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铁路研究回顾与展望

孙忠瑜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近代以来，铁路作为不同于以往的交通运输方式，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纵深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铁路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的控制下，穿连内陆腹地与沿海商埠。华北地区扼中国北方之咽喉，其战略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晚清民国时期，铁路承载着华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血管”输送任务，在联结华北地区与其他省市商贸、政治往来的链条中扮演关键角色。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关于近代华北铁路问题的学术探索；第二，这些研究理路有哪些不足之处；第三，对于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一、研究回顾与梳理

1.华北铁路人口、移民与工人群体研究

不可否认，华北铁路网络集成势必会对沿线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铁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沿线人员流动、职业变革以及资本流通。一些学者着手对华北铁路人口、工人群体、外资外贸等具体问题展开分析。

熊亚平认为铁路具有近代企业和交通工具的双重属性，不仅带来了大规模的近代企业，同时也为农矿产品大规模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推动了空间范围内沿线人口的流动和职业变动，从而推动了城市居民自身的现代化。(1)熊亚平：《近代华北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社会流动(1905—1937)》，《学术研究》，2012年第7期。马义平认为铁路通行不仅为灾难时期华北农村移民提供了更多路线选择，也让中长距离和大规模的移民成为可能，促进了交通便捷之地城镇的人口积聚与经济增长，客观上催化了华北城镇化进程。(2)马义平：《近代铁路通行与华北地区的农村移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对华北铁路工人问题的探讨则可向上追溯至民国时期。该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铁路的具体调查方面。刘惦铨于1933年发表的《华北铁路工人工资统计》，依据平汉、平绥、胶济、北宁四路路局的工资簿，按技能工人、半技工人、无技工人分门别类，对历年工人人数、工资率、工资指数系统地统计分析，呈现了该区域内铁路工人工资的整体水平。(3)刘惦铨：《华北铁路工人工资统计》，《社会科学杂志》，1933年第1-4期。除此之外，《津通铁路的争议》《平汉铁路切近整理计划书》《北宁铁路管理局整理报告》《北宁铁路商务会议汇刊》《平绥铁路概况》《津浦铁路规章汇编》等文载有关于华北铁路沿线的管理规制、工商业、工人保障等内容的详细述录。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华北铁路工人问题的研究并未断裂，主要是从旧时期铁路经济批判、工人群体、交通通史三个维度展开。由于民国时期建设方、承办方的问题，铁路成为“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相关研究强调了铁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掠夺中国资源和财富的过程中起到的加速作用。如《铁路的修建对旧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影响》一文，对旧中国华北、东北地区的铁路交通农业输出、资金分配予以批判。(1)《铁路的修建对旧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影响》，《北京交通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在阶级史观的倡导下，这一阶段同时重视工人群体对华北铁路的建设，例如章松的《劳工史话——平汉铁路劳工对抗战胜利的贡献》(2)章松：《劳工史话——平汉铁路劳工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劳工之友》，1964年第165期。。铁路通史类探究也同样得到了延伸，其中也涉略了近代华北铁路发展状况，如《胶济铁路史》《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中国铁路史》(3)中共青岛铁路地区工作委员会等编著：《胶济铁路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曾锟化：《中国铁路史》，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版。等。总之，这一阶段对华北铁路问题的发掘有限，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时代色彩，但在观点、路径上仍然有所突破。近年来学术界对华北铁路工人群体的生存同样予以关注，丁丽从工人劳动条件、工资收入及实际工资水平、铁路工人生活状况三方面考察问题。研究表明，尽管华北地区铁路占交通运输的大宗地位，但华北铁路工人生存状况与之并不相符。(4)丁丽：《1912—1937年间华北铁路工人生存状况》，《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2期。

2.区域、城市的铁路社会经济研究

随着地方档案、史料的开放和收集，华北铁路的区域史、城市史研究在学术界的推动下，逐渐成为热点。研究者以华北某一区域或某一城市为中心，切入铁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整体研究中。改革开放为中国学术界带来新理论指导，拓宽了旧有眼界，使华北铁路研究理路有了突破，这一时期的学术探索主要从区域史、城市史、社会经济史等多方面展开。

刘忠原利用大量日本史料缕析石德铁路修建前和修建中所作的重大决策。他认为，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因素，沿线区域经济发展从中获益有限，特殊时期管理制度和技术桎梏令高昂的成本限制了资源、商贸的输出优势，华北区域联系问题没有得到真正改良和妥善解决，石德铁路未能真正融入华北铁路体系。(5)刘忠良：《石德铁路的计划与修建》，《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5年第7期。李丽娜认为，铁路为主导的交通系统推动了华北城市近代化进程，特别是对于山西大同这样交通闭塞的内陆城市，新式交通起到的作用更加明显。(6)李丽娜：《京绥铁路与大同城市近代化进程：1914—1937》，《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牛淑贞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审视平绥铁路在绥远城镇中的地位，认为铁路将绥远城镇和天津紧密联系在一起，突破了狭小空间的限制，使得各城镇均获得了相对的发展，甚至加强了与欧洲之间的联系。(7)牛淑贞：《1937年之前平绥铁路对绥远城镇商贸业的影响》，《西部发展研究》，2017年第1期。江沛、李海滨认为唐山城市建制在空间结构上非同于传统城市的特点，令城市在融入京奉铁路圈的过程中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该路段对周边城镇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令唐山的经济和文化很快崛起于冀东地区。(8)江沛、李海滨：《京奉（北宁）铁路与资源型城镇唐山的近代变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5年第5期。田伯伏认为铁路庞大货载量使石家庄作为晋冀、南北运输中转地的关键地位凸显，成为该城市迅速崛起的前提和基础。(9)田伯伏：《京汉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兴起》，《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熊亚平、任云兰考察了1888—1937年间铁路对石家庄、郑州和天津三座城市代表的不同类型的城乡模式的影响。开埠通商和洋务运动令近代工商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渐次发展，凡是拥有车站的沿线城市获得了空间组织更便利的优势，其与腹地的经济互动活性更强，在生产发展中更容易脱颖而出。(10)熊亚平、任云兰：《铁路与沿线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的重构——以1888—1937年间的石家庄、郑州、天津为例》，《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李自典、李海滨从京奉铁路唐榆线改造和新建的角度分析秦皇岛城市崛起的历程。他们认为，铁路干线是影响城市车站的规模、性质、分布密度、客货流量及流向的重要因素。(11)李自典、李海滨：《京奉铁路与秦皇岛城市的崛起和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可见铁路对于特定区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牵引力，在区域城市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华北铁路沿线产业经济探究

对华北铁路沿线产业经济的探索也是研究热点之一。铁路开通后，部分城乡逐渐加强了特色产业经营方式，利用产品远销，推动了本地产业结构化、近代化转型。

熊亚平、白宏钟着眼华北铁路和整个棉花市场的层级系统，不囿于先前研究中级市场和终点市场两个层面的限制，着力关注初级市场棉花产业的运输和流通，揭示了铁路作为联结华北各级棉花市场纽带的复杂面相。(1)熊亚平、白宏钟：《铁路与华北棉花市场层级系统的形成（1905—1937）》，《城市史研究》，2010年第00期。郝庆合、殷毅认为京张铁路打开了天津与华北、西北的通道，对以天津为核心的北方物流体系进行了完善，为天津作为近代北方物流中心的地位打下坚实的根基。(2)郝庆合、殷毅：《京张铁路与天津近代物流》，《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唐金培认为华北内地煤矿企业的现代转型虽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以铁路为主导的交通运输体系的形成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唐金培：《近代铁路与华北内地煤矿的现代转型——以1906—1937年豫北地区为考察对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马义平则研究了近代华北交通转型对区域内粮食经济发展的影响。民国时期华北铁路建设完善了华北交通体系，使华北内地经济转向外向经济。华北铁路通行促进了该地区商品粮省际流通的扩大、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及粮食集散中心城市的兴盛。(4)马义平：《近代铁路通行对华北内地粮食经济发展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华北铁路沿线集镇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讨论点。熊亚平认为近代华北城乡关系模式和城乡关系类型呈多样化和复杂化。从铁路角度研究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关系，不仅有助于开展铁路沿线集镇文化嬗变研究，而且能客观展现铁路与沿线集镇发展之间的关系。(5)熊亚平：《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1881—193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围绕这一主题，熊亚平对华北铁路沿线集镇展开了系列研究，如《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1905—1937)》《铁路与华北内陆地区市镇形态的演变(1905—1937)》《铁路与华北市镇经济近代化之间关系的再审视——以杨柳青镇为例》。

还有一些学者对华北铁路外资外贸进行具体研究。王新认为，清政府利用外资修筑华北铁路是重要的经济举措，在整个过程中清政府对办路大员进行遴选，商业外借时充分利用外国之间的矛盾，同时专款专用，限期完成，然而也存在对本国筑路人才培养的缺陷。(6)王新：《清朝华北铁路的兴建与利用外资》，《经济论坛》，1999年第21期。陈争平认为铁路与华北进口贸易的相关系数为0.84，与出口贸易相关系数为0.96的事实足以说明华北铁路与进出口贸易的密切关系，出口贸易多为低廉的初级产品意味着出口比进口更加依赖交通系统的转型。铁路发展虽然使华北内地市场进一步成为西方工业品的销售地和原料地，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商品流通的发展。(7)陈争平：《清末华北铁路发展及其对外贸的作用》，《历史教学》，1989年第12期。

4.华北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

华北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中期，华北俨然成了攸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区域内路段与社会经济、宏观政治的关系也有讨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有学人密切关注到这一问题。龙大均对胶济路段路债问题与华北存亡关系深入剖析，他从财政立场、经济立场阐释胶济铁路路权问题与华北利权、国家主权之间的多向作用。(8)龙大均：《胶济路债问题与华北存亡之关系》，《铁路月刊》，1934年第11-12期。沈翔《日人经营之华北交通事业：铁路•公路•港湾》一书，以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为主线，对日本在华北地区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建设进行考察，分析有关组织的运行和设施建设。(9)沈翔：《日人经营之华北交通事业：铁路·公路·港湾》，外交部亚洲司研究室，1940年。

华北事变后，区域逐渐沦陷为日本所控制。日方坚信铁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和战略价值，从而围绕铁路攫取利权，搜集情报，受益颇多。张利民认为华北铁路是维系日本在华北生存发展和支援战争的大动脉。因此，日本为了巧取豪夺制定了很多周密计划，但由于中国军民的强力反抗，日本只能维持“点”和“线”的范围，未能如愿侵吞华北。(1)张利民：《日本对华北铁路的统制》，《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王占西则认为七七事变前日本对于华北铁路的侵夺是渐进式的，日本将华北铁路分为国防线和经济线，其中经济线在于掠夺资源，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北铁路所做的行为进行了还击，做了大量工作。(2)王占西：《“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铁路的渗透》，《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王占西指出“爱护村”既有日军防护铁路的军事性质,又有维护地方秩序的政治作用,还有掠夺沦陷区物资及劳力的经济目的。日本企图通过“恩威并施”实现“兵民护路”的目的，然而殖民统治的性质和矛盾注定其不能长久。随着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爱护村”最终陷入僵化。(3)王占西：《抗战时期的华北沦陷区铁路“爱护村”述论》，《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4期。

二、研究理路之不足

根据前文的梳理，可以看出近代华北铁路经济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这些探索壮大了整个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具体研究。就研究的学术理路成就而言，主要包括：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人和货物的空间移动；在满足这种需要的同时，运输业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4)北方交通大学、长沙铁道学院编：《铁路运输经济》，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华北较早建立了近代铁路网络体系，在催化区域内工业、城镇走向近代世界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期以来，华北地区铁路研究一直被纳入学术视野中，成为研究热点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氛围宽松和档案资料不断开放，近代华北铁路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果，然而与华东、华中等地相比远远不够，探讨范围还十分有限，与近代以来华北地区铁路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这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缺少对铁路沿线个案的探讨和小城镇的关注。纵观既往关于华北铁路的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成果是对华北地区较大城市进行考察的，如天津、唐山、石家庄、包头等，对于中小城市挖掘力度远远不够，一些地区的近代铁路经济探讨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一般而言，对于铁路交通史和城市史、区域史结合的研究大部分从该地区具有鲜明社会经济特色的地方作为切入视角，这种直观性的思维往往造成宏观思考的盲区，忽视对近代华北中小城市乃至小城镇的关注，造成学术体系外强中干的局面。

第二，缺少对华北按区域模块划分的整体把握和身份界定。尽管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冀东、冀中、晋北、蒙南等地区的个别城市，但就整个华北铁路研究而言，不同区域差别的区分仍然没有被凸显出来，这很容易造成一刀切的单一模式，从而使研究差异性、区域性模糊化。

第三，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尚待发掘。在对华北铁路经济进行研究时，通常容易陷入“决定论”的怪圈。例如铁路经济与城镇发展直观而言是一种正向相关的关系，就会导致在研究时忽略已有史料中反映其他侧面的信息，出现拣取史料的现象，进而犯了李伯重所讲的“选精”“集萃”的错误。

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这在人们的固有认知中造成一种“雾里看花”的假象，认为华北地区城市发展、区域整体缺乏特色，很难从铁路经济的视角去深度切入；其次，以往研究成果较少，对之后学术探析提供的线索和借鉴有限，不太容易回馈有效信息，从而导致较难形成问题意识；最后，华北地域史料挖掘还不够充分。江南、岭南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史料整理体系，运用史料的方式非常多样，除档案、地方志、报刊等传统文献外，还以碑志文献、田野调查、口述资料等作为补正。譬如华南学派，吸收了年鉴学派的研究部分理路，将历史学术研究与人类学相结合，回归到现场，实地搜罗各种不被人留意的文字记载或非文字记载，从而不断吐故纳新。可以说江南地区、中部地区铁路研究的丰硕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研究方法和探索问题模式上的不断创新，由此观之，华北铁路研究确实还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1.充分挖掘和利用不同类型的史料

这其中不仅包括发现新史料，还在于从故纸堆中寻找新的问题。打破传统文献史料的限制，注重对碑刻、口述、社会调查、民俗文化、竹枝词等资料的充分利用。对于建国后有关华北铁路的回顾性史料加以考辨，不对史料过分神化。同时，对于当年的即时记载也进行多方面参照予以甄别，精心拣取，避免出现史料矛盾。同时拓宽旧有史料的搜寻范围，不单锁定华北各地方档案馆馆藏史料、经济丛刊、年鉴、交通史志，还可以把目光触及工人调查资料、市县镇人口统计图表等比较细碎的史料，从而在旧史料中找到可以切入的新方向，甚至可以针对某一事件或节点的不同史料作一番考信研究。另外，加强对华北铁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着手进行汇总和整合，建立一个可更新的华北铁路史料数据库，形成规模化的资料共享体系。

2.扩展研究主题和内容

当前对华北铁路的研究主题似乎形成了一个向产业经济靠拢的布局，但由于研究视角集中在大中城市，对于沿线小城市和乡镇经济研究寥寥，就显得整个研究体系某一方面过于臃肿。避免陷入思维惯性的误区，全面关注边角史料和小地方史料，大力挖掘对沿线乡镇的个案研究。在将区域纳入华北铁路研究的整体范式中，要注意对冀东、晋中、京津等不同地区经济面相的展现，打破一刀切的传统范式。换个角度，可以将华北不同区域铁路经济发展借某一视角进行比对，甚至打破华北本地域的拘泥，对华北或华北某地与南方区域铁路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可以对近代以来在华北铁路方面起到作用的关键人物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从而使整个研究体系更为饱满鲜明。

毋庸置疑，铁路在近代华北地区整体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在地区产业、大城市探索中渐成理路，但对于华北铁路运输方本身介于官方和行商之间的身份鲜有探索，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势必突破到下一研究阶段才能有整体提升。

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对华北铁路进行时段切割，例如将九一八事变或华北事变后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划作一个时段，将七七事变至日本战败投降之间的年份视作另一时段，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很好的切入点，然而还可以将整体时段向前向后延长，进行宏观视线的把控，或许可以发掘出更多可以深度剖析的维度。

3.跨学科结合和理论创新

年鉴学派和微观史学引入后，我国学界研究视角下移，对区域内社会学术研究都有特别助益。事实上，与南方对于铁路的整体把控相比，华北铁路研究在多学科交叉的脉络中对于人类学、民俗学、计量学的引入还比较薄弱。因此在华北铁路研究中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对此，应在深入推进学科互涉探索的同时进行反思。另外加强对历史经济学具体理论方法的学习和借鉴。对于西方公共领域概念、中心地理论等加以吸收，减少“决定论”“原因—结果”“角色—功能”等固有范式的影响，形成区域内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近代华北铁路研究渐有突破，随着铁路功能、经济与人口、产业模式等更多思路的突破，该领域尚有很大的挖掘潜力，期待对华北铁路的史料挖掘、内容拓展、方法创新等方面开启新的研究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