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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生》:关于两种癫狂

时间:2024-08-31

高 玥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杀生》是管虎2012年的一部作品,导演花大功夫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自由的狂人形象——牛结实。他不顾礼法,不惧乡民们的追打,为了自己的快活,敢于做被族规束缚的乡民们不敢做的任何事,因而招致乡民们的仇恨,群起共谋逼死了他。影片叙事围绕牛结实的癫狂与乡民们的伦理文明的对峙与因果互生而展开,通过对牛结实癫狂本质的解构而批判了文明中诞生的另一种癫狂,即由对伦理理性的迷信而导致的,对人性本质的疯狂压制和禁锢。影片的探讨与福柯对文明史考察的相关理论相映成趣,本文试结合福柯的理论对《杀生》的主题做出新的阐释。

一、酒神式的“感性癫狂”

《杀生》花了很大部分影片时间来塑造牛结实的癫狂形象。先是从对乡民们回忆中,牛结实癫狂行为的表现开始建构,而后又通过外来医生的调查对这一形象进行解构还原。在这种欲扬先抑的前后对比呈现中,牛结实癫狂背后的天真烂漫、单纯自由的本质得到了更加鲜明、合情合理的展现。

在乡民们眼中,牛结实害死老人、挖人坟墓、霸占寡妇,简直是一个祸害长寿镇百姓的地痞流氓。因此乡民们要杀他似乎是为民除害,天经地义。然后导演却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所有人都认同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真实可能早已被群体权威所赋予的权力压制并淹没了。通过外来医生的调查,我们看到了牛结实以及他所代表的管虎和已逝的“第六代”曾经对于自由和人性的执着坚持和探索。族长想让已是奄奄一息的老祖活得更久一点,以打破长寿镇的长寿纪录,因此不给老人喝他想喝的酒喝,而给他输血来强行维持生命,让老人痛苦地煎熬生命。能够活到最长寿,在长寿镇是件光耀门楣的事,并且也能为长寿镇在外面的世界增添光荣。这就是族长带领长寿镇乡民们一起建立的“长寿伦理”。他们肩负着长寿镇荣耀的责任,认真地虐待着老祖的生命,没有人对这一行为提出任何异议,唯有牛结实。牛结实偷偷给老祖酒喝,让老祖获得了临终前的快感,安乐而死。“长寿伦理”被牛结实一句实在的调侃轻松打破:“乌龟倒是活得久,缩在一个龟壳子里头有啥意思嘛?”牛结实的话是一种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而发出的真诚感叹,面对死亡,人应该顺其自然,最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开开心心。《杀生》中,率性而自由的牛结实出于本我欲求的自在生活,在乡民们眼中变成一种癫狂的捣乱。在福柯的梳理中,这是属于理性文明之前的一种“感性癫狂”。福柯说:“这样一种癫狂确实具有吸引力,但它并不蛊惑人,它统治着世上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事情。正是癫狂、愚蠢使人变得好动而欢乐,正如它曾使“保护神、美神、酒神、森林之神和文雅的花园护神去寻欢作乐一样,它的一切都显露在外表,毫无高深莫测之处。”比起族长和乡民们维护长寿伦理的神秘,牛结实的显得太过直白,他的内在赤裸裸地表现在外,让人一看到底,因而比起族长,他不能蛊惑乡民们;比起想乡民们的表里不一,他显得太过通透。他总是生活地轻松愉快,甚至有些轻浮,而人也只有进入这种感性的癫狂时才能偶尔感受人性的真实、自由与美好。牛结实用一罐催情药把在伦理秩序的压抑下,乡民们用虚伪的外表小心裹藏着的欲望彻底释放了出来。这一段导游没有用直白的画面表现,而是采用了暗示、写意的方式,一群年轻人,衣着半裸而天然,欲望被释放后,看到天空撒下的柔媚阳光,空气中满是飞舞的气泡,画面表现得非常唯美。这是导演对这种“感性癫狂”的所极致张扬和赞美,这种天真烂漫的、酒神狂欢式的“感性癫狂”,好不造作且毫不保留,坦然率真地展示人的本真。

二、不癫狂的“理性癫狂”

对于感性的癫狂,福柯说:“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这里引出了第二种形式的癫狂。《杀生》中以族长为代表的乡民们把牛结实看作狂人无赖,而把自己与之完全对立起来,似乎自己永远也不会犯像他那样的事。牛结实的感性癫狂使得他们打起维护长寿镇大统秩序的幌子,怀抱各自的私心目的聚集在一起,谋划共同杀害牛结实——一个在现代法制管理之下并无罪过致死的无辜者。福柯指出,“这另一种形式的癫狂就是把理性与癫狂断然分开,从此二者毫不相关,毫无交流,似乎对方已经死亡。这是对复杂人性中的一部分的非正常的压抑,这样亦会导致癫狂,这种癫狂让人们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癫狂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互相承认。《杀生》中乡民们看似正常的继续与牛结实来往,主动关心他,请他参加婚礼,他们所做的这些都不能直接谋害牛结实的生命,而实际这确实置牛结实于死地的一种最冷酷的语言,他们想通过杀死他的方式来逼他承认他们所维护的伦理秩序。这种狭隘,冷酷,随意蔑视他人生命的行为,用福柯在《癫狂与文明》序言中引帕斯卡的话说就是:“人类必然会癫狂到这种地步,即不癫狂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癫狂”。最后逼迫牛结实以自己的死来屈服于他们,请求他们留下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对这种不癫狂的“理性癫狂”的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

福柯认为,“这另一种癫狂中,理性与非理性在这种交流中分开,现代人用理性的医生对癫狂者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来认识癫狂者,癫狂者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这为牛结实于乡民们的冲突对峙找到了合理的解释。牛结实拿着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东西给人家当结婚礼物,在他看来“那么好的东西,是让活人活得更安逸些好嘛,还是陪死人睡觉好吗?守着个金山当叫花子……”。而乡民们却认为他侮辱了他们的祖先,非但不领情,反而对他产生了更大的憎恶。结实把无辜陪葬的马寡妇救起,却让全族人感到了羞辱。作为以族长为代表的乡民主体,代表着受过宗法礼制和信仰深刻熏陶,理性和文明的人,他们对牛结实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们用自己的理性文明强加给牛结实,认为他是癫狂者,从而构成了理性时代的另一种癫狂。这种不癫狂的“理性癫狂”恰是对“第六代”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另一种写照。在管虎看来,“理性癫狂”的时代更需要感性的拯救,牛结实所代表的希望被驱逐毁灭后,乡民们所面临的也只能是轰然毁灭。

三、总结

《杀生》向我们展示,癫狂并非与理性对峙。在福柯的研究中,癫狂不是一种生理现象,而是和理性一样,诞生于文明之中的社会现象。癫狂是一种极端现象,而理性则是中庸的象征。在文明发展的消长过程中,极度被压抑或极度被推崇都会造成癫狂的现象,极度被压抑的癫狂往往赤裸裸地暴露在外,而极度被推崇的癫狂往往被众人的拥护隐藏起来,从而造成文明的不平衡。理性虽则是一种避免癫狂的方式,然而如福柯所论,那些理性和文明并不是万能的,对于理性的迷信会造成人的非理性,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东洋留学回来的牛医生最终成为了乡民们维护他们宗法伦理的工具,通过牛医生,牛结实最终被逼死,让影片故事中对于“理性癫狂”的批判更深一度。自由天真的“感性癫狂”具有破坏性,也同时代表了文明的活力,一块铁板的文明如一潭死水,牛结实的儿子在明媚的阳光中走出长寿镇,预示了管虎心中的美好未来。

[1]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法]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杨远婴,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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