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下国家战略理论创新研究

刘 洋，牛佳宁

(1.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026; 2.大连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8)

历史视角下国家战略理论创新研究

刘 洋1，牛佳宁2

(1.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026; 2.大连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8)

从历史对战略的影响入手，结合东西方经典战略学理论和历史实践，对国家战略学进行理论探讨。扩展战略的内涵，给出战略的定义，明确“战略”、“大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异同，指出国家战略的本质问题。结合中西方经典战略思想，论述战略与政治策略、经济、军事、外交、地缘及精神要素的关系，并总结出国家战略学的一些原则，以期有益于国家战略决策。

历史；战略；大战略；国家战略；理论；原则

一、引 言

战略一词是一个高度弹性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立场，有着不同的解读。战略问题繁杂晦涩，涉及面广，是一个体系性、综合性的科学。战略问题讲究逻辑思维，需要讲道理、明事理，形成缜密体系。战略理论浩如烟海，古今中外，层出不穷，如何理出其脉络，融汇中西方理论精髓，揭示其内涵，指明战略与诸要素的关系，以做宏观之理论指导，是当今战略理论界的迫切任务。笔者将中国兵家先贤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民国战略家蒋百里的《国防论》、现代军事史学家钮先钟的《西方战略思想史》、西方兵家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瑞士裔法国将领约米尼的《战争的艺术》、英国人李德·哈特的《战略论:间接路线》、美国人乔治·贝尔的《美国海权百年：1890—1990年的美国海军》、英国人保罗·肯尼迪的《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这些经典战略著作的思想引入文中，力求对战略理论进行有益探索。本文以历史为视角，重点研究战略学的内涵及与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国家战略理论的一些原则，以达到理论创新目的。

二、历史对战略的指导

民国历史大师钱穆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道：“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1]作为文化的直接体现——历史，是一种经过检验的普遍性经验，文化为基石，历史为主要方法论，文化体现在历史中。而战略，是一个国家民族争存的指导方针和策略，战略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成败。战略归根结底是受文化制约，并以历史为指导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战略模式，从而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走向。借鉴历史谋战略，凡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探索战略思想史的发展与内涵。当今世界上的诸多问题，大致说来，几乎都与东西方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有密切的关系。

依靠历史指导战略的典范是19世纪的德国，德国陆军参谋总长毛奇认为，“只有历史的研究始能使未来的将领得以认清战争的复杂性。只要所采取的观点正确，则历史研究对于战略就会有重大贡献”[2]242。在参谋总长的直接领导之下，军事史的研究成为德国参谋本部的主要任务之一，并逐渐养成一种重视史政的传统，而不像其他国家把史政单位视为安插冗员的场所[2]242。正是由于德国首创的参谋本部制度极其重视历史的态度，保证了德国一战前半个多世纪的强大。可以说，参谋本部的崛起和发展是德军与其对手相比最大的优势，并为其日后的再次崛起打下坚实基础，这正是历史与战略有机结合的成功佐证。鉴于此，本文所有有关战略的论述，皆以历史为依据。

三、战略的定义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3]166，并把战略要素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3]176五类。从克劳塞维茨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他把战略限定在战争范围内，或者说他阐述的是军事战略的含义。究其原因，《战争论》这本书是一部战争法典，克氏更关注的是战斗、会战，而非战略本身，强调的是如何具体地战胜敌人，而后升华到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并探讨了战略对战争“隐姓埋名”的贡献。当然，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定义有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

英国人李德·哈特在批判克劳塞维茨“战略”定义狭窄性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是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来达到政策目的的艺术”[4]277的概念。一战德国及相关国家对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片面理解与机械奉行，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引发了军事战略界的强烈反响。李德·哈特总结原因，认为会战不是获得战略性胜利的唯一手段，战略封锁、交通战、经济战等多种手段才是一战协约国集团获胜的根本原因。因此李德·哈特给出的战略定义就扩大了战略的范畴，并明确上升到政策的层面，但这个定义仍然局限在军事的范围内。

中国兵家圣典《孙子兵法》，历经2500多年，其思想精髓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5]109讲述了在战略规划上保证胜利的重要性。“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5]110讲述了战略是智慧的运用，是斗智之学，战略的精髓在于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5]121讲述了战略上必须“慎战”的道理，战与不战的关键在于国家利益得失与外部危机的程度，“利、得、危”是战与不战的重要标杆。战略问题是一个平静的合理的抉择过程，不是冲动的结果，也可以说，战略是重理、重利而不重情的科学。

克劳塞维茨、李德·哈特、孙武对于战略的阐述，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承认战略对于军事作战的指导性作用，二是都将战略观念用于军事范畴。其实直到二战结束时，对于战略一词的定义仍以战争和军事为范围[2]5。但战争与和平是不可分的，战争的目的是达到政治上的目标，也就是达到经济等诸多国家利益的划分与界定，并通过条约的模式确立此利益划分，建立新秩序，从而达到和平的目的。战略的内涵非常有必要扩大和加深。

因此，本文给出的战略定义是：“战略是运用一国综合国力，通过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地缘等的关系，达到国家政策各项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现代的战略对决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总体战”，是战略与多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战略的境界

本文给出的战略定义属于国家战略的范畴，是国家力量与国家利益的体现，是多种手段的协同使用，以达到国家的政策目标。该定义超出了军事领域，由军事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但以军事战争为重要手段。在这里，笔者说明一下“战略”、“大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异同。

传统上，将“战略”限定在军事领域，而李德·哈特将军事领域之外的战略称为“大战略”[2]379。李德·哈特在总结了一战参战双方阵营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扩大了战略内涵，提出“大战略”的概念。其对大战略阐述如下：“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所有一切的国家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标。……军事力量仅为大战略工具之一种，大战略更应考虑使用政治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道义压力，以减弱对方意志。战略的眼界仅以战争为限，大战略的视线则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2]380

李德·哈特“大战略”的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战交战双方痴迷强兵会战的思想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但在陆地上，交战双方都没能产生决定性结果，反而是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产生了重大作用，最后德国水兵起义，德意志第二帝国轰然倒塌。但获得胜利的同时，英国也笑不出来，因为“一战表面上是打垮了德国为首的集团，实际上却是打垮了英国的世界霸权，英国人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世界。究其原因，是因为英国为了争取这些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导致他战后无力巩固自己的地位”[6]76。李德·哈特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一个国家把他的力量用到匮竭的阶段，结果必然会使他的未来政策变得总破产。假使你只是专心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4]302。李德·哈特这段话对一战交战双方都适用，他认为使用非军事手段是最经济、最有效的获胜手段，既能享受战争红利，又能获得战后较好的政治果实。“大战略”的核心思想其实是：利用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以取得最终胜利，并获得较好的战后和平。

李德·哈特称“大战略”为最经济的战略，其实不然，一战德国的失败不仅仅是封锁这么简单，德国只有6%～8%的国家收入依靠海外贸易，所需的重要原材料可以通过同盟国和占领区的巨大资源补给，也可以通过中立邻国获得，还可以通过替代品技术获得。[7]真正使德国崩溃的是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大量消耗了青壮劳动力，再加上德国对农业生产的忽视而造成的结果。所以说，德国失败归根结底是输在不重视粮食生产上，一战德国远比李德·哈特想象的强大。而英国的海上封锁也使英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重金打造的英国大舰队蹲守在苏格兰北部的斯卡帕湾，以对付和封锁德国强大的公海舰队。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差一点就绞杀死了英国的海上贸易线，若不是美国的及时参战，英国的战略储备只能维持不到4周的时间。如果英国在美国军队到达西线之前不得不妥协，德国的一次终极军事进攻就可能赢得战争[8]。英国最终胜利的方式并不经济，战争期间的巨额花费，耗垮了英帝国的全部活力，直接动摇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可以说，李德·哈特过分夸大了英国封锁战略的成功性与经济性，其“大战略”思想过于弱化军事作用，转而强调其他手段，矫枉过正，其不流血仅靠围堵就致命对手的思想只是部分正确，过于绝对化。

“国家战略”思想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和平，这和平不是四海升平、刀枪入库的和平，这和平是一种动态的和平，是对有利于自身或既得利益的巩固与国际社会的认同度，是攻与守的平衡，归根结底是符合自身利益又照顾国际社会诸元利益的一种动态平衡的和平。“国家战略”思想强调使用多种手段，运用综合国力，以达到政治政策目标。“共赢为根本，威慑为手段，战争为最终模式”，战争仍是为了和平，为了建立符合自身及盟国利益的新体系。“国家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更是进取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善于求变，善于寻找动态的平衡，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

五、战略与政治策略的关系

政治者，势也。势高，则围广；势卑，则围小。凡物一旦成势，则无坚不摧。政治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根本，是国家政府的魂魄。而战略是政治的具体体现，不管是军事战略、大战略还是国家战略，都不能超出政治框架，但政治目标也是变化的，战略要跟得上配合好政治目标的变化。有必要强调的是，政策、政略都是政治思想的具体执行，从历史上看，三者在相当程度上指的都是同一类概念。民国战略家蒋百里在其著作《国防论》中提到：“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9]44政治决定战略，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英国海洋战略家李奇蒙指出：“就长远来看，政策的错误要比战略的错误，战略的错误要比战术的错误，战术的错误要比技术的错误，具有较深远的影响。”[2]391

正确的政治政策是正确战略的基础，以军事战略为例，其主要表现形式——战争与政治政策的关系最具代表性。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克劳塞维茨说：“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接连发生影响。”[3]26战争不是冲动的结果，而是政治利益抉择的结果，在政治框架内，战争的消耗度和持久度会一直进行到政治目标达到为止，但同时，当战争消耗超过了政治利益目标时，国家就会对政治目标进行调整，会果断议和从而结束战争。

约米尼在《战争的艺术》一书中说：“必须保证在战局中确定的政治性作战目标与战略原理保持一致。”[10]政治目标要切合实际，不能超出军事的能力，而要求战争所做不到的事情。同时，政治要有一定的耐性，在政治政策目标确定的前提下，应当给予军事指挥官最大的自主权以实现政治军事目标，而不应在战局未明了之前，用政治眼光来横加干涉军事行动，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苦涩的。政治一经决定，一段时间内就交由军事手段在政治的框架下去自主发挥，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5]110，只要战争不超出政治框架就行。“在选择政治性作战目标时，我们应该服从战略要求，在军队以武力还没有解决战争之前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问题。”[10]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军事战略或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基本上是一种负面作用。政治与战略关系，须明确其界线，因为若颠倒的话，“它将足以鼓励军人们提出荒谬的要求，认为政策应该向他们的战略低头”[4]275。“9·18事变”至二战期间，日本军部绑架政府，军人决定政治，将日本推上了不切实际的泛亚及太平洋战争轨道，从而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结果，就是李德·哈特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因此，军事目标必须受政治目标的控制，不可混淆。

总而言之，政治决定战略；战略是政治的具体体现；正确的政治决定正确的战略；政治目标不能超出战略能力；在政治框架内，要给予战略充分的主动性与忍耐力；政治目标变化时，战略要适配此种变化；警惕战略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这种负面反作用。

六、战略与经济的关系

战略的成功与否有两个先决内在条件：一个是财富，一个是军事实力。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欲有效维护国家利益，顺利实施国家战略，经济是决定性基础，军事实力是根本保障。蒋百里说：“战斗力与经济力不可分。”[9]13这句话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血的经验总结。经济力，即是战斗力，二者加在一起即为综合国力，其三个组成要素分别是“人”、“物”、“组织”[9]13。当今世界三个要素全部具备的是美国和中国；有“人”，有“组织”，而缺少“物”的，是德国、法国及日本；有“人”，有“物”，而缺少“组织”的，是俄国、印度等国。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实际上已跻身世界一流国家行列，完成了数辈人的梦想。战略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即为经济力与战斗力，在这里先讨论战略与经济的关系。

战略与经济相辅相成，经济是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可以使一个国家变成领袖国家，同盟国或友好国家就多，国家战略模式选择多样化，更易达到政治目标。一战前后的美国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奠定了世界强权的地位，直接和英国平起平坐；二战前后的美国，通过其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应对欧洲、太平洋、亚洲等多个战场的作战，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国家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可以说，经济的极大发展促成了美国国家战略的成功，成为20世纪最成功的领袖国家。

同时，战略的发展对经济也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抑或促使经济良性发展，抑或耗垮经济。一战前，英国一直奉行“大陆均势，海上积极拓展”的策略，获得巨大成功，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拥有世界霸权近一百年，英镑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经济霸权同样为英国所有。在英国积极介入欧洲大陆事务参加了一战和二战之后，英国让出了世界霸主的位置，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极大消耗了英国国力，使英国在战后无力继续维持其全球利益，英国战略发展的变化重创了英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从而动摇了根本。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一直奉行“均势政策、抑法政策”[6]78，通过三次有限战争统一了德国，让德国经济获得爆发式增长。德皇威廉二世罢免了俾斯麦之后，国家战略变成了海陆全面出击的扩张政策，从而海上加深了与英国的矛盾，陆上加深了与俄国的矛盾[6]78，直接导致德国挑战欧洲霸权与世界霸权的双重失败，让德国经济总破产。一战前，德国国家战略的变化也是根本动摇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9]34我们可以改造一下蒋百里的这句经典名言，就得到了战略与经济关系的总论述：经济与战略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经济与战略相互促进，则国家必强，如20世纪的美国；经济与战略步调不一致，过于强调经济或过于强调战略，则国家走向衰弱，如17世纪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经济与战略发展路线相反，无经济条件而强推战略或无战略条件而强推经济，国家必亡，如二战后的苏联及中国的北宋。

七、战略与军事的关系

战略发展的另一个依托是军事实力，下文分析战略与军事的关系。军事斗争是战略实现的一个重要手段，军事斗争有三类，分别是军事威慑、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战略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军事威慑，强大军力在热点地区及利益攸关区的出现，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从而达到战略目的。这种情况出现最为普遍，最常见的是大国威慑小国，但小国也可以反过来威慑大国，通过增加大国介入的成本与危险，从而吓阻大国的干涉。军事威慑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挑战，在政治的框架下，国家战略就很可能选择有限战争。有限战争控制得好，也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若控制得不好，则可能变成战争泥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大国小国之间的对抗，或者出现在大国之间的对抗，但其中一方力量投射过远的情形下。全面战争，是战争的最后模式，军事威慑、有限战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爆发全面之间的对抗，往往是多个国家之间的混战，是风险最大，但受益也最大的模式，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也很可能劳而无功或既得利益彻底失去，是国家战略最为慎重选择的模式。

克劳塞维茨说“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就不能开始战争”[3]902,这句话表明了战略对军事战争的指导关系。正确的战略决定正确的军事，军事斗争的成败往往在战略规划上就已经决定了，譬如美日中途岛海战，日本在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而造成的战略分兵是日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战略的精髓就是要设法使敌人丧失平衡，而让自己尽可能高效地发挥。可以说，对于一个军事性的胜利，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获得胜利，主要的原因是战略而非战术，是运动而非战斗[4]301。但是，战略对军事斗争最大的作用在于：必须了解优势能够保持到哪一点，因为超过了这一点所得到的就不是新的利益，而是耻辱[3]893。换句话说，就是战略规划和操作必须知道“胜利的顶点”，过犹不及。

战略对决时，使用军事手段时要速战速决，之后用国家战略其他手段去慢慢消化胜利果实。这种做法经济实效，国家最怕旷日持久的战争，经济上耗不起。孙子兵法云：“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5]109孙子兵法强调不动则已、动若脱兔的“速战”思想，但前提是国家走到了非战不足以保全和扩大利益的境地。

此外，战略与军事的关系不能忽视军事技术的作用，军事技术的进步会引领战略思想的巨大变化。例如，以航空母舰为代表的海军航空兵力量取代重炮重装甲高航速的战列舰，骑兵兵团的高机动性改变了传统步兵方阵的战法，火炮枪支技术的逐渐成熟颠覆了冷兵器战法，德国总参谋长毛奇发现的铁路技术的军事应用[2]242等。这些技术与组织模式的巨大进步使很多当时流行的战略思想落伍，极大地改变了历史进程。因此，对于未来的军事技术趋势，应当认真把握，以出现新的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为要。

孙子兵法所说的“利、得、危”，是战与不战的重要标杆，也是战略与军事关系的标杆。国家若战，就该找得利最大对手、最弱对手、最强对手，除此三者皆非正确的战争对象。

八、战略与外交的关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外交的本质就是为了保证国家利益，完成国家战略赋予的任务。外交是国家战略的一种手段，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标。外交同战略一样也是重理、重利、不重情的科学，外交可以凭借强大的实力去压服对手，也可以凭借权力平衡来吓阻侵略。[2]20国际斗争一贯的规律是强国得利，弱国借势，最弱者被蹂躏，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说“大国追求的是主导，小国才会去追求和平”。外交靠国家实力，靠战略的正确指导，靠良好的纵横之术。

战略决定外交，有效的外交也对战略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俾斯麦执政初期国家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是德意志统一并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此时普鲁士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俾斯麦认为安内与攘外不仅不相互冲突，反而相辅相成[2]285。俾斯麦利用高超的外交手段，辅以短节有力的三次有限战争，达到了以攘外为手段来达到安内的目的，统一了德意志，实现了国家的战略目标。所以，战略与外交的关系，也是内因与外因相互转化的关系，有时需要外部的胜利来化解内部矛盾，有时需要内部凝聚对抗外部压力。有学者认为，只要内部不断改革创新，外部保持战略定力，就一定可以解决与他国的争端。按照这种说法，普鲁士永远不可能统一德意志，普鲁士再创新高效，也需要欧洲及世界资源与市场，在当时情况下，不通过外因实难解决内部问题，更谈不上外部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内因即使用全力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外因也是重要手段，可以促进内因的健康发展，内因与外因相辅相成。战略与外交也是如此，一味退让的外交，无法促进战略的顺利发展，看似稳重，实则不作为，坐失良机。

此外，战略与外交的运用还要有一个标准和限度，那就是“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5]120。孙子兵法这句话是最好的诠释，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要相信自己的目标，不能与天下皆交，也不能霸天下之权，合理有利地争夺战略与外交的制高点，使对手不敢贸然侵犯自身利益。

九、战略与地缘的关系

战略与地缘关系到国家战略是“陆主海从”还是“陆从海主”，抑或是“海陆并进”，因此，可以说战略与地缘的关系，本质上是陆权与海权的选择问题，是大陆国家、陆海国家和海洋国家的战略走向问题，是涉及国家四个方向的安全与战略进取方向的问题。

就地缘来看，对于海洋属性国家而言，海权必是其主要选择，走“陆从海主”的道路。如日不落帝国时期的英国，奉行海洋利益为根本的政策，辅以欧洲大陆均势政策，从而获得巨大成功，在其由海上陆、参加了一战和二战之后迅速没落。对于大陆属性国家而言，陆权必是其主要选择，走“陆主海从”的路子。如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俄罗斯对外扩张的过程就是寻找出海口的过程，但其主要手段是获得强大的陆权，从而获得优良港口和立足点，获得局部的海权，也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走向了相反的一条路，本是海洋属性国家，非要奉行“陆主海从”的策略，结果最终还是从海上失败，国家总破产。对于海陆属性国家而言，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历史上来自陆地的威胁一直远大于海上，因此陆权思维深入骨髓，在海上利益急速增长并需要保护时，国家战略和政策常常在陆权与海权之间左右摇摆，造成顾此失彼，或者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局面[6]79。因此，陆权与海权均衡发展，但在某一时期因势而重点突出其一，最适合海陆属性国家的战略发展。

十、战略与精神要素的关系

最后要单独说一下精神要素的问题，虽然战略是重理、重利、不重情的科学，但是精神要素，这个不可量化的力量同样非常重要。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削减对方斗争下去的意志，即动摇其精神力。决策高层的忍耐力与意志品质、战略眼光与战略决心、君权与将权的关系、民族与文化精神、军队武德等都可以归结为精神要素。

战略对决期间，政治统帅与领导层的眼光与决心、忍耐力与意志无比关键，这几点合起来其实就是统帅层的才能问题。才能问题本质就是精神问题，一个心理脆弱、优柔寡断、朝令夕改的高层是不会获得最后胜利的。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5]110在战略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有能力的领导层是会放手让执行层去发挥而不横加干涉的，领导层只抓宏观，让执行层充分能动地去实现战略目标，汉武帝与霍去病就是君权与将权的完美展现。

民族精神，归根到底是文化精神，同根同文化才会几千年聚在一起，这种凝聚力就是民族精神。人类历史五千年，世界版图，大者仍大，小者仍小，终究是这凝聚力、文化认同感所决定的。有此凝聚力，遇强敌则刚，遇弱敌则融，虽会有挫折，但从整个历史长河看，终归是强者。

关于军队武德，克劳塞维茨做过非常完美的阐述:“一支军队，如果它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永远不为想象中的危险所吓倒，而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也寸步不让，如果它在胜利时感到自豪，在失败的困境中仍然服从命令，不丧失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困苦和劳累中能像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增强自己体力，把这种劳累看做是制胜的手段，而不看成是倒霉晦气，如果它只抱有保持军人荣誉这样一个惟一的简短信条，因而能经常不忘上述一切义务和美德，那么，它就是一支富有武德的军队。”[3]182一个国家拥有这样有武德的军队越多，其军事实力越强，其威慑力也就越大，这是精神的力量。

因此，精神要素也和物质要素一样，是战略顺利实现的基础力量。统帅层才能高、民族与文化精神凝聚力强、拥有武德的军队多，这样国家的精神要素就适配其战略的制定与执行，这样的国家就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十一、国家战略学的一些原则

综合前文，笔者得出如下有关国家战略学的一些原则：

(1)现代的国家战略对决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总体战”，是战略与多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国家战略是寻找符合自身利益又照顾国际社会诸元利益的一种动态平衡，“共赢为根本，威慑为手段，战争为最终模式”。

(3)政治决定战略；战略是政治的具体体现；政治目标不能超出战略能力；在政治框架内，要给予战略充分的主动性与忍耐力；政治目标变化时，战略要适配此种变化；警惕战略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这种负面反作用。

(4)经济与战略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5)军事斗争分为军事威慑、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三类，国家战略使用军事手段时按此顺序逐次使用。

(6)正确的战略决定正确的军事，要重视战略规划的重要作用；战略对决使用军事手段时要速战速决，之后用国家战略其他手段去慢慢消化胜利果实；军事技术进步会引领战略思想发生巨大变化。

(7)“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5]121，是战略与军事关系的标杆，国家若战，就该找得利最大对手、最弱对手、最强对手，除此三者皆非正确的战争对象。

(8)战略决定外交，外交促进战略发展；外交依托国家实力，遵循国家战略，运用纵横之术；“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5]120，为战略与外交运用的标准与限度。

(9)对于海陆属性国家战略：陆权与海权均衡发展，特定时期因势而重点突出其一。

(10)统帅层才能、民族与文化精神、军队武德合称为国家精神要素，精神要素为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62.

[2]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4]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M].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蒋百里,刘邦骥.孙子浅说[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

[6]刘洋.战略学和历史学视角下国家海洋战略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社会科学版),2015,14(1):75-81.

[7]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M].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73.

[8]贝尔.美国海权百年:1890—1990年的美国海军[M].吴征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3.

[9]蒋百里.国防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0.

[10]约米尼.战争的艺术[M].盛峰峻,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71.

2017-01-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JCZH1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3132016363)

刘 洋(1978-)，男，博士，讲师；E-mail:liuyang0880@126.com

1671-7031(2017)02-00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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