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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管理理论(LMT)新进展:回顾与展望

时间:2024-08-31

孙 梁,高艳锋,时秀梅

(1.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 2.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语言管理理论(LMT)新进展:回顾与展望

孙 梁1,2,高艳锋1,时秀梅1

(1.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 2.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从介绍国外语言管理学这一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入手,分析国内外关于语言管理学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该学科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探索语言与管理的基本研究方法、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前景及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语言管理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前景

一、引 言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最为核心的信息交换媒介而存在,吸引了脑科学、行为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越来越多学科的关注。其中,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and language)在新近的四十年间,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基本确立了将语言作为人力资本、制度和公共产品的基本研究框架。因为语言经济学确立了语言的资本和制度属性,所以为语言规划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基。随着20世纪末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各国为了能够在国家环境开放度、文化独占性和个人选择自由等多元维度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跨文化管理应运而生。[1]然而,无论是语言经济学还是跨文化管理,都没有从管理的一致性上给予语言管理主体一个满意的实施框架。据此,语言管理理论有其学科产生的强大内在需求。“语言管理理论”是继“语言经济学”和“跨文化管理”等研究发展之后提出的一个全新研究领域。本文将以语言管理理论的发展史为切入点,介绍该领域的新近研究进展,总结语言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索语言管理理论在中国学界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前景。

二、语言管理理论发展史回顾

语言管理学(language management,LM)是一个横跨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门类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2]该学科以管理学的视角,将个人语言行为与调整、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公司及其他组织的语言管理、语言使用者和语言规划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语言行为结果评价等多元问题融于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它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70至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理论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21世纪初期以后繁荣发展并获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3]

(一)语言管理理论国外研究综述

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LMT)诞生和形成与语言规划理论(language planning theory)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紧密相关。1972年,由Joshua Fishman提出的“行为导向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为语言管理学提供了支撑,其理论中“生成与校正”引起了语言研究者的注意。[4]1987年,布拉格语言学校的B. H. Jernudd和J. V. Neustupn最先明确地提出了语言管理理论的概念,并将其从语言规划理论中分离,最终形成了语言管理理论的雏形。[5]

从理论发展的时间顺序上看,语言管理理论与语言规划理论存在着前后承接的现象。语言管理理论是将个人语言管理行为与宏观语言规划行为有机整合。语言管理理论专注于单个个体及各种组织(家庭、社会和政治团体、学校、政府部门、媒体等)话语者的行为与活动(如注释、评价),目的是揭示出个体与组织话语者之间的关系。语言管理理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在交际与社会文化的语境下考察语言活动。[6]Jernudd认为,语言生成与管理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是“语言行为既可以是表达生成的过程,又是伴随着语言作为管理的行为。前者允许后者的直白表达并由后者所塑造”。语言管理理论也是一个关于语言问题的理论,任何负面评估的偏差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可以在更狭义范围内定义为“系统或偏离预期产生的言语以至互动调整程序无法克服的这些偏差的负面评估”[7]。在实用语言规划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Neustupn等人坚定不移地以宏观语言规划为基础推进语言问题理论的研究,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语言管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概念被提出和探讨。继而,语言分析者和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机构明确意识到应该调和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的语言问题,使得语言管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从理论层面看,特定的交互作用应成为语言问题的最初源泉,继而将理论关注点从语言规划转换到微观的维度,并完成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语言规划的整合,即语言管理理论。

21世纪初,语言管理理论开始走向成熟和繁荣。Jernudd认为,以宏观语言机构介入情境为依托,以个人言语生成动态调整过程为切入角度,可以全面地对语言管理理论进行更为清晰的再定义。[11]既然语言管理理论是一种关于语言问题的理论,则任何负面的评价偏差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人语言问题。如果想保持语言管理理论应用的有效性,则必须遵循以下两个前提假设。首先,语言问题是能够被社会活动者自身经历体验到的,即能够被社会活动者当作问题的某种经历。其次,语言管理理论不仅仅关注机构中有组织的语言管理、使用以及对个人话语实践的影响,还要关注个人正在管理进行中的话语和语言选择的方式。[12]进而,在语言管理的过程中,有组织的或没有组织的社会网络就会被激活或不被激活,继而微观层面的话语管理就会消散于有组织的宏观语言管理,重回到语言管理循环(language management cycle)之中。[13]语言管理循环主要的特征就是宏观和微观语言管理之间的交互。综上,按照Neustupn、Jernudd和Nekvapil的观点,语言管理起始于个人语言管理(即简单的语言管理),而有组织的语言管理逐步从微观家庭拓展到宏观的国家层面。

语言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由单纯的理论构建问题,逐步走向了针对具体的语言管理问题的具象实证研究,即在简单管理、组织管理和语言管理循环的概念范围内关注于两者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说,语言管理必须与沟通和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管理相结合,从而关注管理的一致性问题,继而出现了运用语言管理理论发展大学双语教育的应用结果。20世纪末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全球化发展浪潮席卷了全世界,世界范围内的货物、人力资源、服务、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性得到了全面的释放,这直接导致了语言管理理论从跨国公司管理理论中分离出来。[14]典型的研究成果有J. Nekvapil、T. Sherman及其合作研究者针对欧洲、亚洲、大洋洲三大洲接触情境中的语言管理实践的论文,以及B. Spolsky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专门针对中国语言管理的综述论文。[15]

(二)语言管理理论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于跨国公司语言障碍及语言管理的研究始于2007年,山东大学的于光教授在《跨国公司语言战略研究综述》一文中提出,语言是一种单独的技巧,跨国公司在运用这种技巧时应该更为深远地考虑在各种管理因素中它的广泛含义、作用和结果。[9]随后,李子杰(2008)就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中的语言沟通障碍问题进行分析,指出“跨越管理中的语言障碍”这个课题是个“被遗忘的因素”、“管理中的弃婴”和“在管理学领域中最被忽略的领域”,他提出跨文化管理尤其需要关切并着重解决跨文化管理中的语言问题。[16]刘重霄等(2009)从语言的经济属性分析了英语的全球化本土化问题。[17]时秀梅(2010)提出跨文化管理中,作为文化显性的语言是跨国公司管理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18]戴年(2011)认为跨国公司有怎样的语言认识、选择怎样的语言对其经营文化起着重要作用,进而会影响到其商业的成果,所以跨国公司的语言策略对跨国公司的发展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19]到2011年年底,SGHC & APFHRMC(即全球化人力资本高峰会议暨亚太人力资源管理联盟)年会上,王星威先生所做的演讲也进一步强调了非英语母语人士在跨国企业中快速增长的现象以及这个现象对人力资源管理议题所带来的影响。苏金智(2013)和王英杰等(2014)从社会语言角度对语言管理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澄清,并对国外学者业已发表的语言管理理论内容进行了推介和述略。[20-21]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逐步意识到跨国公司中语言管理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停留在“提出这一现象与问题”这一层面,并没有深入分析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的模式,因此,国内学术界对语言管理的关注,留下了极大的研究空白。现阶段,我国大力提倡和支持企业“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又提出了走向世界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国内企业开辟海外市场已成大势所趋,从语言管理角度切入,探讨语言沟通与跨国公司管理敏感度分析,并构建切实可行的跨国公司语言管理模式则显得尤为重要。

三、语言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

以语言管理学的学科定位来看,语言管理学是运用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语言进行有效管理的学科,应该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所以,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在语言管理中的运用非常之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的语言管理学,其研究方法论必然是开放性的。只有广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才更有利于语言管理学的发展。总体而言,合理的语言管理学研究方法既是抽象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演绎的也是归纳的,既是数学的也是统计的,既是假说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局部的也是系统的,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下面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基本层面对语言管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讨论。

首先,语言管理理论推崇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相互融合。宏观层面而言,一方面语言管理研究要重视语言管理实践的历史事实的总结归纳。原因在于历史业已发生的事实无法再改变,从其中分析和归纳出语言管理的规律和特征是语言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语言管理又会吸收管理学,尤其是基于系统科学理论的管理工程的优化方法。语言管理学的研究对象首先被定义为一个动态的、可控、可优化的有机整体。运用系统理论中的数理方法,对语言管理中面临的约束条件、管理对象的结构特征和行为模式进行建模刻画,继而求得语言管理目标实现时的管理关键点和均衡解。这类的语言管理研究就完全是给予逻辑的演绎而实现语言管理优化的目标。在当今的经管类研究趋势下,并举具有强烈人文意味的归纳法和具有严密逻辑自洽性的演绎法,应是语言管理研究持续推荐的重要方法论根基。综合演绎法与归纳法的宏观研究应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语际管理研究,即跨语言管理研究,包括跨语言交际实务、跨语言管理的综合解决方案等。

其次,中观层面,语言管理研究应主要是综合运用调查、案例研究、档案研究等研究策略。中观层面涉及的语言管理对象是各类的社会组织。针对这些社会组织的语言活动以及为这些组织提供语言服务的供应商,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同时兼顾社会组织的语言活动的自由度和国家宏观语言规划的可控性,是语言管理落实到中观层面的关注点。[15]如果欲对这些有语言活动的社会组织以及提供语言服务的供应商的情况进行研究,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是对这些社会组织和语言服务提供商进行采访、调查,搜集档案资料,选取典型的组织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继而对获得的结果进行适宜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达成中观语言管理层面的管理目标。中观层面的语言管理研究应关注于隶属于某一类语言使用群体的语言行为,即语内管理研究。具体而言,按照地区分,包括方言、土话、少数民族语言等;按照行业分,行语管理研究主要指某一行业,如网络语、商务语言、公示语、法律英语、广告语管理研究等;按特定使用群体分,包括大学生语言、儿童语言、盲文、手势语等。

最后,微观层面的语言行为研究是语言管理效果和效率评价的重要观测口。语言管理在微观层面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应包括实验方法、调查、采访等,而后对采集到的实验结果、调查问卷、采访记录进行分析整理,所得结果可作为语言管理效果和效率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随着脑科学和实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可供语言管理学采用的实验方法近年来逐渐丰富起来。只要语言管理的实验设计得当,则语言管理效果与效率评价的过程就会得到大大简化。在实验方法的帮助下,语言管理研究者可以在少量样本的基础上,通过观测实验过程和采集实验结果的手段,完成过去需要在现实语言使用环境中才能完成的研究效果。同时,近年来在大数据、云计算和脑扫描设备的推进下,研究动态语言管理系统的可管理型成为可能。相信在微观层面上,实验方法、调查、采访等具体研究策略的综合运用必将能够将语言管理理论的研究推向更为广阔的空间。

四、语言管理理论的未来研究展望

以语言管理理论中观研究方法涉猎的研究范畴为切入点,上观国家层面语言管理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价、反馈与动态修正,下观微观层面语言使用个体的语言学习、语言选择、语言矫正等诸方面,笔者对语言管理理论未来的重点研究内容做如下展望:

一是,一国宏观语言管理政策的动态策略问题。对于一个语情相对复杂的国家,从掌管语言管理的权利伊始,就意味着需要将语言宏观管理的具体措施纳入到国家安全的策略之内。对一国而言,宏观语言管理主要是指:官方语言的确定、规范和推广;地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规制和使用;非本国语言的学习、使用和规制等。宏观语言管理的目标应包括: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有利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语言使用成本趋近于零;有利于一国范围内各民族的团结和稳定等。如何使得一国宏观语言管理的多重目标协同实现,是语言管理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

二是,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其参与世界分工和产品竞争的程度必将随之攀升。一个国家的企业在拓展海外业务时,语言服务必将成为配合其跨境发展的有力助手,也自然而然地将成为语言管理的新兴研究热点。根据自身和目标市场的经济结构特点,分析哪些企业会在海外业务拓展中首批胜出,商贸洽谈和跨境经营中会需要哪些语言服务,并且如何将语言服务以流程化、标准化的方案提供给有需求的企业等,都是语言管理理论研究者可以拓展的领域。

三是,语言管理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英语成为在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主要得益于英语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英语的帝国主义也招致了不少国家的排斥,有些国家为了保持其语言的纯净度,都相应出台了协调母语与英语的语言管理政策。以英语作为前车之鉴,从语言管理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就成为一个语言管理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如何通过跨文化语言管理,化解面临的语言管理国际协调问题,制定更为周全的一国语言推广战略和措施,也是摆在语言管理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研究热点。

四是,语言管理理论的量化和建模研究。语言管理优化的核心理念是系统优化理论。如何通过建模手段刻画中国语言管理三个层面的结构特征以及各种约束条件,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寻求语言管理的关键控制点和稳态解,是语言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新兴突破点。

五、结 语

语言管理理论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它的崛起是管理学作为理性选择理论向着综合的和具有强烈人文意识的古典学术传统回归的结果之一。对语言的管理学研究兴趣虽然开始于民族国家的现实政策环境,但这一研究兴趣几乎立刻汇入了对语言作为社会交往手段和知识载体的研究兴趣的主流当中。在各国之间政治、贸易、文化往来日益频繁的今天,一国如何做到独立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已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语言管理理论纵贯国家、组织结构、个人三个基本层面,以系统论的控制和动态视角,旨在寻求语言管理多重目标的协同实现。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必然随着语言管理战略的全面实施而获得全面提升。

[1]时秀梅,栾华.基于文化核心维度的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路径探讨[J].商业时代,2013(34):84-85.

[2]滕延江.语言管理研究述评[J].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13(1):5-10.

[3]张绪忠,战菊.语言管理与美国的语言管理实践[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10-113.

[4]FISHMAN J A.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society[M]. Rowley: Newbury House, 1972.

[5]JERNUDD B, NEUSTUPNJ V. Language planning: for whom? [M]//LARFORGE L.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Language Planning. Quebec City: Les Presses de I’Universite Laval, 1987.

[6]NEKVAPIL J, SHERMAN T.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9.

[7]JERNUDD B. Cognition and language management[R]. Kuala Lumpu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00.

[9]于光.跨国公司语言战略研究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7(3):118-121.

[10]RUBIN J, JERNUDD B H, DAS GUPTA J, et al. 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es[M].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7.

[11]JERNUDD B.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 history of the field: a sketch[M]. London: Cambridge, 2012.

[12]FEELY A J, HARZING A W. Language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J].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2003, 10(4): 37-52.

[13]NEKVAPIL J. Language cultivation in developed contexts[M]//SPOLSKY B, HULT F M. The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2008.

[14]NEKVAPIL J. From language planning to language management: J. V. Neustupn’s heritage[J]. Media Komyunikeshon Kenkyu, 2012, 63: 5-21.

[15]SPOLSKY B. Language manage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Language,2014, 9(4):165-179.

[16]李子杰.跨文化管理中的语言沟通障碍问题分析与对策[J].山东纺织经济,2008(1):51-53.

[17]刘重霄,王春花,蒋立珠.跨国公司工作语言全球化与本土化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6):69-72.

[18]时秀梅,栾华,刘谦.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模式进程研究——以保洁(中国)为例[J].中国管理科学,2010,18(Special Issue):678-685.

[19]戴年.全球化背景中跨国公司的语言策略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2):1-3.

[20]苏金智.语言腐败与语言污染[J].人民论坛,2013(2):62-63.

[21]王英杰,于琴.第九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研讨会综述[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4(2):108-113.

2017-01-05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5BJY024);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2017lslktyb-059);大连市社科院项目(2016dlskyb163);大连外国语大学创新团队项目(2015CXTD01);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16XJJS50)

孙 梁(1982-),男,博士,讲师;E-mail:tiezhulin@outlook.com

1671-7031(2017)02-0119-05

C939:H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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