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与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和影响

徐 静

（日照广播电视大学，山东 日照 276826）

进化论与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和影响

徐 静

（日照广播电视大学，山东 日照 276826）

进化论原本只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个理论，后来被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演变成为社会进化论；社会进化论原本产生在西方，却在传播到中国后，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变迁产生强大的影响。

社会进化论；自由主义；思潮

进化论是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学说。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近代文化名人都不同程度接受进化论思想。而且，在近代维新、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进化论做为各次运动的理论武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民族意识是固有的，而自由意识则是缺乏的，但随着进化论的传播，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得以萌动。事实上，集结于斯宾塞本人身上的社会进化论与古典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很难调和的。原因在于：社会进化论在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时，是从“生存竞争”这一观念出发的，而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在强调个体至上的原则时，却不基于生存竞争原理，而基于一种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理。从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必然得出“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这一社会伦理学原则。在本源上，这条伦理学原则是与生存竞争原理相反的。因为按照生物学的生存竞争原理，生物，包括人类，如果要生存的话，必然要与其他物种、人种、人群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完全按照“弱肉强食”的原则行事，谈不上有任何道德，更不会考虑严格划定人我界限的自由主义伦理学原理。而且，将生存竞争的原则推广，它必然是不限于种与种争、群与群争，而且是包括种群之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的。严复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是基于这么一种信念：根据社会进化论的观点，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战胜中国，是由于西方在民力、民智、民德方面均较中国为优，而西方社会又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社会伦理原则基础上的，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因此，从生存竞争的需要出发，中国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去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说，严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介绍是经过进化论这一重要思想环节的，而不是得自17世纪的洛克和19世纪的穆勒。并且严复认为洛克等人关于“天赋人权”的提法与进化论思想相抵牾。他援引赫胥黎的说法驳斥天赋人权观念。随后严复用进化论开始阐释自由主义，认为“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由自主之事愈众，”认为西方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不断摆脱束缚而趋向自由，而只有让个体在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才能演进到理想社会，因此自由也是人类进化的动力。这样严复就用进化论凸现了个体自由的价值。严复把言论自由作为实现个体自由的重要表现，指出“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严复认为，生物以优胜劣败的竞争来实现进化的普遍公理同样适合于思想学说言论的发展，要让思想学说展开竞争，就必须言论自由，西方思想学说真是得益于此，而中国“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由此造成了中国思想观念的落后。

进化论对破除思想观念起了清道夫的作用。进化论完全否认了偶像的神圣性，根据进化论的思想，宗教、君主、国会乃至科学本身不是“神圣不可侵的”，因为“人类为进化的生物，一切事实皆应于人生进化之过程以为评价”，“无所谓绝对”，“有非之时，有非之处，即为可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急进民主派以进化论为武器，对一切事物都持“评判的态度”，指出“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从而高扬了科学理性，彻底扫荡了一切封建迷信，猛烈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纲常礼教，唤醒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主人格。特别是胡适，他宣称新文化新思潮只是一个文化价值的重新定向，即对于“习俗相传的制度风俗”、“当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和“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问一问那些东西在今日还对不对，还有无存在的价值，问一问众所公认公行者，自己是否应该附从。基于这样的认识，五四新人物力倡个体意识的觉醒。陈独秀最先明确标举“以个人为本位”。他在《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家族本位扼杀了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东方民族“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并指出：“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伦彝，又焉能例外？”“其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并指出，“孔子之道”宣扬的是“奴隶的道德”，是“束缚人性的利器”。由此，陈独秀号召人们树立科学的价值观，独立思考。胡适也大声召唤：“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此外，李大钊也号召青年高扬人的主体性，把“求达于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由此可见，进化论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表明了进化论世界观影响中国近代精神思想的深度。从此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萌动并进一步的发展起来。尽管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有多重因素的原因，而进化论的作用显然是不能低估的。而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进一步用进化论去观察问题，从而又促使了进化论的传播，所以我们可以说二者是互相支援的关系。

[1] 严复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独秀文存[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3] 胡适文存[M].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6.

[4] 李大钊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B25

A

1008-7427（2012）05-0058-01

2012-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