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情结

时间:2024-08-31

张 蕾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情结

张 蕾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长期以来,在日本学界一直认定他的文学是受惠于西方和日本古典文学,但正是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成就了芥川文学。从少年时代芥川就开始读汉典、学汉文,从此他和中国古典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作家后,他创作了诸如《杜子春》《南京的基督》《支那游记》等众多和中国相关的作品,成为芥川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芥川浓厚的中国情结还体现在他1921年的中国之行,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海外旅行。中国体验大大加深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也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日后他在作品中披露反战思想,批判日本的殖民政策,成为一位清醒有良知的作家。

芥川龙之介;文学;中国情结;中国之行;中国古典文化

一、引 言

芥川龙之介(1892—1927年)是日本近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在日本每年评选最受读者喜爱的近现代作家时,芥川总是位居排行榜上的前几名。同样在海外他也很受欢迎,是近代日本文学中被翻译成外语最多的一位作家。在中国他的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被翻译成中文,而最早翻译他作品的就是鲁迅。2005年中国还翻译出版了他的全集,可见他在中国也拥有众多的粉丝。

但长期以来,众多的日本学者一直认定芥川文学是受惠于西方和日本古典文学,而对构成其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题材的作品以及理解其文学的关键符码之一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和大正十年的中国之行等的相关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这就造成了对其文学理解的片面性,也影响了对他的全面解读和重塑。本文从一个中国研究者的视点出发,以芥川和中国的关联以及他的中国之行为切入点,力图揭示芥川和他的中国情结之间的互动关系,使那些被漠视的芥川的诸侧面能够得以再认识、再发现,从而去塑造一个新的芥川像。

二、芥川文学和中国

性格敏感、早熟的芥川少年并不像一般的男孩们那样喜欢摸爬滚打、登高上树,爱幻想的他从小就博览群书、视书为友,在书中超越时空、和书里的人物交流对话就成为他儿时的一大乐事。阅读不仅慰藉了他寂寞的小心灵,也让他很早就体会到了文学那无穷的魅力。他曾公开地称自己并不是从现实而是从书中汲取各种养分成长的。自幼的知识积累使他对日本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化以及西方文学都造诣深厚,毫无疑问这给他的作家生涯奠定了富饶的基础,也为他的文学绽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给养。

芥川和中国的渊源起自他的少年时代,从小就读汉典、学汉文、做汉诗的他面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无法自拔。虽然他在大学学的是英文学,可骨子里还是非常“汉文的”,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常常披露自撰的汉诗和友人共享老树昏鸦的风雅。后来受朋友的熏陶,他又对中国的书画、古玩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元代的文人画家倪云林。收藏一副书画、淘换些或真或假的瓶瓶罐罐都让他乐此不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贯穿了芥川整个生涯。在他心目中,中国不仅是他热爱的汉文汉诗、书画的发祥地,也是寄托了他八千里路云和月、令他遐思翻飞魂牵梦绕的地方。

酷爱读书的他藏书众多,在他的旧藏书中西洋类图书共有809册,日文图书645册,而其中最多的就是和中国有关的图书,共1177册[1]。这其中包括像《唐诗百名家全集》《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唐代丛书》《元诗选》等大部头的丛书,作为小说的素材被他频频利用的《聊斋志异》《西游记》《水浒传》当然也在收藏之列了。

在众多的有关中国的藏书中芥川尤爱什么样的书呢?这从他的《爱读书的印象》一文中就能略见知晓。他在文中写道:“孩提时最爱读的书首选《西游记》。至今它仍是我最爱读的书。要是打个比方的话,我认为在西方没有一本这么出色的书。名声显赫的班扬的《天路历程》到底也不是这《西游记》的对手。另外《水浒传》也是我的爱读书之一。直到现在仍然很喜欢。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可以把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倒背如流。”[2]在被视为芥川自传的《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中,他用更多的笔墨详细地描述了对《水浒传》的热爱。他说:“那个脑袋硕大的小学生在幽暗的灯光下,把那本《水浒传》翻来覆去地不知看了多少遍。就是合上书本,他满脑子也都是替天行道的大旗啦、景阳冈上的老虎啦、菜园子张青房梁上挂着的人腿啦。这仅仅是想象?——可这想象却远比现实要来得更真切。他不知多少次拿着木剑,对着挂在院子里晒的干菜,和《水浒传》里的——一丈青扈三娘、花和尚鲁智深大打出手。三十年来,这种激情一直贯穿着他,经常是一捧书在手就彻夜不眠。——何止如此,不仅在桌上、车上、厕所里,甚至在路上他都不舍得放手。”[3]从上述的引用就足可以看出芥川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中毒”之深已到了何等地步。想象一下他的样子真是让人忍俊不禁,这和我们年轻时没日没夜地看金庸真是好有一拼。

不过芥川通过读书摄取到的知识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提升修养上,就像他自己在《汉文汉诗的趣味》中说的,“我们使用的日语和法语、拉丁语并没什么关系,可却承袭了汉语的诸多恩惠。这并不仅仅是说我们使用汉字,在汉字转化成罗马字的过程中,从遥远的过去积淀下来的中国式的意境已根植在了日语中。所以读汉诗汉文不仅对欣赏过去的日本文学益处多多,就是对创作现代的日本文学也大有帮助”[4]42。的确对芥川来说,他是在汉文学的脉络中建构起自己的文学的。那些从中国古典文化里得来的知识成为他创作的巨大源泉,日后源源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他的作品里。

芥川的小说按题材可分为“王朝物”、“切支丹物”、“江户时代物”、“明治开化期物”、“南蛮物”和“中国物”。所谓“中国物”就是指那些以中国为背景,或是以中国人为主人公,或是作品的出典来自中国,总之就是和中国有某种联系的作品。例如早期的《仙人》《酒虫》等就直接取材于《聊斋志异》,中期的童话作品《杜子春》源于李复言的《杜子春传》,《尾生的信》来自《史记列传》,《奇遇》出自瞿佑的《剪灯夜话》。另外像《南京的基督》的金花、《影子》里的陈彩、《秋山图》的王石谷、《湖南的扇》中的玉兰等都是以中国人为主人公。而《马腿》的故事发生在北京,《阿古尼的神》的场景是在上海,《母亲》的舞台是在上海和芜湖。芥川对“中国物”的创作贯穿了整个文笔生涯,并占据了他作品的很大一部分,形式不仅有小说,也有童话、散文、和歌、俳句等。另外他还写过很多和中国有关的随笔纪行,如《支那游记》等。总之“中国物”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芥川文学,也成为他作品中最有魅力的一个部分。

芥川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和造诣从他给自己的作品集题的名也可看出,他生前共出版了八部小说集、三部散文集和一部游记。像第五小说集《夜来之花》的题名就出自孟浩然《春晓》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而第六集《春服》则取自《论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第七集的《黄雀风》则源于周处《风土记》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俗名黄雀,长风时,海鱼变为黄雀,因为名也”。不仅如此,这些书的装裱有的直接就采用了从中国画册上复制下来的山水图,再配上汉诗文,有的不管是在色彩还是图案上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风,他的中国情结真是让人一目了然。

三、芥川的中国之行

芥川和中国深厚渊源的另一体现是他1921年的中国之行。那年的3月到7月他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先后游历了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武汉、长沙、洛阳、北京、天津等地。回国后相继发表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等作品,后结集成《支那游记》。中国之行是芥川一生中唯一一次海外旅行。有关这次旅行,在给朋友的信里他透露“是报社的命令,是赤贫旅行”*芥川1921年3月7日给恒藤恭的书信,引用的相关内容和原文为笔者翻译,参见文献[5]。。他的友人菊池宽说“芥川本来是个挺幸福并让人羡慕的人,可这次的中国之行我可是一点也不羡慕,没有报酬,我可是不想去”*芥川1921年3月11日给薄田淳介的书信,参见文献[5]。。那芥川为什么会欣然接受这样的“赤贫旅行”呢?

作为内在要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考虑。一是芥川对中国一直就魂牵梦绕,但他的中国印象都来自各种间接经验,所以不仅仅是停留在书本和想象中,亲眼去目睹一下自己所憧憬的现实中的中国就成了芥川多年的愿望。二是身为作家的他希望通过旅行感受到新的碰撞、获得新的灵感,从而打开创作的新局面。三是当时海外旅行的费用之高令很多囊中羞涩的文人都望而却步,所以接受派遣就成为无法筹措到大额资金的芥川的首选。这些都是促成他中国之行的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还有些外部因素。一是受好友的影响。谷崎润一郎曾在1918年自费到访天津、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回国后发表了《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天鹅绒之梦》等诸多作品。佐藤春夫也于1920年到台湾和福建等地旅行,之后写下了《南方纪行》《星》《女诫扇绮谭》等作品。看到友人们旅行后都收获颇丰,芥川本人对中国之行的期盼也就可想而知了。二是为摆脱一位叫秀茂子的女性。茂子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虽已结婚生子还经常舞文弄墨地发表些短歌、小说评论等,和温顺贤淑的芥川夫人不同,是当时所谓的“新女性”。两人在1919年相识后关系迅速发展,但不久茂子强烈的自我和非正常关系所带来的自责就成为芥川沉重的精神负担。近4个月的中国旅行对芥川来说尽管是一时、但也是逃离她的一个绝好机会,这也许是芥川欣然接受旅行的一个潜在动机。

1921年3月19日芥川踏上了去中国的行程。旅行一开始就一波三折,途中发病休养,加之车船的关系,直到30日才抵达上海。芥川在上海停留了40多天,但其中的3个星期却是在医院度过的,这也许是造成他对上海印象不佳的原因之一。他笔下的上海是遍地尿臊、乞丐满街、洋人横行、欲望膨胀的“蛮市”。的确当时上海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作为各色人种的集聚地、暗藏着各种罪恶和机会的“魔都”都不是神经纤细、在温室里长大的芥川所能承受的,横在眼前的现实的中国和书本中描述的中国落差之大令他大失所望。在上海他参观了名胜古迹,看戏,会见了章炳麟、郑孝胥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人杰。特别是和这些政治人物的会面,开启了他的视野,令他对政治刮目相看,他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这对象牙塔里的他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收获。

之后他游历了江南一带,登了庐山。和盛赞江南水乡真有宛如童话般的国都的谷崎润一郎相反,芥川眼中的寒山寺是俗恶无为,而西湖则是由于过分纤巧的美使人丧失了自由联想的余地,大名鼎鼎的秦淮则被他形容成是俗臭纷纷的“柳桥”*柳桥是东京都台东区的一个地名,因架设在神田川河口的一个桥而得名,自江户时代起以花柳街而闻名。。同样的江南水乡对随时随地都在追求、发现、升华梦幻之美的谷崎和对冷眼看人生的芥川却意味大不相同。随后他坐船到了汉口、长沙,在长沙参观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时他亲眼目睹了反日运动,这无疑是给他上了一堂生动无比的时事政治课。他称长沙的特产是新思想和伤寒。

6月14日芥川抵达了北京,北京成为他此次中国之行中最钟爱的地方。对北京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写信给众多友人,说“要是北京的话,我觉得留它一、二年学都行”*芥川1921年6月24日给下岛勳的书信,参见文献[5]。,“北京不愧是帝王之都,真是太壮观了。像王府的画那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啊”*芥川1921年6月24日给泷井折柴的书信,参见文献[5]。,“和北京的宏大相比,上海简直就是蛮市”*芥川1921年6月21日给室生犀星的书信,参见文献[5]。。芥川完全被北京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壮美的自然陶醉了。这才是他梦想的中国,红墙绿瓦的紫禁城、初夏的槐花树、梅兰芳的京剧、古玩书画、城门上如钩的新月都令他得到无限的满足。他对北京的热爱是因为北京不是不伦不类的西洋的,它是纯粹的中国的。它保留着没有被西洋侵蚀的古老传统和文化,这也许就是芥川珍爱北京厌恶上海的关键所在。

在北京芥川除了游览名胜古迹外,几乎天天都去欣赏京剧,所以很快他就成了速成的京剧通。在所看的60多部京剧中有一大半是在北京看的,这些累积使他在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会谈时可以侃侃地提出自己对中国的戏剧改良的独到看法。北京体验中另一重要部分就是和文人学者们的会见,其中主要有辜鸿铭和胡适。芥川对被称作是“紫禁城可不看,辜鸿铭不可不见”[6]208的学贯中西却拥护帝制、集新旧于一身的辜鸿铭的描写是“灰白的辫子,白色的褂子、鼻子很短、面孔看上去像个大蝙蝠”[6]209。而辜先生对芥川的评价是“你不穿洋服,佩服佩服,只可惜没有辫子”[6]209。和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胡适的交流则会更深一些,之后芥川在《江南游记》和《侏儒的话》中都曾提到胡适。

而胡适也在6月24日、25日、27日的日记里特别提到芥川说:“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他还写道:“芥川说中国旧戏园有改良的必要:(1)背景宜用素色,不可用红绿色缎。(2)地毯也宜用素色。(3)乐工应坐幕中。(4)台上助手应穿素色一律的衣服,不可乱跑。(略)芥川要用口语译我的诗。(略)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的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7]可见两人的谈话围绕着戏剧改良和创作自由展开,这段谈话给芥川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对权力者蛮横干涉创作自由的问题,回国后他在《将军》和《河童》中对此进行了更加痛彻的讽刺和批判。

不管是胡适还是辜鸿铭都对芥川的中国服表示出好感,“微风吹着街边的合欢树,斜阳照着我的支那服”*芥川1921年6月27日给小穴隆一的书信,参见文献[5]。、“支那的夏装一套下来才28元,既便宜又方便,而且比洋服凉快多了”*芥川1921年6月14日给芥川道章的书信,参见文献[5]。——戴着瓜皮小帽、穿着长袍马褂穿行在北京大街小巷的芥川和在上海时那个冷眼旁观、高高在上的他真是有天壤之别。他不顾那些在北京的日本朋友们的反对,对长袍马褂依然是照穿不误,当然除了欣赏它的实用性以外,也表明了芥川在努力地走近现实的中国。7月中旬芥川经天津取道东北由朝鲜回日本,至此结束了长达4个月的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旅行。

四、结 语

中国之行是芥川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从作品方面看,由旅行见闻所触发,他创作了小说《母亲》《将军》《马腿》《湖南的扇》和长篇游记《支那游记》。这些作品的诞生应该是他的最大收获。特别是《支那游记》,观察入微、诙谐幽默,把芥川作为记者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中国认识”——比如他对巨变的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动向关心不够、认识不足,为取悦读者有故意夸大中国“丑陋”一面之嫌。正如林少华先生所说,“对中国古典的向往和对中国现实的鄙视是芥川‘中国认识’的一对矛盾。前者使之怀有文化上的自卑,后者催生其现实中的傲慢(‘日本优越论’),这其实也是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共同的基本倾向”[8]。的确这也是他没能跨越的界限。

从作品风格来看,在异国他乡所经历的各种体验,无疑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刻,这种外在的因素也促成了他的写作风格的转变。沉醉于虚构世界中的浪漫情调逐渐消退,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沉静尖锐、更现实直观的作风。芥川开始允许自己凡俗的日常生活进入到高贵的艺术中去,之后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身边的现实世界。一直对私小说持否定态度的他也开始写起了告白小说,被作品化了的“芥川”和日常生活中的“芥川”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真实的“芥川”逐渐被展现出来。中国之行成为芥川文学中期和晚期的一个分界线。

在思想方面,中国之行使芥川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最前端的文人、政治家和各界名流,彼此间思想火花的碰撞无疑令他眼界大开、受益匪浅。亲眼目睹了反日运动和革命气焰,从古典文学中形成的浪漫的中国印象虽然破灭了,但他开始以一种更客观、现实的目光注视中国和思考自己。在和章炳麟的会见时他们谈到了桃太郎征服鬼岛,芥川对章先生的桃太郎是侵略者的看法大为赞同,回国后他就在《桃太郎》中把日本人无比热爱的桃太郎刻画成一个残忍无度的侵略者形象,隐喻地批判了日本的殖民扩张政策。在《侏儒的话》中他说“我们在强盗、杀戮、奸淫等方面绝不亚于那些来寻找黄金岛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4]224,他还说“萤火虫的幼虫在吃蜗牛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把它杀死。为了能经常吃到新鲜的肉,只是把它麻醉起来。以我日本帝国为首的列强的对华态度,毕竟和这萤火虫对蜗牛的态度没什么两样”[4]232。在《将军》中他还大胆披露了自己的反战思想。总之中国体验使芥川的世界观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使他成长为一位清醒有良知的作家。

芥川在大学专攻英文学,西方19世纪末的文学对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西洋也许应该是他海外旅行的首选,但他却选择了中国。当然也是工作所需,但至少对当时的芥川来说,中国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综上所述,芥川是位和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作家,他和中国的诸多关系也是理解芥川文学的一个关键符码,因此今后还需做更深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1]关口安义.特派员芥川龙之介[M].东京:每日新闻社,1997:24.

[2]芥川龙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4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8:193.

[3]芥川龙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7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8:185.

[4]芥川龙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7卷[M].东京:筑摩文库,1987.

[5]芥川龙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11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8:132-165.

[6]芥川龙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8卷[M].东京:筑摩文库,1987.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的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5.

[8]林少华.芥川龙之介:“恍惚的不安”[N].中华读书报,2005-05-20.

2016-12-12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6BWW003) 作者简介:张 蕾(1967-),女,博士,教授;E-mail:zhanglei67314@163.com

1671-7031(2017)02-0124-05

I313.064

A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