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秦 恒 帅慧苹 陈 硕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做出重要部署,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的提出,掀起了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热潮。然而,来华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我国各高校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生源结构,跨文化适应问题逐渐凸显。因此,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涵化功能,通过多渠道帮助留学生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升留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一批“知华、友华、爱华”的来华留学生具有重要意义。[1]
弗洛伊德是“认同”一词的提出者,他把“认同”定义为“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的过程”。随后,Thedorson提出“认同是一个人将其他个人与群体的社会角色同化,并内化为他或她个人的行为与自我的概念,是包含了兴趣、价值、标准、角色期望等的社会心理学过程”。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为了区分自我同一性和集体统一性,提出了“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概念。随后,埃里克森首次提出了文化认同理论。他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在此之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维度区分了文化认同的内涵。沃德等从主族文化与客族文化两个维度划分了文化认同,分别是对自身所在的本民族文化与移居国文化的认同程度[2]。布格拉从宗教、礼仪、语言、饮食习惯与娱乐活动五个方面理解文化认同的内容[3]。斯特恩则是将文化认同区分为群体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维度[4]。在国内学界,高一虹和朱玉霜等将文化认同分为语言、娱乐、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四个维度[5]。魏岩军等从语言、文化、族群和价值观四个维度对文化认同进行划分[6]。综合各学者的观点,一方面文化认同可以看作是个体通过评估与其他文化关系从而产生的对自我形象的认识或确认[7],另一方面文化认同可以看作是个体对不同于其自身文化的异质文化的理解、认可、接纳与践行。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认同意为后者。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于1948年提出了传播理论概念,认为传播过程中存在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5W模式”,包括传播的主体、内容、媒介、受众与效果。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文化对外传播是指主体运用相关媒介,将本民族文化传播到其他民族并取得一定的传播效果的过程。
继文化传播的研究后,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当时美国的社会存在多种交往需求的变化,美国的种族和民族问题因为民权运动而被推至时代关注的焦点,多派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如何处理不同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提出诸多跨文化传播的原创性概念,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奠基人。
改革开放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通常是中国政府和官方组织为了满足国家需要,通过网络、官方活动等方式向其他国家传播中华文化,在达到一定传播效果的同时,往往忽视外国受众的需要,使传播不够深入、全面。因此,本文的研究聚焦于以来华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来华留学生在形成中华文化认同后,能关注本国受众的特点以及文化习惯,运用更为贴切的方式进行中华文化传播,从而达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独特效果。
华中地区H高校留学生总数为1540人,其中男性784人,女性756人。受海内外疫情影响,H校实际在校留学生人数为113人,故本次调查采用线上问卷调查与线下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情况、跨文化认同度三个方面。
本研究对象是在华中地区H高校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问卷分别发放给 H 校的留学生106人,其中有效问卷98份。填写问卷的学生的生源地区与H校在华留学生生源比例基本吻合,其中印度尼西亚学生21人,越南学生18人,蒙古学生14人,刚果和泰国学生各10人,巴基斯坦学生8人,俄罗斯和加纳各4人,萨摩亚、老挝、乌兹别克斯坦各3人。年龄主要分布在 18~25岁之间,男女性别比为 4∶3。
测试题共10题,题目涉及文学、历史、习俗、特产等。类型为选择题,要求从多个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每题1分,正确记全分,错误则不计分。得分区间为0~2分记为基本不了解,3~4分记为了解程度较低,5~6分记为基本了解,7~8分记为了解程度较高,9~10 分记为非常了解。得分分布情况见图1。
图1 中华传统文化认知测试得分情况
总体来看,该高校留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程度处于“了解程度较低”区间,且得分项主要在中华传统节日、中华古典诗文、中华传统习俗方面,具有与生活紧密相关、外显性特征。其中:中国传统节日正确率达到85%以上,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六大古都、“万国之园”与中华历史有关的正确率不到10%。
此部分调查共设 10题,分别从语言、文化、价值观与族群认同四个维度来衡量留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度。要求调查对象从选项A—E中进行选择:A记为4分,B记为3分,C记为2分,B记为1分,E记为0分,总分为 40分。问卷设计主要参考Imahori &Lanigan (1989)、Chen &Starosta (1996)、Robert(1999)、Kim(1999)等。留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程度与分数成正比,最终调查对象的总平均分为 24.75,位列及格水平,说明H校留学生在跨文化认同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表
通过表2,我们发现调查对象在该类别测试中总得分排前三名的是:我想环游中国,了解当地特色;我想交中国朋友;我喜欢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习俗。排后三名的是:当我和中国朋友交谈时,我能听懂并理解对方的意思;我愿意尝试用中文写日记;学习中文后,我在行为和思想上变得更加“中国人”。可见,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处于较高水平,但在语言交流上存在差距。
表2 文化认同测试得分情况表
1.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休克现象
由于来华留学生的母国不同,故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击,使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文化冲突愈加明显,同时使留学生产生较大的心理波动,导致出现“文化休克”现象[8]。文化休克是指个体初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化不适应现象。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休克主要表现在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两方面:一方面,汉语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构成最复杂的语言,使得来华留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充满了困难与挑战,在与中国学生交往过程中易产生沟通不畅的问题。同时,由于高校大多数课程采用中文授课,仅有部分课程采用外语或双语授课,导致来华留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也处于劣势,无法理解课堂学习中的重难点内容。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不同的风俗习惯,来华留学生在非言语行为方面的“文化休克”主要表现在饮食习惯、校园文化、交往礼仪与生活方式等方面[9]。例如,高校食堂无法满足部分留学生特殊的饮食要求,校园文化不同导致违反校规校纪现象的发生,以及平等观念、心理与性别所导致的冲突等等。[10]
2.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认知程度有待提高
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知度较低,严重制约着文化认同的进程和效果。当前,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学习途径具有较为单一的特点,主要来源于课堂教育教学。首先,在高校留学生课程设置的问题上,许多高校为了提升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将课程设置的重心只停留在汉语语言学习这一层面,对开设中华文化教育的专题课程不够重视[11]。其次,在高校留学生培养体系的问题上,来华留学生往往仅能通过独立的文化教育课程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只掌握中华文化的表层,而由于缺失系统、完整的课程体系,对于中华文化内在的精神实质认知不够。最后,在高校留学生教学方式的问题上,中国高校以“教”为主,留学生作为学习者较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很难将文化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完善
目前,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社会支持网络还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制约着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一方面,来华留学生文化认同的社会公众支持有待加强。由于来华留学生身份的特殊与中外文化的差异,其在融入校内中国学生与校外中国民众的生活方面存在困难,社会接纳程度较低。因此,他们往往通过自我观察的方式了解中国社会,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12]。另一方面,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认同高校管理支持有待与中国学生的教育管理进行融合。例如,高校通常设置独立的公寓楼供留学生居住,在课程学习上留学生也较少与中国学生混合编班,导致留学生缺乏与中国学生的交往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机会。
1.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尚需调动
来华留学生是文化传播的主体,其对所传播文化的态度,对自身作为传播主体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中华文化传播重要性的认识直接影响中华文化传播活动的进展。目前,来华留学生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主体意识不强,主动性与积极性还有待激发。首先,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感较低,由于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休克”现象、社会支持网络不完善等因素,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有限,难以理解、认可和接纳中华文化,找到与其自身文化的共鸣[13]。其次,来华留学生未意识到自身的文化桥梁作用,留学生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求学,主要精力都集中于专业学习,对于中华文化传播多处于旁观者状态。最后,来华留学生不理解传播中华文化对于其自身发展、国际文化交流与国家间交往的重大意义,没有将自己的内在兴趣、现实需要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价值相契合。
2.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效果碎片化、表面化
目前,来华留学生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效果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由于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政府承担着主要角色,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民间力量没有受到重视[14]。其次,生源地的分布不均衡也导致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覆盖面较小。来华留学生生源地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地区,西欧、北美地区则相对较少。再次,来华留学生的知名度、影响力有限,缺乏话语权,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大规模传播中华文化。最后,通过调查可知,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大多局限于表象,尚未领会中华文化的内涵,无法真正诠释中华文化,制约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深度。
3.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针对性不强、内容不全面
中华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互动式的跨文化交流,要在知己知彼中增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实效。留学生的文化背景、观念、身份等对中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若以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主体,则具备了文化间双向互动的优势。但,目前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是一种单向的、灌输式的传播,没有在深入研究受众对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接受心理的基础上,挖掘出各国文化与中华文化互融互通的部分,找到文化间的共鸣,满足各国民众的独特需求。同时,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容多集中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忽视了当代中华文化的创新成果,因而容易使受众对中国形成刻板印象,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来华留学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扇窗,也是流动的中华文化传播载体。因此,在对来华留学生实施教育时,应通过营造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增进学生间的友好交往;完善留学生的服务管理来促进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且借助留学生主体优势,让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使者,成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传播新路径。
1.推动来华留学生成为中国形象的维护者
通常一个人对第二故乡的感情虽低于第一故乡,但往往也十分深厚。中国作为来华留学生的求学地,可视为其第二故乡,而来华留学生对第二故乡的感情与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又成正比。提高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有利于增进其对中国的感情,使其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维护者。2020年,尼日利亚在华留学生恶意抹黑中国形象,谎称“尼日利亚人在中国遭受了不公正对待”。得知此事后,尼日利亚在华留学生联合会主席乌马尔·阿布卡巴尔在尼日利亚的主流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发表恶意言论的尼日利亚在华留学生进行强烈谴责。阿布卡巴尔在声明中客观描述了疫情期间中国政府的防疫措施,并对中国政府为他们的安全健康所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该声明的发表为尼日利亚人民了解真实的中国提供了客观有力的凭据,同时也维护了疫情期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由此可见,提升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能够发挥留学生的独特优势,帮助中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2.推动来华留学生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在既有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模式中,往往都是从中国自己的叙事视角讲述和传播中华文化,受众度与可信度较有限,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急需其他叙事视角的补充[15]。而随着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主体,更能契合国外民众的诉求,以国外受众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1993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得主潘维廉,由于被中国的经典、科技发明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所吸引,曾于1988年到中国学习汉语。30多年来,潘维廉在逐渐了解中国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潘维廉不仅通过给他的家人朋友写信让他们了解中国,更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出版了《老外看福建》《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等书籍,用自己的视角为世界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由此可见,来华留学生将其所见所闻的中国故事传播给海外民众,能够拓宽海外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消除误解与矛盾,增进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的认同,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讲述者。[16]
3.帮助来华留学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来华留学生还可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积极推动者。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价值理念与内涵的差异,这为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建立有效的互信合作交流体系带来了困难[17]。究其原因,是缺少了一股能够破除彼此之间交流壁垒的有机力量,而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凭借他们的双向互动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中国与各国之间交流的纽带。泰国公主诗琳通曾于1991年到北大留学,研修期间诗琳通的勤勉不怠、睿智好学,给北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使得诗琳通在回国后为中泰文化教育交流倾注了大量心血,她不仅为前来北大留学的泰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也积极推动建立合作平台,促成了北大和泰国多所大学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了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水平。由此可见,来华留学生所讲述的中国更能让海外受众信服和接纳,更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各个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民心相通。
1.营造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
来华留学生既是中华文化的学习者,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营造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缩短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期,有利于其真切地了解中国,感受中国文化,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一方面,高校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以中华文化固有元素、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为切入口,通过独特的宣传展示,营造有特色、有魅力的校园环境,吸引留学生参与到各种校园活动中,一步步走进中华文化。另一方面,高校应尽可能多地开展文化体验活动。可以组织来华留学生参加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传统习俗的体验活动、地域文化的特色活动等,增进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全面、立体的认识。
2.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教学体系
提升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度应该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教学体系。首先,语言的学习必须与文化背景知识有机结合,高校应在培养留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的同时,把中华文化教学作为汉语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促进留学生对汉语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念的理解与适应[18]。其次,构建符合跨文化标准的多元课程体系,加强中国文化概况、跨文化适应、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等课程的建设,使留学生通过此类文化通识课程的学习,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体会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更好地融入中华文化。最后,可以采用实践活动的形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组织来华留学生集体参观与课程知识相关的中国名胜古迹与红色文化基地,共同参与社会志愿服务,在亲身体验各种活动的过程中,感受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与风土人情,从而理解、认可、接纳中华文化,使其在来华留学生群体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完善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
来华留学生在中国高校中仍属于少数群体,社会支持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对此,帮助建立和拓宽留学生群体其自身的社会支持网,提高他们摄取资源的能力,无疑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支持[19]。一方面,中国学生应树立文化平等意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来华留学生,创造机会多与来华留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同时学校社团应发挥作用,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增强留学生群体的“嵌入性”,帮助留学生结识更多的中国朋友,使留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20]。另一方面,高校应建立“专兼职队伍结合、教学班和活动班结合、与我国学生趋同管理和单独集中管理相结合”等全方位、多角度的管理服务模式,促进留学生群体的跨文化适应,推动自我参与自我发展,为来华留学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筑牢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提基础
高校应通过建立健全留学生中华文化教育教学体系,将课程教学与第二课程教学有机衔接,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系统性、高效性与连续性优势,增强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开设跨文化传播课程,尽可能规避来华留学生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排斥其他文化、使用错误方式方法的现象,保障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分国别、分地区、有差异、针对性地开展中华文化传播活动,满足不同受众对于中华文化的需求。一方面,来华留学生应通过受众调研,深入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因地制宜地开展中华文化传播活动,使中华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能“走进来”[21]。另一方面,来华留学生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内容选择上必须是全方位的,不仅要有传统文化,也要有现当代文化,使外界能够全面、准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的面貌,为国家间的交流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2.增强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主动性
一方面,高校应提高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自觉,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加强来华留学生对于自身“文化传播使者”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来华留学生也应将自身的内在兴趣、现实需要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相契合,寻求两者之间的利益共通点,依托留学生身份所带来的双向互动优势,在促进文化相互传播与国际交流合作的同时,实现自身发展需要。
3.制定科学的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方案
国家相关部门应充分开展对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需求调研,听取专家、学者、留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科学、系统、可操作的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实施方案。从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预期目标、具体举措、保障措施和结果评估等方面,为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活动提供科学依据。国家应重视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华文化传播主体的作用,积极整合各高校来华留学生的力量,在政府部门与官方组织的引导下,发挥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优势,形成全方位、高覆盖、深层次的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网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教育国际化已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人才储备等提供重要支撑。因此,在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和提升留学生培养质量的基础上,要探索以留学生为主体的融入式中华文化传播新形式,有效推动留学生更广泛、更全面、更充分地认同和传播中国文化,形成对中华文化传播认知、认同、践行的良性互动,使其文化桥梁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助推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不同文化的共享共荣,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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