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源于理论自觉

吴志鹏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 阳泉 045200）

最近，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当代中国之所以提出“文化自信”这一命题，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使我们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然而历史证明国人的这种文化自卑心态似乎是杞人之忧。该学者通过如下论据来论证这一观点，他说两汉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不仅没有毁灭中国文化，反而彻底融入了中国文化，这一历史事实足以证明19世纪入侵的欧美基督教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自卑、心理阴影似乎有些小题大做，同样面对当代入侵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我们只需耐心地、充满信心地等待中国文化去转化、吸收。”

针对这种观点，本人提出两点商榷。第一，就后面的论证过程及其结论而言，恐怕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只需耐心地、充满信心地等待”，只能说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做出的美妙幻想。第二，“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卑”这一观点及其内在逻辑在社会上有较大市场，譬如，很多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这一理念就是因为我们社会不和谐了，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因为我们发展不科学了。果真如此吗？

一、对话与学习造就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

中国文化的发展曾多次碰到外族文化的强力冲击，但我们最终还是通过“以夏变夷”的方式，化解了危机，但“以夏变夷”不是盲目的排外，而是一个学习融合的过程。

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华彩乐章，也成就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黄金时代——凝聚人心的价值体系、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这一时期强调的“夏夷之辨”、“以夏变夷”，就是以文化作为区分夏夷的最高标准，这足以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霸气。须注意的是，我们在主张“夏夷之辨”时，并不排斥异族，正如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但此时的文化主流是诸子百家内部的争锋，而不是“夏夷之辨”，是诸子内部争辩中的融合、完善，而不是单纯的拒斥。譬如，作为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的荀子将老庄讲的天道自然观念注入了孔孟的人性观念之中，发展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自强意识，以此发展了儒家的人性观。如果没有诸子百家之间的碰撞、对话和交流，那么中国文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传统。

自两汉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起，人们惊叹于其教义的博大深邃，因而心悦诚服地虚心学习。为什么此时没有拒斥佛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佛教不是通过军队、传教士强势入侵中国的，因此人们也就不会产生危机意识，更谈不上盲目排外。对佛经的格义、释义，就是两种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对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道家思想进行综合的努力，禅宗的兴起便是这种对话的结晶。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宗教、哲学、艺术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而佛教的消极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为反对佛教，唐朝韩愈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他的学生李翱也用《中庸》思想来对抗佛教。到宋代，经过大儒朱熹的努力，《大学》、《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又进一步得到提升重视，至此儒家文化的中心地位才重新确立起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说：印度佛教是宋明儒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如果没有了印度佛经及其中国化，就不可能有宋明儒学。正如冯友兰所言：“宋代经过更新的儒学有三个思想来源。第一个思想来源当然是儒家本身的思想。第二个来源是佛家思想、连同经由禅宗的中介而来的道家思想。”[2]（P232）实际上，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文化也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原因在于他采取了渐进合理的方式。他熟谙儒家经典，尊重儒家文化传统，并以儒家思想来解说天主教教义。这样，儒学和基督教文化实现了勾连与良性互动。

以上历史实表明了中华文化危机的化解决不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不是“只需耐心地、充满信心地等待”的自在结果，而是无数仁人志士尽其才、奋其志的自觉自为的辉煌成就。实际上，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包括了本民族创造活动的成果，而且也应包括文化活动的方式以及创造活动的历史过程。

这两次文化的冲击力尽管不小，但它们不是以霸权的方式进入的，因为当时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才是真正的强者。而近代中国国力孱弱，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西方文化不以一种强硬的霸权方式进入的话，中国或许有可能像先前遭遇到的文化冲击那样，通过缓慢渐进的发展，实现自我更新、自我重建。但在现阶段，西方文化的强势霸权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它扮演着一个领头者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扮演的如何，那就得另当别论了。面对外族的霸权文化，两种心态我们要不得，一是“只需耐心地、充满信心地等待”的自负心态要不得，二是“用自己糟粕的糟粕同别人精华的精华相比”的自卑心态要不得。

二、价值迷茫促使自我反思

中国的改革开放瓦解了先前仅仅依赖精神武器征服世界的幻想，物欲的合法性得到了承认，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头脑变得狂热和躁动，人们来不及重建和调整已经破碎的价值观念体系，一方面，赚钱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品。这种本位价值，必然引发一定程度上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迷茫与冲突。当代中国出现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问题便是这种本位价值的直接表现。但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文化道德问题绝不是“中国特色的”。

回顾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及西方文化哲学理论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也曾较为普遍地经历过文化道德失落期。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激化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了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义原则的严重局限性，我国著名学者孙正聿教授曾将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概括为：“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在道德和价值观上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本位”转向“超越个体本位”，人们普遍开始关注我与他人、我与社会、我与自我、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P119）“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60）胡塞尔、梅洛庞蒂都要求以主体间性来代替形而上学的个体主体性，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结构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即认为此在不能孤立地、单独地存在，而是与世界（事物和他人）同时出现，同时存在的，即使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杜威也明确反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4]

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的康德和黑格尔就对社会问题做出过自己的反思。康德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让他深深敬畏，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认为人不仅有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自然人性”，而且又有超越自然要求而追求道德完善的“道德人性”，前者是个体存在的本性，后者是超越个体存在的界限而跃迁为类存在的本性。他将道德律表述为：“你应当如此行动，要使你行动的准则同时也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虽然他的道德思想带有浓重的形式主义，但是他给人们展示出了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以总体的姿态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后世思想家的普遍非议，但是马克思曾经评论道，“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个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5]（P111）简而言之，黑格尔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生存状况，即市场经济中的“人的独立性”只能“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马克思不满足于对现实进行事实性描述，他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要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我们回顾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及其思想发展史，不是要以此作为回避现实的借口，而是要通过纵横对比促使自我反思，以此获得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重塑，尽早终结这一灵魂分裂期，找回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与价值规范。

三、理论自觉成就自我超越

面对挫折与困境，有些人消极悲观、颓废堕落、自暴自弃，有些人迎接挑战、磨砺意志、在逆境中奋起。自信者之所以能成为自信者是因为他勇于面向历史与现实进行自我反思，在概括和总结中获得理论自觉。然而真正科学的理论不仅仅是对实践的概括总结，更为重要的是能用它所把握到的普遍性、规律性和本质性去批判矫正、规范引导实践，从而超越现实。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也是如此。

“文化自信”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出于一种危机意识，更为精确地讲，是这种危机意识的升华——理论自觉，因为危机意识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危机意识有可能导致自卑，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危机意识决不等于自卑，后者决不会提出“文化自信”这一命题。面对文化西方文化霸权的嚣张气焰，自卑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从整体上来说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必然从整体上予以全盘否定，这种文化虚无主义论调，决不会奢谈文化自信与文化建设，对他们来说直接全盘西化就可以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危机的确使一些人失去自信，“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鲁迅语）。

所谓文化理论的自觉就是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及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足以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强大的经济力量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但是我们也逐渐清醒地看到了由于缺失文化教养而导致的“挨骂”问题不绝于耳。除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需要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才能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亲和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不能背离时代发展的要求，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道德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道德传统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这种自尊与自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坚信不疑、身体力行，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二是文化也需要随着客观实际的改变而与时俱进，剔除那些带有时代局限性的成分，不断吸收新的血液，焕发新的青春，这种面向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本身就是自信的一种表现。

理论自觉根植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概括总结，但是它能够超越历史，去规范、批判和引导现实。有了理论自觉，才能科学地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普遍性、规律性和本质性，才能深入传统文化道德中去汲取养分，才能从先前的自卑走向现代的自信，才会真正体认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个人道德心性的开发和完善对当今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另外，某些外部因素也使人们意识到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譬如，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国际全球伦理大会上，儒家讲的“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认定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正是以上种种因素的结合，我们才能提出“文化自信”这样的命题，但这种自信绝不是妄自尊大，要恢复所谓的原生态的原教旨主义，而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博采众长。

自卑者面对挑战只会缴械投降、俯首称臣，而自信者才会在危机中不懈奋斗、勇于担当。同样，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等理念的提出也都根源于理论自觉，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自觉，即使社会存在各种问题，很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听之任之、任其蔓延，或者“虚心接受”，死不悔改。

[1]论语·季氏[Z].

[2]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刘放桐. 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与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更——对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义的超越[J]. 天津社会科学，1998，（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