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施蛰存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诗性

杨柳青

（襄樊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樊 441053）

试析施蛰存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诗性

杨柳青

（襄樊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樊 441053）

施蛰存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浓郁的诗性特征，颇似李商隐《锦瑟》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复杂韵味。对此富有诗性韵味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笔者认为其诗性由三种因素构成：施蛰存人生感悟及情怀与对古典女性美的文化怀旧情调；弗氏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及施蛰存自身的诗人的气质。

施蛰存；女性形象；怀旧情调；精神分析学说；诗人气质

作为上个世纪30年代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小说家，施蛰存笔下的人物总是在灵与肉的矛盾中挣扎，在爱欲与死亡的永恒主题上纠结不清。而他的作品中风格各异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依稀记忆中的梦幻初恋情人，还是引诱男性并且会吃人的妖妇、魔女，抑或是那些受性压抑的传统女性们[1]——历经时间的洗涤，仍散发着迷人的光辉。在笔者看来，施蛰存之所以能够在不多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创造出数量不少且人物形象极其丰满的女性形象，不仅仅因为作者为使其作品“显现了作家由维护男权到倡导人性、由传统到现代的进步”，[2]还因为作者本人不同的人生感悟；而这些不同的人生感悟浓缩、升华，汇聚女性形象浓郁的诗性特征。本文主要对此特征做出剖析，对施蛰存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诗性进行分析。首先，对诗性的概念众说纷纭，“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生活存在着的最精致最纯正的成分，可以称之为‘诗性’，人类的诗学理论也不能准确揭示出诗性的内涵，我们往往把诗性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有人将诗性解释为充满神性的悟解，即所谓神思；有人认为诗性是对日常生活超越；有人认为诗性是人与宇宙本体的超验模式的认同，认为诗性即人类的神性、天性，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心灵体验；还有人认为即抒情性；象征主义文学认为诗性即朦胧，暗示性；诗性还可以解释为乌托邦与生命激情。”[3]本文使用诗性的概念主要是从抒情性、乌托邦与生命激情以及其小说中女性形象所形成的统一的情调。

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施蛰存的松江旧梦一直为他本人和后世的批评家所提起。事实上，松江旧梦成为了施蛰存前期创作乃至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源动力。一个人成年之前的经历能给予他整个人生极大的影响，而这种经历带来的或甜蜜温馨或苦痛不堪的记忆，渗透于在其文学创作中，如施蛰存先生，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依恋；而这种对女性的依恋，都带有一种“温馨的惘然”式情感在里面。

施蛰存遍读中国古典文化经典，对于李商隐的诗尤为钟情，而李商隐诗中的“惘然”情结，对施蛰存影响尤其深刻。李商隐那首著名的《锦瑟》里有最后一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施蛰存的许多作品，都与这首《锦瑟》产生了共鸣。如《周夫人》开篇便说：

一个人回想起往时的事，总会觉得有些甜的，酸的或朦胧的味儿——虽则在当时或许竟没有一些意思。再说，人常在忆念青年时的浪漫史、颇有些人在老年时或中年时替它们垂泪。

这时，整篇小说的感情基调已经定下了。与《锦瑟》中的追忆往事产生的惘然类似，是一种追忆往事的惆怅、怅惘与惘然，复而又惘然、怅惘而至惆怅。但是这种感情基调，并不是一味的颓废与后悔，在“我”的回忆中，“饱经甘苦”之后，回味起当时的际遇，却并没有如“我”所说的人常常有的“在老年或中年时替他们垂泪”。在“我”的整个叙事中，十二岁的微官和中年人微官共同描述了与周夫人在一起的整个过程；小孩子与中年人的双重角度叙事与议论，联系了两个不同时间的世界。关于小说的双重叙事手法，陈国球教授曾经精细地分析《周夫人》中的双重叙事手法构成的三重时空。本文侧重从另一角度对此作出分析。小说中双重叙事手法的运用，不仅给人以时空的艺术感和人生的沧桑感，更是完美地将施蛰存个性特征中既古典怀旧又富于现代主义的个性气质特征展示出来。在整个回忆的过程中，“我”没有显现出丝毫的类似于悲伤的浪漫主义的情感泛滥，这就与《锦瑟》中的“惘然”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将《上元灯》集中的《上元灯》中的“我”、《扇》中的阿宁、《周夫人》中的微官等，都视作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的话，那么这种“温馨的惘然”就表现得更明显了。《上元灯》中的“我”，受到了“她”的极大青睐，“但是，低下头去，一眼看见了我这件旧衣服，又不觉的轻轻地太息”；《扇》中的树珍善解人意，几乎成为阿宁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而多年之后的再次忆起，却使他“一时间真不禁有些悠远的惆怅”；《周夫人》中周夫人对微官的怜惜，即使过了十多年，“我也还为她感觉到一些悱恻呢”。这些松江旧梦里的女性们，都是美好的，是所有作品里的“我”所钟情的对象，如《周夫人》里写到的“大多灵秀而纯洁”。“我”无一例外的，与那些美好的化身离开了，这就不免使我感到“惘然”；而每当回忆时，与她们在一起的那吴侬软语、那旖旎场面，不觉令“我”倍感“温馨”。

二、弗氏精神分析法的接受与变异

施蛰存曾在《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中声明：“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分析而已。”[4]而且他在《将军底头》这本集子的自序里也曾说：“《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只是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5]同时他译介了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又译施尼茨勒）的许多小说，并深受影响，如以性爱为主题和小说中细腻的内心独白。显然，“施蛰存心理分析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而创作则师法于显尼志勒”，[6]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了。

如在《周夫人》中，周夫人是一个守寡的年轻妇女，对于性有着强烈的渴望。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观点，“症状（占据人内心的潜意识观念的外部表示，笔者注）本身皆各有意义”——周夫人“却不去抓那几颗骰子，她将我的手一把抓住了”，这个症状，反映了周夫人的潜意识，即渴望得到性的满足。而“我”又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子，自然无法满足周夫人的要求；于是周夫人此时出现了一种感情转移（指在对于病人进行精神分析后产生的对于医生本人的或爱或恨或其他的感情观点，是进行精神分析后必然导出的产物，笔者注），渴望我常常陪她玩，即便只是聊聊天。“我”虽然不是医生，虽然没有刻意地去对有着性饥饿的周夫人进行治疗，甚至“我”根本都没有意识到周夫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患有精神官能症的人（包括歇斯底里症、强迫性精神官能症、自恋性精神官能症、恋物癖等，是在受过创伤后，潜意识里作用于外部表现的病态行为，笔者注）——但实际上，我已经客观地作了周夫人的心理治疗医生。“我”长相并不像周先生，可是在周夫人眼里，“我”则酷似死去的周先生。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官能症，可以界定于强迫性精神官能症与恋物癖之间。这种精神官能症来源于周夫人受到过的创伤，即失去丈夫后的孤独与寂寞。而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一个饱经甘苦的中年人，也是有着潜意识的外在表现的。我孤独、惘然、惆怅，由身边仅剩自己和女仆而想到陈妈，继而想到多年以前的周夫人。潜意识里，“我”其实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周夫人的；“我”在惘然的状态里，轻而易举地就想到了周夫人，想到了过去与周夫人的“一面之交”，记忆如此之清晰！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饱经甘苦的中年人微官，也曾受到过“看不见的创伤”。尤其在作品中两次提到《茵梦湖》，表明了我“强烈的淡淡的感伤”。“我”的回忆旧梦，即便是在清醒状态下的回忆，也带有强烈的梦的意味。作者写出一个这样的回忆故事，实乃有意而为之。[7]他还没有刻意去参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去创作小说，但已隐约透漏出向弗氏观点靠拢的倾向。无论施蛰存是刻意去做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还是无意去创作所谓之心理分析小说，《周夫人》这一篇名作，都实实在在地映有心理分析的影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特色实际上就是它的偏颇，把性本能作为最终动力，完全抹杀了人与社会的关联，这只能解释精神病人的某些症候，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显然就漏洞百出了。施蛰存显然不能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他认同那种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和谐友善的关系。于是，在《周夫人》中，作者虽然带有强烈的弗氏学说的影子，但又不想完全沦为弗氏学说的文学中表达观点的工具。而且中西文化的差异，作家自身的性格，都使其小说中的白日梦更加含蓄，侧重女性灵魂的悸动与挣扎。

不仅仅在《周夫人》里，施蛰存在《善女人行品》中塑造的许多女性形象，如卓佩珊夫人、婵阿姨、素贞小姐、阿秀等，都有着爱欲与现实冲突的矛盾痛苦，但这些女性却不完全是弗式观点里的受“里比多”控制的形象。施蛰存努力做着这样一种小说创作——“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8]

三、诗人的忧郁

小说家施蛰存是有着强烈的诗人气质的，这不仅仅表现在他个人诗歌创作或是诗歌理论上，更多的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在运用弗式观点塑造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时，施蛰存如同一个冷峻的精神病医生，冷静而又犀利；但同时，他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溶入了自己的情感，或喜或悲，或愉快或惆怅，又完全是诗人式的，细腻而又真实，热情而又奔放。

施蛰存的作品中具有浓烈的诗人气质因素不是偶然的。在他中学时代起，他便熟读宋诗，更曾有过一些近体诗七律尝试。在五四运动以后，他读冰心的《春水》、《繁星》，汪静之的《蕙的风》；而稍后郭沫若的《女神》，则激发了他写诗、译诗的欲望。而在他接手《现代》杂志后，更是在 30年代引发了一场诗歌革命。施蛰存的诗歌情怀，可见一斑。

对于诗歌的喜爱则必然会影响到其小说创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主流偏向于“左联”文学时，施蛰存的现代主义小说独树一帜。而长期以来，施蛰存被归于新感觉派小说家，但施蛰存不同于留日归来的刘呐鸥，也不同于自幼生活在上海的穆时英和张爱玲。他自幼生活在松江与苏州，而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施蛰存更多的是感受到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他怀念他的故乡烟雨葱茏的松江而不是车水马龙的黄埔，怀念那如诗如画的苏州而不是摩登时代的上海，他怀念那送他花灯的“她”而不是醉生梦死的舞女，他甚至怀念那乡下的有强烈的禁欲主义的婵阿姨式的女性而不是奢侈糜烂的现代小姐。他于是将这与现实不满的情感化做诗情，溶入了对于他理想中的女性的塑造之中。他的笔下的一些女性，是诗化过的。这种经过诗化的女性，尤其表现在《上元灯》和《善女人行品》里——《上元灯》里的“她”是如诗的，树珍和周夫人也是如诗的；《善女人行品》里的卓佩珊夫人是如诗的，婵阿姨和素贞也是如诗的。

[1][2] 翁菊芳. 从女性构型看施蛰存小说女性意识的嬗变[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8，5.

[3] 柏钰. 萧乾小说的诗性与基督教文化[D]. 西南大学，2006.

[4] 杨迎平. 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M].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5] 施蛰存. 关于“现代派”一席谈[N]. 文汇报，1983-10.

[6] 施蛰存. 《将军的头》自序（十年创作集）[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 施蛰存. 关于“现代派”一席谈[N]. 香港《文汇报》，1983-10.

[8] 杨迎平. “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施蛰存与弗洛伊德理论[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10.

On Poetic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ZhecunShi’s Novels

YANG Liu-qing

The female characters of ZhecunShi’s novels show full-bodied poetic character,just like the complex lingering-charm of the poem The Inlaid Harp wroted by ShangyinLi. Appreciating the lingering-charm females,I think the poetic females were constituted by three courses: ZhecunShi’s life-feeling and the cultural nostalgic sentiment of his feeling with the classical females’ beauty; Freudism’s influence;and the poetic temperament of ZhecunShi himself.

ZhecunShi; female characters; nostalgic sentiment; Psychoanalytic Theory; the poetic temperament

I24

A

1008-7427（2010）01-0066-02

2009-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