“此年终年不雨，田地焦枯，民间乏食。初宰未大之猪羊，渐及牛驴骡马，肉价大贱。余方喜得饱老饕，母训之曰：‘痴儿，此荒年象也。’继而学塾散矣，叔父为介绍谷先生名容斋上学。无几日，一夕，先生全家均逃荒而去。”[2]2112岁的王锡彤尚在无忧无虑的年龄，却不知父母之艰难，私塾先生已逃荒而讨生活去了，灾情之重象令人慨叹。至“肉价大贱”，少年王锡彤竟还欢喜能得饱餐肉食几顿，直至其母训导，乃知灾愈来愈重。粮价暴涨，肉类大贱，“学塾散矣”，王锡彤一时“废学”。至此，市场混乱，人心惶惶，学堂暂止，对生活、商业、教育等都造成影响。

光绪奇荒下的大旱灾也是百年少见的，不仅阻滞了交通、生产的健康有序的进行，而且给生实际活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清光绪三年，岁大旱荒……既久旱不雨，沙益浮出，鹿车载余不能行……[2]218-219旱灾的程度以至“沙益浮出”车不得行。“倘丰年多雨，沙受湿而坚，车可畅行。天旱既久，沙松滑浮涨，车轮推不能进……”[2]21可见干旱程度之深。“且旱灾已成，流亡载道。盐业窳败，不可收拾。同人一日两餐小米粥，时虞不给，先君子辄质衣应之，势不能再容一闲吃饭人，于是遣余(王锡彤)回里。此次却趁徭役车，一日即至。到家拜母索食物，母曰：‘食耶，容为汝筹之。’余急不可耐曰：‘我食安用许多，瓮底米足敷一餐。’母曰：‘痴儿，今日尚问瓮底耶！’余不信，遍视盆盎皆空，乃始恍然，知今后为饿乡中人矣。”[2]21-22至此王锡彤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他家因灾荒在吃饭问题上早已上下不接了。

光绪奇荒下华北社会出现了不堪回首的人间惨象，以致失序失伦，失理失控。卖子卖女更是屡见不鲜，《申报》等媒介多有抨击，晋豫等省民谣民歌中多有反映。“丁戊奇荒”使得河南等地盐商受牵连，如延津、修武、卫辉等地，但可恶的是，官商落井下石，趁势勾结以谋取利益，压榨勒取小民以攫取暴利，这使得小民小商更是困加数倍，雪上加霜。旱灾严重到一定程度，华北不少地方发生了“人相食”现象。“且届光绪三四年之间，河朔奇荒，人有相食者。盐业窳败，延津尤甚。各债主无所取偿，讼贺于卫辉府”[2]11“光绪丁丑、戊寅，河北大旱荒，斗米一金，人相食。”[2]161河南“杀女疗饥”[5]事件像是一场噩梦，更增添旱荒下的失序悲剧性。如艾志端所深刻地指出，食人的多数故事是隐喻性而非字面性的，食人主义是为了强调灾难范围的一种修辞，对儒学家庭是种威胁。[6]4食人主义更多的是种精粹象征，而饥饿的恐怖图像更多的则被图像与符号充斥、被神话累积、被幻觉扭曲，依据于存在的社会的文化的体系与网络，承载无限的迷人的内涵，被用于多种目的，从而能引起更大震动，更多颤动，能收获更多同情和眼泪，更多关注与帮助，引起下代深刻的警戒与教训。

1878年，实际旱灾已过高峰期。然更为悲惨的是在旱情逐渐缓解时，瘟疫恶神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摧残。《申报》报道说，尽管1878年春后有雨下，但惜杯水车薪，雨后“一经暴晴，各处尸骸之枕藉者，其气熏蒸人，一触即病”[7]。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王锡彤写道：“旱灾已过，疫疠又生。一因人初得食物过饱致疾；一因饿莩载道，无人深埋，天雨之后，秽气蒸发也。吾家托庇天恩祖德，幸免传染，亦云幸已。”[2]22“过饱致疾”这种贴实而具体的描述，不免令人唏嘘。

王锡彤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自己、亲朋好友，还扩展到豫西豫北乃至华北社会的民生疾苦与社会经济。王锡彤言，“光绪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天乃雨，余乐极欲狂……顾农夫逃亡，尽野无耕者。恃田肥饶，一雨之后黍稷自生，惟骸骼遍野，蒸为疾疫，传染渐多，或至全家死亡……”[2]2191878年春夏的雨显然来得太晚了，虽然也使得旱情度过了高峰期，喜乐后不过是哀叹。“骸骼遍野，蒸为疾疫”读起来令人毛骨茸然，实际的情况证明这毫无夸张。王锡彤也感慨：“惟念农人流亡尽矣，谁与耕田者。”[2]22在豫北，“麦收岁丰，斗米铜钱三百，较上年贱五之四。惟民数目锐减，较往年不过得半。破屋颓垣，触目皆是，盖屋中梁柱早撤作薪矣。”[2]23灾害之严重，从灾后人数约减半，破屋遍是，其惨状可见一斑。很多人因灾而逃荒或移民。“南就食”这样一扫而过的字眼在《抑斋自述》中也有出现，却颇值得注意。王锡彤朋友新乡王静波“光绪丁丑旱荒，挽鹿车奉母就食归德，年丰归里”[2]46。又言，静波“配许氏，丁丑荒岁，先生南就食，外家亦将逃亡，过村相告，先生适归，遂得成礼……”[2]139家境本就贫寒学儒王静波灾荒下的“半日读书”生活自然难以保障了，他不得不“弃儒业贾”，以图生计。[2]137据有关材料，当时确有不少逃灾人去了富庶的江南。至于其他方向也有，如东北、华中等地。

灾中灾后粮价暴涨之各种惊人数据材料数不胜数，其间官商勾结，不顾人民死活，趁机大赚其利者大有之，有“一欠等三收”之说。《铁泪图》前言里也反映出：饥荒在富人和穷人间显现的不平等，在平时被忽视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变的是，它们在苦难面前表现出一种等级，有些集团甚至可以从中得益。在饥荒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是生存法则则是主宰下残酷选择的结果：一些人(多数是强者)的存活意味着其他人的牺牲。

2.3 官赈、义赈、洋赈的合力救灾

光绪奇荒造成的破坏难以估量，至惨且巨。如重灾区河南“歉收者五十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灾后的瘟疫使得豫人几乎十人七病，甚至连“河南帮办赈务大臣”袁保恒也染上瘟疫，不治身亡，[8]45更遑论普通民众。政府的赈济，报刊的宣传与呼吁，传教士的劝导与捐助，大江南北的绅商的救济，海内外的华人和日人西人的关注与捐助等，才使得丁戊奇荒所造成的灾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救助与改善。

天灾造成人祸，人祸加剧了天灾。内忧外患，财力与谷仓问题，最高权力的弱化和下层执行官员的舞弊，技术的落后、生态的破坏等等都使得灾荒未能充分而有效减少伤亡与损失。王锡彤也据家乡情况指出：“……专恃天幸，绝少人工凿井灌田之事，数十村不一见……”[2]40因人的平常侥幸堕赖心理影响了水利的维修与发展，以及技术障碍等因使灾情益恶。如果更深入的话，应该说根本加恶的原因是权利、制度与机制问题，诚如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干旱也许是不能避免的，但它们的后果可以”。后来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事实也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清廷虽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因各种原因使得实际的救灾效果十分有限而微弱，其他力量提供了有益有力的补充。

《抑斋自述》中就传教士在旱灾中的作为及其后的遭遇有着侧面的描述，隐晦地表达了王锡彤对传教士救灾表现的肯定与在拳乱期间传教士遭遇的某种同情。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其实传教士在灾中灾后也做了不少工作，实则不可忽视。1900年，义和拳兴，东南互保，庚子乱，王锡彤写道：“……山西则反是，毓佐臣贤为巡抚，大杀洋人、传教士，无一免者。有一教士临行时呼路人而语之曰：‘光绪三年吾辈放振数十万。今日独无一人为我援助乎！’市人皆垂涕，摄于官威，竟不敢言。两宫至，备闻此语，因撤毓以锡清弼良易之。”[2]80-81从侧面我们知道洋人、传教士当年救灾力之大，尽管也不排除其中某种阴暗目的，比如借机传播福音。然“市人皆垂涕”大约是唤起了他们对奇荒的恐怖记忆或者是良心发现，毕竟当年传教士确实救助了数十万的百姓。中国虽讲此一时，彼一时，不少人牺牲于时代与政治，然“两宫”闻后撤换毓贤才安慰了民心。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问题固然令人唏嘘，但此样也终是迷信等朴素而落后思想作祟。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旱灾水灾等灾害多是在所难免，大灾的话有时人也无可奈何，向天长叹，但往往人为问题才是占了大端，如朝廷反应滞后、防治不力与腐化问题；权力与等级及资源分配问题等。

王锡彤也提到 “官家之振(原文如此，应为“赈”)”[2]22、义赈等；还特别提到“南省义绅”[2]22。《抑斋自述》载，1878年夏，“官家之振(赈)粟亦至，余(王锡彤)家领得稄米一斗余。教官署且发贫生振济，又得斗米。此即清史中所称为深仁厚泽也(后闻此项乃南省义绅所放)”。[2]22官府与士绅在救灾中有所联结互动，王锡彤亦感激于南方义绅的仁义和慷慨。遗憾的是王锡彤并没有展开陈述，但也印证了官书、奏折、报刊媒体、时人日记笔记等的记载与申述。当时因内外危机与压力，清廷的“官赈”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赈灾有限，因腐败问题效果又打了折扣。而当时的江南士绅的“义赈”与国际力量的“洋赈”却发挥了不容小觑的力量与作用。[9]江南士绅以河南、山西为重心的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近代化义赈，仅河南受赈银达四十余万两，得赈民达八十余万人。[10]5576当时南方士绅所予豫晋等省的支援，和中国的广大绅士们一起救灾恤民的行动，与洋人、传教士各怀目的地热心救灾争话语争价值的对抗与竞争，这是民生主义的悯怀、民族主义的张扬。此外还有清流派儒士们为了儒家与传统的尊严与节气，对赈灾恤民相当重视，也热情积极地投入了自身的力量；洋务派的地绅们在清流派等的压力下还是不无积极地赈灾；灾区也收到各地民众的赈捐……传教士在救灾中也表现卓异，李鸿章事后上折奏言，洋人的赈济作用不小，“颇协舆情”，“堪称美举”，奏请清廷予以致谢嘉奖；清廷依言允行。[11]34-35传教士等西方人士积极劝导，踊跃捐款，亲往察看，“冒险触病”，“自备资斧”，“救活灾黎，不可胜数”。[12]应该说在丁戊奇荒中，官赈、义赈、商赈、洋赈等各有表现，各有出力，汇成多样化、多力量的水流，促进了赈济事业的前进与社会的更化转型。

3 丁戊奇荒对王锡彤自身、家族与亲友的影响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所给华北社会所造成的破坏难以估量，给华北民众生产生活与心理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少年王锡彤自身、王氏家族、亲朋师友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3.1 加速成熟

丁戊奇荒的发生与刺激，使得十二三岁的少年王锡彤开始体味父母的艰辛，了解到不少人间疾苦，加速了懵懂无忧的王锡彤身心的成长成熟。王锡彤“少痴肥，人呼傻子”；十二岁时，一些同学见王“憨状，嗤之以鼻”。[2]218然而因光绪奇荒的发生，诸多变故与见闻，使得见识增多，心智增慧。比如，因旱久田枯，民间乏食，未长大的猪羊被宰杀，致使肉价下跌。王锡彤竟还窃喜得吃肉，却不知粮将歉收，灾荒将至，以致其母训之曰“痴儿，此荒年象也”[2]21。灾情重时，王家也陷入困顿，吃饭成了问题。王锡彤还傻傻地怀疑，“遍视盆盎皆空，乃始恍然，知今后为饿乡中人矣”[2]21-22。王父派遣仆人薛文召唤王锡彤回延津，结果二人共驾的鹿车在因干旱而“沙益浮出”而不能行，不得不下车推行，其方知干旱之深，“行路之苦矣”。[2]218-219王父后来染上官司，还是少年的王锡彤负起了责任，参与了“控府求代”、[2]23析产救父[2]22等行动。荒灾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锻炼了王锡彤，使其俨然类大人矣。光绪四年三月天下大雨，王锡彤欣喜若狂，“听雨声滴沥胜于敲金戛玉，因大斥唐明皇雨淋铃之曲，为不知民间疾苦”[2]219，可知灾荒给人警育，使得王稍知百姓辛苦，人间痛楚。雨后王锡彤“采薪于野，汲水于河……一日河水暴涨，余(王锡彤)日暮未归。母侍余河干，见远远有薪自行，不见其人，臆断为余。比至，果余，则大喜，不知泪之淋浪。是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而余独豪宕自负，尝抚其樵汲具曰‘吾他日当传示儿孙也’”[2]219。旱灾明显加速了王锡彤的成长，使其俨然类大人，负担起成人的责任与担当。

3.2 影响学业

从1876到1879年的灾荒期间，王锡彤因灾荒数次辍学、废学，影响了他的学业。

王锡彤第一次废学是在1877年。因旱久地干，食乏商困，“学塾散矣，叔父为介绍谷先生名容斋上学。无几日，一夕，先生全家均逃荒而去。”[2]21王父因悯子废学，召子回延津。王锡彤不久便回至延津，“谒先君子”，被“命从贵先生名振邦学……先生循循善诱，余(王锡彤)大喜过望，颇有所悟。未两月，先生染疫逝世，塾又散”。王锡彤的上学事业又不得不停顿下来，这是灾情给他的又一次打击，他喜欢的老师因感染灾荒中的瘟疫而去世了。

1879年，王锡彤父亲“又受修武盐商聘，又受讼累”，“无暇教子”，王锡彤“从银先生兴邦学。先生设帐于府学文庙，余亦不知所学为何，想先生亦不知所教为何。秋冬府县小考，居然应试矣，真可谓一拓[塌]糊涂。惟考试时遇李敏修，真良友也……”[2]23。至此王锡彤与李敏修这位良师益友“磁石引针”，友谊交定,而且李敏修对王锡彤的做人做事与学问道德有很大的影响，[13]诚如王锡彤所感慨“一生遭际多得良友辅助，敏修第一知己也”[2]23。1880年初，院考结果出来后，王锡彤“被黜”，其心“颇怨无良师”[2]24，实则跟灾荒期间不正常学习状态有很大关系。

3.3 生意与生活的双重打击

丁戊奇荒给王锡彤的家族生活与商业经营以打击，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光绪奇荒并没有让王锡彤家族陷入“人相食”的窘恶苦孽，但灾荒却使王氏家族生活生存从温暖殷实的安康落入拮据困苦的境地。1878年，王锡彤十三岁。当是时“旱既太甚，日食所需，仰给于山东曹州之红高粱，斗价千钱以上。家有石磨，以人力推之。余为母为一班，叔父、叔母为一班。成面后，日量若干。作糜一次，掺榆皮末少许，干菜叶居大数。每食先尽男子，叔父与余既饱，母与叔母馂其余，苟不至死而已。”[2]22可以看得出，因灾荒王家发生了吃饭生存问题。其实王家还算地绅之家，到灾荒严重时也不得不吃树皮加稍许高粱面苟活度日。其中，王的母亲、叔母吃叔父与王剩下的，可谓是有先有后。这也体现了活谁去谁，备受饥馑所困的汰留顺序，背后是儒家思想主导主序，家族伦理与等级有度有节。至于先长后幼，先男后女等，具体家庭又要看具体情况。

王锡彤家族已然面临生存困难，“苟不至死而已”，“外家(外祖父、外祖母家)饥亦不可忍”。据王锡彤记载，外家当时也是困难不已，“舅氏谋之母，畀衣一袭，易钱千余，市斗米零鬻于市，日博一餐，辘轳为之，业乃大盛。复命余相助，余得饱食小米粥。间数日，延母来共一餐。此时一米粥较今日燕窝鱼翅乃无伦。一日舅来视母，母适出室外，舅置一饼于桌斗而去。母返室，骤闻饼香，遍觅得之。后尝举示儿孙，谓当饱暖时宜念此日也”[2]22。王氏家族与外家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旱灾的煎熬中相互帮助与扶持，最终坚持了下来。危困间的亲戚的一点温暖成了生活下去的希望与动力，一碗“小米粥”在灾中胜比“燕窝鱼翅”，成为救命之粥汤，成为悲苦中的温馨与欢欣。

丁戊奇荒还影响到王锡彤家里的盐业生意。事实上“盐业窳败”这一点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也是当时受灾荒下的商业晦暗的大环境。“正值饥荒，又牵诉累”，一个“又”道出了几多艰辛与心酸。灾荒下本就生活变得困难，可是祸不单行的是，其作为盐商的父王宝卿身受官司牵累，生存生活顿时成最大问题。“光绪三年之旱荒，赤地数千里，卫辉尤甚，鬻田园、鬻子女，食草根树皮，饿殍满满道，皆锡彤亲见，至今言之酸鼻者。先君子受盐商讼累，旅困天津，吾家之凶年乃加一倍……”[2]13-14此种场景情状真是让王锡彤特别难忘。又据王锡彤在《显考佚事》中回忆：“延津盐商始为王权，后为贺季元，皆聘显考为经历内外诸事。……至光绪三年大旱荒，贺业亦败。时锡彤实侍从学，见同人断炊爨，显考辄解衣付质库以应，惟日冀新盐至始就危亡。既而新盐至道口镇，运署已以课帑未缴，委员扣收。显考闻讯至道口，无及矣，困于逆境不能归……”[2]165家族人员闻听此事也是忧心忡忡，也在谋思办法,采取措施。“延津盐商查抄，先君子天津旅困，店保日来索钱，否则以报官相吓。叔父不可耐，命余邀请族戚议析产。姑父郭粹父德纯，君子人也，责余曰：‘汝父不家，汝与汝叔父析产耶？’余冤苦填臆，不敢辩然产卒析。”[2]22

3.4 大悲痛中的小欢欣

因为丁戊奇荒，王锡彤亲历了其老师逃荒或染疫而逝，其亲朋陷入困顿或因之死去。王锡彤的两次废学之事跟私塾老师因灾情逃荒或染疫去世是直接相关的，此不再赘述。王锡彤的好朋友，读书人王茂才在这场荒灾中也不幸去世。王锡彤伤痛之余为其友人王茂才写下传记，《王茂才传》提到：“光绪丁丑，河北奇荒。茂才家固不丰，又重以凶年，或日不举火，益加攻苦不辍。过午罢塾归，视厨下冷灶凄凉，返舍默坐，逾食时仍赴塾。同业者不见有饥容，并不见其有怨色也。”[2]35这位茂才儒士于灾中常饿着肚子更加努力读书，无怨无恨，保持着荒灾困苦中儒士的尊严，然其“体常羸病”，“咳血为文”[2]35，因灾益重，26岁就逝去。

不过丁戊奇荒给王锡彤自身及其家族的并非全是悲戚与痛苦。在灾荒的艰难痛苦中，还是有一些温暖与欢欣的。王锡彤还是懂得感恩与满足的，并且有着强烈的积极乐观的心态。灾荒之中，王锡彤庆幸自家人没有饿死。“旱荒已过，疫疬又生”[2]22，“惟骸骼遍野，蒸为疾疫，传染渐多，或至全家死亡”，[2]219不少人染疫而去，王锡彤家也没有谁染上瘟疫而死去，诚如其事后感激道“吾家托庇天恩祖德，幸免传染，亦云幸已”[2]22王锡彤父亲“既不常家居，锡彤所受庭训绝少。惟自天津归时，锡彤年十四，荒年初雨，家室团聚。锡彤每日汲水于河，负薪于野，公(王父)顾而喜之”[2]12。旱荒的雨令王锡彤“乐极欲狂”；父亲归里与家人团聚，并可得以聆听父亲教诲更让人欢喜；“汲水于河，负薪于野”，十三四岁少年王锡彤像个男子汉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有了更多的担当和快乐。汲水负薪事王锡彤记忆尤深。当时王锡彤“力不胜，则以一木杖担两罐汲水于河。又野多荒草，芟之供灶，每日荷一束，浩歌而去，其乐殊甚”[2]23。1878年深秋，之前牵累官司的父亲“自天津归里，粝食不能下咽，每日市麦面半斤，犹使余(王锡彤)少其余。暇则为说经史故实。一家团聚，欢悦无量，此为锡彤一生最好时代”[2]23。灾荒中能得一二美好时光是种奢望，灾后余生的王氏家庭得以团圆，得享天伦之乐。王锡彤有“最好时代”的评价真是令人讶异而感叹。王锡彤这样的苦中作乐，也是一番境界了。

4 余论

1920年，距“丁戊奇荒”不到50年，豫北大旱，即历史上的庚申之灾，王锡彤的家乡汲县以及周围数县逃荒人数众多，当局忙于战争等没有人出面救灾。这勾唤起王锡彤少时的饥饿记忆以及灾荒下所见闻的恐怖惨状。王锡彤、李敏修等八人当即成立汲县救灾公所，建立完备组织，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灾。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个人在过往悲痛遭遇与记忆基础上迅速因应，也是对历史的总结与回馈。

事实上若细细看来，《抑斋自述》里弥漫着近代河南与中国各种旱灾水灾等灾荒，尤其以光绪奇荒记述较详，给人种较深历史现场感和震撼感。丁戊奇荒对华北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与影响是至深且巨的。《抑斋自述》中所呈现的光绪奇荒的灾前的预兆与噩梦；灾中的各种情态与反应历历在目：或焦灼惶惶；或坚忍节制；或失序崩溃等等——残酷中见更阴暗也有温情，其中不少侧面与细微让人于感性上有更深刻的了解。灾后狼藉一片，有认真反思处，也有滑稽麻木态。有很多人像王锡彤一样，在这场灾荒中成长成熟；也有很多像王锡彤一样，自己的家族、亲朋、父老乡亲等受到光绪奇荒的影响。在王锡彤以及其他人、其他媒介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窥视光绪奇荒下华北社会的变动与变迁。有的或许显得普遍如是，特殊与具体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但于此间作附据管窥，发微发散，可一叶知秋，略有所得。

刘仰东先生用“十岁九荒”和“无时不在”来形容近代灾荒的频发性，进而指出灾荒对农业、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构成的严重冲击和致命打击，强调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骤然失衡必将引起局部或全局社会机制的紊乱，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14]这在《抑斋自述》所述“丁戊奇荒”可说是一好注脚，如“肉价大贱”、“盐业窳败”等语。总之，诚如戴逸老先生所说，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