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朱敬才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00)
从翻译本质看翻译标准应具备的特征
朱敬才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00)
随着功能主义目的论、解构主义等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以"信"为价值取向的翻译标准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然而,翻译过程和语言功能表明,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以语际转换为特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语际转换意味着翻译标准应体现文本对照特征,而跨文化交际则要求翻译标准具备较强的包容性.
翻译本质;翻译标准;文本对照;包容性
翻译标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参照,也是翻译批评的主要依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译界对翻译标准的认识并不统一,并且还有进一步分化之势.本文以翻译过程和语言功能为考察基点论证了翻译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说明科学的翻译标准应具备的特征.
1896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翻译标准.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围绕"信达雅"展开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有人赞成.沈苏儒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信、达、雅'理论80年来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起着指导作用,至今它还有生命力."[1]郭宏安认为:"主张虽多,又各据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来看,鲜有如'信达雅'之可触可摸、可施可行者."[2]当然也有人反对.黄雨石说:"'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提法本身便包含着极大的逻辑上的混乱……所谓'三难'说,不仅'信'和'达'是陪衬,连这个'雅'字也只是个借口."[3]还有一些研究者是在总体赞同的情况下对原说进行了小的修改,比如林语堂的"忠顺美",刘重德的"信达切"等,但这些标准实际上与"信达雅"并无质的区别.
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是继"信达雅"之后被讨论得最多的标准.杨晓荣对围绕这两个标准而展开的讨论进行了简要而准确的概括: "和信达雅三字具有一定的体系形态相比,'神似'和'化境'概念更为集中,内涵却更为宽泛、模糊、多义,相关讨论涉及的问题也就更为复杂.就这两个概念所形成的理论整体而言,赞成者多以文学翻译为观照背景,称之为翻译的最高境界,质疑者谓其'神(秘)化'了翻译,使之高不可攀,也无益于理论的发展(朱志瑜,2001),以学问观之者则集中发掘其与中国传统文论和传统美学思想的渊源关系."[4]113
罗新璋对我国以探求翻译标准为核心内容的翻译理论研究进行了总结,概括出案本、求信、神似和化境4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辜正坤提出了"多元互补论".辜先生认为,多元互补论"实际上标志着第五个阶段的到来.在这个阶段中,标准不再具有单一性,而是一个系统".而关于这个系统,辜先生作了如下解释:"翻译的标准系统构成方式是:绝对标准(原作)——最高标准(抽象标准,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分类)."[5]多元互补论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它不仅仅为标准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它有助于将讨论集中在同一的和更为具体的问题上.
围绕标准问题进行的研究和争论,许多观点看似冲突,但每个标准的背后实际上都反映着翻译的某种性质和规律,都是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一般属性被作为本质属性看待时,由此认识而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在制定标准或对已存在的标准进行评判时,首要的问题是对翻译的本质进行考察和研究.
在讨论翻译的本质之前,先看几条关于翻译的定义.(1)一种语言(原语)的话语材料被另一种语言(译语)中对等的话语材料替代.[6](2)翻译是指首先从意义上,其次从风格上用最贴近的自然译语再现原语信息.[7](3)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原作与译作之间对等或相似程度比较高,即不论客观效果是否完全如此,至少译者主观上希望在各个方面准确度都比较高的语际转换活动及其成品.[4]10
从以上这类传统的、主流的定义中,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1)翻译是语际转换活动,否则就不会有"一种语言""另一种语言""原语""译语"这样的表述.(2)原语是有意义的,而这种意义总体上并非不可确定,否则"对等或相似程度比较高""对等的话语材料""再现原语信息"等说法便失去了前提. (3)"对等"是一个相对概念,否则就不会采用"相似程度比较高""在各个方面准确度都比较高""最贴近"这样的相对概念.(4)需要再现的信息不是单一的.有些信息属语义层面,有些则属文体层面.译文既要再现"说了什么",也要再现"如何说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首先从意义上,其次从风格上"这样的表述.(5)翻译批评应该建立在译作与原作的对比基础之上,否则"翻译指的是原作与译作之间对等或相似程度比较高……的语际转换活动及其成品"便成了无稽之谈.再深究下去,当然还能得出更多的结论.
通过以上定义以及对其所作的简单分析,人们对"翻译是什么"理应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趋同的看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翻译是什么"成为当今最难解答的学术难题,而对于翻译的本质的认识相应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化态势.范东生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实现跨文化的交际[8],夏廷德认为是补偿[9],郑海凌认为是创生[10],桂乾元认为是创造[11].
正如许多翻译标准都具有合理成分一样,由于翻译的复杂性,许多关于翻译本质的观点无疑也都包含着一定的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观点可以被贴上"正确"的标签.此种情形并非翻译独有.对人、文学、宗教等事物的本质的追问从古至今从未停止.
就翻译过程而言,一般的观点是这个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大阶段.理解是表达的基础,理解的对错和深浅直接影响到表达的正误和优劣.译者在动笔翻译之前,正确的做法是精读原作,在此过程中认真查阅各类工具书以扫除语言方面的障碍,透过单字、单句和表层结构探寻语篇意义和深层意义,仔细揣摩原作的创作意图以期与原作者保持心灵上的相通,准确把握原作的语言风格以确定相似的翻译风格,等等.
关于语言的意义,近些年出现了一种影响甚广的观点.一些研究者以德里达(Derrida)的解构主义等理论为依据,认为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原语呈现的仅仅是一个模糊集.这种观点对原文理解、翻译批评等均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对原文不求甚解甚至任意曲解,比如质疑和轻视以文本对照为特征的批评.曹明伦认为解构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德氏学说的重点"在于强调文本和语境在解读过程中(或曰意义产生过程中)之重要性,在于强调解读文本者的经验和资质"[12].
即使在理解阶段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译者在动笔翻译时仍然会碰到诸多问题.除理解上的似是而非等问题外,另一类问题与真正意义上的表达相关,比如选择不到恰当的词句——"一名之立,旬月踯躅",比如在多种选择面前对优劣无从判断.而更为常见的情形是,由于语言的异质性,译者在表达时必须进行补偿和创造,这样才能求得"神似",抵至"化境".
翻译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心理过程.译者要兼顾信息传递和艺术再造两大方面,而在传递和再造过程中,译者无时无刻不受到语言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在制约中实现目标,"补偿"和"创造"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尽管采用"补偿"的原因与语言的异质性密切相关,而异质性与翻译的本质属性必然有某种关联,但"补偿"归根结底应归属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或手段.而且,若将"补偿"之说置于同语系的语言中进行验证,其不足更加明显."创造"说同样源于语言的异质性.相对于"补偿",此说是一种更为积极的表述,为发挥翻译主体的能动作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持.不过,创造虽为客观之必需,但它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的主观追求.实际上,创造不能成为任何人类活动的本质,否则人类一切带有创造性质的活动,特别是艺术活动,其本质均可以此命名.
翻译过程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理解阶段,译者是在理解原文文本;在表达阶段,译者是在用目的语表达理解了的原文之意.在整个过程中,译者的始发地和目的地是准备翻译、实施翻译和完成翻译.换言之,翻译过程乃语际转换过程,一个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此乃翻译的最大的区别性特征.
"翻译是语际转换"这一结论的重要性在于: (1)有助于确立翻译的主体地位,使之成为一项区别性特征明显的人类活动;(2)厘清了学科意义上的翻译与其他学科或学科分支的界限,如翻译与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翻译与媒介学等;(3)回答了翻译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即译本是否需要忠实的问题.
"翻译是语际转换"这一结论的观察角度是翻译过程,但该结论无法就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回答.具体说来,该结论的针对面仅仅是"做什么",并未指向"怎样做"和"为何如此".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分析语言的功能.
根据功能语言学派的理论,语言具有3种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胡壮麟等认为: "翻译的对等关系不能只建立在一种意义(通常是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在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概念意义对等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以及在表达媒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的对等.在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在这三种意义上与原文对等."[13]如果追问一下,假如不能兼顾3种意义(这并非是纯理论意义上的假设),译者该以何种意义为重?变化的前提、条件和依据是什么?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Newmark)在这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纽马克认为,布勒(Bühler)的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召唤功能的划分方式对翻译最为适用.纽马克以此为基础在语言功能和文本类型之间建立了某种照应关系,认为典型的表达文本包括严肃的和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官方文献、自传和私人信札等,典型的信息文本包括教材、技术报告等,典型的召唤文本包括通告、说明书、广告宣传等.纽马克进一步指出:"多数文本同时具有以上三种功能,但每个文本都偏重其中的一种."[14]
提出文本类型概念的原因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同时和完全实现3种元语言功能,译者需针对不同的文本采取不同的策略,为满足特定的交际目的而有所侧重.具有科学翻译观的译者必然会把文本类型和交际目的纳入考虑范畴:文学作品的译者会更加重视译文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协议、合同等文本的译者会将信息传递放在第一位,广告、导游词的译者会更为关注召唤功能的实现.
尽管语言学家给予了语言功能不同的命名和阐释,但语言功能的多重性却是不争的事实.翻译是一个语言功能再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需根据文本类型等因素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和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这样才能真正满足特定的交际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翻译又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
从翻译过程和语言功能这两个纬度可以看出,翻译的本质可以被视为以语际转换为特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语际转换的内在含义是强调文本之间的联系,跨文化交际则暗指字面的对等未必就是文化的对等.在语际转换过程中,交际目的实现与否应该作为评判翻译效果的重要依据之一.
从翻译的本质来看,翻译标准应具备如下特征.
一是文本对照特征.实际上,无论是中国的"信达雅""神似""化境",还是西方的"三原则""功能对等",所有这些标准都含有文本对照的思想.这些标准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差异并非体现在观念本身,而是主要来自于阐释者."神似"和"化境"自不必说,即便是"信"和"忠实",它们的所指未必真的和"功能对等"相互冲突,尽管"功能"之说听上去更加科学.
在以"信达雅"为代表的、以忠实为价值取向的翻译标准遭到严重质疑时,目前还没有见到哪怕有些许影响力的新标准,普遍认可的仍然是那个现代版的"信达雅"——"忠实""通顺".该现象的背后可能隐含着某种规律:离开"信",翻译便失去了灵魂,一切探索都没有了落点.陈晓明在谈及文学研究时曾说:"如何在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中,始终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保持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陈晓明还认为:"文化研究也不是天然地就和文学研究矛盾,根本问题在于最后的落点."[15]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翻译研究:借助其他学科研究翻译的目的是要对翻译作出更全面、更合理的阐释,主要包括对原语意义的阐释,对"信"或"忠实"的阐释,对翻译标准的阐释,对翻译的制约因素的阐释等.
"信达雅"摇而不倒既有表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表层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和表述方式,比如具有箴言化特点等,而深层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该标准反映了翻译的本质.应该指出的是,以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为代表的所谓研究新领域实为研究误区.
科学的翻译标准应具有的另一特征是包容性.所谓包容性,指的是标准具有的解释力和内在张力.语言功能和文本类型具有多样性特点,交际目的具有无限性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译者在操作过程中必须有所侧重,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翻译标准本身应该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和内在张力.
解释力和内在张力的强与弱和翻译标准的好与坏是两个概念."弱"固然不足取,但这并非意味着包容性越强的标准就越是好标准.实际上,解释力和内在张力过强意味着该标准的含义和所指必然过于宽泛和模糊,同时也意味着该标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必然十分有限.
刘重德将"信达雅"中的"雅"改为"切",这一改动具有很深的用意."切"乃"贴切""切近""切当"之意,可指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切"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它的所指总体上是明确的."神似"和"化境"实际上也是以忠实为价值取向,它们与"信达雅"在反映翻译的本质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作为标准,它们有比较大的缺陷,原因恰恰在于包容性过强.多元互补论严格说来并不是翻译标准,而是翻译标准的方法论.辜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系统构成方式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多元互补"这一表述本身似乎欠准确.多元反映的是第三级的状况,即具体标准之状况,整个系统并不是多元化状态.也就是说,三类标准并非并列关系,而是级层关系.另外,考虑到文本类型和预期读者的多样性以及翻译目的的无限丰富性,处于第三级的具体标准实际上很难被称为标准,它们更像是根据不同需求而采用的具体操作办法.
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以语际转换为特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标准相应地应体现这一活动的本质特征.以"信"为价值取向的翻译标准的产生不仅仅与认识论有关,更与翻译的本质有关.以各种理由颠覆"信",消解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关系,无疑会对翻译研究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更有价值的研究或许是"信"的含义、"信"的度、"信"与预期读者、"信"与文本类型、"信"与交际目的等,而不是将其彻底抛弃.即使"信""忠实""对等""等值"等说法不够严谨,或易引起歧义,或难以实现,或缺乏指导意义,但一切关于翻译标准的研究和探索都应服务于如何进行有效的语际转换和实现跨文化交际这一终极目标.
[1]沈苏儒.论"信、达、雅"[C]//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947.
[2]郭宏安.谈文学翻译[C]//辜正坤,史忠义.国际翻译学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42.
[3]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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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迎春."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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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IDA E A.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C]//申雨平.西方翻译理论精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755.
[8]范东生.翻译的本质和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J].中国翻译,2000(4):31-35.
[9]夏廷德.由道安的"五失本"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7):47-49.
[10]郑海凌.文学翻译学基本范畴新论[C]//辜正坤,史忠义.国际翻译学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85-87.
[11]桂乾元.翻译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25.
[12]曹明伦.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兼论严复的"信达雅"[J].中国翻译,2006(4):12-19.
[13]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88.
[14]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39-42.
[15]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7.
Features of translation criteria as viewed from essence of translation
ZHU Jing-ca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Civil Aviation Univ.of China,Tianjin 300300,China)
With the rise of Skopostheorie,deconstructionism and other postcolonial theories,the criterion of"faithfulness"or"fidelity"has become extremely problematic.Translation,however,when viewed from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language functions,is in essence a cross-cultural activity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the SL text by the TL text as its unique feature.This indicates that any criterion of translation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both texts comparison and tensility.
ess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on criterion;text comparison;tensility
1671-7041(2010)06-0109-04
H315.9
A*
2010-06-17
朱敬才(1961-),男,河南漯河人,副教授; E-mail:jczhu2004@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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