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出兵朝鲜之决策逻辑及政治智慧

高思峰

(1.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2.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天津 301811)

共和国出兵朝鲜之决策逻辑及政治智慧

高思峰

(1.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2.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天津 301811)

朝鲜战争爆发后，共和国决策层经再三斟酌，综合多重因素，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共和国出兵朝鲜主要基于以下战略研判：基于“保家卫国”的战略决断，国际主义视域下的逻辑和担当，巩固中苏同盟的政治需要，决策层民族情结和革命心态的影响，边防军部署到位与美方悍然挑衅。共和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逻辑带来的启示包括：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是决策逻辑的坐标和底线；斗争要靠精神和士气，也要讲究艺术和策略；强大的综合国力、现代化的国防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无比重要；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和平环境呼唤更多大国智慧。

朝鲜战争；共和国；决策逻辑；政治智慧

一、引 言

时如逝水，往事可追。60多年前，在东西方冷战期间，朝鲜半岛爆发了一场二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朝鲜战争。战争给各参战国带来巨大影响，也冲击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共和国出兵朝鲜直接影响了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抗美援朝也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扬眉吐气的一场对外战争。然而，朝鲜战争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战争的延续还在影响着地区局势。抚今追昔，当前朝鲜半岛危机走势的不确定性和地区国家间博弈的逐步升级使得人们不断审视和反思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和有益启示。

共和国出兵朝鲜是朝鲜战争系列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近些年来，随着相关档案文献的解密、开放和公布，学界对此也展开了深入探讨和解构，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总体上将共和国出兵朝鲜的致因说清，让客观和历史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相关代表成果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陈兼《六十年后再思考——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历史影响》，《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但是，已有研究中也暴露出立场各异、逻辑割裂、自说自话的倾向，部分问题还没有说透、说全，且没有系统涉及历史智慧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学术批判意识不强，因此此类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学术性研究已频现于学坊间，但就部分研究而言，仍显薄弱，凸显出浓烈的“纪念史学”模式烙印，如何以最新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相关研究进行多维视角研究，尚未受到充分关注。参见文献[1]。笔者依托现有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历史、心态等方面，对共和国出兵朝鲜的战略研判做一拓展性研究，梳理并解析其历史脉络和因果逻辑，多维解读决策层的政治智慧，为国家决策体系和决策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库支持。

二、共和国出兵朝鲜的致因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之间虽有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潜在威胁的顾虑，但两国并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最终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共和国之所以选择出兵朝鲜，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战略研判而作出的综合权衡和考量。

(一)基于“保家卫国”的战略决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外交方针是“一边倒”，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而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将使中国东北区域由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基地成为国防的前沿阵地，给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一旦朝鲜被美国占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将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政治上，当时人民政权立足未稳。大陆有诸多国民党残军和武装土匪尚未肃清，大量封建性质的帮会组织尚未解散。在大陆负隅顽抗的旧势力可能与美台军事政治同盟里应外合，全面反攻。国民党可能在朝鲜半岛建立活动基地，从东北到西南进行大范围的渗透。新生政权的社会安定和政治进程将受到冲击和破坏。经济上，新中国的重工业设施半数集中于东北，而以东北南部居多，大量工业设施所需动力基本依赖鸭绿江水电站提供。因此美军侵入或者破坏鸭绿江水电站，将致使东北乃至国家的重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正如毛泽东所谈到的，“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2]。军事上，北部美军与南部国民党军队将形成一种联合夹击之势，对新生政权更具威胁性。若拉长战线，两面防御，将犯兵家之大忌，且为国力所不及。此外，由此威胁易导致加重对苏联的依赖程度。苏联素来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援助往往有附加条件，威胁受援国的安全。一旦战争扩大，东北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苏联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军队进入东北，易使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为苏联牵制。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即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主权不受损害。[3]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就是出兵朝鲜，把战争阻于国境之外。因此说，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是新中国最高决策层所着重考虑的。*此外，在涉及保家卫国等实际利益要素中，也有学者论及朝鲜战争对中共政权形成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上的威胁是出兵参战之本，如国内民众产生的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恐惧、“蒋介石会重返大陆”等谣言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蔓延等。详见文献[4]。

(二)国际主义视域下的逻辑和担当

出兵朝鲜是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共和国在险峻的国际形势下作出的果断抉择。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在东方扩张的考虑，美国对台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东亚冷战的帷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拉开”[5]。周恩来1950年8月26日讲道，“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即担心国际局势出现“多米诺”效应。[6]43-44可以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朝鲜、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全面干预所导致的共和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逻辑判断，是出兵朝鲜的国际背景。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如下考虑：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7]看来，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局势已相当严峻，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水火不容，朝鲜战争和整个东方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应该在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故强调出兵是国际形势，特别是“整个东方”的形势使然。

同时，中朝关系唇亡齿寒，患难与共，在革命斗争的年代中，中朝人民结下了革命的“兄弟般”的友谊。当共产主义信仰和曾经的战友受到帝国主义武力进逼的严重挑战之时，为了维护亚洲的革命秩序，捍卫社会主义前沿阵地，要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用革命的暴力打倒反革命的暴力。因此说，毛泽东同志出于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国际主义使命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更坚定了出兵朝鲜的考虑。

(三)巩固中苏同盟的政治需要

中苏同盟的建立，是中苏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朝鲜战争对中苏同盟而言是一次考验。缘于历史和国家利益的考虑，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缺乏充分信任。当朝鲜局势恶化，斯大林和金日成均希望中国出兵之时，如果袖手旁观，不仅中苏、中朝关系将蒙上阴影，而且中国可能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陷于孤立，进而牵连到所急需的国际信任与援助。中国出兵朝鲜，果敢地化解了中苏同盟出现的危机，并获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两党、两国关系的主流。毛泽东在1962年回顾道：“斯大林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任我们呢？是在1950年冬，当时我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也就是朝鲜战争，从那以后斯大林相信我们不是南斯拉夫，我也不是铁托。”*参见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第二研究室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1996年，第288页。

赢得盟国的支持可以为入朝作战的胜算增加筹码，毕竟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是一个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到可以不顾苏联的立场而单枪匹马与美国较量的国家。共和国出兵朝鲜虽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苏联的因素，斯大林的表态和建议不可低估。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曾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过，一旦中国出兵到朝鲜作战，苏联将向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仁川登陆后的第二天，斯大林便给毛泽东发电报，询问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情况，以及是否能派兵帮助朝鲜作战。[8]10月1日，得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并于次日电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出动准备，随时待命。10月10日，针对到访的中共领导人对战争前景估计和出兵面临困难的顾虑，斯大林再次表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包括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等。[9]此外，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含军事条款，故苏联承担有援救义务。因此，美国虽有对中国大陆实施大规模常规打击的能力，但顾虑和苏联发生冲突而导致战争升级，不敢轻易尝试，这在确定志愿军入朝作战时间方面有重要影响。

(四)决策层民族情结和革命心态的影响

在共和国出兵朝鲜问题上，民族情结和历史因子是一个绕不开的心结。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个多世纪内不断受到列强的侵扰，近代屈辱的国耻，使中国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侵略朝鲜的主导者美国，在近代中国革命历程中一直是以反面角色出现的，在中国人心目中美国已声名狼藉。这些状况使得共和国的决策者们认为，美国同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一样，意在侵略中国，将中国重新变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策层的政治心态深受近代中国人的生长经历以及逻辑经验的影响。因此，对于美军入侵朝鲜，中共中央认为：美国正在“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10]所以对具有民族主义情节的中共领导人而言，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给予回击。

自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口号转化为在现实中为重塑民族自信心、重新屹立东方而奋斗的伟大实践。而当这种奋斗激情和建设进程受到来自外界的挑战和干扰之时，敏感的民族情结和激进的革命心态便成为推进强硬决策的驱动力，并在决策的宣传贯彻、组织动员中逐步强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刻意干涉中国革命，阻挠中国统一。“毛泽东被彻底激怒了，他严厉谴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从这一刻起，在毛泽东的心中，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11]仁川登陆后，中国政府多次警告美国控制其军事行动，但被置若罔闻。美国依然持一种傲慢和错觉：革命后的中国依然贫弱，完全不可能和美军抗衡，对共和国的革命意志和应对能力不以为然，所以美军无视警告，肆意越界。从决策心态上，可以说美国的行为轻视了中国，激怒了中共中央，触发决策层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渴望战胜西方敌对势力的激情。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是在支持出兵政策上态度最为坚定的，即便是一度在军委会多数人持反对意见、苏联态度出现谨慎和犹豫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性格和看法，并最终推动、取得领导层在政策上的一致性。而抗美援朝的胜利，确实极大地增强了共和国的凝聚力，近代百年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得到极大恢复，也成为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的重要心理支撑。

(五)边防军部署到位与美方悍然挑衅

对于朝鲜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理性的思维，预判到有可能恶化的朝鲜局势。为应对美国的侵略，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外交上发表严重警告和声明，另一方面开始着手筹建东北防务。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决议之时，7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决定暂时搁置解放台湾的计划，转而加强东北边防。会议作出了调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于7月底以前全部到达东北边境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等五项决议。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8月5日，毛泽东电令要求边防军在8月内完成准备工作,准备在9月上旬就能作战。[12]10月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至此，中方作战部队从组建到入朝参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抗美援朝的战前准备工作基本部署完成。战略意图是靠部队来保证和实施的，军备方面的有序部署是抗美援朝决策的依托，也为志愿军顺利入朝参战提供了保障。

美军的悍然挑衅、越过共和国决策层所能容忍的底线则是出兵朝鲜的导火索。得知美军计划越过三八线，周恩来于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保卫和平以及决不容忍外国侵略自己和邻人的决心。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10月3日，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警告说：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6]67-68但美国人被眼前的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10月7日，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军。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正如彭德怀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2]事实上，正是美国越过三八线，促使中国领导人最终得出了出兵参战的一致意见。10月8日，毛泽东向志愿军正式发布入朝作战命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随后，共和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三、省思与教益

作为战后国际关系演变史中最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之一，朝鲜战争导致的后遗症至今还在持续，共和国出兵朝鲜获得辉煌战果的同时，所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出兵参战必要性的论争并未停止过。*相关学术争鸣见仁见智，在若干观点上甚至存在较大分歧。详见文献[13]。然而，历史的深层价值在于思考。考察历史事件，定要回归到当时的形势和情景中去，客观、理性地分析出兵朝鲜的内外逻辑。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关系滑落与对抗、冷战不断持续的政治军事格局下，革命和战争思维仍在延续，在非此即彼的站位逻辑下，出兵朝鲜有其合理的客观存在和逻辑解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仅挽救了平壤，也为莫斯科的错误决策弥补了漏洞，为社会主义阵营守住了东方大门”[14]，兼具正义与道义、自救与救邻的多重意义。这既是基于反抗侵略、维护和平的国际主义壮举的展现，也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局势走向及对中国利益影响后中共决策层的慎重决断。

60多年过去了，时移世易，人类社会的思想和文明也在不断更新。如果我们今天还在纠结于战争的本身，只能说明我们进步的有限。历史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莫过于给予当代的省思和教益。在当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争端发展成为热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在亚太地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以及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是引发中国外交大讨论的直接导火索”[15]。而如何应对这些紧迫局势，共和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逻辑给我们留下诸多智慧和启示。

(一)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是决策逻辑的坐标和底线

朝鲜是中国搬不走的邻居，从战略而言，中朝关系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关系民族命运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一系列的外交、谈判、军事活动中，共和国恪守红线，言出行随，针锋相对，剑及履及，这凸显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担当和道义，也折射出一个在风雨历练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渴望重新走向振兴的澎湃情怀。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也一再昭示后人，和平和发展不是恩赐来的，面临民族危机之时，一味地对外求和、妥协从来不会成功。中国人渴望复兴，中国的复兴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也决不允许别国对本国家和民族利益肆意侵犯。

(二)斗争要靠精神和士气，也要讲究艺术和策略

朝鲜战场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志愿军战士奋勇作战，他们在和世界军事强国的较量中无所畏惧，他们在战场上的精神和士气已成不朽传奇。同时，能战方能言和，面对强敌，坚持顽强作战、持久作战、边打边谈，以战争换和平。中共中央决策层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和原则，他们的斗争精神、军事谋略和政治智慧为取得谈判的胜利夯实了基础，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借鉴。正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谱写了抗美援朝“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的豪迈篇章，也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从此中国“不可看轻”。

(三)强大的综合国力、现代化的国防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无比重要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会受欺，这是中国近代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深刻教训，也是朝鲜战场无数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警醒。历史从未过时，历史映照现实。当今的世界格局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在国家间合作及角力的背后是国家实力的展现。因此，在外部环境特别是安全环境趋于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兴国之要，恪守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理念，注重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信息化战争理念、治军理念和发展趋势，打造现代化的国防体系，铸就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钢铁长城”。

(四)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和平环境呼唤更多大国智慧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当今的朝鲜半岛博弈依旧。朝鲜半岛问题是由诸多因素累积而成的，解决问题不应简单地诉之于外交辞令、演习威慑、报复性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干预，而应运用更多的政治智慧来丰富决策逻辑，地缘、文化、历史、民族、宗教、信仰等都应是政治智慧所囊括的因子。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趋激烈的世界舞台上，国家间唯有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凝聚共识，求同存异，推动构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才能让和平与发展行之久远。

放眼环球，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太平洋之大，应能容得下这一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当下，国际社会对和平和发展有更多的期盼，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不断被加强。中国也在走向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经验、价值和智慧。随着集中国经验、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于一体的“中国声音”在世界大舞台的深度奏响，我们深信中国将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留下更多的中国印记。

[1]郭德宏.一个运动、一场动员与一种研究——《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读评三则[J].中共党史研究,2015(1):122.

[2]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117.

[3]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J].党史研究资料，1996(1):38.

[4]金东吉,朴多晶.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出兵朝鲜决策及变化原因探析[J].史学集刊，2016(4):81.

[5]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5(5):177-178.

[6]周恩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539-540.

[8]CHEN J.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61.

[9]金冲及.周恩来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61.

[1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2-53.

[11]吴宏亮,孟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J].史学月刊，2013(10):84.

[12]逢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6-7.

[13]夏季亭,齐廉允.近30余年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检视[J].高校社科动态,2015(1):23-24.

[14]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7.

[15]张清敏.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J].外交评论，2014(2):2.

2017-04-17

高思峰(1983-)，男，博士研究生，讲师；E-mail：wwwgsfcom@163.com

1671-7031(2017)03-00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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