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人口观——以《新青年》为中心的讨论

毛铭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五四”时期的人口观
——以《新青年》为中心的讨论

毛铭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人口问题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清中后期，人口快速增长的现实使时人开始关注人口问题。19世纪80年代，西学东渐，马尔萨斯人口论传入中国，时人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开始更多地关注人口问题，围绕马尔萨斯理论以及中国社会现实，有识之士从人口角度，进行了讨论与思考。《新青年》作为一份在20世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杂志，在此时，出版了人口问题专号(七卷四号)。此期杂志涉及中国学者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不同观点，以及他们对中国人口现实与社会现状关系的思考。

《新青年》；人口观讨论；马尔萨斯人口论；社会问题

人口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五四运动前后，社会对于人口问题存在不同态度。作为当时先进杂志的代表，《新青年》以开放的态度容纳了不同的观点。《新青年》七卷四号作为“人口问题”专号，为我们展示了知识分子的不同想法。因此，本文从《新青年》七卷四号着手，以流动的眼光看待问题的发展，考察时人对人口、社会的诸多思考。

一、问题起源

人口问题在近代中国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一方面是受西方人口问题理论传入的影响，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历史上中国人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当时有识之士的担忧。是故，研究时人对人口问题的看法，是不能割裂历史而孤立地来看待的。

1.20世纪前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人口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人口问题也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然而，直到最近数百年，人口问题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789年，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人口论》引起了许多争议，出现了许多对其理论的研究与批驳。马尔萨斯从人的“食欲”与“性欲”出发，描绘了一幅惨淡的社会前景。他将人多与社会混乱相联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抑制对策。反观中国现实，在明代之前，我国人口数一直在2 000万到6 000万之间周期性浮动，大体与王朝兴衰相吻合。但在清代乾隆年间突破了一亿大关，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达到了4亿，直到“五四”前后达到了4.5亿。[2]

清中叶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741年，中国人口超过1.4亿，1762年就突破了2亿大关，1790年突破3亿，1834年突破4亿。虽然在之后的时间里，尤其是1851-1901年间，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人口总数出现了上下浮动，但在1901年，人口总数又回到了4亿。直到五四运动前，人口总数突破了4.5亿。可见，人口增多是中国社会存在的真实状况，而由人口增加带来的生计问题引起了时人的关注。

很早，中国就有人提出了“人满”之说，《管子》中就有言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然而，《管子》最晚成于战国，那时人口并未出现过多情况，因此，此处的人满并非人口过剩，而是人口缺乏管理之意。我们在此讨论的人满问题，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出现。乾隆就曾指出，以前一人耕作可养十人的社会情况已经变了，民户的增多使得粮食日益拮据，让他十分担忧。而洪亮吉也写下了《生计篇》，其中充分阐述了对“人满为患”而造成的社会问题的担忧。至此，人口开始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汪士铎在目睹太平天国运动后，他将人满与乱世相联系，其言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无实质区别。从先秦的孔孟，直到明清的洪亮吉等人，他们都从不同的阶级出发，从不同角度关注人口现状。20世纪前，尤其是在清中后期，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就开始逐步形成。

2.马氏理论传入中国后引起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

虽然在20世纪初已经有人对此问题进行了思考，但伴随着新的人口理论的传入，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所描绘的社会前景，在西方引起了很大轰动。在19世纪80年代，伴随着西学东渐，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传播到了中国，面对中国现实，许多人也开始思考人口问题，并就中国现实与马尔萨斯理论开始了激烈的讨论。马尔萨斯理论也伴随着各方人士的争议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马尔萨斯理论最早在1880年翻译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富国策》中提及，之后便传播开来。1904年，《东方杂志》转载了有关人口问题的社论文章《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其中提到：“盖中国之治乱与人口之众寡相比例者也。中国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 徒以人口之增加耳”，“人满之状，深可太息。循是以强，而不求生存之策，恐富者渐失其富，贫者愈趋于贫，四百兆汉族之民，且将稿项以消灭也。”[3]文章认为中国人满的现实造就了贫困，而贫困造就了中国的混乱。几年后，这一想法并没有改变，《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则提到：“杀戮重则人民稀，人民稀则求食易，求食易则人各安其所分，而世一治。其所谓乱者，亦非真有致乱之道也、太平久则生齿繁。”[4]他认为人少的社会会导致安定，而人多的社会会导致动乱。这些文章中虽有与马氏理论有关的内容，但都未明确表明，更多的是关注到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思考。

1906年，章宗元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论古今生计界之竞争》一文，其中论述到:“夫反对马氏学家固以为今日富者必有余矣，不知富者之所以得此盈余，正以其慎于婚配、节忍于先故也，若使分节忍者所得之余财，以养不节忍者之子女，则谨俭者种其因、浮浪者食其果，几何不驱天下而从浮浪耶？且也，统计书中所称富厚之家生齿较稀者，正以富厚多出于才智，智者能节制情欲故也。若使浮浪之子同享富厚之福，则必不知所以自制，生齿又何从而限制耶？故必使智者享其自制之果，而世人始劝人尽自制，则富厚之增与生齿之减乃能并收其效耳。”[5]他认为贫富之差在于是否做到生育的自制。

直到1918年，陈长蘅出版《中国人口论》，这是较早的与马氏及中国人口问题有关的著作，在书中，他对马尔萨斯理论完全认同，认为中国民众今日贫困的一大原因是繁衍太多，而生产不足，用有限的生计供应不了无限的人口，所以应该推迟结婚，减少生育，这是救穷的最重要的途径，这本书问世后，受到了关注，连续加印六次。顾孟余对陈长蘅的著作进行过评价，对此书做出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本书很可读”。[6]

以上是20世纪之后，时人对中国人口问题与马氏理论思考的典型论著，大多是支持马尔萨斯理论的。但是，马氏理论并不被所有人接受，也有反对者。1920年3月，《新青年》推出了“人口问题”专号(七卷四号)，在这期杂志中，就存在着不同声音，不同人对马尔萨斯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之后，在1922年与1936年，桑格夫人(美国节制生育运动创始人)两次访华，她在各地宣传节育主张，引发了知识界对于“节育”问题的四大论战，分别是关于“母性自决”“新性道德”“人口问题”“优生学”[7]的问题。“五四”时期对人口问题思考与讨论的影响是深远的，新中国建立后，采用的计划生育与此有关。

二、关于马氏理论的思考

在人口学领域，以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故《新青年》的人口问题专号中讨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及其理论。在思考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基础上，时人对中国许多现有问题也有了新的思考视角，用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新观点与理论也被提出。在《新青年》七卷四号中，顾孟余、陶孟、陈独秀、马寅初、彭一湖、张松年等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立场不尽相同，分为马尔萨斯理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他们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许多人也对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人口因素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意见。他们讨论的重点主要在于马氏理论的三个基本论点，以下分点探究。

1.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的比较

马尔萨斯人口论基于人类生存需要食物与两性情欲，认为“食欲”与“性欲”两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人口的增加是按照几何比例增加，而生活资料只按照算数比例增加，因此会导致人口增加超过食物的增加。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按照几何比例增加的前提是，人口没有限制。事实上，人口存在着天然的死亡，同时还有流放、战乱、饥荒、疫病等因素造成人口数量的减少。所以，对于人口增长是否超过食物增长的倾向这一观点，一直就存在着争议。

彭一湖对这一观点完全赞同。他列举了六种反对派的意见并加以评述，最后得出，“男女间性欲不变不衰的前提下，把一切抑制人口的原因取消”，“土地的报酬渐减，其增加对于劳力的增加是累减的”[8]。基于这两点，他认为，虽然这种增加率不能用具体的数字表明，但人口增加数量是一定大过生活资料增加的。顾孟余根据历史记载的人口数目与人口密度等，做出了“中国人口是超乎中国经济能力之上”[9]的结论。此外陈长蘅在1930年出版的《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中提及，中国人口已经超过适度，而只有适度的人口才适合社会发展。[10]

但也有人表示反对。陶孟和指出，事实上，人口的增加并非如此，人口的增加受到了生计的限制。“生计限制人口，但是生计所以限制人口的不是生计自身，是因生计缺乏时所产出的状况为疾病、贫穷、恶风俗等等。”[11]他一方面认为，生计直接或间接限制了人口，另一方面，他指出人口的增加与生计有关(工业革命；生活进步，文化进步；新开发的地区，天产富饶；交通便利)。他列举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乌拉圭、英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23个国家的人口，说明这些国家的人口都是增长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出现了所谓的人口增长超过食物增长，究其原因，是在现代社会中，人口并不是造就贫困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口增长与生计扩张同时发生，且人口的增加与否受到了生计的限制。但人类社会一定是永远繁衍的，人口增长并不一定超过食物增长。陈独秀对于这一点也是反对的，他指出马氏的理论是在机器初兴的时代，失业人口增加是出现的，所以，马氏的理论是局限的，即使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同时，他提到生物需要供给，同时也是食物链中的一环，会成为供给者。[12](P109)反观现实，德国现在没有出现人口过剩的情况，甚至已出现了人口缺少的问题。而至于食物增加是否一定慢于人口增加，他指出，食物随着人口增加并非空想，在马氏的时代，食物的增加可能是算数增加，但伴随着文明的进步，科技会促使食物翻番，不能简单地用算数增加来计算。李大钊用“天地刍狗”的想法来解释这一问题，他认为，万物有赖于上天的恩赐，而人的贪婪与懒惰导致了互相残杀，这不是人口增多的缘故。[13]所以，只要人们增加生产，就不会出现人口增长快于食物增长。

事实上，对于马氏的这一观点，大多数人首先是承认人口增长的，同时，对于人多，他们也并不认为一定是好事，陈独秀就说过：“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自豪，实在是梦话。”[12](P115)但是对于人口增长是否有超过食物增长趋势的观点存在争议。之所以产生分歧，笔者认为，这与下文论及的造成贫困与罪恶的根源有关。因论者自己是社会的某部分人群代表，亦或者是关注到了社会的某部分人群，基于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也就难免认为是人口过激增长导致了社会问题的频发。

2.人口过剩是否造成贫穷与罪恶

如果说第一点是马氏理论的根基，那这一点就是马氏的结论了，马氏理论认为贫困与罪恶源于人口增长高于食物增长。对这一点存在的争议较大，尤其是对于贫困的争论。虽然马氏在第一版之后，对这一点进行了柔和的表达，但主旨未变。

对此，顾孟余认同马氏的观点。他在《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一文中，提出人口问题的解决是其他社会问题解决的前提。他认为中国是人满为患，而人满为患导致了贫困与罪恶。一方面，因人多造成了社会资本相对缺乏，人口众多也导致了谋生机会的相对减小，人的生活程度(生活质量)也就相对降低，缺乏工作机会与教育的人群增多，贫困就此出现。另一方面，人口过多，食物不足对人心理造成了影响，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不明是非、互相残害、相互嫉妒等罪恶出现，整个社会是恶风恶俗的氛围，更者，黑白颠倒的社会使得贤者淘汰，恶者立足[9]，如此看来，人口过激造成罪恶甚重。

新马尔萨斯派对此进行了修正，他们主张，贫困与罪恶的根源不在于人口过多，而在于社会组织的缺陷，也就是在提倡构建福利社会。在《新青年》七卷四号中，陈独秀对马氏理论也表达了反对意见，他总结了贫困的五大原因，分别是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动的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14]所以，要解决贫困问题，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他提出发展生产事业，发展交通事业，发展科学，发展生产技术，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分配平均，在以上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限制人口来解决部分困难。陶孟和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他反对贫困是由人口过多造成。他认为贫穷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个人问题，在国外的文明社会中，贫穷是由生计扩张造成的，因为文明社会中，生计虽然扩张，但同时伴随着分配不均，真正造成贫穷的不是人口增加，而是分配问题。这些理论在中国虽不能尽用，但反思现实，他提及“横征暴敛的政府，嚣张跋扈的军人，蝇营狗苟的政客，敲剥朘削的财主”[11]，认为中国的贫穷与人口关系小，和政治经济关系更大。

事实上，对恶果的认知，受到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极大影响，在人口压力出现的时代，出现了大量底层人群，加之现实黑暗的社会政治，前路不清的国家命运，不同的人也就有了不同的想法。但无疑将人口、科技、社会福利这些词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学者思考人口话题。

3.遏制性欲与节育主张

这点是马氏理论对人口问题的救济措施，在《人口论》第一次出版时，由于马氏主张遏制性欲，守独身主义，遭到了巨大的抨击，在第二次出版时，马氏将许多争议处加以柔和，这一观点也进行了处理。一方面，他反对早婚，“在第一版以为必然，在第二版以为屡屡”[15]。另一方面，他在第二版之后提出了“道德的抑制”。所谓“道德的抑制”，就是控制“性欲”，马尔萨斯把其设定为“独身”，而新马尔萨斯派则对此进行了改良，他们反对独身主义，提倡相当的早婚，受胎预防法与防止多产。

事实上，是否要限制人口与他们对人口问题的态度有关。如陶孟和更关注的是中国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他认为人口的增加会创造文明与社会制度，并且与生计扩张同步。因此，他指出要对社会政治与经济进行革新，对是否进行人口节制并未提出相关主张。陈独秀虽然认为恶果不由人口过多造成，但在《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问题》一文中也提出可以进行人口限制，但此处的人口限制是陈独秀认为的无奈之举，也不能推之全社会而皆准。严智钟提出，人多同时要提高人口质量，也就是反对人口限制。由此，对马氏第二点反对的人，提出的救济措施往往不会从人口角度出发，而会更关切其他方面。

对于马氏的遏制想法，反对者颇多，但对于新马派的主张，得到了学者的认同。顾孟余对限制人口提出了八点救济方案，涉及风俗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包括了禁止早婚、纳妾，打破一切造成人满的宗教伦理风俗，传播人口学说和各派限制人口的方法，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提高科学美术的教育，实施有系统的恤贫率，施行各种保护工人的政策。[9]彭一湖也支持新马派的救济方案。事实上，支持者或多或少也赞同了道德在控制人口数量上的作用。当然，在此基础上，结合了中国现实情况，学者也提出了其他的救济方案。对于节育的问题，在此后一直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桑格夫人访华之后，《妇女评论》也有专号讨论这一问题。在封建社会里，女性需要“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东方礼教国女教的‘三从’大义”[16]，女性地位的低下，使得她们在传统社会中成为繁衍的工具。陈望道在《母性自决》中认为，女性有权选择几个人做自己的儿女[17]，也就是从女性解放的方面来支持节育。陈德征在《婚姻和生育》中提出，生育是婚姻的结果，而不能成为决定要素[18]，也是在侧面支持节育。

在对马氏“遏制性欲”的问题上，顾孟余、陈独秀、严智钟等人都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这是自然之理，遏制有违自然法则。更有甚者，提出过由于人神经的发展，生殖能力会下降，因而无须遏制，虽然这一理论毫无科学验证，但充分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于遏制性欲的反对。但马尔萨斯柔和之后的救济方案以及新马尔萨斯派所提出的预防受胎的救济方法，得到了多数人推崇，这从之后的节育运动能看出。不同论者由于角度不同，对人口问题提出的救济措施也不同，但都是从社会情况出发，对人口问题思索的结果。

三、关于人口与贫穷的思考

《新青年》人口专号对人口问题的讨论，是有识之士因思考中国社会问题而展开的，这些思考更多的结合了中国社会与国情。“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19]近代西方，经济上步入工业文明，政治上形成了追求和推崇个人权利的氛围，人口增长形势已然发生了变化。反观中国人口问题，则有着自己的特质。在《新青年》七卷四期中，无论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他们讨论的重心无疑落到了中国的社会问题上来，此时，中国的贫穷是社会一大病症。如果人口本身是在关注生存、死亡、婚姻、生育等内容，那么，中国学者则将人口问题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联系起来，加以思考。

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是否存在普遍的贫穷问题，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1920年前后的中国，出现了粮食产量不足，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据统计，1920年，全国出现了525次自然灾害，1921年则达到了682次。[20]这导致了普遍的粮荒，即使是富庶的江南地区，也十分缺粮。农业是中国之本，农业问题导致了工业的衰竭以及大批工人失业。因自然灾害的严重，导致了粮食价格的上涨，上海粮价在半年之内，从七元涨到十六七元。[21]由于粮食短缺，社会还出现了其他矛盾，抢夺粮食、商人牟利而抬高物价、官员贪腐[22]等，这些都使得贫困的问题更加凸显，成为有识之士的关注点。因此，可以说，贫困是当时社会的一大问题。

贫穷在当时社会的突出体现，使许多人认为这是人满为患的过错。在讨论贫穷的时候，首先，是中国社会的特质。曾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是水利社会，而所谓的水利社会，即中国农业支撑社会发展，基于这样的现实，在看待中国人口与贫穷问题时，马尔萨斯的理论就不完全适用。中国社会的贫穷是否是人口造成的，这一问题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陶孟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他认为人口增加是受到了生计扩张的影响，而生计的扩张一方面供养了人口，另一方面造就了贫困，但是贫困的根源是分配问题。在文明社会中，分配不均可以得到改善，贫困不会成为问题。但他指出，这适用于外国，中国不能尽用。在中国社会中，农业支持了人口，而这种支持在他看来总量上是足够的。但之所以贫困成为社会的弊病，是因为资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是政治的腐败、政府的无能导致。这一主张也是陈独秀认同的。他在救济之法中，提出分配均匀，意识到贫困的解决需要政府的作用，而不在于人口的众寡。同时，从陈独秀的其他主张中，也可见中国社会之特性。陈独秀提出要发展生产事业，提高生产技术，采用科学生产等，这些都与中国农业社会的本质相联系。在他们看来，人口的增加绝非造就贫困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根本的，而政治、经济的落后才是贫困的根源。

论者们之所以激烈地讨论人口问题，是因为社会现实对他们的刺激无疑是最大的。而贫困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重症。在论者们心中，人口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是与政治经济相联系的，而要解决人口问题，也需要依托政治经济手段。

四、余论

自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版后，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就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反对、赞成或者部分赞同的皆有。马氏理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注意到社会的道德、贫困问题，他们开始思考人口与这些问题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新青年》七卷四号为视角，可以看到中国不同学者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不同态度，看到时人对人口问题的思考。《新青年》所体现出的人口观，并非单一的，反而充满了冲突与矛盾，然而，正是在这种矛盾与冲突中，更多人对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中国是家庭为本位的社会，陈独秀说过：“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23]这使得中国的人口问题会与西方不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是无限繁衍的，解决人口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在对人口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节制人口思想潮流，1922年，桑格夫人访华，宣传计划生育等思想，提倡使用避孕产品，同年，在苏州成立了“中华节育研究社”。1922年到1929年期间，《节育主义》《产儿限制ABC》《生育节制论》等书出版。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节育研究社”，之后节育这一人口政策开始从理论转化到实践中去。

中国人口问题与社会危机的交织，使时人从人口角度思考社会问题。在这些人的思考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在动荡年代中，社会的贫穷、矛盾的激烈，同时，也看到了时人对人口问题、社会发展的思考。

[1]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2]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7.

[3]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J].东方杂志，一卷六号，1904.

[4]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J].东方杂志，四卷七号，1907.

[5]章宗元.论古今生计界之竞争[J].独立评论，1906.

[6]顾孟余.书籍批评[J].新青年，七卷四号，1920-3.

[7](韩)俞莲实.民国时期关于“生育节制”的四大论战[J].史林，2008(5):128-146，188.

[8]彭一湖.论人口有增加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倾向[J].新青年，七卷四号，1920-3.

[9]顾孟余.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J].新青年，七卷四号，1920-3.

[10]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78.

[11]陶孟和.贫穷与人口问题[J].新青年，七卷四号，1920-3.

[12]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A].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3]李大钊.战争与人口(上)[A].李大钊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7.

[14]陈独秀.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问题[J].新青年，七卷四号，1920-3.

[15]T.S..人口论的学说变迁[J].新青年，七卷四号，1920-3.

[16]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A].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C].北京：三联书店，1984：475.

[17]陈望道.母性自决[J].妇女评论，第37期，1922-4.

[18]陈德征.婚姻和生育[J].妇女评论，第40期，1922-6.

[19]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4.

[20]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0:374.

[21]皇莆.问夺民食的官厅[N].民国日报，1920-6-10.

[22]王媛，王军.192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粮食短缺与社会矛盾[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3-76.

[2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A].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68.

The View of Population During the May 4thMovement： ——Discussion onTheNewYouthas the Center

MAO Ming

(School of Societ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Jiangsu 215000, China)

Population problem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which is also an old and often new topic. In the mid to late of Qing Dynasty, people started focusing on population issues due to the sharp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the 1880s, Malthusian theory of population spread into China in the wave of “Western Learning”, when people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reality,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opulation issues. Men of insight came up with ideas and held discussion of population issues around the Malthusian theory as well as the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TheNewYouth, which was a magazine with superb influence in the 20thcentury, published a special issue of population. That particular issue involved diverse opinions by Chinese scholars about Malthusian theory of population and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realities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NewYouth; discussion on the view of population；Malthusian theory of population; social problem

2017-05-24

毛铭(1994-)，女，江苏常州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共和国史研究。

K261.1

A

1008-469X(2017)04-009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