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青松”范明枢教育实践活动研究

周 沐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7）

教育救国思潮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教育救国”，是指“旨在藉教育以开民智、育人才、求富强，以求从根本上挽救国运的爱国理念和实践”。(1)吴春苗：《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演变》，《高教探索》,2019年第4期。这一思潮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教育家、思想家，他们坚信“唯有发展教育可救中国”，因而怀着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美好愿望，将其一生投身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容闳、蔡元培、曾宝荪、黄炎培等。过去史学界有关教育救国相关研究的重心往往更多放在拥有全国影响力和较高地位的“上层知识分子”上，而一定程度忽视了有地区影响力的“中层知识分子”。这类人物在国家层面上地位不如前者，但往往比前者拥有更大的地区影响力，对其所在地区做出的贡献更为实际。其中，被誉为“泰山青松”的原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山东著名教育革命家范明枢就是中层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目前，国内关于范明枢的相关研究论文较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为《古代士君子儒中国近现代的人格蜕变与转型》，这篇论文以范明枢为例，分析了近代以来“士”这一阶层的变化与转型。(2)宋思伟、刘振佳：《古代士君子儒中国近现代的人格蜕变与转型——以近现代山东省著名教育家、曲阜师范学校原校长范明枢为案例》，《济宁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但该文主要把论述重心放在范明枢的个人品格上，对其教育活动的研究仅作为引出作者观点的论据，未能做到深入具体地分析其教育实践活动。因此，本文尝试通过整理范明枢的生平以及教育实践活动,对其教育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情况进行详细阐述与探究。

一、新旧思想碰撞，塑造范明枢教育思想雏形

范明枢，原名范炳辰，字明枢(3)在《山东通史》中，此处写为“范明枢，字炳辰”（安作璋编：《山东通史》（现代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笔者通过查阅各种资料，认为此处系误传。，山东泰安人，1866年生于泰山脚下泰安城元宝街一个贫寒的市民家庭。范明枢的父亲饱受没有文化之苦，便攒钱供范明枢读书，希望其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因此范明枢得以从小接受私塾教育，逐渐习得《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古文读物，对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也多有研究。对于身处闭塞地区的读书人来说，想成就一番事业唯一的选择就是考取功名。1889年范明枢考中了秀才，不久因学习优异又被选为增生。在传统儒学中，有“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的重视儿童教育的思想。因此，范明枢也遵循“学而优则教”的传统知识分子惯例，开始在当地的东院、满庄、万寿宫等地，对初入学的幼童进行启蒙教育。他重视学生的德行教育、文学素养，并以古人忠贞报国、刻苦学习的例子来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这是范明枢教育生涯的开端。此时的范明枢推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因而在教育思想上依旧没有脱离传统儒学的范围。

1899年，范明枢考入泰山上书院进行学习，这段时间是范明枢教育思想开始转变的时期。泰山上书院（后改名泰山书院）是北宋时期山东境内最早、最著名的书院，曾培养了一大批儒学人才。范明枢在这里“广泛涉猎了古今经典巨著，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学识”(1)马德坤、张晓兰：《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与此同时范明枢首次接触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他阅读了严复撰写的《救亡决论》，以及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开始对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说产生兴趣。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范明枢逐渐意识到传统儒学无法使中国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做到救亡图存，于是在之后的启蒙教育中，范明枢改进了他的教育内容，他“革除了私塾教学的旧形式，对学生循循善诱，并教授一些新知识、新思想”。(2)泰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泰山青松范明枢》，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也是范明枢的教育思想由传统守旧向革新进步转变的开端。此后几年，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这一切使范明枢认识到传统儒学无法挽救危机，并萌生了留洋学习先进思想的念头。

1903年，范明枢考入山东师范学堂，几年后得到了留学日本的机会，在东京大学师范速成科就读。在日本，范明枢大量阅读资产阶级书籍，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亲眼见到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因而开始思考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逐渐确立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事后范明枢回忆说：“我原崇信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但事实证明其不能救国……我主张教育救国……”(3)泰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泰山青松范明枢》，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范明枢此时在思想上逐渐完成了由旧向新的转变，他也从一个信奉孔孟之道的传统儒生转变成为一个新式知识分子。

二、不遗余力发展师范教育

1920年，范明枢在曲阜就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就任校长期间，范明枢为学校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

1.重视图书馆教育，推动新学传播

为使学生在思想上“焕然一新”，范明枢上任后，首先“专门聘请具有革新思想的进步教师来校任教”(4)靳星五：《烽火挚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使学生“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的熏陶”。(5)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济宁地区党史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3页。范明枢重视图书馆的作用，主张通过进步图书向学生传授新文化思想，他认为图书是学生的精神食粮，图书馆是学校工作的重要部分。(6)山东省泰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安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22页。因此，他特意聘请共产党员辛成智为图书馆管理员，购买了大量具有新思想的进步图书，供学校师生阅读学习。除此之外，他还支持学生集资创办书社，由学生自己购买感兴趣的进步书籍。在他的努力下，学校思想为之一变，学生刻苦读书之习惯蔚然成风。时人评价“具有较新思想之人士除省立第二师范外殊不多觏”。(7)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济宁地区党史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4页。多年后范明枢辞去曲阜二师校长之职，又应邀到济南乡师担任图书馆主任，推动了济南乡师图书馆的繁荣，其对图书馆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兼容并包，促进二师思想繁荣

范明枢还主张对不同的思想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在他的支持下，二师邀请大量拥有不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学者来校讲学。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梁漱溟等著名学者都曾受邀到此讲学,从而推动了二师思想上的活跃。对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范明枢不但没有像北洋政府命令的那样加以禁止，反而支持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以《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为代表的一批革命著作迅速风靡学校，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由于省立二师的“革命思想日浓，民主气氛弥漫”，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进步势力中心，被誉为“红二师”。此时正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均希望从学生中吸取进步人才，因而先后派员至二师进行活动。由于信仰的主义不同，学生难免发生冲突。范明枢对此处置得当，并没有压制打击任何一派。“只要是反帝、反封建、有利于民族解放、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活动他都支持，给予方便条件。”(1)山东省泰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安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23页。这一做法鼓励了不同信仰的师生积极从事革命运动，推进了国民革命在山东的发展。

3.设置多样课程，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在教学方面，范明枢主张学生应全面发展。他增设了教育学、心理学、小学教学法等课程，并将传统单一课堂讲授改为课内外多形式教学，变单纯的知识掌握为知识与技能同步训练。(2)孟庆旭、王玉华：《山东教育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33页。在督促学生学习主要课程（国文、数理、英文）的同时，要求学生学好其他课程(音乐、美术、体育)，否则不能毕业。范明枢尤其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情况，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要求学生“不但体育好，而且能掌握各项体育活动的规则，能在体育场上临场指挥”。(3)山东省泰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安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24页。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身体，又利于学生提升理解力与组织能力。除体育外，范明枢对音乐、美术课也很重视。他建设了精良的教育设施，如将音乐教室的黑板改造为音乐专用的五线黑板，甚至从上海购买了当时难得一见的钢琴。他还要求学生要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大量学会、团体，如篮球队、足球队、文学研究会等；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如评选优秀文章、诗歌作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等。二师时常举办活动，“每年一两次演大戏，节日期间专门招待曲阜各界人士”(4)靳星五：《烽火挚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并培养了各行各业的人才。

4.新旧结合，提高学生道德修养

除文化课的学习外，范明枢重视培养学生的高尚品质与社会责任感。范明枢在教育思想上反对尊孔复古的封建教育，但他没有摒弃中华传统文化，而是在提倡新学的同时重视学生伦理道德、个人修养发展，培养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范明枢制定了“真、善、美”三字校训，并将其“镌刻在大木牌上，悬挂于学校大门口校名横额之下，使学生出入瞻仰，照此做人”。(5)山东省泰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安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21页。他曾多次教育学生要“养吾浩然之气”，要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6)山东省泰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安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21页。范明枢十分推崇孙中山的思想，他亲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挂在学校办公室的墙壁上，与师生共勉。(7)泰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泰山青松范明枢》，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他常教育学校师生说，“天下，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以此鼓励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与社会责任感。

5.关注乡村教育，鼓励学生进行教育实践

范明枢在二师担任校长期间，除管理校务外，还时刻关注乡村教育问题。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他提出了发展农村教育的三原则：“不必别筹公款而成立学校一处”，“近合乡村乐育子弟之心，收纳临近学童，并教其年长失学之人”，“试行新学制为全县农村教育规划……力求学校见信于社会……不必取缔私塾而可望同化，以图普及”。(8)孟庆旭、王玉华：《山东教育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32页。范明枢将其称之为“三善”，构成了范明枢乡村教育思想的基础。在思考如何发展乡村教育的同时，范明枢在师范教育中加入了进行平民教育实践的内容。他兴办了曲阜第一座平民夜校，以曲阜二师附小教室为课堂，广泛接收工农群众入学。范明枢鼓励二师高年级学生充当教员，担负教育平民的责任，这样既使民众学到了文化知识，又锻炼了二师学生的教育能力，为地方上培育了教师人才。在他的鼓励下，大量二师学生前去教学，夜校也逐步发展起来，其学生“多时达三四十人，有些妇女也来参加学习”(9)泰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泰山青松范明枢》，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收到不错的效果。

此外，范明枢还对二师的学校管理、学科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他将原先在校长之下设监学、庶务的体制改为教务、训育、庶务3处；采用导师制加强学生管理；根据师范教育特点，将学制改为前师3年，后师3年等。这些改革适应了二师培养初等教育师资和教育行政人员的目标，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1)靳星五：《烽火挚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范明枢在曲阜二师担任校长八年之久，为学校的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曲阜二师的发展史上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在师范教育方面的革故鼎新和拓展创造，为后来师范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模式，对山东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推动乡村平民教育发展

范明枢回国后，对乡村平民教育事业格外关心，并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

1.创办女子小学堂

自1907年到1912年，范明枢开始努力兴办新式学堂，废除旧教育制度。他与同榜邑庠王价藩共同创办了泰安教育图书社、劝学所、公立学堂、泰安女子小学堂等教育机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泰安女子小学堂的成立。

中国女子教育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发展。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同时颁布了《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提出“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2)陈雁：《近代中国女性教育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人民论坛》，2018年第8期。尽管这些章程依旧对女学进行了种种限制，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明文颁布的女子教育章程。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颁布《女子高等师范章程》，肯定了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落后思想并未因时代的大变革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尤其在“儒家正统思想浓郁的泰安，封建传统伦理依然束缚着广大民众”。(3)马德坤、张晓兰：《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1912年，范明枢与王价藩共同创办了泰安女子小学堂。在教学上，范明枢除向学生“宣传反对清朝封建专制及实行民主等进步思想”(4)泰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泰山青松范明枢》，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外，还向他们宣传妇女解放的主张，鼓励女子剪辫、放足、思想独立等。范明枢还身先士卒，让自己的女儿放足、学习文化。女子学堂的建立，推动了当地女学的兴盛，促进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

2.兴办北上高村实验学校

1929年春范明枢与同族在泰安北上高村创办了北上高村实验学校。这所学校由范明枢担任校长兼教员，并聘请曲阜二师的毕业生协助办理校务。在办学思想上，范明枢试图将其主张的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结合起来，采用“厂校合一”的方法兴办学校。“厂校合一”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开创的办学模式。这一模式在办学形式上将工厂与学校相结合，可以迅速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对中国近代教育模式的创新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范明枢不惜花费重金在办学的同时建立工厂，“让学生半工半读，增招工读新生，使学生既学文化，又学科学和实践知识”。(5)泰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泰山青松范明枢》，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在进行教育实验的同时，范明枢依旧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他教导学生要发奋图强，勇于进取，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并通过传统儒家经典教育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在范明枢等人的努力下，学校逐渐发展起来，并吸引了周边大量学生，为当地培养了各行各业的人才。但在创办学校的过程中，范明枢为修建学校和破除封建思想，得罪了当地的士绅阶层。在他们的阻挠下，学校仅仅维持一年多，便由于经费不足，只得让归村办，“厂校合一”的实验也终归失败。

3.建立山口民众学校

1932年，范明枢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同情共产党员，被韩复榘控制的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经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出面说情才得以释放。范明枢出狱后不久，决定继续在乡村地区发展教育事业。他与好友集资在泰安山口村创办了山口民众学校。范明枢选址于此，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是山口村有一位乐于资助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姚新府先生，早年曾兴办“山口民众夜校”，对当地教育情况比较了解。其次，山口村设有乡村建设研究院主办的实验学校。乡村建设研究院是著名教育家梁漱溟设立的指导乡村建设运动的机构。而发展乡村教育正是其实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与范明枢的教育思想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在范明枢的努力下，学校很快在周围地区产生影响，大量学生慕名前来学习。范明枢将报名的学生分为甲、乙、丙三个班，他自己担任校长并亲自授课。他一方面教授《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另一方面“联系时事国情，深深地教育和启发着学生的思想”(1)山东省泰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安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31页。，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办学方式上，学校不设置严格的学习时间，允许学生根据自身家庭条件决定是否半耕半读，并可依个人情况自由安排自习时间，这样就保证了更多学生能够到校进行学习。同时，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之前北上高村实验学校的办学模式，在教文化课的同时，学校“建有小饲养场、试验田”，让学生“学习先进的饲养技术和耕作方法”。(2)泰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泰山青松范明枢》，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4页。这种办学模式既让学生学习了文化，又锻炼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受到当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欢迎。

山口民众学校开办几个月后，范明枢受隐居泰山的冯玉祥之邀前去为其讲学，因而离开了学校岗位。此后范明枢依旧关注学校情况，使学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四、关注小学教育事业发展

范明枢对泰安小学教育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与冯玉祥合办的泰山武训小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20世纪30年代初范明枢身陷囹圄时，冯玉祥曾予以搭救，此后范明枢又受其邀请为其讲学，因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冯玉祥两度隐居泰安，在当地进行了大量的慈善活动，其中就包括兴办学校。冯玉祥初来泰安之时，发现当地民众生活贫困，教育水平低下，文盲众多，便决定办一所学校，供贫苦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与范明枢的教育救国理想不谋而合。1933年冬，冯玉祥委托夫人李德全和副营长孙继颜在普照寺西南处建立起第一座学校，初命名“贫民学校”，后因冯玉祥敬佩著名贫民教育家武训，便与范明枢商议改名为“泰山革命烈士祠纪念武训小学”，简称“泰山武训小学”。冯玉祥邀请范明枢担任武训小学总校长兼第一分校校长，主持学校事务。在范明枢等人的努力下，泰山武训小学逐渐发展到十五处，还在第一分校增设了高小班，其分布范围西至杜家庄，东到黄山头约十公里，南北范围约五公里(3)泰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泰山青松范明枢》，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成为远近闻名的民众学校。

各分校建成后，范明枢与冯玉祥等人召开会议，制订了学校发展的四项原则：扩大总校的建设，加强教学领导工作；巩固教师队伍，提升教学水平；增大学生来源，解决贫困学生生活问题；冯部官兵协助学校工作。在这四项发展原则的指导下，泰山武训小学呈现许多特点，如教学水平高，学科种类丰富，教育设施齐备；教师待遇好，师资力量强；入学门槛低，学费少；实现学生工读结合等。

首先，教学方面。学校设置了较多的课程，教育类型包括文化知识、专业技术、政治思想教育等。学校采用“四、二分段制”，即初级班四年，共20个班；高级班二年，共1个班。初级班有国语、算数、社会、卫生、唱歌、图画、劳作等，高级班增设历史和理化常识等课。(4)泰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泰山青松范明枢》，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在教学设施方面，总校设有“泰山陈列馆”，内有植物标本室、理化室、生理卫生室、图书室，各种实验仪器比较齐全。(5)山东省泰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安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10页。这些设施配合以多种类的课程，保证了学校的教学质量。由于部分科目如唱歌、图画等教师只在总校上课，为了保障各分校的教学质量，学校实行“小先生制”，即从各分校选拔年龄较大，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先到总校进行学习，学成后再返回分校授课，这些学生便被称为“小先生”。学校会给“小先生”额外补助，并在学年或学期终进行评优。这一制度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对武训小学分校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学习文化外，范明枢对学生的身体情况也比较重视。他请冯玉祥的卫队进行帮助，组织了比较丰富的体育课程，如体操课、武术课等。学生在体操课上跟随卫队进行军事训练，在武术课上学习拳术和刀法。此外，学校还时常组织军训。总校及附近分校编为一个营，每周进行一次例行检阅，由营负责人检阅队列、操法、武术、精神等内容。每月组织一次总检阅，届时校长范明枢和冯玉祥都会前来观看。因此，武训小学的学生都得到了身体素质和军事素养的锻炼，这也是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武训小学大量师生都能参与到抗日的斗争中，为抗战做出贡献的重要原因。

其次，范明枢对教师水平的提高非常重视。从教师待遇上看，学校一般教师每月工薪9元，水平较高的教师所教学生数又多者，每月10元或11元；拥有两位教师以上的学校，其主要教师每月13元或14元。每月还发给每位教师三元六角的柴菜费和办公费。任职时间长的教师，学校还会发放被褥、蚊帐、文具等物品。(1)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集粹（教育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页。而1930年山东省初小教员月薪只有2.5元～6元；1932年,小学高级教员月薪10元,初级教员4.5元。(2)赖晨：《民国中小学教师的工薪生活》，《教师博览》,2013年第1期。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落后的泰安地区，武训小学的教师工资甚至高于山东省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因而学校得以招聘一批水平较高的教师，并保证其可以安心愉快的工作。范明枢还多次召开教师会议，与教师共同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此外，范明枢在总校制定了每周一次的校会制度。每周日各分校教师前往总校参加范明枢主持的校会，会上要求汇报分校工作状况以及总结个人学习情况，监督自身发展。同时，在假期总校会组织教师训练班，主要学习教育心理学、研究教学方法和了解国内外时事，包括余心清、赖亚力、陶行知等知名人士都到此做过指导报告。范明枢还曾率武训小学全体教师到南京进行参观学习，以开阔见识，增加校外知识。这一系列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学校的师资力量，提高了学校的影响力。

为了扩大学校的经费来源，范明枢延续了此前自己兴办学校时的教育模式，通过“厂校合一”的办法，实现学生工读结合。由冯玉祥出资在学校种植苹果、柿子、桃、茶树等，发展经济园林，同时兴建木、石、铁、编织等小型工厂。由于武训小学设有专门的技术课程，可以使部分学生参与到园林或工厂的工作中。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学校收入，解决了贫困学生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使学生得以应用他们所学的理论知识，锻炼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在办学过程中，范明枢始终没有忘记贫民学校建立的初衷。学校规定对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并由学校提供课本和学习用具。每五名学生可发给一个搪瓷脸盆，每名学生发放一条毛巾、一块肥皂。总校高级班的学生，每天午饭由学校免费供给。除此之外，对于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学校还予以补助，如发棉衣和“煎饼费”（每月最多三元）等。这些措施使泰山脚下成百上千贫苦的青年得到学习的机会，为国家培养出了众多栋梁之材。

在范明枢、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泰山武训小学成为当地水平、声望最高的民众学校，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发展，在齐鲁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山武训小学的许多师生都参与到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之中，包括教师鲁宝琪、马子刚在内的多名学校师生为国捐躯，更多的学生随着革命队伍奔赴全国各地，成长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五、范明枢取得教育成绩的主要原因探究

在发展教育方面，范明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范明枢能够取得如此成绩有着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范明枢的“特殊”身份。身兼传统士绅与新式知识分子二重身份的范明枢更容易得到一般民众的信任。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士绅阶层。这一阶层一般是指由退居乡里的官员和拥有科举功名者所构成的群体，他们在地方乡镇上往往拥有受人尊敬的地位，对地方事务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从传统观念上来说，旧时代的士绅与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新兴知识分子应该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存在，正如近代中国多次发生的“新旧之争”一样是水火不容的。但“新”与“旧”的界限却未必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泾渭分明，新旧两种属性甚至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范明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范明枢从小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考取了功名，此后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事业，这与旧时代多数士绅的人生轨迹是基本吻合的。但范明枢成长在思想动荡的清末，这使得他很快又接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观念的熏陶，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提倡新学。因此，范明枢既不同于视新学为“洪水猛兽”的旧士绅，又不同于激进的新式知识分子，而是身兼新旧二重属性。这是范明枢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193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全国各省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平均达30.3%”。此外根据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报告，“全国共有私塾101 027所，塾师101 813人，塾生1 757 014人。私塾总数约占全国小学校数的1/3，塾师数约占全国小学教职员数的1/6，塾生数约占全国小学生数的1/8”。(1)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98页。可见，在废除科举制的第三十个年头，以传统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私塾在农村地区依旧占有着相当的比例。王奇生教授在《革命与反革命》中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乡村民众对新学的不信任。其主要原因则在于一方面清末民初很多仓促兴建的新式学堂，其质量反不如传统私塾，因而常常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则在于新学的内容“距离农村生活过远，未能切合实用”。(2)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46页。在信奉“实用主义”的乡村地区，名声响亮的“新学”并不能带给民众什么实在的意义，反不如“旧学”更令人容易接受。因此，范明枢在乡村地区兴办新学，并能吸引大量学生报名，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固然与其长期办学积累的声望有关，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他身份的二重性。拥有传统士绅形象的范明枢对乡村地区的民众而言有着天然的权威感，因而他们对范明枢教育实践容易接受和认可。与此同时，范明枢在兴办新学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摒弃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又增添了许多实用技能的教授，从而能够突破在农村地区传播新学的阻力，为山东的教育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实际上，纵观中国近代史，范明枢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代表了身处清末民初那个大变革时代的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他们在新旧思想的冲击下，既没有故步自封、不思进取，也没有丧失文化自信、走向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吸取传统文化中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容，弃其糟粕，最终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上做出一番成绩。以范明枢为代表的这类中层知识分子，或受能力与机遇所限，没有得到在全国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机会，但正是这些为教育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教育工作者的存在，旧中国的地方教育才得以在战乱与贫困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培育出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