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前后的鲁迅及其对文体的选择

李建松

（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河南 洛阳 471023）

《新青年》前后的鲁迅及其对文体的选择

李建松

（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河南 洛阳 471023）

《新青年》为鲁迅提供一个思想与情感的喷发口，使他得以从失望、低沉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并发出自己的启蒙声音，同时《新青年》热烈的氛围使鲁迅看到了改造国民性的希望，自愿加入写作的队伍，而他对文体的选择有着自觉的意识，不仅渗透着他的启蒙意愿而且包含着他对文体的自觉认识。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有小说、诗歌与随感录三种文体，对小说的选择源于他想通过这一文体来表达启蒙的主题。随感录体式灵活，可以涵盖许多内容，它可以使鲁迅的思想主张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展示，“随感录”也正是在鲁迅笔下承载着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任务，显示出深度与力度，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新青年》；失望；文体选择；自觉意识

1917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迁往北京，从而拉开了近现代文化史新的一幕。此时的鲁迅，却仍然枯坐于S会馆的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钞古碑、沉入到国民中去、回到古代去此时成了鲁迅借以忘却寂寞而又令人失望的往事的唯一的寄托。《新生》的夭折使他对文艺在当时的社会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即对它究竟能否启蒙大众、宣扬维新思想产生深深的质疑与困惑，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当时提到《新青年》时总是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1]（P1067）学术界通常将鲁迅自1909年回国至1918年称为“沉默的十年”，其实鲁迅回国之初，心中是怀有对革命的希望的，他传授给学生新知识、新思想，带学生游玩禹陵，参与《越铎时报》的事务，等等。对于辛亥革命的到来，他也是积极参与，越社邀请鲁迅参加约百人的群众大会，公推鲁迅为主席。周建人回忆说：“鲁迅提议了几件事情，很快到通过了。一件就是组织武装讲演队，宣传革命的意义，使大家了解。”[2]（P241）面对关于革命的谣言，鲁迅组织中学堂的学生上街巡行，并拿着一把刀，说“遇到万一，这把刀准能砍几下的”。但革命的隐患也马上被敏感的鲁迅注意到了，“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3]（P122）。而到北京以后，教育部主管者思想的顽固守旧，政局的瞬息变幻也使鲁迅对社会产生失望感。鲁迅曾说，自己看过辛亥革命，看过二次革命，看过张勋复辟，看的多了，便怀疑了起来。正是在这种苦闷与绝望的心境下，鲁迅借抄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忘却曾经做过的启蒙大众的梦。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失去了兴趣，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旧历除夕，夜读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许广平在谈到鲁迅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他曾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山会邑馆的槐树底下，成天默默地整理旧书，抄录碑帖，……青年时期激昂慷慨的热情，完全被深沉的忧郁和艰难的探索所代替了”[4]（P360）。如果没有《新青年》给鲁迅提供一个思想与情感的喷发口，或许现代文学史上就不会出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文学家鲁迅。有研究者就曾注意到钱玄同与鲁迅的对谈对鲁迅加入到《新青年》所起到的不可低估的作用[5]。钱玄同在1917年8月以后频频到会馆，在他们之间展开的不仅仅是关于铁屋子的讨论，而且还涉及当时社会、文化的诸多问题。钱玄同有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他甚至提出了一些有些偏激的观点，如主张废弃汉文、烧毁中国书，等等。鲁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无法打破的、坚固的“铁屋子”，其中有的只是沉睡的大众，启蒙者与先觉者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可能也只是不理解，或者更多觉醒者的痛苦，“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钱玄同对希望的确信、追求以及《新青年》在自身周围所形成的热烈而充满朝气、激情的氛围又使鲁迅深为感动，他似乎从中看到了改造国民性的希望，看到了胜过自己的新的年轻一代的力量与希望。虽然历史与现实总是将他信奉的“进化论”一再否定，但鲁迅最终还是被这种热情与精神所感动。钱玄同对社会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鲁迅一直想从事其中的改造国民性的事业的夙愿而重新燃起了他启蒙的愿望；虽然鲁迅后来将自己此时的创作称为“遵命文学”，但这种自愿的“遵命”中又包含了他的自我意愿和主动选择，逃避到古人中去以摆脱青年时的梦的失落，慰藉自己的寂寞，又何尝能给他以充实感，又何尝能使他真正地忘却年轻时所做的“许多的梦”呢？他的黑暗体验似乎已深深地留存在记忆里了，但进化论又似乎成了他内心中燃烧着希望的火光，他的怀疑是矛盾而又复杂的。《新青年》以及钱玄同等人给他带来的光亮使他愿意暂时地压抑住自己的悲观与绝望，在作品中显示出一些亮色，来激励当时的青年，“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3]（P238）

鲁迅对文体的选择，鲁迅对文体的选择渗透着他的自我意愿以及他对文体的自觉认识，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有小说、诗歌与随感录三种文体，其中以“随感录”创作量最大。有论者在论及他的文体选择这一问题时说：“鲁迅从留学日本时期‘弃医从文’，到走向以小说和杂文为主要创作文体的创作道路，不仅仅是他的文化思想、个性特征、审美风格的外化，而且也应当是鲁迅对现代文化传播方式的理解与选择的结果”[6]，而鲁迅的选择同样也与他想要以《新青年》为媒介宣扬自己的启蒙思想有关。

鲁迅对《新青年》当时的文学革命并不感兴趣，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开始时对它的不大关注。即使已经加入这一团体，他既没有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建设与讨论，像周作人那样写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也没有参与诸如“问题与主义”、“文言与白话”等问题的论争。他始终是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和位置上，这从他对于“白话文”这一核心问题的观点上即可看出：鲁迅在发表于《新青年》5卷5号的《渡河与引路》中说：“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这就显示出了他独异的启蒙理念。鲁迅自己也曾说过：“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3]（P455）。周作人则坦言：“鲁迅……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1]（P1068）。鲁迅对小说和随感录的选择，或许与这两种文体的特点与功能有关。“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作小说的也决不能成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跳到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说到‘为什么’作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P511-512）。鲁迅对小说的选择源于他想通过这一文体来表达启蒙的主题。同样，他对“随感录”的选择也与它的文体特征有关。“鲁迅对随感的兴趣很高，也许与这种文体能为思想启蒙运动略尽力量有很大的关系”[7]，作为一种新型的文体，“随感录”有其独特之处，因而能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随感录体式灵活，不受限制，可以涵盖许多内容，可以就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加以言说、评论；而鲁迅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感与现实感的人，对现实的关注正可以通过这一文体得以充分的表现，它可以使鲁迅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展示，鲁迅后期坚持用杂文来表达自己，正与杂文便于表达思想的特征有关。“‘五四’时期的‘随感录’，部分地表现出思想与艺术的合致，以独特的有文学滋味的方式，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内容。特别是鲁迅，他的‘随感录’思想之锐敏异于时辈，表达之智性则高人一筹，成为中国现代杂文的奠基之作”[8]。在鲁迅的“随感录”中，一以贯之的便是对“爱”和“诚”的呼唤以及弱者本位理念、对压抑人的正常发展的各种思想的反抗（守旧、迷信……），《我之节烈观》以带有讽刺意味的笔墨刻画出卫道者的委琐与虚伪，将女性所受的苦描写得淋漓尽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对“天性的爱”加以张扬，主张“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以及《三十三》中对迷信的抨击，《三十五》中对报春国粹的态度，……。都在就事论事的同时，将启蒙思想蕴含其中，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同时也显示出鲁迅思想的独异性与深刻性，他的学识使他在看问题时能更具有历史与文化的深度，在《新青年》举起“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时候，鲁迅关注的仍然是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现状，对国民性的改造是他始终在思考的问题，这就使他的思想穿越了社会层面而直抵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体的选择有着自觉的意识。这不仅与他加入《新青年》时的心境有关，更与他对启蒙的理解、对文体的认识有关。“随感录”也正是在鲁迅笔下承载着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任务，显示出深度与力度，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1] 周作人. 鲁迅的故家[A]. 鲁迅博物馆选编. 鲁迅回忆录：中册[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 周建人. 绍兴光复前鲁迅的一小段事情[A]. 李何林主编. 鲁迅年谱：第一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许广平. 鲁迅回忆录•五四前后[A]. 李何林主编. 鲁迅年谱：第一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张永泉. 五四前期鲁迅思想的历史性转折[J]. 鲁迅研究月刊，1998，（6）.

[6] 周海波. 文化传播视野中的鲁迅文学创作[J]. 鲁迅研究月刊，2003，（2）.

[7] 徐改平.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与鲁迅[J]. 甘肃社会科学，2003，（4）.

[8] 丁晓原. 从新文体到“随感录”[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2）.

On Lu Xun’s “New Youth” period and his choice on style

LI Jian-song

“New Youth ” provides Lu Xun with a outlet of thought and emotion, releasing him from disappointment and enables him to speak out words, and the atmosphere attracts him to join in. Lu Xun’s choice on style shows his awareness and his intention of enlightenment. He uses novel , poem and essay three kinds. Novel can express enlightenment, and essay is flexible in form, thus can criticize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uth”; disappointment; choice on style; awareness

I210

A

1008-7427（2012）03-0084-02

201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