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刘泽兰，王众威

(1.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 410081； 2.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41)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随之深入推进。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的重大课题后，党的群众组织力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热议，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围绕着党的群众组织力这一核心主题，回顾和反思十九大以来国内学界研究成果中的贡献和不足，以此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对于深化问题研究、提供相关借鉴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一、党的群众组织力内涵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界围绕党的群众组织力这一核心词组，以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论述为依据，分别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视角、使命视角、党群关系视角和内外向度视角，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一是基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视角界定党的群众组织力。这种观点认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基础，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凝聚群众共识，有效发挥组织功能，在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中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有学者指出，长期执政能力是基于长期执政需要对政党执政能力的全方位提高，从根本上体现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增强。[2]有学者强调，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保障，它是指党紧密依靠群众、团结带领群众、组织动员群众，达成“四个伟大”战略构想的能力。[3]此外，也有学者从提升党的领导力的角度指出，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指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而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进步的能力，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是提升党的领导力的基础，[4]围绕的核心也是通过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来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二是基于使命的视角界定党的群众组织力。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对伟大使命的明确认知与自觉担当，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崇高使命与目标蓝图的能力。有学者指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实现党的目标和使命的能力。[5]也有学者指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6]、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7]，从根本上说就是让党拥有担当历史使命的强大力量[8]。

三是基于党群关系的视角界定党的群众组织力。这种观点认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通过一定的方式或途径，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或水平。有学者指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密切联系群众，宣传、组织、动员、团结和凝聚群众的能力和水平。[9]也有学者指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利用党及党领导的社会组织将所有群众整合到执政党组织体系周围的能力，[10]从而把群众组织起来，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11]。

四是从内外向度的视角界定党的群众组织力。一方面，党的群众组织力是指党的公信力，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塑造自身形象、兑现自身承诺和发挥自身优势等，获得人民群众自觉认同、自愿服从和衷心拥护的能力。有学者指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对党的外在形象、价值理念、行为绩效等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强大力量和巨大支持。[12]另一方面，党的群众组织力是指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它是中国共产党为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支持和参与，通过精神聚合和价值渗透等，使人民群众产生向心力、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能力。有学者指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按照不同的目标要求，通过宣传号召、教育启发、改善民生等工作方法，辅之以组织设置和覆盖等组织手段，使广大人民群众自愿主动地被引导、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而采取自觉统一的行动来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13]这围绕的核心是党通过采取措施号召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也有学者指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整合、社会经济利益交融和共产主义愿景带动逐步形成的，是党引领人民推进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群众工作能力。[14]这种观点虽然论述的是凝聚人民群众推进党的各项事业，但实际上是在强调凝聚人民群众追求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因为“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15]。

二、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学理依据

围绕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生成与发展，国内学界分别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三个维度对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生成逻辑做了系统阐释。

(一)理论逻辑

该观点着眼于三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群关系的相关论述；二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党的组织功能；三是党的群众组织力与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的结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为群众组织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有学者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提出群众组织力一词，但是对其包含的群众、组织、组织群众、群众路线等概念要素做了众多经典论述，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丰富的理论蕴含。[16]

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使命，决定了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群众组织力是应有之义。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实现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奋斗目标，必须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甚至凝聚全人类的力量共同奋斗。[11]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在。有学者指出，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充分发动群众、有效组织群众，形成人民群众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奋斗的磅礴伟力。[17]

从党的群众组织力与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关系来看，“四力”是统筹一体而又各具特色的。有学者认为，在“四力”关系中，群众组织力是内在要求。群众是思想引领和社会号召的主要对象，因此，只有组织群众的能力提升上去了，党才能更好地实现思想引领和社会号召。[18]

(二)历史逻辑

该观点强调的是党的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胜法宝和宝贵经验。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不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实现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强大的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基本经验和制胜法宝，[19]是一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历史，与群众密切联系则事业兴，脱离群众则事业败[12]。

重视群众组织力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群众组织力是我们党的独特优势。有学者指出，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组织群众的工作，这是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5]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20]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复杂环境，党都充分重视和发挥群众组织力的巨大力量。所以，有学者指出，在党的建设中，增强群众组织力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现实要求，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好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动员组织，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21]

(三)现实逻辑

该观点认为新时代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具有现实紧迫性。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化解党的执政危险、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进行社会变革的有力举措。

一是消解脱离群众的危险，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有学者指出，党要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就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夯实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11]

二是增强党的先进性，使党永葆生命力和战斗力。有学者指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的性质宗旨的重要体现，[21]是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支撑[22]。也有学者指出，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能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永葆党的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基础。[23]

三是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有学者指出，当前，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必然要求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而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又必然要通过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来实现。[24]

三、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历史发展与基本经验

党的群众组织力是伴随着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党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党的群众组织力也在不断发生着演变。围绕着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历史发展与基本经验，国内学界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历史发展

国内学界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历史脉络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一种是从党、国家、社会的关系状态出发，另一种是从党对群众组织力的认识和实践出发，这两种观点都各具特点。

从党、国家、社会的关系出发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在革命社会、革命后社会以及当下的改革后社会，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处于不同的关系状态之中，其对群众的组织力也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依次可称之为使命-共生型群众组织力、使命-统合型群众组织力以及使命-合作型组织力。这三种组织力都是党的使命引领型组织力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25]

从党对群众组织力的认识和实践出发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党的群众组织力可以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

一是三阶段说。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个阶段目标跨越。有学者相应地将党的群众组织力历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增强群众组织力的探索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党增强群众组织力的探索实践和十八大以来党增强群众组织力的探索实践三个阶段。[16]

二是四阶段说。有学者在将改革开放四十年划分为启动和初探阶段、快速推进阶段、持续推进阶段和全面深化阶段四个阶段的基础上，相应地将党对群众组织力的历史划分为认识与实践、丰富与拓展、发展与深化、新探索与新发展四个阶段。[26]也有学者根据社会矛盾、群众需要以及革命任务的发展变化，将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百年历史划分为阶级斗争自愿阶段、阶级斗争强化阶段、物质利益引导阶段和全方位获得感提升阶段四个阶段。[27]

(二)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基本经验

从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并用于指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独特优势。国内学界通过对党的群众组织力历史脉络的梳理，总结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重要历史经验。

一是必须把群众利益作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核心。有学者指出，党必须强化利益整合功能，[26]始终坚持人民需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的统一[27]。

二是不断优化、完善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内容、手段和方式。有学者指出，必须不断探索党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科学方法，不断提升党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26]以灵活开展群众工作与建立常态化制度相统一作为动力保障[8]。

三是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坚定党的全面领导。有学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力建设相统一，[27]树立党为民、务实、清廉的执政形象，[26]将坚定党的全面领导与促进群众全面发展相统一作为评价标准[8]。

四、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面临的困境及解决对策

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推进“四个伟大”的重要方面。国内学界对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的相关对策。

(一)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面临的困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考验。学界通过理论分析，总结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党的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工作能力弱化。有学者指出，宣传能力不强，联系群众、沟通群众能力不强，服务群众能力不强，是党的群众组织力不强的重要表现。[5]另一方面是党的群众组织力制度规范不健全。有学者指出，群众路线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制度约束，缺乏制度保障已经成为当前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严重阻滞。[28]

二是群众主体存在的问题。随着新时代群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加，各类矛盾不断出现，群众主体也开始内部分化，群众工作难度日益加大。有学者指出，这种状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群众主体日益多元化；群众需求的层次在不断提高；群众工作的环境更加复杂，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24]

三是客观组织环境的复杂多变。新时代条件下，社会环境的不断演变也在冲击和削弱着政治领域的社会活动。有学者指出，组织变迁与社会流动、新媒体与信息技术、新社会阶层、新兴群体，给增强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带来巨大挑战。[11]也有学者指出，在一个多样化、自主性、流动性和自组织性日益加强的市场社会和网络时代，要改变人们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认知、态度、情感和心理倾向，使之聚集到共同的组织目标之下并按照党的要求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25]

(二)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对策

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急迫的现实问题。学界围绕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这一焦点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政治要求、强烈实践导向的重要举措。

多数研究者是从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来探讨对策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通过党的政治影响力提升群众组织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以融洽的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11]

还有学者从物质基础、文化建设、制度体系、网络平台等角度对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对策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要以经济建设为主轴，奠定深厚物质基础；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增强凝聚力和自信心。[12]有学者提出，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需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严格执行党的群众工作纪律。[23]有学者强调，要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在网络社会动员与网络党的建设的有机结合中进一步显示新时期党在“线上”和“线下”的强大的群众组织力。[25]

五、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评价

国内学界关于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做出了学术贡献，但是也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亟待深化。

(一)学术贡献

国内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丰富了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理论研究。当前，学界在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问题时，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力量在于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做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和奋斗目标，通过发挥群众组织力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形成了中国化的政党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研究。

第二，深化了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强党的“四力”，即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围绕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学界对党的群众组织力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了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内涵和外延向度。其一，划清了党的群众组织力的主体维度。党的群众组织力主体，上层在党中央，是做好党的群众组织力顶层设计的“规划师”，下层在党的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29]，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关系党的群众组织力强弱的“直接责任者”。其二，界定了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内涵维度。学界分别从不同视角界定了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与群众相互作用，通过利益协调、思想引领和团结动员等方式或途径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党的事业、实现党的使命的能力。其三，明晰了党的群众组织力与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三者的关系。学界长期将研究聚焦于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等问题上，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相对不足，大多数时候党的群众组织力被纳入到社会号召力之中来研究，或被遮蔽在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建设之中。但也有部分研究者在“四力”研究中，从其内涵、要求和属性出发，基本厘清了四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第三，确立了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的基本逻辑进路。当前，学界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研究仍是集中于从内涵、意义等某一切入点进行深入探讨。通过综合学界的不同层面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学理依据、内涵、要素、历史脉络、基本经验、面临困境和解决对策等方面共同构成了党的群众组织力问题的整体和系统研究，为后续进一步加强党的群众组织力问题研究确立了基本框架和逻辑思路。

第四，为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30]。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适应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需要，理论研究必须及时跟进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围绕为什么要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如何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怎样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加强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二)研究不足

国内学界在党的群众组织力问题研究中还存在不系统、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理论渊源探究有限。学界在对党的群众组织力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出发的。众所周知，党的群众组织力指向的是党与群众双向维度，能否把党的群众组织力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或群众思想的继承、超越或语义置换？抑或是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自身能力的展示，能否把党的群众组织力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被遮蔽的“组织力”维度的揭示？这些都是在开展研究前首先要厘清和明晰的重要问题。

第二，对党的群众组织力内涵存在固化倾向。从内涵界定来看，大多数学者关于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内涵界定存在同质性、模糊性和简单化的问题，认为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党依靠、动员、组织群众进行伟大社会实践的能力。上述内涵中“依靠、动员、组织群众”揭示的是内涵还是构成要素？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几乎没有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构成要素做出明确界定和具体说明。而且，这几个词组的论述似乎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逻辑层次。党的群众组织力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它们的逻辑结构如何？是否应先有党的自身优势的影响和感召，到党为实现一定政治任务和目标动员群众并迅速得到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到在思想和精神等方面对群众的凝聚，再到如何把强大的群众力量转化为改造实践的行动？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历史逻辑建构不足。一是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历史演变过程的梳理很少，史料挖掘不够深入。二是混淆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思想演变和实践演变。思想演变和实践演变是同一事物不同层次的表征。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思想演变理应是党中央在不同阶段对党的群众组织力顶层设计的思想转变历程，以及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认识变迁；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实践演变更侧重的是基层党组织在实践中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动态过程。三是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演变依据缺乏探究。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历史演变依据是党的政治任务的转变引起了党组织群众的方式的改变，还是重大历史时间节点？既然党的群众组织力的主体在基层党组织，那么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历史起点是否可以以党的基层党组织的成立为标志？

第四，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对策研究缺乏可操作性。当前，学界提出的相关对策和措施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可操作性尚存欠缺，特别是对于新时代如何在实践中增强党的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此外，为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开展工作，同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五，国内与国外研究的失衡。从普遍性的视角来看，以苏联、越南和古巴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实现民族独立和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增强自身的群众组织力采取过一系列措施，积累过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特殊性视角来看，个别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在加强和巩固执政基础的过程中，也通过对群众的组织来加强自身力量，例如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韩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在此方面的表现就相当不错，这也是在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第六，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拓展。在研究视角方面，学界表现出重实践回应轻理论解读的倾向。现有研究成果普遍注重对当前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党的群众组织力提升问题进行研究，而对于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讲话中的顶层设计智慧、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如何对党的群众组织力进行实践探索、党的群众组织力思想的演进规律和特征、党的群众组织力实践经验和教训等，缺乏系统的理论归纳、整理、解释和阐发。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方法缺乏多元化。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采取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方法，注重对相关概念和重要内容进行逻辑推理与论证。由于党的群众组织力既密切地关系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问题，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问题，因此，在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问题时，既需要进行理论论证和文献研究，也需要运用实证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等相关研究方法，从而确保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

六、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展望

党的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和宗旨的反映，也是党的领导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社会革命和变革的重要能力，必须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以确保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四个伟大”。党的群众组织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命题，涉及党的领导能力、执行能力、动员能力和号召能力等，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因此，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针对前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要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化，需要明确研究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方向。

(一)研究的基本路径

深化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既要提升理论高度，又要增加历史厚度，也要加强实践深度。概括而言，应着眼以下三条路径推动研究。

第一，要提升理论高度，把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理框架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党的群众组织力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其他政党。同时，党的群众组织力作为一种能力展现，它是中国共产党本身所特有的。这就要求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问题时，要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理论入手，既要从整体上揭示政党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系统梳理和概括中国共产党加强和完善自身建设的方式方法、基本经验和客观规律等，提升问题研究的学理性和针对性。

第二，要增加历史厚度，把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置于党的百年建设历程之中。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一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探索和发展的历史，既结合中国共产党自身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理论，加强了自身建设，也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理论，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这些重大理论成果中包含着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理论依据、实践探索、历史脉络、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等宝贵的研究资源，必须深入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三，要加强实践深度，把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放在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之中。***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1]。党的建设就是要解决组织不纯、能力不足和影响党的先进性等问题，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在党的建设的实践背景下，推进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一方面要从党的建设大局出发，深入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与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要把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作为推进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方面，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

(二)研究的主要方向

深化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研究，应着重推进理论推演与现实突破相结合，实现“理论-实践-理论”的统一。

第一，要深化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理论渊源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理论是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原初形态和理论基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是开展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的重要前提。如：1871年9月，马克思在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大会上指出，把工人阶级的力量团结、组织起来以夺取政权，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重要任务，国际的任务就是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并联合起来[31]。1872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团结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富有生气的基本原则，也是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国际工人协会“把工人阶级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一次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感觉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威力”[32]。因此，学界今后应加大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理论渊源的研究力度，深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中的相关论述，为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要深化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内涵研究。科学界定党的群众组织力内涵是问题研究的重点，也是正确区分其与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关键。党的群众组织力实质上表现为一种政党政治关系。政党政治通常涉及政党、群众和政治活动三个要素。政党是联系政治活动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政治活动是政党作为执政党，为实现其政治纲领、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等开展的一系列群众运动。为了实现政党的政治追求，政党的政治活动必须首先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把自身所代表的阶级意志转化为实际力量。在这里，政党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协调、领导和组织群众，也即是要取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政党利益与群众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政党要基于共同的理想信念、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通过教育、宣传和服务等方式方法把分散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此基础上，政党才能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精神情感等方面使人民群众产生向心力、认同感和归属感，把团结凝聚起来的强大群众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这就明确了党的群众组织力内涵的四维特性。其一，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与群众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力量。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把群众组织起来的能力。这种组织能力建立在群众政治信任的基础之上，表现为群众对党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取得群众的信任，获得群众的认同、支持和拥护是影响党的群众组织力的重要因素。其二，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生成是软性聚合而非强制拉拢。党在运用组织条件、发挥组织功能对群众进行组织时，必须要得到群众的自觉认可、自愿服从。其三，党的群众组织力是静态能力与动态能力的统一。静态能力是“能力的结果”，指党的群众组织力作为一种力量集合，在形态上表征为一种综合能力；动态能力是“能力的过程”，指党的群众组织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压力环境下具有不同的强度、明显的波动性。这就要求党必须正确处理和应对各种主客观复杂条件，保证党的群众组织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使党的群众组织力始终坚强有力。其四，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多”和“一”的统一。从党的群众组织力生成过程来看，党的群众组织力是结构性概念，通过统整党内外各种资源和要素，表现出引领力、号召力、动员力等结构性能力；从生成结果来看，党的群众组织力是整体的、复合性的概念，党的群众组织力会通过结构性能力的集合，展现为一种整体合力。

第三，要深化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史料研究。史料研究，既要关注史料中的思想研究，更应重视史料中的实践研究。一是要在史料整理中深化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思想演变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重大命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是理论发展的产物，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理同自身建设相结合，对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创造性地提出和形成了中国化的群众组织力思想，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思想演变脉络和演进特征。二是要在史料整理中深化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实践演变研究。通过史料中的实践研究，可以准确把握党的群众组织力研究的历史起点，划分党的群众组织力演变的历史阶段，梳理百年来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措施、动因、效果和经验。因此，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

第四，要深化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对策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是一项原则性、实践性很强的建设工作，必须提高对策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一，如何通过党的群众组织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党的十九大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30]，因此，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必须要围绕这一总体要求，深入思考如何增强组织、宣传能力和凝聚、服务群众的能力，在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等方面切实加强对基层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其二，如何正确处理党的群众组织力与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之间的关系？在“四力”之中，政治领导力重在党总揽全局的能力，是根本；思想引领力重在党的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是保证；群众组织力重在做好组织群众工作的能力，是关键；社会号召力重在“不令而行”的能力，是内在。“四力”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服从和服务于“四个伟大”。其三，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生成过程，即基层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同向同构。因此，在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过程中，要从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战斗力和凝聚力出发，把工作重点置于增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之上；同时，还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遵循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原则，提升群众工作的本领、稳固党群关系的能力和维护群众利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