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视域下的《李尔王》

王 霞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女性的阅读立场和阅读感受，“作为女性的阅读就是避免作为男性的阅读，就是识别男性阅读中特殊的防护以及歪曲并提供修正”。[1]也就是说，许多男性文本采用的是以男性为阅读对象的策略，女性阅读者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引导去认同男性的角色、立场，认同男性中心主义，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提醒读者在阅读时要排除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认同，树立女性意识，以女性的立场去阅读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一川指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对女性视角的引入，“由于女性主义文论的倡导，读者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在从前读者总是不知不觉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2]以女性的视角去重新阅读男性的经典文本，能够意识到文本中所具有的却往往被忽视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男性对女性的歪曲与贬抑、女性意识的觉醒等内容。本文将在女性主义的批评视域下，对英国著名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进行重读。此剧取材于古代不列颠的传说，描绘了两个家庭父子相逼、手足相残的悲剧，即李尔王的家庭悲剧与格罗斯特的家庭悲剧。

一、作为父权制象征的李尔王

李尔王是一个专制独断的封建君主，代表着父权制的权威、男性社会的权力。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而且一意孤行，听不得一点儿逆耳忠言。在他的眼中，他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谁也不能反对，只能顺从。李尔王的父权思想首先体现在对国土的划分和分配上。在戏剧的开始，不列颠国王李尔将国土分为三个部分，根据三个女儿对他“爱的表白”分配国土。大女儿戈纳瑞和二女儿里甘用甜言蜜语得到了父亲的欢心，她们声称对父亲李尔的爱超过了对自由、健康、视力、美貌等所有不可估价的事物的爱，无法以语言表达，这番表白使得她们成功地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国土。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李尔王的专断，他自以为是的判断使他相信了她们的话。而小女儿科迪利娅却不愿像虚伪的姐姐们那样，她对父亲说，她只是按照自己的义务来回报、服从、爱父亲，不多不少。无疑，在三个女儿中，小女儿科迪利娅是最忠实的。但是，李尔王却因为科迪利娅没有像两个姐姐那样虚伪地说些甜言蜜语，就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把她当作一个陌路人来看待。

李尔王仅仅通过三个女儿对自己的“爱的表白”就决定国土的分配，可以看出他的老迈昏聩、唯我独尊，他对科迪利娅的态度更可以看出他的忠奸不辨、是非不分。肯特伯爵向李尔王劝谏说，科迪利娅并不是不爱李尔王，请李尔王不要做愚蠢、鲁莽的决定。李尔王竟不允许肯特说话，要他闭嘴，听不得一点儿逆耳忠言，足见其独断专行。那么，李尔王为何如此独断？从表面上来看，是因为李尔王位高权重，因而他刚愎自用，只能听谄媚之言。李尔王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声音，更不允许违抗他的旨意。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父权制象征的李尔王，他的命令是不容质疑的，这关乎他的尊严与权威。因此，李尔王之所以如此刚愎自用、独断专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地位所象征的秩序与权力使然。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国王，他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不容反抗的秩序，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有研究者指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以父亲为中心的，几乎他所有的剧作都以父亲为焦点，母亲不存在，或者死了，或者根本不出现，也从不提起。剧作主要表现父亲与儿女的特殊关系。”[3]原因在于，莎士比亚生活的父权时代决定了其戏剧作品中的父权意识，父亲的愿望和决定是不可违抗的。

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其合著代表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 世纪文学想象》中指出，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被看作男性的创造物和衍生物，是为男性而存在的。[4]（P16）在《李尔王》中，科迪利娅的言语，表明了她并不是完全属于父亲的所有物，这无疑是对李尔父权制权威的挑战。因此，他决绝地宣布和科迪利娅断绝父女关系。李尔王的专断、无情也让戈纳瑞和里甘感到不满，“你瞧他现在老了，脾气多么变化不定；我们已经多次注意到这点了。他一向最爱小妹，现在他把她撵走，可见他多么糊涂”。[5]（P501）在戈纳瑞和里甘看来，父亲李尔王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昏聩。李尔王与科迪利娅断绝父女关系并将肯特驱逐出境的做法，让戈纳瑞和里甘充满了危机意识，担心父亲也会如此无情和独断专行地对待自己。因此，她们渴望在经济和政治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和声音。从表面上看，戈纳瑞和里甘对年老的父亲李尔王十分无情，连父亲想保留一百个骑士的愿望也不能够满足，是自私、阴险毒辣的女人。这实际上还是用男性的话语去解读，片面地关注李尔王的话语。在戏剧中，其实有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以李尔王为代表的男性话语，一套是以戈纳瑞和里甘为代表的女性话语。从戈纳瑞和里甘的角度来看，失去昔日权势的李尔王想保留一百个骑士，是因为这代表着权力与地位。李尔王有意地纵容那些骑士横冲直撞、有恃无恐，他们种种不法的暴行实在令戈纳瑞和里甘忍无可忍。作为女儿，她们并非不愿意奉养父亲，她们只是反对父亲保留一百个骑士，因为那些骑士“都是些胡闹放荡、胆大妄为的家伙，我们的宫廷给他们骚扰得像一个喧嚣的客店；他们成天吃喝玩女人，把这里弄成了酒馆妓院，哪里还是一座庄严的宫殿！”[5]（P513）可是专制的李尔王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的决定和权威。虽然戈纳瑞并没有说不养他，只是“酌量减少您的扈从的人数，只留下一些适合于您的年龄，知道自处也熟悉您的人跟随您”。[5]（P513）但是，李尔王马上动怒，骂女儿是地狱里的魔鬼，堕落的贱人，甚至诅咒女儿失去生殖能力，即使生出孩子也是忤逆之子。这根本不是一个父亲对女儿说的话，而是整个父权制社会对不顺从的女儿的评判与否定。李尔王是要通过一百名骑士来维护自己的虚荣、排场、权威。戈纳瑞对父亲的反抗实际上是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而她之所以不让父亲保留一百个骑士，是因为她担心昏聩的父亲会随时用这些骑士的力量来危害自己的生命。

二、作为天使的科迪利娅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指出，西方文学史体现出父权中心统治的特点，在男性文学作品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天使与怪物。“令人烦恼的天使和怪物这两种极端化的形象，成为文学传统为女性提供的主要人物类型。”[4]（P60）天使是纯洁、美丽、温顺、无私、充满奉献精神的理想女性，她们没有自我，从不顾及自己的享受，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这种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身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6]作为与天使形象对立的怪物，则被男性作家描写成淫荡、风骚、丑陋、自私、不温顺、狠毒、反抗、野心勃勃的妖妇形象。不论是天使还是妖妇，都只是男性作家所刻画的一种与现实不符的虚假形象，都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贬抑，反映了男性作家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天使形象体现了男性的审美理想、男性对女性的期待与需求；妖妇形象则体现出男性对不肯顺从、自我意识强烈的女人的厌恶和恐惧，表现出男性文学的“厌女症”。这些妖妇形象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男性对妖妇的厌恶、诅咒，反映出他们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恐惧。“在西方父权制文学的长廊里，我们所见的女性形象往往呈截然对立的模式，不是天使，就是魔鬼！”[7]父权制下的理想女性是纯洁、温顺、自我牺牲、委曲求全的家中天使。科迪利娅作为李尔王的小女儿，柔和温顺，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默默地爱着父亲，在父亲有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顾自己的安危，是个理想的家中天使形象。李尔王夸她的声音总是那么柔软温和，认为女人应该像她那样。

在国土与财富面前，科迪利娅并没有用谎言欺骗父亲，更没有觊觎父亲的财产与权力，她认为自己的爱心比口才更为丰富，只想忠实、本分地爱着父亲。当李尔王绝情地与她断绝父女关系时，她并未怨恨父亲。当她知道父亲的遭遇时，十分痛苦，派士兵到处搜寻她的父亲，“人的智慧能不能恢复他丧失的神志？谁要是能够医治他，我愿意把我的身外的富贵全都送给他”。[5]（P557）最后，科迪利娅为了父亲被俘，并且被处死。一方面，科迪利娅纯洁、善良、忠诚、富于奉献精神，她以死证明了自己对父亲的爱，她的形象表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美德的规定。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就连科迪利娅这样一个完美、纯洁、温柔、无私奉献的天使也死去了，这可以说是对男权制价值的一个否定。有学者从神话原型理论的角度去阐释科迪利娅的形象，认为《圣经》中的上帝代表着神圣、完美、正义、仁爱，代表着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爱，而科迪利娅具有耶稣基督的气质特点，在《李尔王》中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科迪利娅“代表了人类身上拟神性的完美的一面，象征着善和爱的力量”。[8]科迪利娅是真爱的化身，她最后的死亡能够唤醒、拯救那些迷途、堕落的灵魂。从这个角度来说，莎士比亚对科迪利娅的描述无疑体现出他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审美期待。

三、作为妖妇的戈纳瑞和里甘

在《李尔王》中，戈纳瑞和里甘无疑是妖妇形象的代表。戈纳瑞和里甘冲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美德的规定，勇于追求自己的价值，追求经济、政治地位，追求自由爱情。她们是对男权社会天使形象的背离。李尔王曾多次责骂她们是地狱里的魔鬼、吸血的魔鬼、两个不孝的妖妇。就连戈纳瑞的丈夫奥本尼也骂她：“要是我可以允许这双手服从我的怒气，它们一定会把你的肉和骨一块块扯下来；可是你虽然是一个魔鬼，女人的形状庇护着你。”[5]（P555）李尔王与奥本尼对她们的责骂只是因为她们没有像科迪利娅那样温顺地遵从男权制规定下的妇道与美德。

首先，戈纳瑞和里甘的女性自我意识已经觉醒，表现为对经济、政治权力的追求和对以父亲李尔王为代表的父权制的反抗。在戏剧的开始，李尔王觉得自己年岁已大，要把国土和财富分给三个女儿。戈纳瑞和里甘用甜蜜的话语获得了他的财富，小女儿却没有为财富的获取而进行半点努力。这其实是男权制下的温顺与无私奉献。而戈纳瑞和里甘则具有了初步的女性自我意识。她们拒绝温顺与奉献，千方百计地争取财富与权力。这实质上反映了女性的独立意识，要求与男人享有同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有自己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戈纳瑞和里甘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就是对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追求，也是对女性事业的追求。

其次，戈纳瑞和里甘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还体现在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上。戈纳瑞的丈夫并不理解她，反对她追求自己的事业、政治、经济权利。他说妻子的价值还比不上狂风吹在脸上的尘土。这是对妻子价值的彻底否定。他认为妻子不守妇道，是个魔鬼。戈纳瑞对丈夫的懦弱不满，对丈夫代表的父权制社会对她的否定不满，并且爱上了表面上看起来勇敢智慧的爱德蒙。她对爱情的追求反映了女性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的觉醒，敢于向男权制的权威挑战。里甘也爱上了爱德蒙，但她并不因为和姐姐爱上同一个人就放弃，而是勇敢地争取。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爱情观。而小女儿科迪利娅在此剧中并没有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被动地被法兰西国王选中，成为他的皇后。在爱情方面，她是被动的。

但是，戈纳瑞和里甘又不是彻底的女性主义者。她们的身上仍带有男权制长期毒害的印记。戈纳瑞在给爱德蒙的信中说：“我将要成为囚人，他的床就是我的牢狱。把我从他可憎的温暖中拯救出来，作为报酬你可以取代这个位置。你的亲爱的仆人（但愿我能换上‘妻子’两个字）戈纳瑞。”[5]（P566）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戈纳瑞厌恶自己的丈夫，把爱德蒙当作一种拯救力量，并且把自己当作他的卑微、低贱的仆人。这个时候，她又成了男权制下的女性：娇弱，需要男性力量的保护和拯救，对男性充满崇拜。里甘也曾对爱德蒙说：“将军，请你接受我的军队、俘虏和财产，这一切连我自己都由你支配，我是你的献城降服的臣仆，让全世界为我证明，我现在把你立为我的丈夫和君主。”[5]（P574）在爱情面前，里甘变得卑微，成为男人的仆人，并且愿意放弃自己的尊严，放弃财产和军队，放弃经济和政治权利，完全成为男人的附庸。所以，戈纳瑞和里甘最终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被利欲熏心的爱德蒙欺骗和利用，最后以戈纳瑞毒死了妹妹里甘并自尽的悲剧结尾。在《李尔王》中，戈纳瑞和里甘反抗父权制及其规定的美德，追求自己的价值，标志着女性主义意识开始觉醒。但是她们最后的结果是失败的，说明了父权制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女性依然施加着压迫。

四、结语

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批评与其他文学理论相比，更需要保持与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成为一种不受制于文学现状的自由写作。”[9]以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对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李尔王》进行阅读与阐释，既可以听到以李尔王为代表的父权制声音及其对女性的规定，也可以听到作为男性社会理想的女性的科迪利娅的声音以及作为被男性社会厌恶与恐惧的妖妇形象戈纳瑞和里甘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不仅关注到文本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声音，也让我们关注到被贬抑的女性声音；让我们意识到文本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所，让我们注意到文本中充满的不同声音，这些声音中有觉醒、有妥协、有对抗，形成一个互相冲突的话语场，从而颠覆了传统规则与秩序，表达出对父权文化伦理与美学原则的抵制。当然，女性主义批评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对人类文化及文学的解读所发生的影响及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其自身的理论建构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完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