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吴庆宏
(江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一直以创作长篇小说 《玛丽·巴顿》、《克兰福德镇》、《南方北方》、《露丝》、《西尔维娅的情人》和《妻子和女儿》等著称,正如英国学者SHIRLEY FOSTER指出的那样,“令人奇怪的是,她创作的短篇小说至今鲜为人知,或许是因为现代读者一直很难接触到她的许多短篇小说。”[1]她185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异父兄弟》就以平铺直叙的方式,简单明了的语言,揭示了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家庭伦理主题,反映了作者基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宗教信仰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形成的伦理观。
傅修延在《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一书中指出:“叙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行为或本领”[2]。人类世世代代通过建构、叙说、倾听故事,来传承生存智慧与人生感悟。讲故事的人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传达某种伦理意图,听故事的人则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某种伦理的导向。于是,叙事便与伦理相伴相生,相辅相成。
事实上,文学与伦理学都是人学,二者都以人为中心,所不同的是:文学不会以哲学方式,通过一堆概念来传达意义、表明态度、反思生活,它主要通过叙述虚构故事的情节变化、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心理体验等,来传达伦理诉求与伦理意味,因而具有独特的感染力与教化作用。英国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亚当·查克里·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曾写过《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一书,认为叙事伦理这一术语中的两个元素“叙事”和“伦理”并不是简单的相加,偶然的结合,而是有其内在性和必要性。他从两个方面分析叙事伦理:一方面某种道德立场作用于叙事话语,另一方面伦理话语依赖于叙事结构的方式。美国学者 W.C.布斯在《我们相伴:虚构的伦理》(The Company We Keep:Ethics of Ficition)一书中写到,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所有遭遇都是具有伦理性的,他们之间保持了一种关系,即虚构的伦理关系。
中国学者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中也指出:“叙事伦理学不是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是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感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造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3]他认为:“听故事和讲故事都是伦理的事情。如果你曾为某个叙事着迷,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乃至实践的行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3]
当下,不少批评家把叙事和伦理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叙事伦理批评,即通过虚构的话语,探究背后和其中深隐的人物身体性灵与个体伦理经纬,以及作者、读者和人物之间的伦理遭遇。
《异父兄弟》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讲述了“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乡村家庭中爱与救赎的故事:“我”母亲在我出生不久后便去世,“我”在父亲和家人的百般宠爱和细心呵护下长大,而我的异父哥哥格里戈里却到处遭人白眼,我父亲尤其讨厌他。谁都没有想到,当我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夜迷失在山林中时,最后是格里戈里用他的生命拯救了我,以致我父亲内心充满愧疚与忏悔。
小说隐隐展现了夫妻之爱。“我”从芬妮姨妈口中得知,“我”的母亲海伦17岁嫁给一位青年佃农。三年后,他因病撒手人寰,撇下了母亲、一个刚刚蹒跚走路的女儿和遗腹子格里戈里,无依无靠。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在母亲临盆前,她心爱的女儿突然死于猩红热。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母亲悲痛欲绝,而她却没有一滴眼泪。待到格里戈里出世,她的眼泪瞬间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她潜藏的痛苦终于宣泄出来。因为一看到新生的婴儿,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逝去的丈夫。孩子是她和丈夫爱的结晶,他对孩子的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丈夫爱的延伸。只是这种爱越是强烈,她的生活也越是悲情。为了让孩子的生活好一些,她接受了比她年长许多的乡绅威廉的求婚。威廉承诺会好好照顾格里戈里,让他衣食无忧。芬妮姨妈以为母亲海伦已经忘记了前夫,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威廉很快发现:尽管海伦竭尽所能地取悦自己,但是她并不爱他。她一看到格里戈里,眼神中就闪耀出光芒,而同自己讲话之时,尽管言辞温柔,却透着一丝冷淡,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深爱海伦的威廉便因爱生恨,开始仇视格里戈里。一天,他当着海伦的面咒骂格里戈里,指责海伦,导致海伦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早产生下了“我”。这个心碎的女人很快在绝望与虚弱中死去。
小说明显展现了父母之爱。对“我”的母亲海伦来说,遗腹子格里戈里是他失去丈夫和女儿后,生活中的一线阳光。她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格里戈里身上,不管家里如何缺衣少食,格里戈里总能得到新鲜的肉吃。她会抱着年幼的格里戈里悄悄向他诉说自己的心思,尽管他什么也听不懂。本性沉静温柔的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顾威廉的愤怒而与之争辩;同样,威廉对“我”这个儿子也充满爱意,“我”怀疑他从来没有像爱“我”一样爱过其他人。他要让“我”继承他的土地,常带“我”到附近的镇子上,因为“我”令他感到幸福和骄傲。当“我”雪夜未归时,他焦躁不安。当“我”终于从死神手中逃脱时,他却一下白了头。相比之下,他对继子格里戈里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他讨厌格里戈里,把妻子的死和儿子的早产都归罪于格里戈里而非自己的过错,经常对他大发雷霆。尽管他按照婚前的承诺,把格里戈里送到了学校读书,让他衣食无忧,却并不真正关心他,始终保持了对他的疏离感,甚至连格里戈里身边的牧羊犬他也不喜欢,经常对它踢上一脚。直到最后发现儿子被格里戈里所救,他才忏悔道:“我本该把一半的土地给他,本该将他当成我自己的儿子。上帝啊,我该跪在他的面前,求他原谅我的铁石心肠。”[4]
小说最感人的是手足之爱。除了芬妮姨妈对妹妹海伦及其孩子的疼爱和照顾,最重要的是异父兄弟之间的至爱亲情。“我”母亲在临终前,把格里戈里的手和“我”的手放在一起,露出灿烂的微笑,希望我们永远相亲相爱。“我”和比自己大三岁的格里戈里一起长大,尽管别人会嘲弄和欺辱笨拙的格里戈里,“我”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刻意地讽刺挖苦格里戈里。格里戈里沉静而内敛,从不计较别人对他的不好。当“我”雪夜失踪后,他默默地外出寻找。“我”精疲力竭,躺倒在雪地里,握着他的手。他说:“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躺在妈妈身边,她把你的小手放到我手里?”[4]他脱下衣服,裹住“我”,紧紧依偎着“我”,给了“我”生的希望,自己却冻死了。格里戈里脸上冻僵了的笑容与母亲海伦最后的笑容相呼应——他践行了自己母亲无声的遗愿:与弟弟相亲相爱,同时宽宥了所有的伤害和不公。
潜藏在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者背后的作者,或者说故事的真正叙事者,常常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做出某种道德的评判。例如,对威廉吃继子的醋作者评论道:“他要她爱他多一点,这倒也无可厚非;可是,他要她爱自己的儿子少一点,这就大错特错了。”[4]在格里戈里为救弟弟身亡后,叙事者写道:“我们再也不提格里戈里。我们不能提到他,但他却不可思议地存在我们心里。”[4]另外,作者通过鲜明的对比手法,给读者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对比之一:“我”与格里戈里的差别。“我”聪明灵巧,招人喜爱,深得父亲、姨妈和老师宠爱;格里戈里傻里傻气,整天遭到父亲、老师和邻居的嘲笑,除了教他牧羊的师傅外,似乎没人赞扬过他。对比之二:格里戈里救助弟弟时的表现与他平时的表现判若两人。一向腼腆、胆小、笨拙的格里戈里,勇敢地带着牧羊犬在暴风雪中搜救弟弟,弟弟走不动了,他就把弟弟的手绢栓在小狗身上,让它回去报信,并用自己身上的衣服裹住躺倒的弟弟,从容而镇定。对比之三:父亲对格里戈里的牧羊犬莱西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暴风雪来临前,“可伶的莱西,蜷缩在父亲的椅子下面,生怕被他踢或打”[4];暴风雪过后,“莱西在家中跑来跑去,再也没有听到一声责骂;我父亲想去抚摸它,它会很快跑开;他只好叹口气,默不出声地发会呆,觉得可伶的小畜生好像还没原谅他。”[4]盖斯凯尔夫人就凭借她高超的叙述手法,推动了读者与文本和作者之间的伦理思考和伦理交流。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是一个生长于爱的环境中的幸运者。虽然母亲在她1岁时就过世了,姨妈汉娜却把她领回老家抚养,对她视如己出。外祖父、舅舅、姨妈、表兄妹们都对她关爱备至,周围的邻居也非常友善。汉娜姨妈教导她,不仅要关爱家人,还要关爱全社会的人。尽管父亲不在她身边,后妈对她并不欢迎,异母弟妹幼小不懂事,她还是能感受到父亲和哥哥对她的爱,他们总是经常写信给她,鼓励她读书写作。因为父母和亲戚都是唯一神教信徒,他们都非常开明,认为“人性本善”,崇尚民主、平等、宽容,相信教育对人,无论男女,都很重要。盖斯凯尔夫人从小就跟着大人一起定期到教堂去做礼拜,自然接受了唯一神教的思想熏陶,乃至长大后将理性、包容和仁爱这些精神融入作品之中。1832年,伊丽莎白嫁给了曼切斯特城的一位唯一神教牧师威廉·盖斯凯尔,并随丈夫一起移居新兴的工业之城曼切斯特。为了报答姨妈的养育之恩,她经常邀请姨妈去她家小住,对姨妈非常孝顺。她自己生育了四个女孩,在她的教导下,孩子们都非常有爱心。
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盖斯凯尔爱父母、爱丈夫、孩子和所有的亲人,爱家的温馨。而作为女作家,她则把社会看作一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兄弟姊妹,手足情深。她特别强调艺术家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她要发挥小说的教化功能,通过小说创作来影响读者的人生态度、生活观念和道德评判,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
[1]Matus, Jill L.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lizabeth Gaskell. [C].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傅修延. 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3]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Gaskell, Elizabelth.The Half Brothers. web edition published byeBooks@Adelaide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Library. http://ebooks.adelaide.edu.au/g/gaskell/elizabeth/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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