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独立自主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

李璎珞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在30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坚持独立自主”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精神支撑作用。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决议中均提及“独立自主”，足见其重要性。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之魂，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造出的独具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独立自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侧重虽有所不同，但是始终起到坚定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决心的作用。因此，党和人民才能合力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1]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独立自主精神的萌发与现代化前提性壁垒的突破

19世纪40年代起，在摧枯拉朽式的外部冲击的直接影响下，寻求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既成为民族国家求存图强的人心归向，又成为仁人志士理性探寻救亡之法的重要课题。从近代革命历程看，独立自主包含双重意蕴：一是在思想文化上，在近代危机刺激下，国人民族主义生发，独立自主意识觉醒；二是在现实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独立自主地选择革命道路、建立新型政权的重要性。

思想上，中华民族的观念在东西抗衡中得以出现和强化，追求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成为共同理想。但在对民族国家“文明”彼岸的憧憬和认识上，经历了从热烈崇拜西方文明向客观理性思考东西方文明关系转变的过程。

近代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被迫卷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致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在诱发下从实体性的“自在”转为认同上的“自觉”，进而成为百年以来推动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2]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与碰撞、交锋之中的弱势使得中国思想界呈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为了避免“优胜劣汰”进化论逻辑下亡国灭种后果的发生，当时国人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破与立的尝试，均是想要通过输入西方现代化模式加速把中国过渡到“文明”状态，以至“富强”。然而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上学习西方的变革，均未把中国引向实质富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了西方现代化“未来景象”的残酷一面，促使有识之士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现代文明”，重新认识古今中外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思考“第三种文明”的出路。

民族意识觉醒、历经多种尝试后，国人深刻认识到政治上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才是现代化的前提性壁垒。此时，何种政治派别能够聚合“一盘散沙”式的中国？既然就人类历史角度而言，现代化是一种“必然”，那么何种方案能够真正化中国现代化的“应然”为“实然”？

实践中，国民党涣散无力，无法达成“党建国家”愿景，效仿西方的“三民主义”方案收效甚微。恰好此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打开了国人对富强之路的认识视野——现代化的前提必须是独立解放，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还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道路可供选择；而想要迈上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则有赖于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受制于人是此前各类政党革命不彻底、不成功的根源，因此陈独秀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干”。但由于建党初期力量有限，独立自主精神一度被共产国际强行抑制。经历挫折后，毛泽东认识到本本主义贻害无穷，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不能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革命策略上，党逐渐认识到枪杆子之于政权的必要性；反思“城市中心论”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中国革命需要建立农村根据地，依靠广大的农民阶级而非如列宁倡导的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判断。直至遵义会议党才彻底脱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作为“先生”的束缚，得以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1)“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参见文献[4]第339页。此后，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游击战争策略和边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以及解放战争中的以我为主、坚持统一战线，本质上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精神的发扬，创造性地运用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世人宣告和强调了新政权独立自主的立场和特质：“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5]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出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同时意味着中华民族政治层面上实现和保障了民族国家主体意识。但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只是破除了制约现代化的前提性壁垒，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现代化道路究竟何去何从仍需在此基础上继续摸索。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独立自主精神的深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初探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实现政治理想和国家构想的机会，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6]，能够更加细致、具体地思考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并旗帜鲜明地将其设为国家的中长期目标。必须注意的是，新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有着双重面相：一是需要对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在两个阵营的对决中得以立足和彰显优越性；二是需要尽快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走向现代化，在实践中要求不断调试与苏联和苏联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坚守社会主义和坚持独立自主这两条底线。

现代化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痛苦”一面(2)“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参见文献[7]。，同时出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形势、国际环境等原因，中国基本照搬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苏两国国情的相似之处在于：同为大国却都在近代经受长期侵略战争；通过革命方式取得了国家独立，又在新政权建立之时面临国内封建主义卷土重来和国际帝国主义封锁的内忧外患。作为落后的农业国，在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对峙的时刻，两国领导人“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催生出“赶超”心理。两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得出对时局紧张的预判：“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哪一天进攻苏联……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8]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9]。在苏联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强国路径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就之后，中国共产党效仿苏联走上了类似道路，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以英美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所以说，在中苏关系“蜜月期”，中国选择苏联现代化模式的背后，更深层次地是选择社会主义现代道路。仿苏意在超美，集中发展国防和重工业以“保卫国家独立”，防止政权和制度遭受颠覆，与这一时期建立“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相一致。[10]

但是，苏联道路以政治逻辑取代经济逻辑推动现代化建设，实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中苏交恶，直接推动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2.生产开发领域的石油大数据技术应用研究。檀朝东等将华北油田采油生产过程中的百米吨液耗电量指标作为分析对象，研究并建立了PDMiner大数据挖掘软件平台，完成了相应的成因分析与趋势预测。王兵通过面向大数据的预测建模方法对深海油气设备管理的大数据监测系统结构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李鑫等借助于自主开发的数据挖掘软件对油田生产数据库中存储和管理的大规模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处理，达到了确定阿尔油田机采井吨液百米举升耗电量关联影响因素的研究目的。赵阳等基于所提出的云钻井概念，通过阐述体系结构、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来体现云钻井平台的一体化设计思想。

在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主观上，中国共产党开始客观反思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不适症”，毛泽东评价说：“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4]117客观上，丧失苏联援助的中国必须从外来帮助和学习模仿中解脱出来，主动探索现代化道路。由此看来，主客观因素都加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苏为鉴、独立自主的进程。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指出学习苏联并非要亦步亦趋，而是要吸收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引以为戒，少走弯路。此后，党虽然在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等问题上继续借鉴苏联经验，但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再囿于重工业或完全等同于工业化，而是开始重视与民生相关事业的发展，重新审视各类关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四个现代化”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地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更加独立自主地思考贴合本国国情和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11]。

所以在这一阶段，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体现在选择了不同于传统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更体现在不囿于苏联模式，开始探索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显然是独立自主精神的深化。与此同时需要承认的是，党的领导集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探索中国道路的必要性，但是变革和思考尚未形成对苏联模式的根本性突破，认识上的不彻底性导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的发生。

三、新时期：独立自主精神的发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邓小平的这句话准确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独立自主原则的认知与坚持。

前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最大意义在于实现从模仿到自主的转变，到了新时期，独立自主精神则突出体现在通过对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扬弃，形成兼收并蓄、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一，现代化的行为主体和道路方向呈现出独立自主性。无论是城乡改革初期自下而上的尝试，还是形成改革开放政策后自上而下的推动，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宏大的社会转型工程，其独立的行为主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而绝不是任何形式的外来力量。两次抉择合力确立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长期、稳定地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行为主体的特性也使得其认知具有独立自主的色彩，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党对两种现代化逻辑的统辖、对两种现代化模式的融汇与超越体现了独立自主性。20世纪70年代中美、中苏大国关系的变化，使得中国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两种现代化模式的优缺点，尝试在西方全盘肯定资本、纵容资本现代性弊端的路线和苏联彻底消灭资本、背离经济逻辑的路线之间，探索一条既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又能够利用资本和驾驭资本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破除此种二元对立逻辑后，在国家权力的控制和监督下，市场、资本、社会的积极一面得以被引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中，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提升至全人类的高度去认识和观察，超越了一国或一种社会制度的高度。多种因素的开创性的引入，造就了现代化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也避免了体制外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颠覆性变革，这同样益于独立自主精神的发扬。

第三，现代化中国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也彰显了独立自主性。传统现代化模式中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并未带来大部分个体的发展，反而将个体抛入异化境地，社会并未呈现普遍富裕，却因剥削使贫富两极分化。“小康”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从“富强之国”细化至“小康之家”，增添了现代化衡量中的人民尺度。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似乎就可以使得所有人共享生产力发展创造出的社会财富。于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很多国家将其错误理解为一旦革命成功即可实现同步富裕，因此过早、过快地进行大平均，使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演变为共同贫穷的弯路。鉴于此，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理论试图采取另一种模式，即承认差距的客观存在，允许具备条件的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模范作用带动、引领或是帮助落后的个人或地区发展，达到逐步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效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综观东西方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调试，探索出超越西方两极分化、认同分裂，以及苏联平均主义、丧失活力的现代化模式，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具有原创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坚决坚持现代化的制度底色不改，通过制度变革解放发展生产力，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但也正如邓小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的判断，新时期现代化取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诸如贪腐、精神文明问题等“副作用”，有待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新时代：独立自主精神的守正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这一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明确地提出长期坚持、永不动摇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战略，现代化中国方案逐渐成熟定型，继而实现话语和方案的双重超越，达成可然、应然、实然的统一，创造出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深刻阐述了独立自主原则的内涵意义，包含：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不受“老路”、“邪路”干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外交政策上坚持独立自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新时代，对独立自主精神的再强调，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精神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对处理国内、国际事务发挥过指导性的作用，需要继承和守正；另一方面，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为在风险挑战中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宏伟愿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思想，且这一思想必须创新转化，更具时代性和针对性。

第一，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抓住科学技术这一关乎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尤其重视坚持科技自主创新、自立自强，以更好地支撑现代化强国战略。

科学技术渗透和作用于生产过程，就会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而人类历史上若干次的科技革命，改变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深刻改变着国际格局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历史告诫我们，国家要强大、企业要发展、人民要富裕，必须依靠强大的科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技术对强国的重大意义：“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341于是，中国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仅用10年时间就独立制造出“两弹一星”，以科技独立自主捍卫了国家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以来，为加速经济发展，一方面中国政府积极通过外交向发达国家争取技术转让，另一方面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吸引外资。虽然邓小平明确了“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13]的态度，但是外商垄断技术以把持市场，加之比较优势逻辑的蔓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

新时代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竞争乃至对抗愈发激烈，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整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空前，掣肘中国中长期发展的软肋——关键领域核心科技受制于人的问题显现。尤其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已然从经贸扩展至科技、政治、文化等领域，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威胁”的名义进行制裁，实际是传统科技强国对后发科技领域竞争劲敌的“围剿”。现实警醒我们，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核心科技是国之利器，一旦受制于人，卡住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脖子”，一旦弱势就会成为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及“创新”有15次之多，并首次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14]。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奋斗来实现，正如***总书记所言：“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5]面临逆风逆水的局势，更应于科技领域发扬独立自主精神。拉美国家依附性发展后的血泪教训仍在眼前，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依靠外部力量、移植他国模式、亦步亦趋地实现强大，实现从“跟跑者”向着“并行者”和“领跑者”的转变。中国遗憾地没有完整经历此前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面对可能到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这一国家强盛之基，注重以科技引领实现“大国”向“强国”的转变。

第二，新时代党更加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代化于古今中外的位势，继而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来破解“现代性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不受制于“母版”、“模板”，没有成为“再版”、“翻版”，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站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待现代化与独立性的关系。

综观古今，“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我独不徙”体现出中国古人对思维独立、行为独立、人格独立的追求。近代以来，纵有“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认知，但是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代背景下，个体与集体的独立自主都实难做到。新时代，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根源在于坚持独立自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怀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16]的紧迫感，站在国权、国格，民族自尊、独立的角度考虑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选择。

横观东西，苏联解体意味着现代化苏联模式的终结，是否存在非西式的现代化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西方对现代化的理解狭隘地停留在工业或经济尺度，进而在资本逻辑统摄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各种主客体关系颠倒异化的情况，包括“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17]。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类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全面紧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根本无从谈起。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理解显然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视域局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历经认识深入，到新时代拓展成为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敢于走出一条现代化新路，在实现富强的目标基础上谋求人民幸福，创造了前无古人式的现代化中国道路，以更高的立意和指向给出了“现代性困境”的化解方案。

第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持独立自主精神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超越性”方案，同时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以独立自主为原则探索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供给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又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形态多元性的尊重。

当西方将自身现代化模式奉为唯一，丧失想象、放弃革新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所谓“历史的尽头”(3)“如果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世界，或者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体现对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参见文献[18]。实现了对既有现代化模板的扬弃超越，明确选择并锚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方向。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也验证了现代化成功之路并非单一，进而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认识和探索现代化道路、跳出理论和力量对比层面上的“西方中心”窠臼提供可能，为那些希望加快发展并且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既有“中国向度”，又有“世界意义”。

独立自主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更不意味着自私自利。独立自主最早作为国际交往原则而被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双向性的对等要求，意味着要求他国尊重我国权益的同时也要进行自我约束。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当前世界面临着合作与博弈、联系与孤立、共享与独占、自由与垄断这两种趋势、两条道路的选择，其对于国家和世界未来走向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关乎世界经济未来走向和世界现代化未来发展。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开辟了一条不依附、更不掠夺别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虽然把国家发展放在自己的力量基点上，但从不吝啬于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反而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致力于与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体现着大国担当、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这对各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间摆脱零和博弈的对抗性思维，共同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具有启示性。

综上所述，独立自主是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最为重要的思维方法和原则立场之一。它与近代中国尤其是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支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具有独立自主特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植于中华文化和民族情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连接起历史和当下，并旨在引领国家发展的未来；既有着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的非资本主义立场的独立自主性，与此同时又尊重他国现代化道路的自主选择，融通东西文明，兼容并包。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已不再只是一种尝试，而是取得了相当成就、具有道路意义的，可以为世界供给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意味着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因其先发性而被人为赋予的道义上的至高无上性与排他性，[19]现代化之路可以是具有国别、制度、文化特色的。正如***总书记所言，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20]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助推实现“中国之治”，还影响了世界历史轨迹，具有重大的世界文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