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视域下的闽学——以朱熹为中心

林晓青

生态伦理视域下的闽学
——以朱熹为中心

林晓青

（三明学院，福建三明365004）

朱熹在吸收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创建了闽学思想学说，其中包含自然、社会、伦理各个方面因素的理学体系。在以朱熹为中心的闽学思想体系中，有鲜明的生态伦理学的观点。朱熹不仅从“天人一理”的角度提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从“顺时爱物”的视角提出善待自然，以“仁”念爱护自然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可能性，更是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问题上提出了高明的见解。闽学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抑或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朱熹；生态伦理；闽学；人与自然

南宋时期八闽经济、社会、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闽学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洛学南传入闽已近百年，经历了五代人的师承与发扬，终于逐渐发展成熟，朱熹不仅继承与发展了南宋初年福建理学家杨时、罗从彦、李侗等人的理学思想，而且吸取了周敦颐、张载等人的哲学思想，最终成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且顺理成章成为闽学学派的创始人。虽然彼时闽学生根发芽且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然其时所谓闽学仅指朱熹的学说思想亦即朱子学。因朱熹生于闽、学于闽，且闽为其学术活动的重要基地，固有“闽学”之说。真正“闽学”成词且为人所知初始于明清时期，至康熙年间“闽学”一词在学界的运用日渐盛行。自闽学形成以来，许多学者便孜孜不倦地求索其深刻的奥义，对闽学的定义也有了新的认知。高令印、陈其芳教授认为“闽学是指以朱熹为首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理学家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1］在闽学的思想体系中，伦理思想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闽学是紧紧围绕着阐发封建伦理道德而铺陈的。因而，解读闽学的伦理思想，无疑是研究闽学思想体系的重中之重。另外，面对当今全球生态状况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冲突持续加剧，人们醉心于技术产业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忽略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构建。而研究以朱熹为中心的闽学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无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抑或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天人一理

生态伦理学所要研究的是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道德态度以及人类在生态环境实践中的行为规范准则的学说。朱熹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含纳着极其深刻和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他精深透彻地对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做出独到的解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命形态都有着深刻的思考。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吸收先秦儒家生态伦理精神，综合北宋理学思想精髓，反思批判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形成的。

朱熹理学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他以理为宇宙本体，把儒家伦理与宇宙本体统一于天理，这是朱熹天理论哲学的实质与核心。”［2］在理学家的世界中，自然、社会、历史乃至人生，理便是一个理想的乐园，充盈着真善美，世间万物都在阳光之下合乎“天理”，没有黑暗的、虚伪的、丑陋的、应该被摒弃的“人欲”。因此，“理”从程颢、程颐以来，便被认知为宇宙的最高本体、产生万物的本原。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便是以“天人一理”的形式对“天人合一”的论述而展开的。他把二程的“理一元论”作为理论基础，把“理”作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

理作为朱熹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朱熹对理的意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尽管没有专门的论述和阐释，但通过其对理的运用和说明可以归纳出，“所谓理，有这样几种含义：①所以然者；②所当然者；③使之然者；④本然之理；⑤自然之理；⑥生理之理或生生之理（即性理）；⑦道理；⑧理就是善，即‘极好至善的道理’（太极之理）”。［3］朱熹把理放置于自然界的范畴，以理释天。理在朱熹的思想逻辑体系中，是形而上本体，“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4］13朱熹从宇宙起源上出发，认为天应当就是宇宙自然界，自然也就是天。“天固是理，然苍苍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4］3235其实，所谓“天”并不是实体存在，他的表现方式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过程。朱熹所言之“生理”便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理，意指含纳宇宙万物的自然界是个生机勃勃、生趣盎然的有机整体。而人作为自然界的衍生物，体现了天地宇宙的生生之理。而人要实现这样的生生之理则必须与自然界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完善自己的人性，“存天理，灭人欲”，如此，人才能回归自然的本真，归位于自然界本体的存在，实现“天人一理”的理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目标。

“理为朱子哲学之中心思想。理必搭于气而行。然非太极则理气关系无从厘清。”［5］148天的生命创造功能可以说是由理气共同实现的。理气不相离，理气相合以成物，理为物之性，气为物之形。尽管理没有参与到现实的生物过程之中，可是它是气生物之“所以然”的依据。在生态伦理学的视野之下，朱熹的“理”既是一种“生理”，也就是“太极”，在宇宙天地之中，其间万物各有一个太极，即自身所蕴含的规律，除此之外，天地万物还有一个共同存在的理（准则），就是一个太极。太极是一切存在物的共同本质，因而天地万物也理当遵循其为最高的准则。而“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4］3768那么遵照本性而行动，便是要行“至善”这一合乎阴阳五行之理的规定。这样一来，也可以说“太极”是一切价值取向的标准。万物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以人的评判而转移，人对待其他事物理应一视同仁，彼此相互尊重，和谐共荣。

人与自然的关系错综复杂，彼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朱熹不仅在本原的意义上肯定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认知到在现实生存中人类与自然界的背离，却也因为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分离感到不满进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显然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彼此交融而且能够让彼此都得以“生生不息”的相处模式，这既是朱熹也是闽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所要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二、人与自然相互协调：顺时爱物

“朱熹不仅发展了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而且还从理一分殊出发，论证了亲亲、仁民、爱物的道德差等秩序。”［6］255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故人之与人，又为同类而相亲。是恻隐之发，则于民切而物缓；推广仁术，则仁民易而爱物难。”［7］17又言：“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7］303可见，人际道德和生态道德共同构筑了一个全面的道德系统。其中人际道德包含了“亲亲”、“仁民”的思想内涵，而“爱物”则属于生态道德的范畴。由“亲亲”而“仁民”然后能“爱物”，由易及难。以生态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朱熹仁爱万物的生态道德思想是以“仁”为出发点的。通过对“仁”的阐释，把目光从人类自身慢慢转移到世间万物，从而将“亲亲”、“仁民”的人际道德推及至“爱物”的生态道德。

“仁”被视为人的最高德行。朱熹称之为“心之全德”。“生生之理”激发“仁”的产生，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通过“仁”与“生”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恰如其分。人所具有主体性与世间万物存在的价值往往通过“仁”得以体现。人类生命的意义和源头都来自自然界，因而人并没有比自然更高一等，只是天地间生命创造的执行者，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才能正视自己的存在和责任对自然平等视之，以顺时爱物的“仁”念来善待自然，以此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真正贯彻“爱物”的生态伦理原则。

那么“爱物”该如何体现呢？“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4］485草木禽兽和人类一样有自己的个性，我们应予以尊重，待物若待人，视之平等，像关心人类自己一样去关爱自然：“以事亲之道以事天地”。人类对自然应当心存恻隐，不仅尊重自然生长的生态规律，做到“取之有时”而且要索取有度做到“用之有节”。不能够为了满足人类的私欲而对自然资源恣意掠夺，要做到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倾心保护生态环境，实践千百年来“节用爱物”的生态保护思想，以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夙愿。

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恶化，从原始蒙昧时期的仰望崇拜到宗教教化下的敬畏顺从直至现代工业文明笼罩下的冲突对立，“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滋生，给人类身心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其实，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这个整体中特殊的一部分，因为“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4］753。作为天地万物中最聪慧的人类应当在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主动承担起保护自然抵抗生态危机的责任。如朱熹所强调的那样，人类需顺时爱物，将自然视为朋友，把天赋的仁爱之心由人际道德向生态伦理延伸，重新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人居社会。

三、解决人与自然问题的办法：执两用中

朱熹不仅从“天人一理”的角度提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从“顺时爱物”的视角提出善待自然，以“仁”念爱护自然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可能性，更是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问题上提出了的高明而可行的见解。这种方法便是“执两用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致中和”。用这种态度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问题，兼具考虑了人类自身和自然万物的利益与价值，并且追求二者权益之间的平衡，达到利益最大化，各得其利，实现万物多样性的统一。

儒家经典《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致中和”是针对人的性情而言，要求将人的性情中喜怒哀乐未发的“中”及发皆中节的“和”推倒极致，并以此体会人的先天本性和与之有共同性的天地万物之理。而“中和”就是要求人们适度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欲望，行为合乎礼节，不失偏颇。“中”是自然界生长的一种常规状态，当人们的行为方式符合“中”的常态，才不会违背人伦天理，与自然取得平衡并促进其生长，互取其利。关于这点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有更深入的阐释：“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赞天地之化育”，方能实现“天地位”、“万物育”这是具有超前意识极具参考价值的生态伦理观，因为它不仅承认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价值，也意识到了自然界的价值，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相处之时，应该在人的需求与自然的产出与供给能力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以促进人和自然的融洽相处。同时，人也能利用自己的智慧来帮助天地化育万物，共同投入到“生生不息的”生长历程中去。在这种共生共融的过程之中，如果推广“中和”之道，天地便能各安其所，万物则能各遂其道。

“执两用中”是儒家传统的思维方式，强调的适度原则，认为凡事有度，“过”与“不及”都违背事物的标准，会损害事物的稳定性。物极必反，人与自然的相处也使用适中的原则。可以说，“和”是“执两用中”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辩证思想，人与自然若能达到“和”的状态，那么人与自然存在的问题就有消解的可能。“和”则表示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自然和社会中存在的差异、分歧以及矛盾，它倡导的是万物各尽其性，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从而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

朱熹说：“若不能‘致中和’，则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万物安得而育！”［4］2401可见，唯有实现“致中和”，把握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辅助自然孕育之能，推动自然和谐，以达到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相生相携，各安其位的平衡局面。可以说，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人类。只有人类意识到自然的宝贵，由心而发地去保护自然，做到“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运用“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原则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可能的矛盾，达到人与自然利益均衡的目的。朱熹生态伦理思想中这种在人类追求利益的同时也顾虑自然生态的利益和价值是符合天地之道的行为，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一个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四、朱熹门人对生态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闽学的发扬光大与朱子门人的全力推动密不可分：“朱学之能支配中、日、韩思想数百年者，其中原因必多。而朱子门人，是其主因之一也。”［8］1朱子门人遍布全国各地，“朱子门徒之分配，计福建一百六十四人，浙江八十人，江西七十九人，湖南安徽个十五人，江苏四川各七人，湖北五人，广东四人，河南山西各一人。此为里居可知者共三百七十八人。”［8］9而在这众多门人之中成就卓著的有如黄榦、陈淳、真德秀、魏了翁、蔡元定、蔡沈等。

黄榦被认为朱熹道统继承人，他自幼聪颖，志趣广远，少时师从朱熹，深受器重。《宋史？黄榦传》言：“病革以深衣所著书授榦。手书与诀余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9］可见朱熹对黄榦寄予深切的厚望。黄榦尤其关注其师的“太极”的观点。他提出“天地之初，太极是也”［10］104，这与朱熹所言：“无极而太极”有所不同。黄榦表明“太极”并非先于天地而存在，这种言说淡化了朱熹本体论中宇宙生成论的色彩。因而可以说黄榦的生态伦理思想除了对朱熹观点的详细阐述，同时也阐发些许新意。可以说他是传播和推广闽学的第一人，使闽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5］295最为笃实的陈淳很好地传承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被认为是了解朱熹最深的人，有“善释其师之旨”的声誉，他继承了朱熹关于宇宙本原的相关思想学说。有人说他“坚守师传，不失尺寸”，但其实，陈淳不仅不忘师承而且善于研究发现，他提出的“心之德乃专言而其体也。爱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5］299与其师之见有细微之差别。以此可见，陈淳对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深只有尊重与推崇而是同时有自己独立的创见。

作为南宋后期的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和魏了翁不仅扩大了朱熹理气学说的影响，而且促进了朱熹的理学思想成为正统地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独领风骚数百年。朱子门人众多，其学术成就各有千秋，不一一赘述。总的来说，“学子一人，未必能传其全面。故蔡元定专吕律象数，陈淳专字义，黄榦则重道统与居敬穷理。朱子之学，独手难继。故非全体之力不可。没论守成与乏特出英俊，乃全体运动之现象。”［8］18朱子门人对朱熹的思想学说以继承为主，创新为辅，但难得的是能够合众之力对将朱子学说不断发扬光大，影响力持续扩散，名扬海外。而闽学队伍也随之壮大，在历史上独占一席之地无可取代。

以朱熹为中心的闽学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朱熹本人穷其一生都在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探索天地之理，其生态伦理思想体现了对宇宙、生命和天人关系的深度思考，帮助人们正确地认知和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提升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念。尽管朱熹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不同，其生态伦理思想因着时代和自身阶级等方面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致其学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提出的诸多主张和重要理论不仅对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民族统一、社会关系调整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文化构建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启迪意义。

［1］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2.

［2］姚进生.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对构建当代生态文明的启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76—80.

［3］蒙培元.朱熹哲学生态观（上）［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15—22.

［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陈荣捷.朱子新探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黎昕.朱熹与闽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255.

［7］朱熹.孟子集注（卷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8］陈荣捷.朱子门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脱脱.宋史（黄榦传）［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77：12778.

［10］黄榦.黄勉斋先生文集（卷五）［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04.

（责任编辑：张 锐）

［Abstract］Zhuxihas taken predecessor’s achievements for reference and established M in school theory.It includes all kinds of Neo-Confucianistelements such as nature，society，ethics and so on.There are vivid viewpoints of ecologicalethics in the M in school ideologicalsystem which focused on Zhuxi.Zhuxihas notonly proposed how to live harmoniously w ith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thingsare interlinked”butalso advised how to treat the naturewe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ecologicalmoralsentimentand“Benevolence”in order to protectnatureand seek thepossibilitiesofsustainabledevelopment.Evenmore，hehasclarified personalopinion about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betweenmankind and nature.He has grasp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oroughly in the lif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M in school’s ecologicalethics thoughts are practicallymeaningful in constructing an ecologically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Zhuxi；ecologicalethics；M in school；Human beingsand nature

Exploration of ThoughtsofM in School in the View of Ecological Ethics——Focusing on Zhuxi

LIN Xiao-qing
（Foreign LanguagesCollege，Sanm ing College，Sanm ing，Fujian 365004）

B244.7

A

1008—7427（2016）02—0052—04

2016—01—04

福建省三明市社科规划项目“生态伦理视域下的闽学——以朱熹为中心”（Y1516）。

林晓青（1981—），女，福建三明人，三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