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兼谈自发性写作的意向性研究

迟 欣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00)

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
——兼谈自发性写作的意向性研究

迟 欣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00)

20世纪西方重要的哲学思潮聚焦于语言，从认识论的语言工具学说，发展到关注作为本体的人。伴随认知科学的发展，主体的心智、认知能力以及与之关联的语言能力成为研究重点。于是，语言哲学研究开始转向心智哲学研究。文学不再单纯是语言的技艺，文学语言被上升为一种经验方式。意向性作为心智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为心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进路。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之一的“垮掉派”的作家们，尊崇一种无拘无束的自发性写作，强调心灵的顿悟、体验和启示。从意向性研究的角度分析自发性文学创作，将为心智哲学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成为推进文学研究的新动力。

语言哲学；心智哲学；意向性；自发性写作；垮掉派

一、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

1.索绪尔的语言哲学转向

继笛卡尔的“认识论革命”之后，20世纪的哲学领域开始向语言学转向，现代语言哲学在这个转向的过程当中形成。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促进了认知科学的发展，人类心智的探秘又促进语言哲学向心智哲学发展。

索绪尔建立起来的现代语言学说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的存在。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将语言和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语言的系统是将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数目的思想碎片进行比较时形成的一个价值系统。而正是这个系统构成了每个符号内部的声音要素和心理要素的有效联系。“语言对思想产生了独特的作用，它并不是为了表达观念而创造的一种物质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思想和声音的结合会导致各个单位之间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形下，本质混沌的思想在分解以后必然会变得明晰起来。”[1]音响形象不能离开思想，思想也不能离开音响形象。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是两个模糊层面上的一种模糊对应。索绪尔对语言学新的诠释是关于语言理论的科学，他的符号学思想丰富和加强了人类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他的语言学说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学，是使语言这个研究对象达到最高层次的科学。有人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与其说是“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语言学的‘哲学转向’的结果”[2]。

2.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认知转向

维特根斯坦作为哲学界的巨擘从哲学的含义剖析语言，认为哲学意义上的语言含义是针对语言的作用方式提出的各种观点。遵循语言哲学的思路，维特根斯坦早期提出了图像论，后期又提出了家族相似性和语言游戏学说。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相同的逻辑结构，“语言不是由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基本命题构成的。一个命题符号就是一个事实，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因此语言是世界的图像”[3]。语音图像是对世界的一种逻辑反映，是以图像的模式对世界的本质进行描述。思想就是被使用着的、被思考着的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划定了语言的界限也就是划定了思想的界限。图像论的目的就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揭示思想的真正逻辑。

“语言游戏说”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后期哲学观的基础。“语言游戏”是一种把语言比作游戏的隐喻。在语言交往过程中，人们是在用词语进行游戏，词语的意义通过语言游戏体现，也就是说词语在具体使用中体现出来。维特根斯坦为了说明各种各样语言游戏的关系，又提出了“家族相似”的概念。游戏与游戏之间虽然存在某种共同的特征，但这种共同的特征并不会贯穿于所有的语言游戏之中。“我想不出有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型’、‘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了一个家族!”[4]70尽管维特根斯坦在其理论阐释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体验哲学，但是从其理论的形成中可以寻觅到诸多体验哲学的踪影，他的语言哲学也由此呈现了认知哲学的萌芽。

体验哲学的三项基本原则是心智的体验性(the embodied mind)、认知的无意识性(the cognitive unconsciousness)和思维的隐喻性(the metaphorical thought)。[5]首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论本身就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具备隐喻体验论的性质。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通过类比并投射向未知的领域，逐步形成创造性的知识与见解，使之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认知方法，因此，隐喻不单单属于语言，还属于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维特根斯坦以巧妙的方法探寻哲学问题，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语言哲学理论的范畴。同时，语言游戏说体现出语言是心智与客观世界间的某种关联，人类依赖于语言符号的运用，将客观事实以及作用规律表征出来形成科学知识。认知能力是将人类语言与生存的外部环境联系起来的纽带。语言必须透过认知加以解释，从而表现为人类的思想和观念。再者，维特格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是现代范畴化的核心理论，也是原型理论的主要部分。心智的体验性主张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反映，而是基于人类的身体和大脑，由我们的感觉运动系统所形成。范畴化是人类复杂认知活动中一种最基本的能力。只有对五彩缤纷的客观世界通过对比、概括和分类等方式进行范畴化，以范畴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被认识。[6]语言范畴佐证了相似性是人们范畴化的认知基础。总之，维特格斯坦的研究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伴随着体验哲学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人本主义思想对语言学不断渗透，语言哲学迈向认知领域。

3.乔姆斯基与心智

在语言哲学向心智哲学的转向过程中，乔姆斯基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乔氏看来，“心智的固有特性与语言结构的特点有密切关系”[7]。言语行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它是形成心智活动的初始结构和固有结构。1968年出版的专著《语言与心智》(LanguageandMind)当中，他进一步肯定了语言与哲学的密切关系。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揭示人的心智能力。人类知识的特点是由心智的一些普遍属性决定，语言本质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知识获得的过程。乔姆斯基把理性主义视为研究圭臬，又不乏经验主义的采用。在乔氏看来，生成语法的研究无法脱离对语言的有关心智属性的研究，生成语法抑或深层结构的逻辑基础均是心智过程。“我认为研究语言和心智问题的最恰当和最普遍的结构是作为唯理主义心理学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按照唯理主义的传统观念，当句子以物质信号(physical signals)出现时，表达该句子含义的一系列命题就会作用于心智(mind)，这两者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操作联系起来，这种操作，以当前的术语称呼，被叫做语法转换(grammatical transformations)。继续采用这个术语，我们可以区分句子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由语类和词组组成，它们与物质信号有直接联系。深层结构也是由语类和词组组成，不过具有更加抽象的性质。”[8]乔姆斯基还认为，由生物遗传和天赋决定的认知系统存在于人类的心智当中，这种认知系统由个人在生活情境中的适当经验引发，并由此发展和成熟。这些认知系统被乔姆斯基称作心智器官(mental organ)，而语言是心智的一面镜子。

“心智被看作是精神器官的系统——语言能力是其中之一——每个器官都有一种由天生的生物因素决定的结构，这不是不恰当的。这些精神器官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性质和方式一般地也是由我们天生的生物因素决定的。这些器官由于经验的促发性刺激而不断生长；经验还在人的有关生活阶段不断支配和引导这些器官的发展。”[9]乔姆斯基从语言学研究入手达到了对人的心智的认识，揭示了人的本质。不容否认，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仅仅是将语言学当作一种背景，其目的是打开心智这一黑箱。他推向对语言的认知追求，指导了认知科学的发展。

4.认知科学的诞生与心智哲学

在以上哲学与语言大师广泛而富有深度的研究基础上，认知科学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孕育诞生。“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一词于1973年由英国理论化学家希金斯(Christopher Longuet-Higgins)开始使用，70年代后期逐渐流行。随后产生了六个新的发展方向，包括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或称语言与认知)、认知人类学(或称文化、进化与认知)、人工智能和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是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mind)的过程和活动。只要有脑和神经系统的动物都有某种程度的心智。但一般而言，心智是指人类的记忆、思想、意识、感情、意向、思维、智能和各种心理能力。心智哲学是基于认知理论建立起来的哲学，它研究与人类心智相关的哲学问题,人类的心灵和精神状态是哲学家们始终关注的对象。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交往需要的必然因素，通过研究语言可以了解人类的某些心灵活动。但是意识和思维的发展远远要超过语言内容，心智的工作原理也比语言的语法逻辑要复杂。因此，世界著名心智和语言哲学家塞尔(John Searle)言道：“语言最重要的性质是基于心智的，因此，意义和意向性是先于语言的心智能力，在我们能够阐明语言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先于语言的心智搞清楚，语言依赖心智，甚于心智依赖于语言。”[10]社会本质与历史存在影响人类对语言文字和符号的理解和阐释，那么对语言的研究自然也成为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的一个分支。

二、自发性写作(spontaneous writing)与心智哲学

1.自发性写作与意向性

“自发性”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两种形式之一，是与自觉性相对而言，泛指缺乏和没有清醒的自觉意识的一种状态，也意味着一个人的心灵所具有的一系列直觉的可能性，它决定于个人的内在品质以及过去与当前的经验。自发性作为历史活动的客观力量，无疑植根于人类本身及其活动之中。

自发性写作绝不是凭空而来，它与心智哲学中的意向性问题有关，关注自发性创作的研究，脱离不了对心智哲学的研究。意向性是与现象学紧密关联的词汇，它的本质是关于某事物或别的事物的经验。把意向性问题引入现代心智哲学的领域的是奥地利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布伦塔诺(F. C. Brentano)。他指出：“每一个意识行为，每一个经验，都与某个对象相关联；每一个意向都有其被意向的对象。……每一心理现象都在它自身内包含作为它的对象的东西，尽管它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包含的。在表象中，是某种被表象的东西，在判断中是某种被肯定或否定的东西，在欲望中是某种被欲望的东西，诸如此类。这种意向的内在存在是专属于心理现象的。没有一种物理的现象表现出与此相同的性质。”[11]自发性文学创作是生理感觉的传导以及直觉、错觉、幻觉等心理活动在瞬间形成的冲动。作家在表现个人情绪时的那种着迷的形式冲动，更多的来自于自身理解以及自己尚未理解的微妙感情的需要。当对外界再现为目的的客观性作品化的传统创作方式无法完全满足作家们的需求之时，他们会力图把精神流露当中起阻碍作用的东西加以否定和排除，希望赋予自我内在的独创性及其自由想象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则表现为主观情绪，不传递日常生活中确定的感情与愿望。主观情绪明显富有个体意向性的特点，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性的意向。自发性创作会让“通往直觉的路被打开，从而拉近了思维和行为之间的间隔，这样会让你本人，也是最真实的、体现了本质的自我浮现出来，从而自由地体验生活、自由地创作，在应该展现自己的时刻，将自己全部展现出来”[12]。

“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式的交感，借此人们置于对象之内，从而与其中独一无二的，因此是难以言说的东西相吻合。”[13]所谓错觉和幻觉均与直觉相关。错觉是对客观事物的不正确判断所产生的知觉。幻觉则是主体产生虚幻的表象，他对事物外观的判断完全没有与物体对应，但却对外观所表示的内容深信不疑。直觉、错觉和幻觉均是一种心理功能，它是依据生活经验形成的那种囊括各种各样的内容，以无意的方式传达感性认识的心理功能，这些知觉是似乎很难用言语加以说明的思维过程。任何语篇都或多或少是计划(planning)的产物，自发性写作的作品以直觉等知觉作为基础，那么这些知觉将会对语言产生影响，它们“是心智体系的始发，并随着语言体系的逐步内化而增强，那么语言思维就是语言心智体系的成熟标志”[14]。意向性的内存在是实际存在于现象之中的，是把对象包含在自身之内的一种意向性的存在。可以说意向性的物理现象是以意向的方式或作为对象内存在于心理现象，那么，每一个意向心理经验都有一个意向对象。自发性写作的作家们作为实在，能够看到的、认为是可能的或真实的、以无论多么模糊的方式都被考虑的东西，创作出来的被称为对象的每一个东西，都已经是作家们意识的对象。世界和实在无论可以是什么或被称为什么，都必须通过相应的意义和设定被表示在实在的和可能的意识范围内，因此或多或少地充满了直觉的内容，当直觉被扭曲或是误解，则可能产生错觉和幻觉，但是他们都是意向经验的相关物。

2.维特格斯坦的意向性理论与自发性写作

意向性与语言意义关系的研究也是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一直关注的领域。语言的规约性是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言语使用的意向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结构的任意性只是语言规约性的一个方面，它是语言内部结构的系统特性。而言语行为的意向性将谈论心智指向的客体提升到谈论事物的话语。

维特根斯坦是从语言意义问题进入到心理意向性问题的。早期的维氏认为语词意义的获得要有实体性的心理图像作为中介，心理经验是意义的内在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确立起“语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他将语言图像性看作是意向和其对象，就是说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把意向的因素从语言中分离出去，那么语言的整个功能将由此瓦解。对于意向来说本质的东西是图像：被意向物的图像。”[15]这一点维氏与布伦塔诺的观点有一致性，意识活动把图像或记号与某个对象相关联的时候起了某种作用。思想的过程中，某种表象会在意识中浮现出来，形成心中的表象，即意向内容与外在的对象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自发性写作是在高度亢奋的情感驱使下，以快速的写作来捕捉头脑中转瞬即逝的意象。这是一种未经知性或理性介入的自发性认知。这个意象是在外在空间、时间、经历等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心中表象，就是意向所指向、关照的对象。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不仅构造了这个对象，同时赋予对象以意义，而且只有被意向活动建构的对象才有意义。如果意象被看做是命题，它可以对应于一个事实并相应地描述世界中的相关状况。即使是没有事实与之相对应，它也是有意义的。由此，这种反对一切形式的对作品的修改润色的自发写作是在自然状态下展现的思维自由绽放。随心所欲、标新立异的文学创作风格同样具有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读者。

后期的维氏把意向性的问题放回到实际的生活中去。他认为应该摆脱从心理二元论的角度来思考意义赋予问题的模式，语言使用的背景是在一种生活形式的背景下进行的，语言作为一种活动是在生活实践中获得意义。他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这两个隐喻的方式，表明语言的意义不是某种依赖内在心理过程，而是在语言的使用中获得的。“为真和为假的乃是人类所说的东西；而他们相互一致的则是他们使用的语言。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4]133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意向性总是与意愿的满足、意图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后期维氏的语言游戏学说主张意向性的意义充分表达了语词之意义扩张的情景性，语言意义的获得不是基于各种特别的心理过程，不是基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在特定的语言活动中给予它的。[16]意向是由规则和制度所确定的行为倾向，而不是内在于心的一种状态，“意向是植根于情境中的，植根于人类习惯和制度中的”[17]。意向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生活实践的问题。

外部的自然世界在人类的意向性活动中以某种样式、结构和意义呈现出来，比起普通人，作家们更容易接受自然界带来的各种启示，并将这样的启示带入意向性的活动之中。以“垮掉派”诗人为例，他们的自发性创作的语言不受任何社会规范或者社会道德意识的局限，往往奔突而疯狂。有评论家认为他们的诗“一泻无余，无遮无拦，有激情，但少诗意”；而他们自己却认为，诗歌是“发自内心的自发性的，思想形式的连续性自然地渗进普通人心灵”[18]。这一切与他们对于少数族裔自由奔放生活的向往，对于黑人波普爵士乐的沉迷与陶醉，以及遁入东方禅宗的修行和顿悟等一系列的生活体验戚戚相关。他们摒弃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屑于学校教育和家庭生活，这样的意向确定了他们的行为倾向。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去反抗占美国主流文化的中产阶级社会，穿梭于同性恋、爵士乐歌手、流浪汉之间，酗酒、吸毒、性混乱，与传统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胆大妄为地追寻自由自在的、不受束缚的生活。现实世界的经验和生活形式的实践，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更加强调在作家和物质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作品呈现出的是没有任何中间因素的现实再现。他们寻求的是一切自然，“犹如风吹过树叶发出声响”[19]。他们的语言是对生活、意识的最真实记录，似乎比现实的真实更为真实。维氏认为意向行为不能光凭内知觉来认识，应该结合意向行为导致的外在行为来认识意向行为。“垮掉派”诗人诗歌语言无序、狂乱、淫秽、晦涩，爱好描写梦魇、幻觉和错觉，诗人恰恰是在语言的创作实践当中、在生活形式当中完成了意向性行为。

3.塞尔的集体意向性与自发性写作

尽管乔姆斯基多次强调了语言与心灵的研究，但是由于他认为以目前的研究能力将无法考察所有的心智和意义问题，因此他始终将研究目标锁定在语言上，在抽象的层面上研究物质世界，并没有过多谈及意向性与语言研究的问题。美国当代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则是将心智哲学中的意向性研究推进了一步，他试图通过对语言、意义和意向性关系的阐释，证明言语行为能力是源于心智的内在能力。为了进一步探讨意向性在人类社会群体中的作用，他提出了把个体意向性概念扩大为集体意向性，从而把意识、心智、语言和社会现象密切联系起来。集体意向性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没有集体意向性，就没有人类社会。

从塞尔自然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意向性。意向能力是所有生物，尤其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塞尔认为所有意向性都可以被一个“瓮中之脑”(braininvats)所拥有，“我能够拥有所有的意向性，即使我完全错了，即使他人的出现和与他人的合作只是一种幻想，即使我所有的感觉都是幻觉，即使我只是一个‘瓮中之脑’”[20]。集体意向性以原初的形式存在于集体每一个成员的心灵之中，但它并不是漂浮于个体心灵之上的超级心灵，集体意向性也无法还原为个体意向性，个体意向性的内容可能与集体意向性的内容有所不同。

塞尔所强调的集体意向性中多元主体的个体意向状态是基于共同的行为目标，这样的同一性会促使个体的“我愿意”、“我意图”、“我接受”形成某种合力，从而构成“我们愿意”、“我们意图”和“我们接受”的集体意向。文学流派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垮掉派”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相同。它滥觞于一批美国青年意向行为的趋同，他们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笃信自由主义理念，喜欢群居生活，这些行为的同一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自觉的意向。由此导致自己的作品在结构和形式上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并力图通过这样的语言创作展现美国社会黑暗的现实。“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作为语言之基础的意向性的各种形式乃是社会的形式。”[21]塞尔认为，自然的、物理的实在是独立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心灵，而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依赖于人类的心灵。“垮掉派”诗人选择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直观感性的观照，直观感性是一种心灵状态，心灵状态则具备意向性。心灵通过意识和意向性与周边的环境和物理世界发生联系，于是诗人们通过外在的表象创造了社会现实。而社会性事实被塞尔看作是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集体意向性的行为者的任何事实。它们是凭借集体的接受，承认或相信某种事物具有某种功能。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实，而且参与建构事实。

在“垮掉派”诗人对自身伦理秩序的维护中，在他们群居生活的来往交际中，在他们聚在一起进行“诗社”或“诗歌朗诵”的文化活动中，他们建立起以文学创作为基础的信任和情感，读者也与诗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视域融合，这些均形成了规范性规定和共同的承诺，而这些在本质上就是人类的集体意向性的形式。正是因为有了集体意向性，“垮掉派”作为文学流派可能顺利实现、和谐运作以及被公众接纳、认可。文学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制度性的实在，同时，它又通过集体意向性影响下的一种执行话语和建构性规则来创造和建构制度性实在。作为作家个体自发性写作的生成和维持是个体意向性的表现，诗人们对社会的反叛和狂傲放荡的语言风格则是由该流派多名诗人的集体意向性达成。

集体意向性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它是一种不可能还原为个体意向性行为总和的最初的人类心灵的现象。尊崇自发性写作的“垮掉派”诗人作品的基本结构、语言风格的相似性呈现出一种群体的集体意向性特征。但是文学流派的形成也不可能是个体行为的累积和叠加。每一个诗人的作品都是特立独行。被称作是“垮掉派之王”的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创作来源于以即兴演奏为灵魂的爵士乐。作品中体现的是字里行间的流动感和畅快感。金斯伯格的诗歌则表现出的是诗人挥洒泼墨的张力和气势。他的诗语间充斥着重叠、排比、夸张的修辞，诗歌的语句间断间续，跳跃、破碎的意象隐匿其中。每一个“垮掉派”诗人创作本意一部分会由集体意向性派生而来，由此导致了扑朔迷离的语言，但个体意向性是每个集体中诗人独自拥有的，其他的诗人不会拥有另外一名诗人的个体意向性。他们的创作仍然是个体的言语行为，只是彰显着流派言语行为规则的框架中的意义，绝对不是个体意向性的简单叠加。

三、结 语

20世纪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以语言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语言不单单是认识论的工具，语言研究更应该关注作为本体的人。伴随认知科学的发展，主体的心智、认知能力以及与之关联的语言能力成为研究重点。于是，语言哲学研究开始转向心智哲学研究。文学不完全是使用语言的技艺，文学语言被上升为一种经验方式。意向性作为心智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为心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进路。“垮掉派”诗歌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里的一朵奇葩，诗人们推崇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发性写作，强调心灵的顿悟、体验和启示。从意向性研究的角度分析自发性文学创作为心智哲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成为推进文学研究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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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3YJA752002)

迟 欣(1972-)，女，博士，教授；E-mail:yzych2009@sina.cn

1671-7031(2017)03-01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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