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叙述——论抗战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时间：2024-08-31

于永顺,孙海龙

(1.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2.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吉林四平　136000)

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叙述
——论抗战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于永顺1,孙海龙2

(1.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2.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抗战文学在组织传播的理性指导下，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召唤，在抗战期刊的公共领域中以大众化的语言形式，建构着启蒙和救亡的故事与抒发着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入侵者的同仇敌忾，通过对当时文坛上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的规范，最终实现了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叙述。

关键词:抗战文学;想象性叙述;现代性

抗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20世纪30至40年代，在挽救民族危亡、重建民族国家的大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文学样式。正如Benedick Anderson在ImaginedCommunities中所说，“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过程也就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1]。抗战时期的小说和期刊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组织传播的理性号召，在大众化形式中内蕴着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封建愚昧、宣扬人道主义的启蒙任务，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凶残的侵略行径和战争的不义性。同时,抗战时期的文学还肩负着鼓舞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主动担负起保家卫国、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因此，抗战文学和期刊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肩负着对未来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叙述的职能。

一、作为公共领域的抗战期刊

抗战文学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旋律以凯歌的英姿得以奏响，主要得益于战时的传播工具——抗战期刊。因为“在印刷媒介中，报刊媒体所带来的信息使世界变小了，人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可以通过报刊了解到另一空间所发生的事情”[2]。当我们阅读报刊时，就会觉得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有共同的日常生活，而这种共同的日常生活是由共同的时间来控制的，共同的社群也由此形成。[3]抗战文学创作的动力——情感来自于底层民众，主办和管理报纸杂志的是社会的“舆论领袖”，期刊的读者来自四面八方。报纸杂志是战时“舆论领袖”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最好媒介。在战时特殊历史语境下，抗战文学的创作倾向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追求“审美”与“非功利”的艺术本质，它需要涉及民众生活、政治和经济等方方面面。作为抗战文学出版和发行的阵地——报刊媒介很好地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报刊媒介与民众的生活场域、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等密切相关,互相不断渗透。因此，抗战期刊必然成为战时制造和生产情感形态、舆论，凝聚各种社群力量，实现对新中国民族国家进行想象的公共领域。“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凡一时代的文学风气发生新旧嬗变之际，首先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往往是一两家期刊。”[4]公众生活在被文学期刊参与、构建和营造的社会情境中，获得了一种以大众化形式表征启蒙、救亡的现代性体验，并对其形式和思想产生认同，从而对美好生活充满着想象和期待。因此，当“为抗战服务”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表达时，《救亡日报》《文艺阵地》《大众文艺》《抗战文艺》和《新诗歌》等文学期刊，必然因其浓郁的理性意识、爱国情怀和通俗的大众化形式，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民众在接受这些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与作品时，“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5]。

“舆论领袖”们以期刊为阵地生产出情感形态的舆论。比较直接明了地向文艺工作者提出要团结、激励民众一致抗战口号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敌协会在《文艺月刊·战时特刊》上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应该团结起来，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和大刀浴血奋战，文人要用自己的笔，疾声呐喊，发动激励民众，以捍卫民族的尊严”[6]。这一时期提出最为响亮、深入人心口号的是1937年上海的《救亡日报》。它在8月30日刊载《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吼叫出弱小民族反抗强权的激怒；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歌唱出民族战士英勇的成绩；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描写出在敌人铁蹄下的同胞们的牛马生活。我们是诗人也就是战士，我们的笔杆也就是枪杆。拿起笔来歌唱吧，后方的同胞们正需要我们的歌，以壮杀敌的勇气!”[7]诗人们看到这样的宣言无不义愤填膺，主动地、真诚地走向生活、走向大众，刻画抗战民众的艰苦，以笔代枪抒发内心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高扬“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的大旗，通过文艺的战斗来壮大“民族的解放文艺”。《发刊词》则认为:文艺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疆场上，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士！

因此，朱光潜先生感慨：“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大、更深长。”[8]因为，抗战语境中作家这支“笔部队”与政治家和理论家制造或生产理性形态的传播舆论不同，他们作为“舆论领袖”主要制造和生产的是情感形态的舆论，或者通过情感形态激发和诱导社会组织成员以想象的方式上升到理性形态的舆论层面。[9]

二、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叙述

抗战文学是抗战期刊这一公众领域中的“舆论精英”和大众相互交流的中介，如何实现二者的成功交流，关键是采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舆论精英”制造、生产出来的情感形态舆论，需要及时、快速和有效地传递给民众。民众自身的知识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对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进行及时、快速的反应。这时关于文艺传播语言形式的大众化问题，就成了知识分子最为关心的问题。最早倡导文艺大众化的刊物是“左联”出版的半月刊《大众文艺》。它围绕“文学大众化的形式”问题，以及“如何实现文学内容的大众化”、“作者思想意识的改造”等，针对“文言复兴”的逆流，在提倡文学大众化方面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真正推进文艺大众化的是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它在《发刊词》中倡导借用民谣、鼓词、俗言俚语、小调、儿歌等形式和内容去创作诗歌，以使“诗歌成为大众歌调”。并在《文学丛刊》第三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促进了抗战文学大众化形式与民族文学的统一，解决了如何叙述的语言问题和讲述什么样故事的问题。抗战文学在大众化语言形式的传播过程中，以意识形态方式为大众讲述着启蒙和救亡的故事。因为，只有广大群众真的被启蒙了，才会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性，才会主动参与抗战救亡的行列。一旦民众主动参与抗战救亡的行列，启蒙也就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从抗战文学传播方面看，其声势的不断壮大，足以把启蒙主题传播得更快、更广、更有效，启蒙又反过来为抗战培养了源源不断的后继力量和大批的读者。

抗战时期从事创作的作家大多数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一代，对愚昧、麻木民众的启蒙是这些作家创作中固有的时代烙印。抗战文学运动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指导、策划和传播并造成一定舆论的一场声势浩大、立场坚定、传播迅猛的社会宣传活动。她是由上向下的纵向传播——由党和社会组织中的上层机构人员，运用传播媒介把抗战文艺政策的“正确意见”，传输给社会组织内外的各个阶层的人员，从而在社会组织内外形成一致的意见和意志。这样的组织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精英传播，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启蒙目的。抗战时期具有启蒙内涵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主人公贞贞，她被日本侵略者糟蹋后，受到那些脑子中装满封建思想的村民的鄙视、凌辱。作家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去审视着当时底层群众的自私、冷酷、缺少同情心，以及精神麻木的状态。还有王鲁彦的小说《我们的喇叭》中的小喇叭身上充满狭隘的个人意识思想，他拒绝当兵的原因竟是怕不能为家族传递香火。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是此类作品中最令人震撼的作品。弱女子郭素娥来自破产的农村，肉体和精神双重“饥饿”。她在主动追求爱的过程中屡屡遭受挫败，最终还是被人当作物品转卖了，反抗过程中被流氓烙伤、奸死。这部作品“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少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10]。作家批判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封建习俗，狭隘的小农意识等，不仅在于唤醒民众的觉醒，而且也是对“五四”文学的继续推进。

文学作品中的启蒙主题发展到抗战时期远比“五四”时期多元而丰富。如巴金的小说《寒夜》就比“五四”启蒙文学又向前迈了一步。作品把一个四口之家放到抗战的大背景中去描写，最后告诉人们毁坏一个家庭的不一定是万恶的战争，还可能是落后的文化思维和与新文化观念的不合拍所导致的。作品中受过新式教育的曾树生和坚持传统观念的汪母，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调和的紧张和焦灼的状态。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汪文宣贫病交加，又要面对失业的烦恼，他既不能劝慰母亲，又不能安抚妻子，最后结果只能是死亡和家庭破碎。

抗战文学作品还刻画了一些受过启蒙教育的青年最后走向革命的典型，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的主人公“差半车麦秸”原来身上尽是旧式的、落后的小农意识的自私、狭隘，后来在部队中受到党的教育，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抗日战士。孙犁的《荷花淀》中写出了一代青年妇女觉醒后主动参加革命的过程。王西彦的《家鸽》中的姚文英飞出了家庭的笼子不再做“家鸽”，“跨入另一个新天地”，参加了妇女慰问队。

正如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所阐释的那样，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变奏并不是经常相伴而行，有时候是启蒙压倒救亡，有时候则是救亡压倒启蒙。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30至40年代，面对抗战形势的日趋严峻，此时对于中国作家来讲救亡就成为当务之急。正如老舍先生在《火葬·序》里所说：“历史，在这阶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睛过日子，假充胡涂。”[11]创作主体的自觉追求，使作家主动、深入体验抗战生活，描写抗战生活。如刘雯卿在《战地诗歌·自序》中说：“这多是在战地撷取的一些新鲜的，热腾腾的资料，有时见到战士们的血，正从伤口冲喷，有时听见大炮声，还在震动耳膜，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因为我的热情和战士的热血，是同源的奔流，即流出我的生命：集成《战地诗歌》一册。”[12]

老舍在1932年创作的《猫城记》中，以“亡国”警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上层们，要避免“以个人为中心”去争夺权力，否则，只能被外国列强打败。其中流露出的浓浓的“亡国”的悲哀感，正是作家现实感的真实表达，“救亡”是这一小说的主题。艾芜1933年出版的小说《咆哮的许家屯》，同样写出了普通民众自发奋起反抗所显露出的反帝精神。萧红和萧军1934年出版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更是把沦陷区人民在日本人统治下的那种生不如死的生存状态，以及坚决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民族精魂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一时期的抗战戏剧也因为彰显了救亡主题，而成为深受群众喜欢的具有普及性的艺术样式。如曹禺在1938年与宋之的共同创作的抗日救亡剧《全民总动员》(《黑字二十八》)再现了普通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夏迈进准备深入敌后抗战时，他的父亲夏晓仓千方百计阻止儿子的行动。夏迈进却认为“我这个人是属于国家的！再没有人比国土更可亲更可近的了，我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救国家的决心，没有人能够劝解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13]26最后，就连一直以来最为爱慕虚荣、唯利是图、肤浅做作的夏玛莉，都站出来指责贪生怕死的杨兴福：“国家到了这个天地，你为什么还不拿起枪上前线，去打鬼子呢?”[13]8让我们看到面对国家遭受外来列强侵略的时候，无论身处什么阶层，无论什么性别，无论什么样的人，无论年龄老少，都应该主动拿起武器冲上前线，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去挽救这个国家，保卫中华民族的万古长青。

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救亡激情在曹禺1940年创作的《蜕变》中得到了进一步延续。曹禺自己曾说《蜕变》的主题是表现中华民族在抗战中“蜕旧变新的气象”。[13]358剧中英雄人物梁专员号召，“我们要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敷衍，不苟且”，“我们要革除旧习染，创造新精神”。剧作家还借助剧中人物丁大夫向大众高声疾呼道，“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13]343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给予的强烈希望。抗战能历经千难万险最后取得胜利，最大功劳属于前线英勇抗战、视死如归、奋勇杀敌的将士们，但是，也不能否认大后方“笔部队”，在情感形态舆论制造与传播中所起到的鼓与吹的作用。

三、现代文学创作规范化探寻

抗战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一直保持对“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所进行的想象性叙述，这也是在工具理性的“理念先行”的指导下渗透的“现代”内涵。工具理性本质上是理性借助工具外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实现对人政治化的引领作用。这种理性思维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趋同性、同一化倾向。这在当时抗战文学叙述的规范性的一系列文艺论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比较有影响的论争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之间，另一次发生在1939年4月至1940年10月之间。第一次论争的焦点是“文学与抗战”的关系问题。论争的双方是梁实秋和“文协”中的作家。梁实秋在其主编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上批评抗战文学日益显露主题、人物雷同，创作方式方法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提出欢迎作者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他的观点被“文协”作家视为脱离抗战倾向而予以否定。另一次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所引起的关于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暴露与讽刺”社会黑暗面问题的争论。针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唱赞歌式的表达，《华威先生》却以讽刺手法揭露出国民党内部官员打着“抗日”的幌子，干着“包而不办”的勾当。这次论争实质上是对抗战文学如何叙述问题的规范。在这里，可以隐约看到十七年文学创作体制的雏形。

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号召，抗战文学是在组织传播的理性指导下进行的创作实践，并在公共领域——抗战期刊中开始传播。通过对大众化语言形式的描绘，对启蒙和救亡主题的建构，对当时文坛上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的规范等，最终实现了“新中国”国家形象的想象性叙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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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J].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38(9).

[6]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N].救亡日报，193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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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邵荃麟.饥饿的郭素娥[J].青年文艺，1944(6):17-21.

[10]老舍.老舍小说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