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作主题及研究动态

袁秀萍

(楚雄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作主题及研究动态

袁秀萍

(楚雄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阿特伍德在作品中通过后现代手法的运用，加上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和生态主义三大主题的突出体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讲述加拿大人自己故事的方式，向世界文坛发出了自己清晰、强烈且完全不同的声音，对她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动态。

阿特伍德；后现代；创作主题；研究发展

后现代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享有“加拿大文学女皇”的美誉。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反叛、对世界人生的悲观态度，比现代主义更为彻底、决绝，主张在没有规则束缚的情况下写作，推崇“零度写作”、拒绝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倡导无中心、无权威、多元化与多样性,常常拼凑糅合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元素，具有多元并存、拼贴杂糅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消解作品内容意义，更加热衷于语言文字、技巧手法的创新实验。后现代主义小说彻底抛弃了历史时间因素，作品呈现大众化趋势。然而阿特伍德创作风格有别于后现代作家不追问超越价值的潮流，其创作不露痕迹地融合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与现实主义的主题、情节和可读性，她勇于尝试后现代新的创作方法，同时敢于直面加拿大社会现实，对人性中的欲望与丑恶进行毫不留情的揭示，将深厚的文学修养与通俗文学完美结合。

阿特伍德作品众多，体裁多样，集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于一身,迄今为止，已出版15部诗集、12部长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8部文学评论和6部儿童剧。荣获加拿大总督奖、吉勒奖、洛杉矶时报奖、英国布克奖、里茨-巴黎-海明威奖等多项大奖，作品已被译成近三十种文字，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之一。

一、创作主题与创作生涯

阿特伍德的创作始于加拿大民族政治产生和女性运动浪潮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作品以女性为主角，表现性角色界定主题，从女性视角剖析女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借女性的社会状态影射加拿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边缘化的地位，认为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遭遇：英美象征了父权社会。而加拿大民族的生存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是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加拿大民族在寻求一种文化存在；另一方面，女权主义也在寻求一种明确的性别存在”。[1]女性的声音具体体现了加拿大的政治与文化。加拿大曾经是英法殖民地，长久以来对加拿大民族传统问题和身份认同埋下了阴影，同时与强大的美国接壤令其时时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威胁。民族身份认同一直是加拿大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阿特伍德关注的焦点。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的阿特伍德6个月大时就跟随昆虫学家父亲进入魁北克人烟稀少的丛林做研究，并且每年春末夏初都在北部丛林度过，八年级时才开始在多伦多上全日制学校。童年时期与丛林的亲密接触激发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其生态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傅俊指出：“阿特伍德的作品，都表现出三大侧重点，那就是女权倾向、民族主义和生态环保意识。”[2]

1961年阿特伍德因大学毕业成绩优异赴哈佛深造，一年后获文学硕士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1963年夏返回多伦多工作，1965年又回到哈佛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但却在已接近完成时突然放弃回国。当时的哈佛对女性还存在相当的性别歧视，阿特伍德对哈佛的经历提及较少，只在《跳舞女郎》中有所反映。此间，在研究早期美国文学时，她惊叹于早期加拿大文学被忽略，而且经历了对她影响至深的“文化休克”，即对美国人来说，加拿大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的文学杂志不过5种，每年出版的小说不过5部，诗集不过20部，加拿大文学甚至在本国的大学和中学课堂都没有立足之地，就连“加拿大作家”这一称谓都成为笑柄。[3]哈佛的经历更激发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从此她确立了振兴加拿大民族文学、确立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愿望。

阿特伍德16岁开始就为校刊写诗和小散文，并树立了做职业作家的理想。1959年首次在全国性的重要刊物《加拿大论坛》上发表诗歌《成果》；第一本诗集《双面普西芬尼》(1961)获E.J Pratt诗歌奖。1959年至1964年间，她在Poetry、Queen’sQuarterly、Alphabet、TheTamarackReview等有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为加拿大广播公司写过歌剧词。1966年诗集《圆圈游戏》获总督诗歌奖。第一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1969)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20世纪70年代初，诗集《苏珊娜·穆迪的日记》、小说《浮现》，以及文学评论《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都论及了加拿大独特的民族传统问题，表现了对加拿大身份问题的关注，体现了她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生存》提出了“加拿大特征”这一说法，将文化生存这一敏感的问题摆在了加拿大人面前，并且雄辩地证明加拿大文学不仅存在，而且有别于任何其他文学。

阿特伍德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女性作家，创作了多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女性主题、生态主题和民族主义主题仍然贯穿其创作。采用反乌托邦模式，描述美国未来和女性被压迫命运的生态警示小说《使女的故事》不仅使她再次荣获总督文学奖，而且获得美国克拉克科幻小说奖和洛杉矶时报小说奖。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阿特伍德的创作仍然植根于加拿大。以多伦多为主要背景的《猫眼》《强盗新娘》探析了女性之间破坏性的权利关系。历史侦探小说《别名格雷斯》取材于加拿大历史上的一桩谋杀案，采用后现代的多元手法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悲惨命运和19世纪加拿大的社会现状，荣获加拿大吉勒奖。结构像“俄罗斯套娃”的《盲刺客》以20世纪早期的加拿大为背景，突出体现了后现代手法和加拿大元小说特征。《女仆的故事》《猫眼》《别名格雷斯》都曾获英国布克奖提名，却未能如愿获奖。天道酬勤，《盲刺客》终于为她赢来这一桂冠。《羚羊与秧鸡》继承了《使女的故事》的反乌托邦模式，为人类生存敲响了警钟，获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进入布克奖决选名单。2005年，阿特伍德应邀参与全球“重述神话”项目而戏仿《奥德赛》创作《珀涅罗珀记》，以女性的眼光来重新解读传统故事，质疑史诗对男权和统治阶级特权的维护，倡导男女平等。

此段时期，她经常在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地举办讲座和出席文学活动，为加拿大民族文学和妇女运动的发展呐喊。1991年她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就说过：“在英国文学家们看来，整个加拿大文学往往只是过去的加拿大地理……加拿大由于缺乏非洲的异国情调、澳大利亚的奇怪动物、印度的浪漫，因此仍旧处于英国前殖民地的最底层。”[4]通过演讲，再次向世界表明了《生存》中探讨的民族主义主题。

二、学术梳理及研究动态

阿特伍德在文学领域的杰出成就使其成为国际文学研究的焦点人物。“阿特伍德研究会”在美国弗罗里达设立，并时有“阿特伍德专题学术研讨会”举行和专门学术刊物“阿特伍德研究”发行。国外早期的阿特伍德研究侧重于诗歌，随着多部优秀长篇小说的出版，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小说。小说创作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1969—1981年为前期，主要作品有《可以吃的女人》《浮现》《预言夫人》《在人类生活之前》《肉体伤害》；1985—1998年为中期，主要作品有《使女的故事》《猫眼》《强盗新娘》《别名格雷斯》；2000年至今为后期，主要作品有《盲刺客》《羚羊与秧鸡》《珀涅罗珀记》。

自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批评就一直是研究的主流，如瑞格尼(B.H.Rigney)的著作《女性小说中的疯癫与性政治》(1978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则侧重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重要的成果有：香农·海杰(Shannon Hengen)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权力》(1993 )、鲍森(J. B Bouson)的《残忍的舞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对抗策略和叙述模式》(1993)。科林·尼科尔森(Colin Nicholson)主编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书写与主体性》(1994)收录了13位研究专家对其诗歌和小说的评论文章，研究涉及后殖民主体性构建、历史、加拿大和女性变形、性别、叙事者、陌生化、阐释学等方面。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结合作家生平和创作经历的女性主义研究，比较重要的有娜莎莉·库克(Nathalie Cooke)和罗斯玛丽·沙利文各自撰写的阿特伍德传记等。此外，《热忱地写作》(2006)收集整理了阿特伍德1983-2005年期间的批评性文章和个人言论，提供了阿特伍德研究的很多珍贵资料。

21世纪，阿特伍德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反乌托邦、加拿大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几个方面。如香农·海杰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环境主义》(2006)，贝克(M. B. Becker)的《阿特伍德反乌托邦的形式和功能》(2008)，豪威尔斯(C.A.Howells)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96)，托兰(Fiona Tolan)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性主义与小说》。

在国内，1983短篇小说《来自火星的人》首次刊登于《世界文学》第6期。之后，李文俊最早对《使女的故事》进行过介绍。20世纪90年代侧重于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对象限于少数几部长篇小说。有代表性的如秦国林的《二十世纪加拿大英语小说》，论述了阿特伍德的“生存”主题和女性形象。此外还有张玉兰的《成长着的女性意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创作的基本母题》等。

21世纪，学术界和出版界对阿特伍德的关注持续升温，阿特伍德多数长篇小说都有了中译本，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叙述技巧、民族主义和主题研究等仍然是研究的热点。总的来说，从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多，如陈秋化的《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表现、原因和出路》；《浮现》《猫眼》《别名格雷斯》《盲刺客》《羚羊与秧鸡》《珀涅罗珀记》是叙事艺术方面研究的焦点，探讨元小说、戏仿和互文、反乌托邦、意识流、时空倒错、黑色幽默、经典重构等现代和后现代技巧，如王丽莉的《文本的浮现——论〈浮现〉中戏仿技巧的运用》；民族主义和主题研究方面，如潘守文的《多元文化语境下族裔身份的解构与建构》；傅俊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003)是第一部研究专著，指出阿特伍德通过文学创作切入现实和历史，参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进程。此外还有潘守文的博士论文专著《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阿特伍德后殖民文化思想研究》(2007)。总的来说，国内阿特伍德研究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的研究，对短篇小说和诗歌的研究较少，多部专著也还有待引入国内。

三、结束语

作为加拿大后现代作家，阿特伍德在作品中通过后现代手法的运用，加上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和生态主义三大主题的突出体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堪称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的一面旗帜。她的创作植根于加拿大，主要集中在加拿大文学走向成熟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接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伴随了加拿大文学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透过作品既展示了加拿大美好的一面，也揭露了其阴暗的一面。她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加拿大人自己的故事，向世界文坛发出了自己清晰、强烈且完全不同的声音。阿特伍德无疑对加拿大文学和当代文学文化具有一定影响，对她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动态。其中很多作品对我们具有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可以透过文学这个窗口更好地了解加拿大社会。

[1]琳达·哈切恩.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小说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0.

[2]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93.

[3]Earl G. Ingersoll. Margaret Atwood Conversations[M].New Jersey: Ontario Review Press, 1990：30.

[4]Margaret Atwood. Strange Things: The Malevolent North in Canadian Literature[C].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282.

Literary Creation Themes of Margaret Atwood and Trends of Researches

YUAN Xi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

By using postmodernism techniques, Margaret Atwood has formed her own unique style of writing with the highlight of literary creation themes of feminism, nationalism and ecologism to tell the stories of Canadians. It is helpful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trends of Canadian English literature to do researches on Atwood.

Margaret Atwood；postmodernism; literary creation theme；trend of research

2017-03-22

袁秀萍(1970-)，女，云南楚雄人，文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I711.06

A

1008-469X(2017)03-00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