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发展理念研究述评

李红松

(河南工程学院思政部，郑州 451191)

五大发展理念研究述评

李红松

(河南工程学院思政部，郑州 451191)

学界对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虽然取得丰硕成果，但在五大发展理念的生成、内涵、哲学基础、理论表述、实践价值等方面的认识上仍不尽一致，关于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相关理论的关系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在更大程度上取得共识，弥补这些不足，进而深化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需要研究层面的准确定位和研究视角的进一步拓展，立足于社会哲学层面，把握社会形态演替的多维视角，更有利于把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推向深入。

五大发展理念；社会哲学；多维视角

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虽已成为国内热点，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研究仍不深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鉴于此，本文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分析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些许建议，以期对深化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五大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

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学界对此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发展理论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二是对我国发展经验和规律的总结，五大发展理念是在中国不断发展的现实中逐步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三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回应，五大发展理念基于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直面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境遇。不过，在研究中有些学者着重深入探讨其中的一个方面，有些学者则对多个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比如范文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传统在诸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五大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性体现在：在社会发展的客体性方面，强调要认识和尊重社会客观规律性，“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社会发展的主体性方面，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方面，强调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发展的目的性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等等。[1]严书翰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经历了对发展理念的最初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理念的不断推进，再到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发展理念的创新，这是一个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作为***发展思想的组成部分，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理念的认识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创新。[2]胡鞍钢认为，中国的发展观随着中国的发展实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五大发展理念既总结了以往的五年规划之创新和精髓，集前人之大成(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与时俱进，再突破、再创新，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中国发展的最佳实践，是中国原创性的发展新理念。[3]冯俊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多年来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中，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凝练和升华。[4]施芝鸿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以来接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逐步酝酿、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形成的。[5]谷亚光等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规律的客观总结，也是对我国目前发展中所存在矛盾问题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6]张志初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具有自身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逻辑。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党90多年不懈奋斗的历史必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是把中国发展放在世界格局中谋划而形成的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逻辑。[7]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在强调以上几点的同时，认为对国外发展经验的合理吸收和借鉴也是五大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定型因素之一，这种吸收和借鉴既包括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包括拉美等地区和国家发展中的教训。比如，任理轩认为，新发展理念是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思想结晶，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概括；同时，五大发展理念也“把世界上成功和成熟的经验点透了、说明了”。[8]孙力等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既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基础，也是以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当代现代化进程为基础提炼的发展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科学方法论的时代升华，也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思想借鉴的成果。[9]牛先锋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五大发展理念充分汲取了人类发展思想的精华，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中活的创造性运用。“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是一个随着实践推进而不断深入的过程，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在空地上产生的，它吸收了当代世界各种发展观念的精华，反思了当代各种发展观念的局限性，是结合当代中国实际，针对解决我国发展问题而提出的。”[10]

虽然学者们对五大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仍存在不同看法，但从总体上来讲，学界的上述观点还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五大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不足之处在于相关讨论仍然比较抽象和笼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到社会运行和发展机制中进行深入探讨。

二、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

五大发展理念成型的现实依据是当前发展中的矛盾和突出问题。因此，学者们一致强调要深刻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程恩富认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各个发展理念在五中全会提出以前，虽然已经在工作中有所体现，但在经济新常态下，理念内涵有重要发展，只有在新常态背景下进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关键节点。[11]尹汉宁同样指出，认识和把握发展新理念，应从新阶段、新常态的判断入手，并认为认识五大发展理念应从思维的层次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发展新理论等多维视角予以把握。[12]

而关于五大发展理念内涵的具体揭示，学界虽有不同的说法，但大同小异。张广昭等认为，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坚持协调发展，就是实现辩证发展、系统发展、整体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绿色发展，就是在中国发起一次生态革命，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坚持开放发展，就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坚持共享发展，就是着力增进人民福祉，增强获得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13]程恩富认为，创新就是要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之外，发展出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协调的关键是理顺各领域各方面发展关系，而不是仅关注GDP；绿色就是要建设生态制度体系，避免和消除妨害生态安全的各种隐患；开放则应借鉴德日等国的经验，坚持有序开放、双向开放；共享首先要解决贫富分化问题。[11]陈金龙认为，五大发展理念各有其独特内涵，创新发展着力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着力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和谐问题，开放发展着力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14]王淑芹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应是，继承、借鉴、探索中的创新发展，物质与精神、整体与部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开放发展，人民公平享有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发展。[15]

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其内涵的深刻理解，离不开其内在逻辑的进一步揭示。当前，学界对其内在逻辑存在不同理解。陈和香认为，创新是核心，协调是关键，绿色是基础，开放是保障，共享是根本，这五大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16]唐任伍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创新是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动力源，协调、绿色和开放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手段，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7]王永磊认为，如果将中国的发展比作一艘大船的话，那“创新”是桨，“协调”是舵，“绿色”是壳，“开放”是帆，“共享”是锚，五种因素相互配合，共同保证中国这艘大船乘风而动，破浪前行。[18]彭冰冰认为，五大发展理念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创新发展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解决的是“何为发展”的问题；“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本质上是统筹兼顾的方法，是一种关于从总体上指导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解决的是“怎样发展”的问题；共享发展具有价值论的意蕴，指明了发展的价值取向，解决的是“发展为谁”的问题。[19]秦宣认为，创新发展是动力，协调发展是方法，绿色发展是方向，开放发展是战略，共享发展是归宿。[20]

从学界的讨论可以看出，关于五大发展理念内涵特别是内在逻辑的争论还是比较大的，不同观点虽然各有各的道理，但达成一致并不容易，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三、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

学者们一致认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庞元正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晶，具有牢固的现实基础和鲜明的问题导向；五大发展理念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与出色运用，唯物辩证法所特有的辩证思维是树立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支撑和必然要求；唯物史观是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根源，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来源。[21]崔治忠认为，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人本观，蕴涵丰富的哲学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与发展的重要论述，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性和整体性；二是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的不平衡性，运用矛盾分析法来化解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三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自觉展开；四是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22]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更为详细深入地探讨了五大发展理念的方法论问题及其所蕴含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及方法论原则。任理轩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最新成果，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时代典范；五大发展理念也是我们党科学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运用，蕴含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全球思维。[23]侯为民认为，五大发展理念蕴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论思维、辩证法思维、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等方法论特征。[24]施芝鸿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等四大方法论原则。[5]王仕国认为，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方法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实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相一致；实现了发展的目标导向的科学性与发展的问题导向的现实性相一致；实现了发展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相一致；实现了立足国内发展要求与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实现了指导全局的战略性和针对现实的可操作性的统一。[25]

五大发展理念无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学界对此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研究仍不深入，特别是在如何指导社会发展的具体方法论上仍需加强研究。

四、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表述

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表述方式。

表述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行动指南、新方略等。例如任理轩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8]熊晓琳等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征程；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26]

表述之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新篇章、重大理论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等。尹汉宁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适应新阶段、应对新挑战、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27]谷亚光等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升华，是我党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所作出的战略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6]唐任伍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这种重大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直指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抓住了制约发展的症结，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良方；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新突破，体现了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境界；三是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阶段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17]顾海良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当代运用和丰富,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与现实应用。[28]李君如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29]

表述之三是“新的发展观”，“发展理论”的新境界、新突破，“发展观的最新创新成果”等。郝立新认为，从历史上看，“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新的发展观，推动发展观步入一个新阶段。五大发展理念之所以是一种新理念，是因为它凸显了战略意识、破题意识、整体意识和底线意识。[30]韩振峰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丰富了发展内涵，充实了发展内容，指明了发展方向，强调了发展重点，明确了发展目的，强化了发展动力，从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31]颜晓峰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的新突破，同时也是发展规律的新认识。[32]王仕国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最新创新成果，五大发展理念深化了对发展本质的认识，明确了发展的整体性要求，指明了发展路径和发展战略，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结构，是一个全面的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25]

可见，这三种表述都科学地给予了五大发展理念以很高的理论定位，但这三种表述毕竟是三种互有区别的不同倾向，因此，对于这三种表述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是需要继续深入下去的。

五、五大发展理念与相关理论的关系

(一)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

目前学界虽然在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创新这一点上认识一致，但在细微之处仍有两种看法。

一种可称为丰富发展说。比如，何毅亭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随着实践、时代不断地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同时，又用新的实践新的创造不断丰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统领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彰显对发展价值的历史自觉，再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创新。就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而言，他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科学发展观，从第一要务、价值指向、立场情怀到思维模式、策略选择、实践品格等各个方面，二者都是高度一致、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同时，五大发展理念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以新迎新，以变应变，用新的内涵丰富科学发展观，用新的实践深化科学发展观，用新的创造发展科学发展观。[33]吴怀友等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与作为发展观念体系的科学发展观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体存有深化、完善、创新三重关系。深化关系主要体现在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思想渊源和理论品格、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等方面的一脉相承；完善关系体现在五大发展理念将科学发展观中较为抽象的论点、概念具体化为发展理念，将科学发展观中的基本要求、根本方法及发展战略凝练提升为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中方法论的丰富和完善；创新关系至少体现在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发展动力三个“重大转变”和“重大突破”上。[34]郑又贤认为，五大发展理念虽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坚持和贯彻，但它不是机械的继承与照搬，而是一种理论的升华和创造，是在坚持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35]

另一种可称为具体深化说。比如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永恒性，当然较为抽象。发展理念则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目标、方向、思路、着力点等战略策略的设计，是一张宏伟蓝图，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把握和运用，具有特殊性和灵活性、可变性，所以较为具体。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新常态下对科学发展观的展开和深化，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提升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逻辑延伸和进一步贯彻落实；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迈入新境界的重要标志，是对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36]也有学者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升级版，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深化。一是表明了改革对科学发展的持续推动作用，二是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原则得到具体体现，三是细化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原则的内容。[37]

(二)五大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学界虽然在五大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内在统一的这一点上认识一致，但在如何统一上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四个全面”统领五大发展理念。比如郝立新认为，“四个全面”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主要矛盾，强调认识和实践的全面性、完整性；五大发展理念关注的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发展过程的内在要求、科学原则和价值诉求，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路径展开，强调了发展的综合性、多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个全面”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统领，“五大理念”是“四个全面”的具体展开或延伸。[38]陈和香认为，五大发展理念反映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目标任务的新要求，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度细化，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丰富的包容性，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提供基本遵循。[16]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并列的关系，统一于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之中。冯俊认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得益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要做到‘四个全面’，两者相辅相成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得益彰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9]

应该说，学术界关于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五大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以及五大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的认识，是五大发展理念与其相关理论中较难讲清楚的或者说是比较不容易达成一致的,因此，存在上述种种看法是很正常的，同时,对于五大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这都是下一步学界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六、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

学界一致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引领新常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比如，任理轩认为，新发展理念，揭示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更高境界更深层次发展；引领时代发展，拓展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格局新面貌；指引未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根基开辟道路。[8]“五大发展理念是解决发展问题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4]李君如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现实意义在于：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29]

有学者还认为，五大发展理念利于彰显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利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陈金龙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有利于塑造国家形象，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提升。[14]侯为民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题创造了条件，丰富了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有利于塑造国家形象，更好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24]还有学者则对五大发展理念所推动的中国发展全局的变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比如何毅亭认为，五大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发展规律的科学遵循与正确运用，因此，能够推动对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不仅会推动发展方式和发展体制的变革，这种深刻变革同样也会体现在社会心态、行为模式、交往方式、利益格局等诸多的方面。[33]颜晓峰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所推动的发展全局深刻变革应包括目标指向变革、价值观念变革、动力机制变革、结构布局变革、总体方式变革、评价体系变革、社会环境变革等。[32]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虽然也从五大发展理念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与人的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与依法治国、五大发展理念的落实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些许研究成果，但研究仍很不全面不深入。

七、关于进一步推进五大发展理念研究的思考

之所以存在上述认识上的不尽一致以及研究方面的不足，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所致：一是研究的层面需要准确定位，二是研究的视角需要进一步拓展。

(一)研究层面的定位

关于五大发展理念哲学基础的研究，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一种是从经济哲学、经济理论或社会学里找依据。这两种研究都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如果一直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找依据，来反复讨论五大发展理念整体或者单个发展理念，这种讨论难免陷入空泛或重复，很难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对策。而如果仅从经济哲学、经济理论或社会学里给五大发展理念找依据，产生的问题则会更多。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缺乏应有的和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我们对发展本身做狭义的理解和讨论，从而陷入只是探讨经济发展或者民生改善中去，仿佛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不是五大发展理念所能涉及的内容，这显然是比较片面的。克服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要恰当准确地定位其研究层面，把对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合理定位在社会哲学层面上，“社会哲学所要研究的‘社会’，不是指社会的局部而应是社会的整体，亦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构成领域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40]。做好这种定位，就能够避免对发展本身的误解。社会哲学层面的研究是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同时，这种研究还能够有效吸收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样既能够避免抽象和空泛，又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实质上，一旦当我们能够这样做时，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依据问题也就解决了，而五大发展理念方法论的阐释也就应该把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合理原则吸收进来。也就是说，要使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更有效，必须既要坚持哲学世界观层面的指导，又要吸收其他部门哲学和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社会哲学层面进行研究，也相对容易把五大发展理念中每个发展理念的侧重适用领域作出合理定位，即创新发展理念和协调发展理念侧重适用于社会客体领域，共享发展理念侧重适用于社会主体领域，开放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分别侧重适用于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领域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领域。[41]作出这种定位之后，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内在逻辑才能得以深刻阐明，因为只有在每个发展理念的侧重适用领域作出合理定位之后，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它的功能，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再深刻理解和把握每个理念的内涵。比如，在对创新发展理念的理解上，无论认为创新是“核心”、“动力”也好，“桨”的比喻也好，“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好，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创新发展理念用在什么地方和怎么发挥功能，只有搞清楚了这个前提，才谈得上对其内涵做较为透彻的理解和阐释，并进而去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否则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内在逻辑的讨论可能会变成自说自话，难以深刻理解为何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42]。而如果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理论成果也作出社会哲学层面的研究，相信也会更有利于阐明所有这些成果之间的联系。

(二)研究视角的综合

对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同样也要坚持“社会形态演进的多维视角理论”[43]进行综合研究。必须把握主体视角和客体视角，而在对社会客体即社会结构体系进行研究时，还要同时重点把握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种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对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换言之，深化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包括对单个发展理念的研究)，要在同时把握主体视角、经济社会形态视角和技术社会形态视角等多维视角的基础上进行。对五大发展理念整体的研究坚持多维视角也许能够受到应有的重视，毕竟在五大发展理念是涵盖人、社会、自然所有关系和领域的这一点上，人们是很难忽略或遗忘的，但对五大发展理念中单个发展理念的研究就未必如此了，对此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比如对创新发展理念和协调发展理念的研究，如果把创新发展理念和协调发展理念的侧重适用领域定位在社会客体领域，那么对这两个发展理念的研究，就应该立足多维视角。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的目的是人即社会主体的发展，同时也要依靠主体，所以主体视角是研究创新发展理念和协调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对创新和协调发展理念研究的重点应该基于客体视角，并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上同时把握。只有从经济社会形态着眼，才能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阶段；只有从技术社会形态把握，才能够深刻理解我国处于现代化阶段以及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只有同时坚持这两种视角，才有可能深刻洞察和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状况。与此同时，也只有坚持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深入到对社会结构体系本身的运行和发展机制的研究，比如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协调机制等，从而保证创新发展理念和协调发展理念的研究更加有效。再以共享发展理念为例，一方面应该立足客体视角，避免出现不谈社会发展而空谈人的发展的现象，同时，更要坚持主体视角，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形态理论来深入研究共享发展理念，这就涉及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交往等各方面的研究，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还很不足，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立足于社会哲学层面和社会形态演进的多维视角，也就不难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更不难理解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的诸种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发展理论”的新境界、“新的发展观”等)实质上并不矛盾。研究层面的这种定位和研究视角这种综合，无疑更有利于进一步把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推向深入。

[1]范文.五大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J].行政管理改革,2016,1(1):4-5.

[2]严书翰.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演进与创新——兼论***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3):6-15.

[3]胡鞍钢.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的发展经济学[J].中国经贸导刊,2015(33):16.

[4]冯俊.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新突破新发展[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1)：5-9.

[5]施芝鸿.引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全局的五大发展理念[J].政策,2015(12):19-23.

[6]谷亚光,谷牧青.论“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创新、理论内涵与贯彻重点[J].经济问题,2016(3):1-6.

[7]张志初.五大发展的基本逻辑[J].湘潮(上半月),2016(1):6-10.

[8]任理轩.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深入学习贯彻***同志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论述[J].今日海南,2015(11):7-8.

[9]孙力,蒋瑛.科学社会主义对发展理念的贡献[J].思想理论教育,2016(9):31-36.

[10]牛先锋.新发展理念将如何引领未来中国[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3):57-65.

[11]程恩富.论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6(1):1-7.

[12]尹汉宁.以多维视角认识把握五大发展理念[J].理论导报,2016(1)：11-13.

[13]张广昭,陈振凯.五大理念的内涵和联系(五大发展理念的中国实践①)[EB/OL].(2015-11-12)[2017-03-02].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zwssw/jx/201511/t20151112_2959295.shtml.

[14]陈金龙.五大发展理念的多维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2016(1):4-8.

[15]王淑芹.正确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要求[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75-78.

[16]陈和香.哲学视域下的五大发展理念[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6):63-65.

[17]唐任伍.五大发展理念塑造未来中国[J].红旗文稿,2016(1):14-17.

[18]王永磊.五大发展理念的三大鲜明特质[J].前线,2016(1):20-22.

[19]彭冰冰.论“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结构[J].观察与思考,2016(4):44-49.

[20]秦宣.五大发展理念的辩证关系[EB/OL].(2016-02-04)[2017-03-02].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4/c_128701693.htm.

[21]庞元正.论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J].哲学研究,2016(6):7-12.

[22]崔治忠.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意蕴[J].攀登,2016(1):27-31.

[23]任理轩.五大发展理念彰显科学方法论[N].人民日报,2016-01-18.

[24]侯为民.五大发展理念的历史逻辑与实践价值[J].桂海论丛,2016,32(3):4-10.

[25]王仕国.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发展[J].求实,2016(11):12-20.

[26]熊晓琳,王丹.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71-74.

[27]尹汉宁.对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思考[J].理论导报,2016(4):4-6.

[28]顾海良.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1):1-7.

[29]李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谈五大发展理念[J].理论视野,2015(11):5-9.

[30]郝立新.“五大发展理念”——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观[J].党政视野,2016(8-9):80-82.

[31]韩振峰.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67-70.

[32]颜晓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1):5-10.

[33]何毅亭.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实践与中国创新[J].当代广西,2015(24):5-7.

[34]吴怀友,王艳薇.五大发展理念与作为发展观念体系的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7):42-46.

[35]郑又贤.五大发展理念创造性地坚持了科学发展观[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9(2):1-5.

[36]雷云.五大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新境界[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1):9-15.

[37]余金成.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升级版[J].学习论坛,2016,32(2):5-9.

[38]郝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2015(6)：5-9.

[39]张建.五大发展理念领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1):25-30.

[40]贾高建.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11(10):5-9.

[41]李红松.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视域下“五大发展理念”透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11.

[42]***.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5-11-04.

[43]贾高建.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27.

2017-03-13

李红松(1977-)，男，博士，讲师；E-mail：sunpine99@126.com

1671-7031(2017)03-0082-08

D6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