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经济学基本问题比较分析

时间：2024-08-31

钟永圣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经典经济学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025)

东西方经济学基本问题比较分析

钟永圣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经典经济学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025)

财富的本质和来源，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它决定了如何进行资源配置，如何设计生产的制度结构，并派生了一切经济管理问题。作为东方经济学的代表，“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认为财富是德行的物化，由此“经济”是道德追求与物质满足的全方位实现过程；“西方经济学”出于人性自利的角度和分科的学术传统，认为财富是物质形态的积累，不论在生产环节还是贸易环节，利益最大化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目的。在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关口，比较东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的概念、人性自利的剖析、财富本质及其源泉的追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的观念异同，有利于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的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

经济；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富；人性；政府/市场

中国本土传统经典经济学，是指在历史上指导了中华民族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的学问，以文言文为表述语言，记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当中，与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和表述形式相适应；本文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是指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英语为主要表述语言，与西方的分科传统和逻辑体系相适应，与马克思的国家计划主义经济学相对照。

一、东西方经济学中“经济”理念的来源和差异

1.中国经济学理念的来源

中国古代在轩辕黄帝重新统一以后，文明程度达到了伏羲画卦以来的一个顶峰。在国家治理、文字创设、军事建设、天文历法、农业技术、青铜冶炼、城市建设特别是医学医药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仅就如何治理和发展国家经济而言，黄帝时期的文化成就已经为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奉献了几个基本的理念，这些理念都是基于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最大贡献的“天人合一”观而揭示，足以支撑起中华上古经济学的大厦。

首先是“经济”概念本身的实质，来自于“人体十二经普济全身”原理的发现。国家经济运行和身体经络运行同一道理，决定了中华传统经济学是圆觉的智慧，而不是分科的学术；更多的是着眼于天下万民万世富足安康的“宏观经济学”，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家私利的“微观经济学”。所以中国的传统经济学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经世济民，如何治国平天下，如何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短期的资源配置和个人利益如何最大化。

其次是“管理”的概念，主要来自于人体十二种器官的工作原理。人体器官各具官能，“官者，管也”，国家的“官府”运作和人体“器官脏腑”运行也是同一道理。到目前为止，西方并不成形的管理学所使用的概念，诸如“组织”、“部门”、“激励”，都可以从仿生学的角度找到它们的生理学来源。

第三是“治未乱”思想。对疾病的防控称为“治未病”，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强调提前预警、提前防控称为“治未乱”；如果政府决策者知道经济危机的起因，采取断其前因的方式，就可以“治未乱”。

第四是“主明则下安”，“主”指“管理层”、“朝廷”、“政府”等承担“君主”作用的部门或者个人；“下”指天下，涵盖百姓、市场、各行各业。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要守中道，国家经济体内部既要分工也要协调配合；唯有与事实相应的、明智的政策，才能使市场繁荣，天下安定。

第五是“德全不危”，缺德不但导致身体疾病，也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危机，只有德行周全才能避免危机。这是基于天人合一观和广义相对论的自然结论。“德”涵盖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灵纯净程度、文化觉悟、品性素养、生产制度的合理性与效率、产品的精良与服务的妥帖周到等等全方位的衡量内容。唯有中国文化的“悟”才能明白“德”，否则依靠学术推论和逻辑思维，难以正确地了知“德”的全部含义。

在中国历史中，有一个“伊周经济”的说法，至今四川武侯祠仍然悬挂着这样一个牌匾，是说商朝的贤相伊尹的作为，和周朝初期周公的作为，才是标准的“经济”，才称得上“经济”。单单研究如何通过开发资源和货物贸易发财，那叫“货殖”，是一个低文化含量和低社会地位的想法。在中国历史上，商朝灭亡之后，周朝人把这种专门从事买卖贸易活动的商朝遗民称为“商人”，这个行当称为“商业”，慢慢地演变成为后世的专有概念。

第六是“分工与合作”。在西方经济学中，揭示分工对经济效率的意义，被认为是亚当·斯密的重大经济理论贡献。亚当·斯密是通过制针厂的工序来分析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的，但是，没有任何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其效率会高过人体各条经络和器官的效率。中国中医学在黄帝时期就已经通过十二“经”普“济”全身的生理机制，形象而精密地揭示出分工与合作的经济意义，并用于治理国家天下，简明而清晰地例证了什么是“天人合一”。

在中文语境内，“经”是恒常之道，代表最权威的理论解释、最彻底的智慧认知和最合适的执行方法。“济”的本意是帮助人“渡河”，周济、渡过的意思，一方面给予欢乐，一方面解除痛苦。所以“经济”是以最智慧、最无害、最有益的方式让天下人民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全方位满足与成就。

把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理念带回现代学术舞台，对当下的中国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恢复中华经济学的本义，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精髓，能够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复兴精神力量。树立正确的经济观念，摒弃错误的经济观念，确立经济学的“中国理念”，可以挽救人心，因善取财，造福世界。

2.西方经济学中“经济”理念的来源和对中国的影响

虽然西方经济学公认起源于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但是在英文语境中，“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的“家政”管理。古希腊文明并没有像中华文明那样，在人力所及的地理范围内，达到“全天下”的境界。所以，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经济”的文化含义本来并不是一回事。误会、误解和误传，都发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868年之后，“天朝上国”居然连居于弹丸之地的倭寇之国都战不过，朝野震动。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士大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首要的向近邻日本学习。这样，大约120年前，日本人翻译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词汇进入中文世界。

据有些学者的不完全考证，大约1892年前后，一个叫神田孝平的日本人把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从此120多年来，在中文语境中，“经济学”这一称谓完全沦为一个英文词汇的替代品，失去了中文的本义。1902年，严复节译《国富论》为《原富》，所谓西方“先进的”的经济学知识开始在中华大地传播。同时，“中国没有经济学”的见解开始被当作“经济学常识”广泛传播。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试图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构架来梳理儒家的经济贡献，但是一方面国运使然，这种努力一开始就成为时代绝响，另一方面，以西方经济学思路和框架组装起来的《孔门理财学》还不是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真正体现，既不能揭示财富的伦理本质，也脱离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上书民国政府，倡导白话文教育，这样，以文言文表达的“经济之道”、“治生之术”、“理财之法”等中国本土传统经济学智慧就被束之高阁。偶尔以“中国经济思想”的面貌见诸学术领域的研究，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因，始终无法认清中国经济学的存在及其表述范式。

1949年前后，新中国开始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经济学和计划模式，30年间把国家计划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把市场的自然活力遏制得生机殆尽。

从1979年开始，我国总结计划经济的教训，学习欧美的市场经济学和制度；学到中途，改革开放30年，2008年欧美发生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美国中央政府在“大萧条”之后在事实上摒弃了“市场会自动配置好资源”的市场自由主义教条，及时采取国家干预措施，使得美国国家经济很快趋于稳定，逐渐地复苏。但是从1992年以来对西方经济学20多年的崇拜和盲从，使大众包括经济学学者在内都几乎丧失了对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客观评价和智慧警觉，先验地、不自知地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形态，几乎完全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根本就不认为中国有自己的传统经济学智慧和研究方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理解***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就更能体会“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

二、东西方经济学对人性逐利的认识

1.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及其修正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段关于人性自利的名言，成为西方经济学内鼎鼎大名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的来源：“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考虑。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会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之一就是：人都会在局限条件(或者叫约束条件)下自利最大化，同理，作为私有产权的扩展，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自然的逻辑结果。这一假设非常方便在分析过程中使用高等数学语言来论证，给了求极值一个完美的理由。但问题是：人性自利仅仅是人性的一个方面，现实中的人类并非如此。人性他利的特征正是人类文明史的主要构成部分，没有利他的行为，人类的历史只能叫野蛮史。经济学说史专家考证说，亚当·斯密是借鉴了休谟的《人性论》从而建立了人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而休谟的《人性论》在中华文化的圆觉视角中是不完全的。对人性认识的不同，决定了东西方经济学在基础理念的不同。

中国传统经济学基于天人合一观产生观察经济现象的“圆觉视角”，其实不是“视角”，因为“没有界限”，优势是一通百通，不足是没有固定模式和传习方法，未入门者不明所以，还会给浑水摸鱼者以可乘之机；西方经济学基于“门、纲、目、科、属、种”这样的分类物质分析观产生观察经济现象的“科”学视角，只是一“科”的学问，必须有前提假设，必须假设other things being equal(其他条件不变)，才能进行逻辑推理和分析。它的优势在于形式严谨、语言符号化规范，缺点是工具理性的滥用伤害了经济学智慧本身的深邃与优美。

基于人性自利，市场中的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谋划与决策，决定了彼此之间进行着利益的“博弈”。它自然要求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不要“国家干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个人的“天赋人权”。这方面的分析，起源于现代计算机领域的杰出贡献者冯·诺依曼。1928年，冯·诺依曼发表第一篇博弈论文；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合作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是第一部以博弈论来分析人类在自利前提下的决策选择的著作；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在非合作博弈方面增加适用范围和预测能力；2005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进一步发展了非合作博弈理论，用于分析和理解人的自利行为。

这种局部分析的方法，虽然非常严密，但是它没有考虑到人人出于自利的演化结果，并非总是如斯密所说，给社会带来好处，也可能为社会的动荡、朝代的更迭甚至毁灭性的战争提供经济动因。一些学者的计算机演化模型显示，自利行为模式的社会演化结果往往是垄断或者毁灭。所以必须要有国家的“警觉”，干预也好，调控也好，总之不能没有顶层设计或者机制设计，来避免市场失灵后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灾难。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Leonid Hurwicz, Roger B. Myerson和Eric S. Maskin三位西方经济学学者,主要就是因为在“机制设计理论”上的贡献。

20世纪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向世界传播的世纪，“人会在约束条件下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认识，作为“经济学常识”被广泛认同。由于缺乏对此理念的反省，我们更多地视这种传播为“世界范围内的概念盲从”。同时，20世纪还有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癌症成为人类疾病的第一杀手。几乎没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它们之的联系性。但是中华文化的构建原则揭示，人的内在生理机制和外在社会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是贯通的。根据医生对癌症的机制的描述，癌细胞就是最大限度地、无休止地、无节制地吸取周围细胞的营养，吞噬并感染周围的正常细胞！这其实就是“经济人假设”的生理学描述。而有良知、守法律、心存敬畏的人，就如机体中的良性细胞，有“规矩”，即使富甲天下，也如良性肿块，“边缘锐利而清晰”；恶性肿瘤细胞就如自利最大化的人，牟利行为没有节制，“边缘模糊而蔓延”。以人体生理或者心理的机制来类比分析经济问题，并非是中华文化的异想天开，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传统内也是一个基础性话题，例如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基础性著作《感知的秩序》，就是这方面的经典名著。

西方经济学鼓吹“自利最大化”理论所产生的弊端，就是把一个个原本健康的人教化成人类社会中的癌细胞，这在失去传统价值观、道德体系和宗教敬畏的转型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对人性自利的认识与救护

中国传统经济学对人性自利的认识，至少在2700年以前，就达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认识水平。

《管子·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如果说东西方经济学都需要有一段“名言”来阐述对人性自利的认识，那么管子这段话和亚当·斯密那段话，至少可以是古今互照、东西辉映，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上层、主流或者觉者，是秉持天人合一文化观的经济者，对个人与天下万民的关系是“一体同观”，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真明理者，深知“一人担负天下安危”的道理，从而自利和利他变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例如《尚书》和《论语》中记载，尧、舜、禹禅让传国的同时，也传授了中华文化的心法：“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也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时空世界担负着百分之百的责任，对于天子而言，“如果在你的治理下，竟然天下困穷，那么，你的福禄也就永远结束了！”这样一来，天子自修，看着是自利的事情，实际上是利益天下的事情；而天子奉献，看着是利益天下的事情，实际上也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利益。诚如《道德经》所言：“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那么任何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结果，其实就是一心一意地为自己服务！果真如此，“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在完全奉献中成就了的是自己。

三、东西方经济学对财富本质和来源的认识

1.西方经济学对财富的本质和来源的认识

西方经济学起源于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们的观察对象，局限于看得见的工场。在土地、资本、人力、劳动、制度这些财富生产要素之外，分工带来的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也被认为是财富的来源之一。问题是，“看不见的手”的说法，说明西方经济学并没有认识清楚市场生发财富的本质原因。“看不见”就是“盲”，说明尚未觉悟真正本质性的规律。

有些西方经济学学者认为财富来自贸易，国家财富的增长除了国内生产，还得自于国际贸易。事实上这种说法在理论上称不上“理论”，因为等于描述现象而没有给出理论解释，赚取差价是不识字的农民都会操作的经济行为，如何就是找到了财富的来源？至于财富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制度变迁、新材料发明、新能源开发等说法，大同小异，都是属于现象描述的层次，而不是理论解释。

2.中国传统经济学对财富的本质和来源的认识

中国传统经济学对财富的本质和来源的认识，具有西方学术传统所谓的“跨学科”性质。简单地说，财富来自真实内在德行的物化，是伦理德行积累在物质现象上的变现。这一深刻理念，是中华文化独有的认识和贡献。

《道德经》中说“有无相生”，“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互相转化生成。看不见的“伦理”存在，可以转化为看得见的“物理”存在；看不见的道德积累，可以生发为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和听得见的名声。是以《道德经》揭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万物”从“道”中生发出来，财富属于万物中的一物，自然也是从道中生出来。由此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易经》中的理念：“厚德载物”，没有道德的积累，是不可能有物质财富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既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经》的结论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己越富有；给出去的越多，自己得到的也越多。

儒家经典《大学》中有一段更加明确的跨越伦理、生理和物理的名言：“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不是有了“人”之后才有“道德”的概念，而是先有“德”才能生出“人”来！有人之后才会有财富的生发和使用。所以，道德是财富的根本，财富是道德的果实。这一点也被《黄帝内经》佐证：“天之在我者，德也”，在人身上看到“德”行，就是看到了“天”，所以天、人在“道德”上合一。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进一步揭示“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更加清晰地阐明人只有禀受全了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德，才能相应地生长出肝、肺、心、肾、脾，正所谓“有德此有人”，又与“道生万物”互相佐证。有道之人有“道貌”，有德之人有“德相”，人的身心状态就是自己道德状态的仪表和显示器，所以道貌、德相为“荣华”，没有“荣华”，就没有“富贵”。恰如《大学》所说：“富润屋，德润身”，修德是最好的养生方法，同时也是最好的财富增长和保有方法。《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说：“德全不危”，德行深厚，不会有经济危机；纵然碰到危机，也能够平安度过危机。

名牌产品之所以成为名牌，是因为“道德”的秘密。“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人如此，物也如此。原料精当、做工精良、产品精致，都是道德的体现和物化。产品质量不好就是缺德。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顾客)服务，善待人民就是善待自己，让利给他人就是为自己种财富。

四、东西方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1.西方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几乎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的动力来自于“竞争”，为了保护“自由竞争”，政府最好做“守夜人”，不干预市场的运行。让市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帕雷托最优”。

可是市场经常“失灵”，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严重削弱国家实力。所以国家政府又不得不介入干预，承担起政府应尽的稳定经济社会的义务。是以西方社会就在这“市场自由竞争—市场失灵—国家干预—反对国家干预—恢复市场自由”的怪圈中循环往复。

2.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的逻辑是这样：《易经》中揭示，“利者，义之和也”，政府(朝廷)是市场(天下)的政府，市场是政府的市场，双方都是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和谐才符合经济的本义，才是国家、社会、人民、政府的大利。所以二者不是对立，而是和谐。而市场中的各个主题也不是竞争关系，是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市场的真正动力不是竞争，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是自我道德、知识、技术、能力的提高，变现为物质的财富这种追求。

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原则，按照《黄帝内经》的表述就是：“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没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就是国家政策清晰、明朗、适当、妥帖，各部门、行业、地区各守规则，在法律、制度和规范内良性分工与合作，则自然市场繁荣，国泰民安，物阜民丰。用更加具有“经济学”形象的经典《管子》中的话说就是：“故善者，势(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孵卵，无形无声，而惟见其成。”这简直就是西方经济学理想中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完全自由市场”的中国文言版本的表达。同样具有市场经济管理表述的名言还出自《史记·曹相国世家》：“治道清净，与民休息，贵在不扰”。从这些经典表述中，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不干预市场的认识，中国至少比西方经济学早2500年。

在《道德经》中同样有对“市场经济的管理”的精妙表达：“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把“我”换成“政府”，把“民”换成“市场”，则政府和市场的“中道”和谐关系就跃然纸上了。

五、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要点

如果按照《道德经》的论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自然经济”是中道经济的理想状态，是人类最高的经济形态，用现代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就是交易成本趋近于零，资源配置趋近于帕雷托最优。这或许提示我们，构建现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可能就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术语和形式逻辑，把中国古代的经济学“翻译”为现代表述方式的过程。如果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无论怎样都是数典忘祖、舍本逐末。所以“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

通过解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一国经济发达，经济学才发达；国力强盛到影响世界的国家，才能推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其理论观点才会被全世界重视。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根本支撑点有两个：一个是中华原创经典；一个是迅速增强的中国国力。

[1]管子今注今译[M].李勉,注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尚书今注今译[M].屈万里,注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4]尚书[M].周秉钧,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1.

[5]李学勤.史记五帝本纪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6]老子.老子道德经注[M].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

[7]韦伯.世界经济史纲[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8]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9]弗里德曼.经济增长道德意义[M].李天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0]徐芹庭.细说黄帝内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1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