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代华北乡村社会交往习俗的嬗变

孙 博，贾 澎

（邢台广播电视大学， 河北 邢台 054000）

19世纪后半叶，古老的中国在西方的炮火下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迈出了从传统农业文明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第一步。而相较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处于内陆的华北地区的近代化起步较晚、进展较慢。直到19世纪末，华北乡村社会的近代化才逐渐显现。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民国建立前后，这一地区旧的社会交往习俗日趋衰微，新的社会交往习俗逐渐形成。

一、传统社会交往习俗的特点

1.地域的狭隘性

华北乡村社会的传统社会交往习俗的首要特点就是狭隘性——村民的交往范围狭窄、交往对象很少，多是同宗族的人。活动区域也很有限，多数人对村外的情况尚不了解，对中国以外的西洋各国也就更孤陋寡闻了。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一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性——宗法大家族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以及人们对宗法血缘关系的注重依赖，并对外来人口的排他性。二是封建小农自然经济具有生产规模小、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的特点。这两者结合起来，给乡民的社会交往活动造成亲缘、地缘的严重障碍。对于绝大多数乡民，尤其是自耕农来说，居住、职业的关联关系常和宗族关系交织在一起并互相强化，封闭的村庄不仅划定了居住、生产、消费、休闲的界限，而且划出了交往的界限。乡民的社会交往活动通常不会超出本村范围。村庄之外，若无亲戚走动，则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狭隘的社会交往反映了乡民之间简单的社会关系。而简单的社会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很显然，狭隘的社会交往禁锢了乡民的眼界和思维，加重了他们的分散性和保守性，对资源和劳动力开发利用中的大规模合作造成了障碍。

2.等级性

在封建等级制度、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呈现出尊卑长幼、官民上下等级分明、极不平等的局面，对辈分、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必须谦虚敬让，相见时要行屈膝俯首的跪拜礼。跪拜之礼源于上古。当时人们席地而坐，行礼时自然地伸直身子，这就是跪；“因跪而益致其恭，以头著地为拜”。桌椅出现后，此礼已不合时宜，但却被因循守旧地延续保留，甚至到清末仍然普遍盛行，并且根据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的身份，还有不同的做法。而最被统治者推崇且最烦琐隆重的就是臣子对君王的三跪九叩首。这种礼节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适应和维护了封建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及其对社会的统治和控制。另外，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风俗，工商业者始终处于等级结构的下层，没有和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故而，士大夫们和缙绅之家都有不与商贾交往之俗。

3.女性社会交往的禁锢，尤其男女之间的交往有很大的封闭性

传统社会中，“中国之待妇女，拘束深闺，耳不得闻外事，目不得见外物”。(1)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子世界》，1904年第3期 。封建礼教渗透、作用于社会交往习俗，使男女之间不仅尊卑分明，而且壁垒森严；不仅不能自由交往，甚至不能同行于途。女性（尤其是未婚女子和年轻媳妇）受到的限制尤为严格，除了走亲戚、进庙敬香或看迎庙会等少数外出的机会之外，他们连出入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故而缠足也变得理所应当。河北张北、万全等县的民谣，则反映了这一情况。“勿擦粉，勿戴花，防备人家笑话咱；勿站街，勿看灯，来回挤擦没好人。”(2)《张北县志》《万全县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第210页。在严格的约束下，她们基本上没有与家庭之外的异性相见交往之可能。纵然有极少数年轻男女敢于冲破束缚而秘密交往，一旦被发现，社会舆论的批评谩骂之言就会不绝于耳，族规家法的惩罚也会纷至沓来。

二、传统社会交往习俗变迁条件的形成

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近代化由浅入深地在物质技术、理论制度和文化心理状态等层面展开。中国出现了近代商品经济、机器工业、交通、通讯、学校、科学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社会物质精神生活的条件发生着改变。新型工商业城市和新的阶级、阶层及新的行业协会，冲击着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和宗法等级关系。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新观念、新的社会交往方式正在成长。这些都为华北乡村社会传统风俗的变迁提供了前提，并创设了有利环境。

到了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已有16个通商口岸和一批新型工商业城市，许多使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相继成立；日益发展的水路、公路，尤其是铁路把这些通商口岸、工商业城市、新式企业与内陆农村联系起来。随着对外通商的逐渐扩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业开始商品化。“农民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3)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使农民经济差距逐渐拉大，宗族内聚性因而逐渐减弱。家庭手工业被大量廉价的工业制成品击垮，洋纱、洋火、洋油等种类繁多的洋货把西方近代生活方式也带入华北农村的千家万户。而发展壮大的新式企业需要大量自由廉价的劳动力，这就为贫困破产的乡民和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加快了社会的人口流动。乡村中宗法血缘的纽带、土地的凝聚力及相关的传统观念、习俗因此受到巨大的破坏。

与此同时，洋教借助洋货以及不平等条约中有关允许其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规定，进入华北农村。他们通过兴办慈善救济活动，大量吸引乡民成为教徒，使之改变传统信仰。另外，还创办大量的教会学校取代书院私塾，传播近代科学技术和新思想、新观念，为传统风俗的变革提供动力。

在乡村社会的外部，城市的移风易俗为传统风俗的变革树立了榜样。都市风俗向来对乡村具有影响和辐射力。正如汉代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4)仲富兰：《当代人与民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在华北，天津等新型工商业城市起着辐射的作用。这些城市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它们建立了近代都市文明，新阶级、阶层及其社会活动都汇聚于新型工商业城市。城市的居民主要是从事近代工商业的产业工人，还有与近代工商业有很大联系的手工业者、士绅、自由职业者、新知识分子。近代都市文明的熏陶，使得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西方近代社会风俗，成了移风易俗的急先锋。而这些市民基本上和农村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风俗的改变也逐渐辐射到华北农村社会。

除了这些新兴工商业城市之外，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近代化的变化推动着风俗的变革。首先，帝制被推翻，新政府颁行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政令。地方自治的实行，商会、开明官吏、乡村士绅、青年学生努力推动风俗的革新。其次，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动摇了传统的社会准则和秩序，削弱了封建传统势力的束缚，因此有利于华北乡村传统风俗的移易。“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三、新的社会交往习俗的出现

首先，一些农村社会的乡民开始有了村庄及族人、亲戚、邻里之外的社会交往关系。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冀鲁西北平原的一些地方，随着小农分化和半无产化程度的提高，自耕农在逐渐减少，因无地或少地而与村庄宗族之外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交往区域也越来越广了。有些宗族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开始打破由族人耕种祖坟地的惯例，不问亲疏地把地租给了出价最高的外来户。土地交易中同族和同村人有优先购买权的惯例也无法维持，很多土地卖给了出价更高的族外人或外村人。同时，雇农不再是雇主的亲属，不再是多年的长工，而是与雇主没有宗法关系的一年为期的年工甚至短工，纯粹只是单纯的经济关系。尽管近代华北农村农业中尚未出现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短工阶级已经很普遍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2)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雇佣劳动越来越受脱离人身依附关系的市场规律操纵，并免除了雇主雇工之间旧的礼节。“雇主不再提供烟草火柴，也不在夏天供应草帽手巾、于过年时馈赠三五元钱的红包。”(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7页、第228页、第273-276页。

其次，随着民主革命浪潮的兴起、清政府及封建帝制的垮台、新政府改革陋俗法令的颁行，人们社会交往活动中民主、自由、平等取代了等级森严、尊卑分明。人们相见时不再行跪拜叩头之礼，而改行脱帽鞠躬。在20世纪初，废除跪拜礼的呼声已经响起。民国建立后，政府明令废除如跪拜、作揖等旧礼节，改行以脱帽鞠躬等新礼节。此后，鞠躬礼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包括华北的城乡地区。北京相见礼的文明仪式为脱帽、鞠躬、握手、洋式名片。房山、徐水等县志则详细描述了农村的相见礼，其内容如下：“凡人民见官长、幼年见长者、弟子见师长，初见免冠再鞠躬，常见一鞠躬，对方亦答礼；凡人民相见，各脱帽一鞠躬；凡女子相见及男子与女子相见，亦适用以上各礼，惟女子均不免冠。”(4)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第339页。近代女学兴起后，女权之说日倡，遂提倡男女平等之说，以争取其自由权。在近代华北工商业城市“往往有令女子营业的商店。女子在职业上，算已得了解放，只要有可做的事，便可被人延用，不致因‘性别’不同而见外与男子了”。(5)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69页。妇女参加了社会工作，取得了相应的收入，获得了经济独立，并在参政方面取得了进步。有人指出，妇女有权参加国家事务。婚、寿、丧、祭、庆、吊，则行三鞠躬礼。(6)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久已盛行的跪拜礼渐趋衰微，“穷乡僻壤间或仍有行之者，然亦不多见也”。(7)《涿县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在平时很多人行脱帽鞠躬礼，在少数场合如给家长拜年、祭祀、吊丧“仍循跪拜之古俗”。(8)《翼城县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655页。

最后，随着社会风尚由贱商变为重商，一般不与商贾交往的士大夫和缙绅之家，开始和商贾往来，有的甚至结为戚友。山西祁县巨商乔家因对清廷西狩途中的捐助，社会关系中不乏官僚政客、名门望族。清末山西巡抚赵尔丰、岑春煊、丁宝铨、京师九门提督马玉昆、湖广总督端方、四川总督赵尔巽、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都与乔家有密切交往。光绪《祁县志》主编李芬、榆次书法家常赞春、“华北一杆笔”赵铁山等与乔家有姻缘关系。(9)路成文：《山西风俗民情》，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编，1987年版，第35页、第52页。由此可见，华北农村社会交往习俗中的旧等级特征日趋模糊了。

从华北农村地区的变迁概况来看，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改变仅仅是初步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变迁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的人群两个方面。

首先，那些与近代化进程不适应的传统习俗，仅仅是部分而不是整体有了大的变化，已经发生变革的也不彻底。例如，跪拜之俗就尚未彻底革除。人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行跪拜之礼，但在吊丧、祭祀等特定场合还是保持如旧。跪拜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礼节已经完成使命，但它仍作为愚昧落后的封建陋俗残留着。

其次，风俗变迁所影响到的人群，主要是开明官绅、新知识分子、青年男女、工商业者：传统风俗在这些人中的变革远比顽固的士大夫、封建文人、老年人、农村居民中要广泛。即使是同一地区、同一宗族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传统风俗的变革也是不彻底的。有的人衣着打扮已改旧俗，但还行旧礼，持旧观念。

另外，社会交往风俗是信仰、感情和传统等多种力量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它对人们的约束力具有很强的顽固性。黄遵宪认为，风俗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亦因“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乃至举国之人辗转沉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它形象地解释了积习难改、积重难返的道理。变革风俗，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

四、结语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交往风俗的变迁虽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其意义与作用不可估量。这种嬗变实际上是近代化在社会风俗上的一种表现，有利于华北农村社会的近代化发展。由繁趋简，弃旧从新。传统风俗中一些繁琐的程序、礼节和仪式或裁或减或并，日趋简略。“时间之经济愈形重要，繁文缛节愈不能举行，礼仪不能不部分集中。”(1)邓子琴：《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41页。社会交往风俗的简化，可以节省人们的时间和精力，与近代化要求的速度、效益观念相适应。乡民社会交往对象、范围的扩展，又可以开阔农家眼界，使之获得新的信息、新的思维，从而使生产、开发的深度、广度和较大规模的合作有了可能，适应和推动了近代社会工业化的进程。

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相继爆发，打断了华北地区许多方面的近代化进程。虽然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社会交往风俗有了一定的变化，但其转变还远未完成。社会风俗变迁未完成的任务保留到了现在。继续移风易俗，仍是属于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乡风文明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乡风文明建设程度直接决定着农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以移风易俗为重点，不断提高新农村建设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