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部小说中白人母亲的“美国梦”

时间：2024-08-31

刘　炜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56)

美国西部小说中白人母亲的“美国梦”

刘炜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56)

摘要：在哈姆林·加兰和薇拉·凯瑟等美国西部作家的作品中，白人母亲不仅是拓荒者的妻子和帮手，也是拓荒运动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带头人，她们的出现改写了西部女性被动隐忍的形象，也改写了西部文学中女性影子般的存在。她们实现自己女性色彩的美国梦的原因和过程具有个体独特性，也是时代的必然。

关键词:美国；西部文学；白人母亲；美国梦；哈姆林·加兰；薇拉·凯瑟

一、引言

从独立战争结束起，美国就开始了它向西挺进的步伐，但大规模的扩张发生在1783年英美两国政府签订停战协议《巴黎和约》、商定以密西西比河为其边界之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1892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大陆上的“边疆消失了”。迪金森在《美国历史小说》中把美国边疆扩张从时间和空间上考虑划分为东部和南部的开发、中西部地区开发、西南部地区开发、加州和太平洋沿岸开发、大平原地区和远西部开发这几个阶段。西进运动就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以及沿途居民向西迁移发展的过程。[1]美国历史上的“西部”概念也是随着拓殖者西进的脚步而不断变化的，具体包括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密西西比河东岸的“旧西部”，由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的“新西部”，从落基山脉到太平洋沿岸的“远西部”，以及后来由“旧西部”地区的西部与“新西部”形成的“中西部”。

西进运动不仅使美国大陆的地理版图扩张定型成现在的状态，也使美国人民的国民性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国人”。随着不断的西部扩张，美国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庞大，其组成成分越来越多元化，工农业以及贸易和经济等越来越发达，民众的自信心和民族的自豪感日益增长，最终在建国后短短的一百多年间，美利坚快速成长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及军事强国，成为20世纪全球无可争议的霸主和领头羊。作为美国社会及人生之关照的美国文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形成、发展、独立以及独领风骚的过程。其中，反映美国西进运动的文学(简称西部文学)在美国民族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令人不可小视的作用。西部边疆蛮荒的环境塑造了西部人民勇敢坚强、不屈不挠、勤劳、简朴、独立、自信、豪放、自由、民主、平等等性格。这些群体特征通过文学和其他大众传媒长期不懈的宣传和强化，逐渐演变成全民的一种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觉，并最终固化为“美国梦”的基本内涵。

美国西部农业的开发以及美国的西部文学都可以南北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早期的西部文学(也称边疆文学)代表作家无疑是写作“皮袜子”传奇系列的詹姆斯·菲尼莫·库柏，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以美国早期西部拓殖历史上著名的“肯塔基人丹尼尔·布恩”[2]为原型，主要反映的是早期白人男性拓荒者与原始森林以及荒野中的印第安人交往的故事。南北战争之后，随着淘金热的发展，太平洋铁路的建设，蒸汽机船及农业机械的应用，西部各州及准州的相继成立，西部开发的火热生活越来越吸引更多美国民众的关注。随着电报的出现和便士报的飞速普及，西部文学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出现了一大批反映西部生活的作家，一直到20世纪早期边疆关闭很久之后，仍然涌现出许多以西部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严肃作家。他们之中著名的有草叶诗人惠特曼，小说家布勒特·哈特、哈姆林·加兰、约翰·斯坦贝克、纳撒尼尔·维斯特、欧文·维斯特、赞恩·格雷、威拉·凯瑟等。他们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越来越多地占据舞台的中央，不再只是“皮袜子”们的求婚对象，更多的是与丈夫们一起并肩战斗、建设和保护自己家园的妻子和母亲。这些新的西部女性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疲惫和隐忍型，另一种是绝境中崛起型。前者在西部艰苦而枯燥生活的巨大压力之下陷于麻木和绝望，对生活不再抱有任何梦想；后者在生活的磨难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发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最终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还帮助身边的男人们找到正确的生活道路。在美国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中，这一小群美国白人母亲率先实现了与男人在经济、社会地位和精神上平等的“美国梦”。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与同时期的中国妇女其实是有些相似之处的。这可以从1848年7月19日在女权主义旗帜下召开的美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得到反映。这次会议通过的《权利和意见宣言》历数当时男权统治下妇女卑微身份地位的各种表征：“他拒绝让她行使其不可剥夺的选举权……他在妇女成婚之后，让她在法律上失去公民权利；他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赢利的工作；……他允许妇女参加教会和社会活动，但只能以从属附庸的身份出现……”[3]19直到1920年8月26日美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权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要诉求是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对于已婚并且生育孩子的美国白人母亲们来说，她们的梦想，除了持家教子之外，就是能够在家庭的圈子之外展现自己的才能和价值，实现个人的理想与抱负，与男人平起平坐而不是受其保护和供养，得到社会的肯定与尊敬而不是谦让和恭维。这种社会潮流明显而真实地地反映在那些关注美国女性生存状况的西部作家的小说里，他们的代表人物首推哈姆林·加兰和薇拉·凯瑟。

二、在挣扎中沉默的白人母亲

与描写早期荒野的边疆小说或多或少具有的浪漫传奇色彩不同，1860年出生在中西部一个农民家庭的哈姆林·加兰的写作对象就是故乡那个真实的、西部开发时的农业边疆，那里的人们通常是以家庭的形式相对独立地在辽阔的大草原上终年辛勤劳作，饱受自然和社会形势变化的不利之苦。当哈姆林·加兰于1887年和1888年两次回到他父亲的西部农场时，他为家乡人们的贫困与不幸感到痛苦与愤怒，“在他一进家门时就变成了一幅形象化的画面：他看到母亲被乏味单调的辛劳压得形容枯槁，丧魂落魄，生活在风雨飘摇中象棚户一样的小屋里，既与一切享受无缘，又与外界完全隔绝”[4]。在律师兼作家约瑟夫·柯克兰的鼓励下，他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来暴露西部农庄生活的疾苦和农民们遭受的不公。在《中部边地农家子》中他这样写道：“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缺少色彩，缺少欢乐，这使我感到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就从来没有发现农村妇女的生活是多么没有价值。”[5]393此后一段时间他写下了大量真实刻画西部生活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后来被收进了他最著名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大路》和《草原上的人们》。加兰满怀同情地塑造了一组西部农庄和小镇上中产阶级和下层劳动妇女的群像。

《岔路》里的阿格丽丝，在婚后的七年时间里由一个健壮阳光的农庄少女迅速蜕变成一个身体瘦弱、关节粗大、邋里邋遢的农场主妇，遭受丈夫和公婆的欺凌，在劳教营般单调封闭的农场里，年仅三十的她便已衰老，失去生命的光彩。在《一个士兵的回家》中，比少女大不了多少的史密斯太太爱玛在丈夫参加南北战争的三年时间里，独自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在西部山地上的家庭农场里，天天盼着丈夫的归来，靠把农场出租给邻居而苦苦支撑着一个破败的家。在《一天的欢乐》里，农妇麦克安太太黛拉在干完家务之后，还要帮助丈夫装填并捆扎运送麦子的袋子，一边盘算着在这难得的进城时间里给一家人采购哪些必需品，“我已经六个月没有出门了”[5]191。可丈夫最终只能拨给她两元钱，看着衣不蔽体的孩子们，想想家里的窘况，她只舍得花掉五分钱给孩子们买点糖果，其余的时间，她只能形容疲惫地在灰尘扑扑的街上游走，等待在镇上办事的丈夫，她甚至无力去羡慕那些衣着鲜亮的城镇妇女。最凄惨的要数《路克莉西亚·彭斯》中的同名女主角，她总是在无休无止和沉重的家务活之间疲惫不堪地、阴郁地回顾自己的一生，而贫困就像锁链一般永远横亘在她的前头。粗蛮的丈夫不分白天黑夜牲口一般地在田地里干活，早就忘记了结婚前的那些情爱，而经年的辛苦换来的依然是无尽的劳作，生活的重负剥夺了夫妻间仅有的情分，除了吵架和咒骂，他们之间连说一句温和的话语都算是奢望。绝望中的路克丽西亚选择对粗暴的丈夫保持距离和沉默，只有死亡那黑暗的深渊似乎是解脱的唯一亮光，但是她放不下那些一个接着一个出生、如衣阿华大草原上的小动物般的孩子们。“我在地狱里呆得太久了。我再也干不动了。我在这里一天接连一天的当了十二年奴隶，没有拿到一分钱——就连一句好听点的话也没听到。……而且我也厌倦了，不愿再去找出路了。”[5]335“我恨这样活下去。可是我又没有任何出路。我的手脚给困住了。我离不开孩子们，而且我也没有钱。到外面的世界上去我自己无法谋生。我什么世面也没见过，我什么都不懂。”[5]330路克丽西亚的这番表白可谓是西进运动中大多数劳动妇女的心声。她们大多出身低微，受到的教育极为有限，在西部蛮荒的农村那样以自耕农和独立家庭农场为主体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除了结婚生子，帮助丈夫照顾家庭和农场，劳动阶层的妇女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如果她们还有梦想，也只能是祈求风调雨顺，一家人衣食无忧、感情和睦，过上如同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菊》里的主人公爱丽莎·艾伦一样的生活。在萨利纳斯峡谷里的一个小农场，35岁的爱丽莎精力充沛，不仅把家料理得如同真实的“花园神话”，而且确信自己“会磨剪刀，也会敲平底锅”，“能让一切插在地上的东西都成活”[6]，能同那些有本事的男人竞争。但是，尽管她无比向往农场外自由无拘的生活，最终也只能在丈夫的陪伴下去城里的酒吧以酒浇愁。

三、在奋斗中成功的白人母亲

与此同时，在19世纪70、80年代，美国开始涌现一批“新女性”，她们“要走出传统贤妻良母角色，意欲担当更多社会角色……试图通过广泛而又丰富的社会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3]92。她们不仅是受益于工业革命较多的城市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在遥远广阔的西部农村，一些比爱丽莎更勇敢强大的女性也由于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和激发，走出家庭的苑囿，在社会上迈出了自强自立脚步。《李伯利太太回娘家》中的李伯利太太可以算作这些“新女性”的先驱，她年届六十还在照料家务和照顾孙子，但她时刻都梦想着回到东部的纽约州去看看久别的娘家亲人。为了实现这卑微的梦想，她没有指望一直拮据的丈夫，而是自己在平时悄悄地积攒一分一厘的私房钱。“我都六十了。可从来没有一天是我自己的。整整二十三年来，我就守着锅台炼奶油，连一天甚至一晚的假期都没有享受过。”她对丈夫和邻居们说：“要是到这个农庄以来我干的活都能拿到工钱，那我到天边去的盘缠都有了。”[5]169-171终于有一天，她攒到了75美元，于是，她准备好路上的干粮，顶风冒雪地行动了。比李伯利老太太走得更远的是艾德娜·费白尔的短篇小说《幽谷里的农夫》里描写的白艾玛。因为进城而失去生活目标的西部大农场主魏宾在城里的农贸市场里偶遇昔日的恋人白艾玛，“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硬朗、瘦长、朴实、头发斑白的女人，如此精明地和这些男人打交道”[7]82。20年前丈夫去世，为了生存，她利用自己在农场生活中学到的知识开始做小买卖养活一家子，诚实的品格和清醒精明的头脑使她的生意越来越成功，最后做起蔬菜经纪人，为城里著名的旅馆和六大饭店做采买，她对老朋友说：“我工作，因为那使我快活。我要工作到死为止。我的孩子们不断地要我歇下来，但我更为了解，我不要闲坏，我要忙坏。”[7]84最后，她激励并帮助魏宾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带领在城里虚掷光阴的一家人回到西部那飘满小麦和苹果香味的农场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白艾玛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获得社会的尊敬，还带动身边的人们努力追求自己劳动致富的美国梦，是一个从西部农村来到大城市，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实现与男性平等的新时代女性。加兰小说中奈莉的成功则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在《一个“好人”的妻子》里，西部小镇“崖畔”银行家桑福德的太太奈莉在丈夫事业倒闭、意欲负债逃离时，素来做丈夫背后的女人的奈莉毅然决然地多次制止了他这种胆小可耻的犯罪行为，在债权人闻风而来的危机时刻，她不仅带领两个孩子保护了病倒的丈夫和自己的家，而且郑重地对银行所有的债权人承诺：“钱会还的，……我活着说的话就算数。”[5]270她人性的光芒立即赢得大众的赞扬，在人们怀疑的眼光中，她辞掉佣人并开起一家小杂货店，“她自己操持家务，同时张罗店里的生意，她咬紧牙关，不发一句怨言……他就照看孩子，干点家里的零活”[5]274。几年的辛勤耕耘之后，她的店子在品种供应和规模上跟城里所有的杂货商店相比毫不逊色，她帮助丈夫还清了所有债务，还雇佣了几个帮手。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气魄、公平、坦率、诚实和友情使得她声名远播，她的自信心也与日俱增。“我喜欢自己当家做主……我也希望，而且更相信，我更能成为我孩子的真正母亲。”她觉得自己和曾经仰慕不已的丈夫是平等的。“在某些方面，她还要胜过他。她的爱中包含着的更多是友爱，而不是情爱，更谈不上敬爱。”[5]285随着事业成功而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使她的目光更清晰、更坚定。“一提到她能在这个世界上和男人平起平坐，争得她自己的一席之地，赢得他们的尊重而不是奉承，那可真是了不起啊！”[5]275在小说结尾，奈莉邀请丈夫做她生意上的合伙人，共同壮大她开创的事业。在事业、经济、社会地位和精神上与成功的男人平起平坐，这正是“新女性”的美国梦。

无独有偶，与加兰一样是西部生活和文学权威的女作家薇拉·凯瑟也塑造了一批跟奈莉一样靠自己奋斗打拼出一片天空的女性，比如《我的安东尼娅》中的安东尼娅和《啊，拓荒者！》中的亚历山德拉，她们都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成功地从“拓荒者的妻子和女儿”这样一个传统的从属性身份转型为大西部独立的拓荒者及家族拓荒事业的领头人，她们靠着女性特有的韧性和比男人更胜一筹的眼光及头脑，在失去父辈的眷顾和指引后，带领自己的丈夫和兄弟们在内布拉斯加荒漠化的大草原上建立或扩大了家庭农场，实现了男人所不能及的功绩，“她们在经济上是边疆男人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心理上给边疆男人提供支持”[8]95-96，“她们以自己的奋斗经历证明：在这样的地方，聪慧的头脑和睿智的眼光远比锄头和枪支管用”[8]97。这些西部妇女独立自强、宽容博大的精神使她们无愧于“共和国母亲”的称号。

四、结语

在阅读西部文学时可以发现，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都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已婚妇女。她们都跟随家庭或者丈夫移民到西部，不管愿意与否都必定年复一年地生养许多孩子；她们都必须承担厨房和果园里各种繁重的家务劳动，农村妇女还必须时不时地在农场里给丈夫做帮手；在远西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无论年成好坏她们都必须节衣缩食、勤扒苦作，否则就有入不敷出、农场倒闭、流离失所的危险；她们的生活圈子狭小，生活单调乏味，极其缺乏休息、娱乐和社交活动，迫切需要妇女同胞及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她们大多数都默默忍受生活中的各种磨难，靠回忆过去轻松美好的时光来逃避和释放内心的压力；她们都渴望走出私人和家庭的领地，增加一些对这个社会的了解，与外界进行平等的交流；她们的社会经历和所受的教育都较为有限；她们都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却极少有能力采取有效的行动；她们更多的是为现在的生活担忧，很少幻想未来。

而那些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西部白人母亲们大都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或者突出的性格，使得同样身陷危难的她们不会被压垮，而是本能地、主动地迎接并化解各种挑战，迎来生活的光明。比如白艾玛年轻时就是个冷静睿智、善于处理农场上各种事情的女孩，这是她后来成长为大饭店采购经纪人的原始资本；亚历山德拉从小就是她父亲的得力帮手，对农场上的事务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和预断力，这使得她在还是个小姑娘时就能够从死去的父亲手中接过经营农场的重任，亦父亦母地抚养几个弟弟长大成人，安然度过各种自然和生意上的危机，成为远近闻名的农场主，把家庭农庄发展壮大成当地的首富；聪明倔强的新移民安东尼娅不仅自己像荒野中流浪的小狗一样存活下来，还替死去的父亲保住小农场，养活了母亲和一大家子贫弱的兄弟姐妹，最终在自己的农场上养育了一大群健壮的儿女；在桑福德要求奈莉安心做个家庭主妇时，“她无话可说，可是心里并不服气。她有一种跳出住宅四壁去干点事情的欲望”[5]243，这种遗传自父亲的欲望是她最终在逆境中脱颖而出的原动力。此外，她们诚实、正直、意志坚定且行动能力强，不投机取巧，富有同情心，因而能够灵活地平衡家庭与个人事业，善于与人交流以获得同胞和社会的友谊与支持。她们都是先走出家庭赢得经济独立，然后才成为丈夫的同伴而非家奴。她们的成功不仅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且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尊严包括自我决定的能力”[9]，造福自己和他人。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家庭生活都是以父亲的强大家长形象为中心运行的”[10]，而白人女性长久以来“被赞誉为美国传统道德和文明的维护者”[11]。在美国的“花园神话”与“大荒漠神话”的对峙中，“西部文学作品总是内在地接纳女性价值观作为社会历史进步的一个解释”[12]。无论是赞扬还是讽刺，在西部文学的这种描述中，有越来越多的白人母亲能够挣脱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家庭结构的束缚，到社会的大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人格、才华和魅力。这也是19世纪末美国社会急速进步的一个重要侧面。

参考文献：

[1]罗小云.美国西部文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前言2.

[2]史密斯.处女地[M].薛番康，费翰章,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53.

[3]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4]ZIFF L.一八九〇年代的美国[M].夏平,嘉彤,董翔晓,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96.

[5]加兰.加兰短篇小说集[M].李文俊,胡允桓,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6]斯坦贝克.人与鼠[M].张澍智,张健,石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1-87.

[7]凯瑟,等.没有点亮的灯[M].聂华岑,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8]李莉.薇拉·凯瑟的记忆书写与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9]罗斯玛丽·帕特南·童,等.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

[10]柯林斯.美国女人[M].暴永宁，何开松，刘智宏，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37.

[11]何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