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麟囊》和《珍珠塔》的人文审美探析

罗尚荣，刘 洁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文学·语言研究】

《锁麟囊》和《珍珠塔》的人文审美探析

罗尚荣，刘 洁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锁麟囊》和《珍珠塔》是戏曲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佳作，虽然属于不同的剧种，但同以一件珍宝为线索串联全戏，并且都是中国式大团圆结局。尽管情节架构如此相似，但是两件宝物的命运不同，两位主人公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展示出来的人文内涵也有差异。无论是囊中的人情冷暖还是塔外的世态炎凉，都是中国传统戏曲蕴含的特有的中国传统道德意蕴和伦理主题。

《锁麟囊》；《珍珠塔》；审美特点；伦理主题

戏曲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俗文化的代表，戏曲更接近观众的审美需要，更能体现一种人学。尤其是“这种世俗文学的审美效果显然与传统的诗词歌赋，有了性质上的重大差异，艺术形式的美感逊色于生活内容的欣赏，高雅的趣味让路于世俗的真实”。[1]

《锁麟囊》是中国近代剧作，由京剧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和翁偶虹合作而成，是根据清代焦循《剧说》中《只麈谈》的故事创作的一出喜剧，为程派集大成之作。《珍珠塔》为著名的传统锡剧，源于清代弹词作品《孝义真迹珍珠塔全传》。《锁麟囊》和《珍珠塔》都是戏曲作品中的精品，历经多场演出至今仍永葆生机。从戏曲文本来看，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一件珍稀宝物为线索串联而成的，但是无论是赠予的方式还是人物关系都是大不相同的。虽然都是传统戏曲作品，表达出来的古代传统观及其隐含的伦理观也是呈现出不一样的审美偏向。

一、相似的珍宝，不同的经历

《锁麟囊》中的锁麟囊是一个用锁绣手法将麒麟绣制于上的香囊，里面放满了奇珍异宝，作为女方陪嫁之物，有祈子之意。在《锁麟囊》中此囊原是富家女薛湘灵出嫁时母亲给予的陪嫁之物：“我们本地的乡风，女子出嫁，必有这锁麟囊，多装珠宝，祝你麟儿早降之意呀。”十分宝贵：“有金珠和珍宝光华灿烂，红珊瑚碧翡翠样样俱全；还有那夜明珠粒粒成串，还有那赤金练、紫瑛簪、白玉环、双凤錾、八宝钗钏，一个个宝孕光含。”而锡剧《珍珠塔》中的珍珠塔原是方家给方家姑母的陪嫁之物：“当年我出嫁的时候，我家嫂嫂只给了我这一件嫁妆。”名贵异常：“珠塔本是稀有宝。万颗珠玉巧串成。金丝穿，银线纫。玲珑剔透塔七层。避火珠，串成墙。分水珠盘成心，移墨珠子做塔底，定风珠一颗结塔顶，举世无双难配对，价值一座襄阳城。”

虽然都是价值连城的陪嫁之物，但是双方对于它的态度却是不同的。薛湘灵在出嫁前对鞋子、喜帕、衣服等十分挑剔，换了数十遭，表现出富家小姐的刁蛮任性，但是在赠予锁麟囊时却十分大方。出嫁途中遇大雨，在春秋亭避雨时听到隔壁轿中贫家女赵守贞哭泣，十分怜悯，问明缘由后不禁感叹：“人情冷暖非天造，何不移动半分毫？我今不足她正少，她为饥寒我为娇；分我一只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并且不顾反对，慷慨把锁麟囊相赠对方，并且嘱咐不留姓名，“非为报也”。对于锁麟囊所蕴含的早降麟儿的寓意也是看得很轻：“(西皮流水板)这都是神话凭空造，自有珠玉夸富豪；麟儿哪有神送到？积德才生玉树苗；小小囊儿何足道，慰她饥渴似琼瑶。”这是十分宽容大度的气度。

而方家姑母则是将其作为一个炫耀家世的资本，尽管相国府已然败落，她仍然虚荣而傲慢地将珍珠塔拿出来给前来祝寿的女客们开眼：“好吧，我先给你们看样东西，红云到小姐房中，把那件嫁妆拿来。”并且在众人面前极力夸赞娘家侄儿方卿：“皇上夸他是文曲星，如若来，大小官员齐出迎。”表现出对娘家侄儿的十分爱重之情，但是在方卿真正出现时却又暗道：“什么文曲星，原来是个穷鬼。”而当方卿向姑妈借钱读书应举，方家姑母十分吝啬，一点银子都舍不得，并且刻薄犀利地挖苦了自己的侄子：“休想心高比古人，你天生没有做官命。”“方卿你若有高官做，除非满天月亮一颗星，方卿你若有高官做，铁树花开结铜铃，毛竹扁担出嫩笋；……你文不成，武不精，街前街后讨饭吞，做一个伸手大将军。”并且急于将他赶出去：“红云，快送他从后花园出去。”最后是姑母之女陈翠娥偷偷拿了珍珠塔藏在点心中赠给他，欲助他读书。

虽然两件宝物通过不同态度和途径都是赠予了他人，但是结果却又大相径庭。《锁麟囊》中，薛湘灵出嫁六年后回乡，却遇到登州大水，身边的人都走散了，孤身无依只好到赵守贞家为奴，机缘巧合在朱楼上认出锁麟囊，于是被奉为上宾，全家团圆，锁麟囊物归原主。而《珍珠塔》中的珍珠塔虽然被赠予方卿，却在半路上被强盗抢走。三年后方卿果中状元，七省巡抚金印加身，衣锦还襄阳，不仅痛快地羞了姑母，还与表姐成婚，但是珍珠塔却没有找回。

两相对比，同样是宝物却是完全相悖的命运。薛湘灵对锁麟囊的态度确是主动并且乐意将锁麟囊赠予陌生人，最终却能物归原主；而方姑母则是被动并且拒绝将珍珠塔赠予自家人，最终却落入贼人之手。

二、相似的身份反转，不同的自我意识

戏剧应当是有力度的。这就是说，戏剧中需要一些可以承担民族精神的脊骨。虽然戏曲一直被认为是俗文化，但是雅、俗文化本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不是说雅文化用来言志，俗文化只能用来消遣。作为俗文化的戏曲拥有更大的遍布性和传播性。不是所有的戏曲作品中有思想深度和力度，但是这类作品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锁麟囊》和《珍珠塔》两部戏曲作品其实是从正反两个角度传达贫富主体之间的伦理关怀意识。《锁麟囊》是从正面描写薛湘灵作为富家千金对于贫家女子赵守贞的帮助和同情，这种不求回报的善意才是对贫穷一方的尊重。《珍珠塔》则是通过方姑母对落魄侄儿的冷嘲热讽最终含羞迎接这一反差表达富贵贫贱都是身外的差异性。实质上，在社会上的人总会因为外物而被区分为不同阶级，不同的阶级对于彼此的态度也会由此改变。但是这种阶级性不是永久的，正如薛湘灵一瞬间从富家夫人成为落难的薛妈，方卿也能从落魄书生变成七省巡按。生命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对于平等的生命，应当摒弃外物的干扰，善意地对待陌生的他人。

在出嫁之前，薛湘灵是一个娇蛮任性的千金小姐，处处挑剔下人买来的陪嫁用品。但是在春秋亭避雨听到隔壁轿中悲声寂寥时才醒悟：“世上哪有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薛湘灵有这样的觉悟，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她能够主动地试图去拉近双方在外物上的差距：“人情冷暖非天造，何不移动半分毫。”这不仅是作为一个富家千金的大方，同样也是一个生命本体平等性的觉醒。在第三出戏中，薛湘灵与家人失散，自己正饥饿难耐，不知何去何从时，还将舍来的粥送给老婆婆。这是剧中又一次正面强化薛湘灵对于陌生人的怜悯和善意。如果说赠锁麟囊时，她尚且家财万贯，不谙世事，此时的薛湘灵舍粥则是从另一个极端的情境下表达了她对生命的善意和关怀。

到后来身份骤然失衡之后，她感叹道：“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正是因为身份骤变，她才能够彻底地悟出，钱财身份地位乃身外之物，祸福也是顷刻之间的事，最终赵守贞帮助薛湘灵一家团圆，使得“善有善报”的概念再次展现，薛家重新团聚，仿佛梦一场，正是应了人生如梦。这才是《锁麟囊》传达的生命应当为善的主旨。

《珍珠塔》通篇想表达的主旨是：“富在深山有人亲，穷在闹市无人问。骨肉之亲忍疏离，可叹势利刻薄心。”其实这是社会嫌贫爱富的真实写照，《战国策》中即有：“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方卿在被姑母讽刺时立下“君子受刑不受辱”的志向，坚决不做“无志人”。并且表明今后不再受辱：“我饿死不吃陈家食，穷死不用你陈家银。冻死不穿你陈家衣，讨饭跳过你陈家门。我有官再到襄阳来。”这是方卿最初表现出“穷也好来富也好，志气二字不可抛”的自尊观，在最后羞姑一出戏中，方卿又再次强调：“贵也好来贱也好，自尊自重不可少，贱不低下不为贱，贵不骄人人称道。亲也好来疏也好，善待他人最重要。”虽然方卿也是阐明了贫富双方要互相释放善意的观点，但是由于他之前处于一个贫者等待救助的姿态，所以他更加强调在贫贱之时要对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有所尊重，即便是被他们羞辱，也不做那攀富之事。

薛湘灵和方卿所处的贫富地位的不同，也直接导致了戏曲中对于两个人物的最终定型的方式是不同的，薛湘灵属于不断地自我否定，而方卿则是通过不断地自我肯定，两者都是不断地自我超越，最终明确了生命在本质上的平等性以及在社会上的共通性。

三、同样的喜剧结局，不同的文化内涵

有道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是“真善美”的集合体，“真”是戏剧的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具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西方戏剧学认为戏剧就是对真实生活的模拟，这就是指将真实的人生化作舞台上的演出，这种演出能使观众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观众虽然只是作为戏曲的欣赏者，但是正因为这种联想和体悟，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愉悦，产生共鸣。

《锁麟囊》和《珍珠塔》是典型的两部悲喜剧，即戏中的情节并不见得都是喜剧，更多的是悲喜交错的情节设计，最终以中国式大团圆喜剧结尾，但是这两部戏实际上蕴含了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锁麟囊》中的薛湘灵本是挑剔难伺候的富家小姐，带着丰盛的嫁妆要嫁入门当户对的周家，而赵守贞则因家贫唯恐过门受嘲笑而心情悲凉，这就形成了悲喜鲜明的对比。薛湘灵遇灾后忍不住心酸泪涌、心境悲凉：“一霎时把七情俱已磨尽，参到了酸辛处泪湿衣襟。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祸福事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绮装衣锦，到今朝只落得破衣旧裙。”与第六场赠囊时的情感恰成反衬。然而峰回路转，在赵守贞的问话中，发现这正是当年受囊之人，并且失散的亲友俱已来找，此时戏曲已经历从喜到悲，又从悲到喜的转折。

《珍珠塔》中的方卿本是相国府中的“文曲星”，家道败落，母子“流落他乡住坟堂，风扫地来月当灯。衣食不周难度日，特奉母命来投亲”。投奔姑母却又遭到挖苦讽刺，至此方卿可谓悲从心中来，雪上加霜了。但是表姐陈翠娥却偷偷将珍珠塔藏在点心中相赠，方卿感念表姐和姑父真情，好歹也是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在回乡的路上却又遇到强盗，抢走珍珠塔，差点命丧路上，真是千难万劫。三年后，方卿高中头名，官封七省巡按，风光还乡，不仅雪了当年被辱之耻，让姑母自食其果：“头顶香盘十八斤，一步一拜接方卿。”剧情也是经过了两轮的悲喜轮回。清代王夫之有一个诗歌理论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2]把喜怒哀乐的个人情感加以节制，加以调和。这其实是源自于我国传统的儒家“中和”思想。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强调“天”“人”和谐……因而要求文学艺术等也必须符合礼法要求，以“乐而不淫”或“哀而不伤”之中和为审美准则。[3]从南北戏曲正式出世，到清代雅俗争芳，无论是写戏者还是演戏人，都从始至终地贯彻了“中和”的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在戏曲创作中历久不衰，即使是后来受到西方悲剧美学的影响，但是这种从民族文化根源衍生的审美模式，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创作者。

这种“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深层次儒家思想并不表现得十分明显，甚至创作者本身一开始并不带有这样的主动机制，但他们仍然以“中和”为最终审美机制，认为人生需要美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总是“和为贵”，“和合美满”是大众最渴求的现实图景。但凡经历过时代的检验而经久不衰的戏曲作品，它一定是宣扬人性的真善，批判良知的泯灭。而那些浅俗得直供一时消遣的作品，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作品，都不会成为传世之作。

清代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到戏曲作品必须要有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4](P18)一出戏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人、一件事而创作，戏中有很多陪客，有很多悲欢离合，这些都是为了铺张而写，这一个人、一件事才是主脑。《锁麟囊》这出戏就是为了薛湘灵重遇锁麟囊这事而写，前面的出嫁、赠囊、失散都是为了这出重逢。而这出重逢之戏又是因为前面种下的果，种因方结果。《锁麟囊》在上演之后曾经遭禁，原因就是认为戏中因果报应属于封建迷信思想，实际上在中国传统式的劝善思想和古代印度传进的佛教思想中，因果报应不能够仅限于在封建迷信这个小格局中来看，以典型化的艺术手段来教育引导世人进行善意的行为，这种出发点是好的。《锁麟囊》最后唱道：“休将往事存心上，为人心地须善良。”结合戏中开始薛湘灵赠囊时再三嘱咐：“(西皮流水板)莫把姓名信口晓。”可见它实际上想传达的并不是刻意地为善而求得善果，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为善方为善的真谛。

《珍珠塔》中“羞姑”一折则是全剧的高潮，方家姑母和方卿你来我往的“斗嘴”是最为精彩的一部分。方卿乔装改扮道情郎去见姑母，姑母用“十不好”来挖苦方卿，方卿连用三个“娘说我”来反驳，这种排句既是增加地方剧的趣味，也是加强语气中的气势，以表达此时的自信和自傲。李渔的戏曲理论第一条就是戒讽刺，这里的戒讽刺是指将“意之所怒者，变以净，丑之形，且举千百年未闻之丑行，幻设而加于一人之身”。[4](P12)戏曲慎将私人恩怨加入其中，而是应该以之“劝善惩恶”。在《珍珠塔》中虽然方姑母表现得势利又刻薄，但是十分真实，西方文艺理论中有“真实即美”的摹仿说理论。所以《珍珠塔》中并不是故意将其丑化，也并非是为了讽刺姑母而作，借用李渔对于净丑的设置：“抹净丑以花脸，亦属调笑于无心；凡以点缀词场，使不岑寂而已。”[4](P13)更何况戏中方姑母一点都不推脱，真正实践她当初的承诺“顶香盘”来迎方卿，这样真实的市民形象，才更使戏曲贴近生活，符合戏曲以娱人的目的，才更与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戒掉讽刺一说，《珍珠塔》真正想要传播的是一种真情。戏曲这样一种文艺形式，本身就是为了“借优人之口，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式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4](P11)究其根本，《珍珠塔》的主旨正是印证珠塔有价情无价，方卿最后唱道：“锦上添花固然好，雪中送炭情更高，只要人间真情在，天下定会更美好。”这不仅是《珍珠塔》想要传达出的文化内涵，也是戏曲乃至文学的其他样式都应具有的风神。

《锁麟囊》和《珍珠塔》都传达一种与人行善、善有善报的思想。这种劝善的思想存在于历朝历代的传世作品中，也是每个时代都需要具备的人文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戏剧会不断探索革新，但这种蕴含于戏曲中历经时间检验的思想，会不断被书写和铭记，在不同的戏剧文本中传承和延续。通过演出或者阅读，传播给更多的观众，召唤他们的道德信念和良知。

包括京剧和地方戏剧在内的戏曲艺术，一直被认为是俗文化，难以逃脱思想力度欠缺的指责。但是戏曲中，不乏有哲理深度和思想力度的杰作。对戏曲进行欣赏，既要能从戏曲中有所感动乃至震撼，又要能从戏曲中体验心灵的净化、升华。中国戏剧，自宋元至今，各剧种的题材、主题，甚至剧目，均源自中国文化。可以说，大同而小异，大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无论是现代的京剧还是传统的地方剧，无论戏曲体现出来的是哲学还是人学，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戏曲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也依旧是人的精神。虽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审美特征，甚至同题材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被演绎出不同的版本，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还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审美架构。因为戏曲的审美特质正是时代和民族的文化在文学上的投影，并且在不断深化。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93.

[2]王夫之著，舒芜校点.姜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40.

[3]向海求.中国古典悲剧与儒家文化关系研究四题[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1：1.

[4]李渔著，方晓注译.闲情偶寄[M].武汉：崇文书局，2007.

Humanistic Aesthetic Value Analysis ofTheLuckyPurseandThePearlTower

LUO Shang-rong，LIU Ji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China)

The traditional operasTheLuckyPurseandThePearlTowerseverally are unfailing classic works, though belonging to different kinds of operas. They both have a treasure as the clue to link the whole drama, and both have a Chinese-style happy ending. Although the plot structure is so similar, the fates of the two treasures are different. The experience of the two heroes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y show are also different. Whether it is the warmth of the human sentiment inside the purse or the cold world outside the tower, they are all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that contains the unique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and ethical themes.

TheLuckyPurse;ThePearlTower;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ethical theme

2017-03-23

罗尚荣(1968-)，女，湖南长沙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I2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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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9X(2017)03-0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