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研究——基于生态位-协调度理论模型

张育芬，王 强，陈海鹰

(1.广东海洋大学 a.管理学院；b.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广东 湛江 524088；2.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海口 570228)

一、引 言

广东沿海经济带是新时代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中将沿海经济带划分为珠三角沿海片区、粤东沿海片区和粤西沿海片区，主要涉及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汕头、汕尾、潮州、揭阳、湛江、茂名、阳江等14个沿海城市，同时提出了以环珠江口湾区、环大亚湾湾区、大广海湾区、大汕头湾区、大红海湾区、大海陵湾区和雷州半岛等构成的“六湾区一半岛”统筹滨海区域发展。[1]随着广东沿海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以及规划的深化落实，滨海旅游经济在广东海洋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逐步凸显。《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沿海经济带滨海城市2019年全年接待游客5.3万人次，同比增长8.5%，滨海旅游总收入11 782.7亿元，同比增长11.5%，2018年、2019年滨海旅游业增加值分别占广东海洋产业经济增加值的50.2%、52.5%。[2]而滨海旅游业增加值的“量级”增长以及形成的海洋经济产业战略性地位是否意味着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业发展的“高质效”？如何科学客观地综合评价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系统的发展质量？这是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切，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滨海旅游开发管理[3-4]、滨海旅游竞合[5-7]、滨海旅游产业集聚与空间结构[8-9]、滨海旅游效率与效应[10-14]等方面，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领域研究方法的分析偏多，较多研究单一使用生态位或系统耦合协调理论模型方法分析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问题，而少见以生态位-协调度复合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同时，聚焦广东沿海经济带案例探讨区域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文献较少。因之，本文以广东沿海经济带为研究案例区，从“生态位-协调度”跨学科融合的复合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区域滨海旅游经济系统发展质量，以期为广东滨海旅游产业政策制定、广东海洋经济与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强国战略推进等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二、理论模型

(一)生态位理论模型

旅游地生态位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下，旅游地在区域生态空间内所具有的生存位置、特定功能以及所发挥的群体效益作用。它集中反映了该旅游地在资源、市场、品牌、信息以及服务等旅游维度上所占据的特殊位置。[15-16]“态”和“势”是旅游地生态位的两大内涵特征。[17]“态”是旅游地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而发展累积的最终结果，而“势”是指旅游地旅游发展对所处环境的现实影响力与支配力(如旅游增长率)。[17]旅游生态位的测算模型公式[17]为

式中：i,j=1, 2, …,n；Ni表示旅游地i的旅游生态位值；Si，Sj和Pi，Pj分别表示旅游地i，j的“态”和“势”，Ai，Aj为量纲转换系数，Sj+AjPj与Si+AiPi分别表示旅游地j，i的绝对旅游生态位。旅游生态位数值位于0到1之间，越接近于1，表明旅游地的区域旅游影响力或支配力越大，反之则越小。[18]旅游综合生态位测算模型公式[18]为

式中：Mi表示旅游综合生态位大小；Ni表示每个分维度变量生态位；i表示因子数量；Wi表示指标权重值。

(二)协调度理论模型

广东沿海经济带可视作一个完整复杂的区域复合生态系统，其由滨海旅游资源、滨海旅游市场、滨海旅游社会经济、滨海旅游生态环境四大子系统构成，其系统协调状况可以应用协调度理论模型[18-20]加以测度与评价。协调度的测算以系统耦合度值为基础，系统耦合度测算公式[19]为

式中：C为系统间的耦合度；Xn为子系统发展评价值；n为子系统的个数。

由于耦合度只能判定子系统间作用的强弱，无法辨识子系统整体功能与发展水平[18-19]，因此需通过子系统综合发展评价值将耦合度模型加以修正变换为协调度模型。n个子系统综合发展评价值的测算公式[19]为

综合系统耦合度与系统综合发展评价公式，得到系统协调度测算模型公式[18]：

三、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区域旅游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研究代表性成果[7，17，21-28]，以学者Hutchinson提出的“多维超体积生态位”[29]理念为指导，按照科学性、客观性、稳定性、代表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立足滨海城市海洋特征属性，最终构建滨海旅游资源维、滨海旅游市场维、滨海社会经济维、滨海生态环境维四大维度，22个指标所构成的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见表1。

(二)指标权重确定

熵权法在指标权重赋值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赋值法带来的缺陷[30]，采用改进后的熵权法[31]确定滨海旅游经济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权重值(见表1)，指标权重值计算步骤[32]如下。

表1 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

式中：i,j=1, 2,…,m,i表示滨海旅游城市个数，j表示各项评价指标，n表示测算年份。

第二步：计算n时期j项指标的熵值，具体公式为

第三步：计算n时期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具体公式为

第四步：确定n时期j指标权重Wnj，具体公式为

(三)指标数据来源

测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2019年《广东统计年鉴》、14个滨海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广东省A级旅游景区名录、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海洋保护区名录、《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等。典型沙滩浴场质量的计分依据为浴场健康指数，而浴场健康指数则根据各年度《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中的统计数据赋分。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是滨海旅游生态的关键性表征指标，其计分依据为：水质为“优”的赋值10分，水质为“良”的赋值8分，水质为“一般”的赋值6分，水质为“差”的赋值3分，水质为“极差”的赋值1分。旅游产业优势度是滨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为旅游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时，滨海旅游经济生态位测评指标存在正向与负向指标，指标单位不统一，需要通过极差化方法对指标数据进行量纲标准化处理以利于指标数据的科学比较分析。极差标准化计算公式[31]如下：

四、结果与分析

(一)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生态位测评

以2019年沿海经济带14个滨海城市统计数据为生态位“态”的测量值，以2015—2019年14个滨海城市5年统计数据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生态位“势”的度量值，量纲转换系数为“1”，运用式(1)和式(2)测算出2015—2019年沿海经济带14个滨海城市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分维度以及综合维度生态位评价值，并将得分评价值进行综合排序，最终得到2015—2019年该阶段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生态位值及排序，见表2。

表2 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生态位值及排序

广东沿海经济带14个滨海城市按照综合生态位得分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广州>深圳>惠州>珠海>江门>湛江>汕尾>东莞>茂名>阳江>汕头>潮州>揭阳>中山。生态位分布具有组间分层化特征，仅有深圳、广州两市显著高于广东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综合生态位的均值水平(0.0714)，较之于均值水平分别高74%、145%，另有珠海、惠州略高于均值水平，其余城市皆低于均值水平。而滨海旅游资源、滨海旅游市场、滨海社会经济、滨海生态环境四大维度因子发展评价值差异性对于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综合生态位水平具有强解释力。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分维度生态位空间格局图谱如图1所示。

对比14市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分维度生态位得分以及空间格局(见表2、图1)不难发现：

图1 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分维度生态位空间格局图谱

(1)广州、深圳、珠海、惠州、汕尾是两个分维度生态位水平处于高等级的5个滨海城市。广州、深圳的滨海旅游市场、滨海社会经济两个分维度因子生态位得分处于绝对领先优势，其滨海旅游经济发展强大动力支持性因素为滨海旅游市场和滨海社会经济，最大限制性发展因素为滨海生态环境。而珠海和惠州滨海旅游资源维与滨海社会经济维都处于高等级生态位水平行列，是两个城市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优势性因素。汕尾市的滨海旅游资源与滨海旅游生态环境生态位得分(0.1396，0.1524)皆排名首位，具有滨海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资源环境条件。

(2)湛江、茂名、江门是滨海旅游经济发展3个维度生态位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的3个滨海城市。湛江的滨海旅游资源维生态位(0.1062，排序2)以及茂名的滨海生态环境维生态位(0.0888，排序2)具有强竞争力，为两个城市滨海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生态环境。而江门的滨海生态环境维生态位(0.0613，排序10)表现较差，极大地阻碍了其滨海旅游经济发展。

(3)东莞、阳江、汕头是滨海旅游经济发展两个维度生态位处于低水平的3个滨海城市。东莞的滨海旅游资源维生态位(0.0079，排序13)及滨海生态环境维生态位(0.0494，排序12)水平较低，对东莞市滨海旅游形象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阳江、汕头的滨海社会经济维生态位水平分别排在第10位、第11位，相对落后的滨海社会经济实力严重阻碍了两市滨海旅游经济发展。

(4)潮州、揭阳、中山是滨海旅游经济发展3个维度生态位处于低水平的3个滨海城市。潮州的滨海社会经济维生态位水平排位落后，而揭阳的滨海生态环境维、中山的滨海社会经济维虽然形成一定的相对优势地位，但是单一维度因子产生的系统“正效应”无法消解其他3个因子共同引发的“负效应”，最终滨海旅游经济系统仍然会陷入“低效低质”状态。

(二)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分析

滨海旅游经济的发展可视为一种区域系统的发展，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不仅关乎表征系统外部竞争力的生态位水平，同时关乎系统内部各要素结构功能耦合协调性。以滨海旅游资源维、滨海旅游市场维、滨海社会经济维、滨海生态环境维等生态位测评得分值为数据基础，代入式(3)、式(4)测算出滨海旅游经济发展四大分维度因子的耦合度以及综合评价值，进而测度出两个维度因子间以及4个维度因子间的综合协调度，同时结合各个城市生态位得分表现，最终得出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综合协调度及关联滞后类型，见表3。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系统综合协调度呈现“总体低质、组间分异”的分布特征。14个滨海城市的滨海旅游经济系统的综合协调度值都低于0.5，总体处于系统功能与水平相对失调的状态。而显著高于综合协调度均值水平(0.2438)的滨海城市总计7个(广州、深圳、珠海、江门、惠州、湛江、茂名)，占比50%；相对趋近综合协调度均值水平的滨海城市总计3个(汕头、汕尾、阳江)，其余4个滨海城市远低于综合协调度均值水平。

表3 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协调度及关联滞后类型

滨海旅游经济系统综合协调性状况受到系统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内部要素间耦合强弱的影响。从表3中不难发现：

(1)综合协调度高于均值水平的7个滨海城市二维因子协调度间差异性小，相对优势较为显著。广州的市场-经济(0.4883)、深圳的市场-经济(0.3958)以及市场-生态(0.3095)、珠海的资源-经济(0.2920)、江门的资源-市场(0.2861)、惠州的资源-生态(0.2987)、湛江的资源-生态(0.2960)等二维因子协调度值皆处于相对高位，提升了滨海城市滨海旅游经济系统综合协调性。而广州、深圳、江门、珠海等滨海城市的共同相对限制性因素类别为滨海生态环境滞后型(F4)，湛江与茂名的共同相对限制性因素类别为滨海旅游市场滞后型(F2)与滨海社会经济滞后型(F3)，惠州的相对限制性因素类别为滨海旅游市场与生态环境滞后型(F2F4)。

(2)相对趋近综合协调度均值水平的滨海城市(汕头、汕尾、阳江)滨海旅游经济系统综合评价值较低；而阳江市的市场-经济协调度(0.1841)得分表现较差，主要限制因素类别为滨海旅游市场滞后型(F2)与滨海社会经济滞后型(F3)，显著拉低了滨海旅游经济系统的综合协调度。

(3)远低于协调度均值水平的滨海城市(潮州、中山、东莞、揭阳)滨海旅游经济系统综合发展评价值T低于均值水平，同时汕尾的市场-经济(0.1480)、中山的资源-市场(0.0844)及资源-生态(0.0911)、揭阳的资源-市场(0.1351)等系统内部二维因子协调性水平表现差，存在两种及以上的主要滞后因素类别，极大限制了滨海旅游经济整体系统质量。

(三)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生态位-协调度”复合分析

为了更加科学、全面、直观地审视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结合系统发展的“生态位”与“协调度”二维视角，利用ArcGIS 10.0软件自然断点分级法(Jenks)将综合生态位、综合协调度划分为低等级、中等级、高等级3个等级类别，得出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生态位与综合协调度图谱，并通过综合生态位与综合协调度图谱的合并叠加，最终得出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生态位-协调度空间格局图谱，如图2所示。根据图2，遵循Friedmann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33]以及Lew等所提出的旅游地功能分类方法[34]，可以将14个滨海城市划分为“双高-中心型”、“中高-次中心型”、“双中-重要型”、“低中-一般型”、“双低-边缘型”五大等级类型，具体包括：

图2 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生态位-协调度空间格局图谱

(1)广州、深圳属于综合生态位与综合协调度值双高的城市，因其滨海旅游经济系统整体功能强及内部要素结构协调性佳，滨海旅游经济整体发展质量高，对周边区域旅游辐射效应显著，故将此类城市命名为“双高-中心型”城市。

(2)珠海、惠州、江门、湛江属于综合生态位水平处于中等级、综合协调度值处于高等级的滨海城市，因其滨海旅游经济系统整体功能较强且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协调性良好，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较高，对周边城市旅游辐射影响较大，故将此类城市命名为“中高-次中心型”城市。

(3)茂名、汕尾属于综合生态位与综合协调度值都处于中等水平的滨海城市，因其滨海旅游经济系统整体功能较强且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协调性较好，滨海旅游经济质量处于提升发展态势，故将此类城市命名为“双中-重要型”城市。

(4)阳江、汕头、潮州、东莞属于综合生态位或综合协调度值之一处于低位或中位的城市，因其滨海旅游经济系统整体功能以及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协调性一般，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偏低，故将此类城市命名为“低中-一般型”城市。

(5)中山、揭阳属于综合生态位和综合协调度值相对处于低位的滨海城市，因其滨海旅游经济系统整体功能以及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协调性差，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低，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依赖性高、独立性差，故将此类城市命名为“双低-边缘型”城市。

从区域总体空间分布而言，滨海旅游经济“生态位-协调度”复合视角的系统质量总体排序为：经济带珠三角片区>经济带西翼片区>经济带东翼片区。珠三角片区“生态位-协调度”存在4种等级类型分布，“双高-中心型”城市2个，“中高-次中心型”城市3个，“低中-一般型”和“双低-边缘型”城市各1个，“双中”等级以上组合类型占比35.71%。东莞与中山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广州、深圳、珠海等中心城市扩散效应和涓滴效应影响小，同时由于自身滨海旅游资源与生态条件较差，二者整体发展质量低。经济带西翼片区“中高-次中心型”、“双中-重要型”、“低中-一般型”城市各1个，不存在“双低-边缘型”城市，“双中”等级以上组合类型占比14.29%；而东翼片区“双中-重要型”城市1个、“低中-一般型”城市2个、“双低-边缘型”城市1个，不存在“双高-中心型”、“中高-次中心型”城市，“双中”等级以上组合类型占比7.14%。这说明经济带东西两翼片区滨海旅游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西翼片区整体而言发展质量略高于东翼片区，东西两翼片区尚未形成互惠互利的滨海旅游经济发展共生系统，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低值锁定效应”显著，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发挥不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以广东沿海经济带沿线14个滨海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滨海旅游经济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采用生态位-协调度复合视角深入分析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沿海经济带14市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水平呈现“总值偏小，分层异质”特征，滨海旅游资源维、滨海旅游市场维、滨海社会经济维、滨海生态环境维四大分维度因子相互作用并影响了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综合生态位。

(2)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系统综合协调性总体表现较差，系统功能与结构处于相对失调状态，不同滨海城市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协调性关联滞后因素存在分异。

(3)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是滨海14市滨海旅游经济系统外部间生态位的时空竞争与系统内部资源、市场、经济、生态四大关联子系统耦合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生态位-协调度空间格局图谱科学判识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可以将沿海14市划分为五大等级类型：“双高-中心型”城市为广州、深圳，“中高-次中心型”城市为珠海、惠州、江门、湛江，“双中-重要型”城市为茂名、汕尾，“低中-一般型”城市为阳江、汕头、潮州、东莞，“双低-边缘型”城市为中山、揭阳。

(4)沿海经济带珠三角片区、西翼片区、东翼片区的“双中”等级以上组合类型城市占比分别为35.71%、14.29%、7.14%，说明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复合系统发展质量排序为：珠三角片区>西翼片区>东翼片区。

(二)建议

从前文研究结果不难发现，所划分的5种不同等级类型城市面临着多元差异化的滨海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新时代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从局域独立视角审视自身发展的限制与不足，还需要从全域关联视野看待城市发展区域整体联系，进而确定适合每个城市发展的最佳滨海旅游经济生态位。5种不同等级类型城市滨海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针对性建议如下。

1.“双高-中心型”城市

广州、深圳作为“双高-中心型”城市，相对处于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导地位，其在稳固滨海旅游市场与社会经济的强大优势的同时，也需突破自身发展限制性因素，进而有效发挥两市的“双核”引领作用与驱动效应，实现广州、深圳及周边区域滨海旅游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就全局而言，广州、深圳可以发挥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作用，加强与香港、澳门、珠海、惠州等的海洋旅游经济联系，以区域海洋旅游联动合作强化广-深旅游经济发展的“极核集聚效应”与“涓滴扩散效应”，提升区域海洋旅游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就局部而言，广州、深圳新时期滨海旅游发展可以通过创意、科技等优势要素的全面深度融入，创新性地开发滨海文旅新业态、新产品。例如，广州可以立足黄埔古港、南海神庙等海丝文化遗迹，重点打造集观光、度假、商贸、演艺、文创、教育等复合体验功能的海丝文化特色小镇、海丝文旅融合示范区、海丝宗教文化旅游区、粤海第一关文旅品牌，而广州、深圳可以分别利用南沙滨海资源、蛇口太子湾等全面深度开发邮轮游艇产业集聚区、创意科技园以及海上游线，并且加强广州-深圳的邮轮旅游合作，共同协商制定国际游客邮轮入境的免签友好政策。对于滨海旅游生态条件相对处于劣势的广州、深圳而言，在发展滨海旅游经济的同时要注重滨海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改善近岸海域水质，探索建立环珠江口海洋特别保护区与海洋型国家公园，建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提升滨海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性。

2.“中高-次中心型”城市

“中高-次中心型”城市包括珠海、惠州、江门、湛江四市，其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独立性与自主性相对较强，形成一定区域范围辐射影响力的滨海旅游发展次级中心，综合实力次于“双高-中心型”城市。珠海、惠州、江门三市同处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加强与广州、深圳等中心型城市的区域旅游联系，主动承接中心型城市的辐射与扩散影响，并以全域旅游视角，整合区域滨海旅游资源、市场等，发挥巽寮湾、大亚湾、银湖湾等滨海旅游组团效应，深度开发构建滨海观光、休闲、度假相融合，康养、体育、科普等专项为补充的海洋海岛旅游项目产品体系，设计并推广珠海、江门、惠州等城市市域、跨海湾海岛的海洋海岛旅游线路，同时谋划建设珠海、惠州邮轮访问港，发展邮轮游艇旅游产业，以此全面提升区域滨海旅游发展的能级与质量。对于位处沿海经济带西翼的湛江而言，应根据自身滨海旅游市场与滨海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足，谋划建设联通其他滨海城市的湛江滨海旅游公路与高铁，建设国际邮轮访问港并开发海上旅游航线，打造四通八达的滨海旅游交通接驳体系，并以产业融合理念深度开发雷州文化旅游、军港旅游、滨海工业旅游、滨海红树林及珊瑚礁生态旅游等多元业态产品，以此破除湛江城市外向联系的陆海交通、产品结构等发展瓶颈与障碍。同时，湛江在未来滨海旅游业发展中还应积极承接周边区域关联的北部湾城市群、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等省级和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外溢效应，与周边区域组织全面开展线路共推、品牌共建、客源互送、信息共享、产品共营、政策共商等滨海旅游领域深度合作。

3.“双中-重要型”城市

茂名、汕尾属于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双中-重要型”城市，应该根据限制其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滨海旅游市场”与“滨海社会经济”两大维度因素采取针对性的发展策略。茂名可以与同处粤西的湛江、阳江二市在组织制度、旅游营销、资源开发等方面展开滨海旅游深度协同合作，共同组建“沿海经济带西翼旅游发展联盟”，府际共同协商制定粤西滨海旅游发展政策，打造无障碍滨海旅游交通系统，整合开发滨海全域旅游特色资源，打造与湛江、阳江形成生态位分离的石油工业文化、冼太夫人文化、宗教养生祈福文化特色文旅业态产品，携手共推“多彩粤西，一程多站”的滨海旅游路线及形象，以此促进经济带西翼滨海旅游的协同高质量发展。而位居沿海经济带东翼的汕尾市拥有良好的滨海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但滨海旅游市场吸引力不足、滨海社会经济支撑性不强等问题阻碍了城市滨海旅游发展品位。未来该市应该主动谋划西与深圳、惠州，东与汕头、潮州、揭阳等共建滨海旅游产业园或特别合作区，利用深圳、惠州滨海旅游产业发展的外溢效应以及潮汕文化圈协同效应，打造沿海经济带东翼旅游风景道、汕尾小漠镇与品清湖游艇旅游、滨海体育旅游以及海丰滨海红色旅游等特色业态产品，以此点亮汕尾滨海旅游形象，提升其滨海旅游产品品质，优化滨海旅游发展的产业环境。

4.“低中-一般型”城市

潮州、东莞、汕头、阳江属于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经济发展的“低中-一般型”城市，需要根据自身滨海旅游经济发展过程的制约性因素以及与周边城市的竞合关系寻求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汕头、潮州二市同属潮汕文化圈，潮汕文化地域特征显著，可以借鉴“泉州-漳州-厦门”的组团模式，联合汕尾、揭阳打造沿海经济带东翼滨海旅游组团，将海防、民俗、宗教、红色等地方性要素与滨海旅游深度融合，整合“南澳I号”、“樟林古港”、“广济桥”等海丝文化遗迹点，串联式共同开发海防海丝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潮汕民俗文化等主题项目及游线产品，打造潮汕特色滨海文旅品牌。东莞市由于滨海旅游资源、市场、生态等三维要素的劣势条件制约，成为珠三角片区滨海旅游发展的形象黯淡点。未来滨海旅游业发展需要重点挖掘虎门片区虎门炮台、鸦片战争等历史海防文化资源特色与旅游功能，通过与广州南沙片区上下横档岛海防遗迹点的整合联动，并融入文创、科技、教育、演艺等关联产业元素，共同打造海防主题特色旅游演艺、海防遗址国家文化公园、海防科技小镇，培育海防研学、爱国教育等线路产品品牌。阳江市在滨海旅游发展过程中受到滨海旅游市场与社会经济支撑条件制约效应显著。一方面阳江可与湛江、茂名等建立府际滨海旅游发展的联席协调机制，协同开拓粤港澳、云贵川、长三角、东北等近远程旅游市场；另一方面阳江市日后需要加大现代服务业经济发展，完善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与政策体系，构建立体化、快捷式滨海旅游集散与接驳交通系统，以此提升滨海社会经济系统对滨海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

5.“双低-边缘型”城市

“双低-边缘型”城市包括中山、揭阳，是滨海旅游经济综合实力较差的滨海城市，处于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发展的“边缘区”以及珠三角片区的“形象遮蔽区”。其滨海旅游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市场、经济等多维关联要素支撑性较差，与周边区域滨海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较弱。未来中山、揭阳应该采取“抱团取暖，存同求异”的发展策略。中山应主动融入珠三角片区滨海旅游发展格局中，揭阳也应积极融入潮汕滨海文旅发展圈，获取区域滨海旅游协同发展的优质产业政策与环境，并立足自身城市文化基因形塑差异化的城市IP(知识产权)型滨海旅游业态产品，实现“边缘型”滨海旅游过境地到“重要型”滨海旅游地的升级转变。例如，中山可以立足城市名人文化、滨海历史文化地域基因，对接周边珠三角片区“中心型”或“次中心型”滨海城市，协同发展滨海休闲度假、滨海帆船游艇、滨海科普教育、滨海文化创意等产品谱系。而揭阳可以主动与汕头、汕尾、潮州三市开展滨海旅游合作，建立“潮汕揭”滨海旅游发展的组织制度、支持系统、宣传营销等协同机制，共同开发具有浓郁潮汕民俗文化气息的跨区域滨海文旅项目及线路产品。同时该市政府需要加大滨海文旅产业的政策倾斜与资源资金投入，引入大型品牌文旅企业投资恢复靖海古城墙及相关海防遗址遗迹，以旅游化利用手段打造集观光、度假、运动、教育、科普、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靖海海防文旅综合体项目，塑造独具揭阳滨海地域基因的文旅品牌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