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面纱》的形象学外部研究

李 阳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毛姆的长篇小说《面纱》出版于1925 年，这部作品是继《苏伊士以东》之后，毛姆中国之行的第二部作品。《面纱》讲述的是瓦尔特与凯蒂这对怨偶之间的故事，出生于英国绅士家庭的凯蒂虽然美丽，但从小娇生惯养，爱慕虚荣，矫情做作，因喜欢玩弄男性感情而沦为“剩女”。由于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母亲想要赶紧把凯蒂嫁出去。最后，自傲的她答应了内向呆板的细菌学家瓦尔特的求婚，婚后与丈夫来到当时英国的东方殖民地——香港。在香港那个花天酒地的世界里，爱慕虚荣的凯蒂非常嫌弃不解风情的丈夫，于是和风度翩翩的情场高手——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唐生偷情。得知真相的瓦尔特随即展开了报复计划，他要将凯蒂带到当时中国一个很落后的正在闹瘟疫的地方：湄潭府。凯蒂在向情人求助反被抛弃之后，和丈夫互相折磨，来到瘟疫肆虐的小镇。最后的结果是瓦尔特为帮助当地人摆脱疫情，自己感染而死，而凯蒂却获得了重生。在故事的最后，毛姆运用18 世纪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的作品《一只疯狗之死的挽歌》中的典故，来讽刺瓦尔特的命运。虽然在《面纱》中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是作者虚构的，但这部作品的灵感源自但丁《神曲·炼狱篇》，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均为毛姆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真实人物，毛姆出于观察世界并探究人物内心的目的创作了充满异域风情的《面纱》。

形象学（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分支，准确来讲它是影响研究的扩展。作为新兴学科，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的是“他者”形象，即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以及内涵问题，关注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是如何塑造“他者”的，进一步探究异国异族形象的创作规律，以及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受到哪些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一、作品的研究背景

毛姆1874 年1 月25 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与我国现代文学作家鲁迅经历相似，他在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毕业后弃医从文。毛姆一生游历数国，坚持创作，异域风情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1919 年秋到1920 年冬，45 岁的毛姆来到中国，溯长江而上2 400 多公里，历时4 个多月，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包括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戏剧《苏伊士以东》以及长篇小说《面纱》等。毛姆通过这些作品留给人们的印象是：相对于“风土”，他更感兴趣的永远是“人情”[1]。在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中，关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逐渐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这也使得中国文化不再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般故步自封，而是作为一个“他者”开始了解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与看法，正所谓，中国文化自觉的资源与动力不在发掘自身的传统，而在发掘跨文化的间性乌托邦[2]。作品《面纱》讲述的是一对英国夫妇在中国发生的故事，揭开这层“面纱”意味着女主人公凯蒂通过爱情救赎获得了重生。毛姆借助女主人公凯蒂的眼睛，塑造了中国贫民、没落贵族以及被中国化了的英国人这三类形象，全书既有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又有对中国文明的排斥与丑化，反映了毛姆内心矛盾复杂的中国观。本文将通过形象学外部研究的方法对《面纱》这部作品进行分析，探究毛姆东方主义话语的实质与形象学意义。

二、《面纱》的外部研究

从本质上来讲，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外部研究方法与“元小说”理论相似，都是研究作家是如何创作出文学作品的。形象学外部研究具体分为三部分，即：总体研究、作家研究以及异国形象与真实的异国之间的关系。总体研究是指研究作家创作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对异国异族的看法，也就是探究形象是如何社会化的，作家在勾勒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同时，作品中的“他者”形象对集体想象物是认同还是背离。而作家研究的中心集中在作者本人，也就是毛姆的身上，分析研究他获取异国素材的来源过程，并指出他在创作《面纱》时的内在因素。最后，异国形象与真实异国之间的关系是指毛姆在《面纱》中再现的中国是对真实的中国进行美化还是丑化，以及程度如何的问题。由此也衍生出作者在塑造异国形象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化的问题。意识形态是作者对本国文化模式的社会批判程度最小的一种表达方式，即：肯定本国，否定他国。在《面纱》中主要体现为毛姆对东方的厌弃和憎恶。反之，乌托邦则是对本国社会批判程度最大的一类，即：毛姆崇拜和向往东方。

1.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来源

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她身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数十年并嫁给了一位中国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熏陶，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来源与考察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也促成了她后来以《大地》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优秀作品。而毛姆则与赛珍珠不同，毛姆自幼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西方国度，四十多岁时游历中国数月，创作了《面纱》和《在中国的屏风上》等作品。毛姆在中国的经历并不算多，在勾勒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过程中存在主观色彩和对真实中国形象的背离。并且毛姆在塑造“他者”形象时带有社会集体想象物中的双重性，也就是认同性和相异性，即中西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趋同和存异。

《面纱》中的故事发生在20 世纪初，当时西方产生了对东方形象认知的文化危机，将东方视为各方面完全异于甚至落后于西方的“他者”，毛姆也深受影响。多数西方殖民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先进的工业技术、落后愚昧的国度，甚至直接定义中国就是一个“抽鸦片的国家”，无法真正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深远内涵。毛姆来华期间，中华民国刚建立，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中央政府逐渐得到国际认可。毛姆一路经过香港、上海、北京以及许多农村偏远地区，见过祠堂庙宇，坐过茶楼烟馆，走过城市街道和乡间小路……所有这些都为后来《面纱》的创作积累了素材。毛姆虽然无法摆脱社会大背景在文学创作当中的影响，但他通过亲眼所见，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选择用新的视角来描绘这片富饶神秘的国土。中国的建筑、人文艺术均与欧洲存在巨大差异，勾起了毛姆好奇和惊讶的向往之情。纵观《面纱》全书，一方面充斥着作为西方人的毛姆对中国无法掩盖的厌恶和摒弃之情，另一方面也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净化人心灵的世外桃源形象。

因此，毛姆在《面纱》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或丑或美，无论被意识形态化还是乌托邦化都与真实的中国形象无关，是西方意识形态下完全背离了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他者”，是虚构出来的。

2.毛姆在作品中的素材收集与情感态度

毛姆曾于1919 年到1920 年花费4 个月的时间游历中国，之后于1925 年写成《面纱》，此书中有关异国的材料来源属于亲临中国后所收集的直接材料。毛姆对东方国家兴趣浓厚，尤其是对中国情有独钟。他想要全力躲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机器时代的冷漠，去中国寻求一片精神归宿的乐土，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能全然规避西方大环境下带有种族歧视的东方主义话语，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在作品《面纱》中，既有被丑化和异化的中国人，又有被赋予高贵和神秘的中国人。

关于《面纱》的写作灵感，毛姆在序言中提及，是受到《神曲·炼狱篇》当中一段讲述碧娅悲惨遭遇的诗句的启发，后来毛姆游历香港时听到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故事，寻找并确定相关的人物角色，最终写成了《面纱》。[3]在作品中，除了几位英国主角和法国修女之外，社会大背景和背景之下的民众都是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都是作者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创造出来的人物，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人。毛姆在中国的经历使他既看到了大城市的车水马龙与繁华奢靡，又看到了偏远山村的贫穷落后，既赞美又厌恶的心理油然而生，也就使得他对中国持有矛盾复杂的态度。此外，毛姆对于中国“道”学兴趣颇深，也阅读过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还曾拜访过我国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其间充分展现了他本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和崇尚。毛姆在创作时除了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前期灵感，他的创作初衷是怀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的。毋庸置疑，毛姆在《面纱》中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从起初因男主角名字的选择引发的官司，到后来评论界舆论的褒贬不一，可谓困难重重。创作期间，毛姆从未想过放弃，好在作品的发行量和读者的喜好率没有让他的努力付之东流。这部关于爱情的《面纱》传入中国后，影响了陆小曼、张爱玲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并于2006 年被导演约翰·卡兰翻拍成电影，风靡中国，迄今为止喜爱小说《面纱》和同名电影的中国受众依旧数量庞大。可见这部作品的经久不衰。

3.中国形象与真实中国之间的关系

毛姆在《面纱》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与真实世界中的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忽略的研究关键。大多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与真实的中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作为土生土长的欧洲人，毛姆也深受此类社会现象的影响，并充分展现在其作品中。

《面纱》虽然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但是对于中国人物形象的描写却寥寥无几，除了几位英国主角，就连湄潭府修道院的几位法国修女都比中国人物所占的篇幅要多。不过，细读还是可以发现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形象——古董店老板、满族公主、余团长、中国轿夫和中国孤儿等。

在小说刚一开始，凯蒂和查理偷情被发现时，查理安慰凯蒂说：“刚才肯定是哪个仆人，只有中国人才那样拧把手。[4](P3)”可见英国人对中国人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种族优越感，是一种误解，甚至是歧视。后来作者借助凯蒂的眼睛写道：“在香港什么都难，她讨厌这座中国城市……那家古董店里的中国人吸食鸦片，她讨厌老板‘阿谀奉承’的微笑……[4](P8)”可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正是因为英国鸦片的输入，鸦片和大烟消散了整个神州，也使得中国被西方视为一个沉入东方主义黑暗的形象。而满族公主，“她脸上敷了粉，眼睛下面和嘴唇都涂着胭脂。她的眉毛修成一对细细的黑线，嘴唇涂得猩红[4](P173)”，“她好像不是真的，好像一幅画，又有一种让凯蒂自觉笨拙的高贵典雅……西方的信仰和理想与她在这精致的造物身上捕捉到的那一闪即逝的理想和信念相比，显得野蛮粗糙”。[4](P174)显然，毛姆赋予了满洲公主东方神圣的光环，她身上充满了古老、神秘和不可思议，这便是毛姆眼中的东方。但与此同时，对于满洲公主疯狂爱上英国人韦丁顿并与之生死相随的故事，还是无法掩盖毛姆心中西方主义的种族优越感。中国轿夫们“从嘴里发出的听不懂的话着实显得神秘而骇人”，中国孤儿们“穿着一样的衣服，一个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加上扁扁的鼻子，让凯蒂觉得不太像人，甚至感到厌恶”。[4](P121)对于中国轿夫和孤儿的描写，毛姆带有一种浓厚的种族歧视观，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从外貌到生活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未免有失公正和客观。余团长则是一个有姓无名的上校，在丈夫瓦尔特临危之际，凯蒂第一次见到了他，“这人个子很高，体态粗胖，穿着一身卡其布军服，显得紧张不安。他正看着瓦尔特，她发现他眼里含着泪水。她的心像针扎了一样：这个黄皮肤、扁平脸的人为什么要满眼含泪？这激怒了她”。[4](P193)这一段关于余团长的描写，毛姆种族歧视的色彩再一次被扩大，东方人善良的天性似乎不被理解。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充斥着污秽不堪的字眼，在英文原版中，毛姆也用Chink(译“中国佬”）代替了Chinese，“中国佬”曾经是美国社会对在美华人的一种恶劣与贬低的称谓，随着时代的发展，整个西方均开始采用“中国佬”来称呼华人移民甚至所有中国人。而在毛姆笔下，“中国佬”代表着原始、愚昧、野蛮甚至残忍的没落群体，作者身上带有的对于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由此充分展现。

总之，毛姆在《面纱》中共塑造了中国贫民、没落贵族以及被中国化的英国人这三类形象，体现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情感态度和主观认知。从作品《面纱》所表现的中国人物形象来看，毛姆对于中国人民的印象始终带有一种西方社会先进高贵、东方国度粗俗鄙陋的种族歧视偏见。这些中国形象无论是被美化还是被丑化，都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化的集体想象物；不管是令人欣赏的，还是令人厌恶的，都是西方文化生活中的“他者”，是西方现代化社会的投影；不论是被乌托邦化还是被意识形态化，都与真实的中国无关。

三、结语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对中国的这段旅程作了简要总结，大致意思可概括为八个字：玩得开心，搜集资料。这段旅程对他来讲是终生难忘的。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毛姆对这个国度充满了好奇和敬仰，可当踏足过后，他看到了中国腐朽衰败的近代社会，内心五味杂陈，所有的好奇和敬仰都随风消逝。与此同时，毛姆在作品当中暗含的西方种族优越感也随即跃然纸上。无论《面纱》这个故事描写的爱情有多凄美和遗憾，主角永远是西方人，东方的男女老少只能担任配角。毛姆在《面纱》中努力寻求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这层“面纱”不仅意味着女主角凯蒂在精神上得到救赎，更深层次意味着西方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和偏见。“面纱”掀开之后，以毛姆为代表的西方人身上所带有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也就展现在世人面前了。因此，不论毛姆笔下的中国形象有多么栩栩如生，都与真实的中国形象无关，这个形象是被那个时代西方社会所建构起来的“他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