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晋商崛起的历史经验

李茂盛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 太原 030012)



【近代华北历史文化】

论明清晋商崛起的历史经验

李茂盛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 太原 030012)

明清晋商的崛起,除了明代实行“开中法”、清朝统一中国后大力发展北方边贸等客观因素外,有着多方面的内在因素,其中包括善抓机遇、敢为人先的理念， 思想解放、观念开放的认知，不断探索、锐意改革的闯劲， 诚信为本、信誉第一的风范， 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聪慧。晋商发展中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对当前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场主体，重振地方商业实力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反思的地方。

晋商；崛起；经验；意义

在明清商业和金融领域中活跃着一支劲旅——晋商，位于十大商帮之首，在其发展的五百余年时间里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明清晋商的足迹涉及地域十分广泛，曾被人戏称：“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晋商的经营区域可概括为北至西伯利亚，南至东南亚、南亚，东至朝鲜半岛、日本，西至东欧如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区域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晋商的辉煌业绩完全可以与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

山西商人不仅涉足的地域广泛，而且经营范围覆盖了经济贸易的各个领域。从寻常百姓必需的生活日用品，到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物资，行行都有山西商人操持；从商品的批零销售、中途转运，到资金的存贷、汇兑，处处都有山西商人的身影。尤其是道光初年平遥商人首创山西票号“日升昌”，集存放款和汇兑功能于一身，将中国传统金融业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的先河。晋商也由此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创造了中华商贸发展的空前辉煌。在《康熙南巡秘记》中即称：“晋人之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城市，执商市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也赞叹山右为“海内最富”。

晋商在繁荣社会经济，活跃社会物资流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用科学的视角全面审视晋商的兴衰史，特别是总结和探索晋商崛起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借鉴晋商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健全市场主体，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善抓机遇，敢为人先

明清两代，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以会馆、公所等为组织机构的商业集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明清十大商帮①在明清时期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晋、徽、陕、宁波、江右、广东、龙游、洞庭、福建、山东等十大商帮。。他们在经贸舞台上彼此竞力，共逐风流，演出了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一幕幕雄壮活剧。在商帮之间的竞争中，晋商逐渐崭露头角，在经营地域、管理水平、经营业务等方面处于佼佼者的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晋商拥有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在这一精神的引导下，他们把握每一次机遇，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逐渐缔造了空前的商业帝国。

洪武初年，为消除蒙元残余势力威胁，虽几次派大军深入蒙古草原，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于是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扰，巩固政权和边防，在中国的北部地区沿长城一线设置九边，囤积大量军队，最多时总兵力达150余万。这就在长城沿线区域形成了巨大的军事消费区。起初，军需物资由政府调运，但给明政府带来了巨大财政压力，运输效率不高。为了更好地保障九边供给，明政府遂实行开中法。商人可以将军需物资运到九边，根据价值领取相应的盐引，也就是经营食盐的凭证。然后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并到指定的市场区域进行销售。山西境内九边就占了其中三边，且拥有河东盐池之利，可谓近水楼台，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晋商敏锐而迅速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自筹资金，运粮北上，支盐远销山西、河南等地，获得了巨大利润。《偏关志》记载“明中叶，益兵增将，络绎于道，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偏关志》(卷上)，《风土》，第76页。，“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沈思孝：《晋录》，《学海类编》本，转引自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1644年，清兵入关。清政府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先后平息藩乱，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平定噶尔丹，击败廓尔喀，在1792年前后形成了四方疆域安定、民族矛盾缓和的内外稳定局面。与此同时，清政府加速在北方开发农牧业生产，发展边疆地区经济，以此作为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清前期国内商品经济发展获得了难得的安定环境，晋商依然秉承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理念和精神，不断抢占国内商业发展的先机。他们辗转奔波，乐此不疲，拓展了广阔的商贸市场。太谷曹家在东北地区以朝阳县为发展起点，不断拓展市场和经营业务，最终发展成为“东北三省的商界魁首”。而进入蒙古大草原为西征准噶尔的清军供应军粮的介休范氏，不惧战争凶险，则是“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实现了范氏家族丰厚的商业利润。由三个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称雄蒙古地区商业领域，其贸易范围还涉及到新疆地区和西伯利亚等地。大盛魁每年从内地福建或湖南、湖北等地运往蒙古地区的砖茶达三万余箱，并从蒙古地区换回羊群达百万只。

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的货币需求大增，传统的货币体系已很难满足交易的需要。况且金属货币在交易中随着交易量增大，其弊端越来越明显。运输和携带的不便及不安全，呼唤一种新的信用形式来解决交易的不足。于是具有敏锐眼光的晋商适时创新，创造了具有近代银行功能的山西票号，引领了传统金融的一场革命。晋商作为一个集团，他们相互仿效，纷纷投资票号业务，很快形成了以平遥、祁县、太谷为中心的票号金融网络。自然晋商从中也获得巨额金融利润，推动晋商集团向鼎盛发展。

二、思想解放，观念开放

“凡是有村落的地方就有山西人”这一广泛流传的民谚，充分反映了山西商人的宽广视野和开放意识。他们活动区域之辽阔，聚财手段之高强，在世界商业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国学大师梁启超曾多次骄傲地以明清晋商“自夸於世界人之前”。山西商人在闯荡市场上的成功，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具有很强的开放意识，敢于摆脱陈腐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在广阔的市场潮汐中搏击。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在“士农工商”排序中，“商”历来居末。儒家长期倡导，“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使开明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也制定法令，禁止“工商杂色”与“朝贤臣子比坐而食”。甚至一般平民也认为商贾之辈是“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私利相尚”的群体。明清晋商的思想观念与封建世俗或者主流理念有很大差异，他们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商业理念，认为士农工商是异术同心，没有本质区别。于是经商理念重于考取功名。雍正年间时任山西巡抚的刘于义观察山西民情后，不无感慨，并上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吴慧：《翰苑探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76页。雍正帝朱批到：“山西民俗大约商贾为首，其次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同上。而最能证明山西商人开放意识的莫如这样一句民谚：“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

山西商人的开放意识，不仅仅停留在思想上，也集中表现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清代山西举人刘大鹏说：“近来吾乡视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1990年版。“非但足迹遍行省，仰且角逐外藩，人数有数十万之多，其岁入二千万以上。”*同上。晋商背井离乡，走西口、闯关东，致富于万里之外，仅在蒙古地区的库伦和买卖城两地，山西商号资本雄厚者就有140多家。1838年，他们对俄贸易仅茶叶一项即达83 147箱，贸易额达到10 642 022卢布。到19世纪末，在俄国境内的晋商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万人之多。在东北三省晋商人数更是达到数十万人。在东北事变后，仅通过山海关返回关内的山西籍商人达17万人之多，而当时晋商在东北的实力已远逊于从前。

从经商主体的地域分布上看，山西的不少州县，外出经商，蔚然成风。据史料记载，太谷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清源人“牵车服贾，贸易远方者”不计其数；曲沃人“外出经商，踵相接焉”；盂县人“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榆次人经商者也“二十有三四”。以上足见，山西人经商范围之广、意识之浓和出入海内外人员之众。

三、锐意改革，勇于竞争

晋商在经营过程中，随着经营资本的不断扩大，对其经营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晋商依据资本运营的需要，不断创新资本运营模式。从最初的独资制，发展到伙计制、朋合赢利制，最后创新为股份制。晋商股份制，有正本、副本之分，银股、身股之别。所谓正本，即股东的合约投资，可按股分红，但无利息；副本是财东除正本外又存放于票号的资本，或者是股东们分到红利后，提留一部分存入号内，不分红，只得利息；银股又称财力股，是股东出资并参预分股利的主要股份合作形式；身股又称顶生意，是店号内员工不出资，而以人力项作为一部分股份的另一种合作形式。正如清人徐珂说：“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晋商股份制产权归属较为明晰，起始的权责利较为清晰且比较对等。晋商股份制中的最大亮点就是身股制，它是将员工的工作年历、业绩进行综合考虑后，酌情给员工一定的分红权，类似于虚拟股份。它将员工的收益和商号的收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股份制下，资本的所有权归财东，股东凭股取得利润；资本的经营权归经理，日常的经营由经理自主，经理拥有业务经营、人才聘用、财务管理以及设制分号的大权；经理向财东负责，按期向财东报告业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晋商商号运营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已经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某些主要特征。

晋商股份制是基于资本运营制度变迁和激励约束机制演变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的产物。在股份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晋商作为开创者和执行者，必须具备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有锐意进取的意识。正是由于晋商不断的创新，奠定了晋商位居十大商帮之首的地位，为山西带来了巨大财富，也带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竞争是商品经济的特征，晋商在充分认识市场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把握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积极参与市场竞争，通过竞争完成市场的开拓和资本的积累。在长江流域，晋商击败徽商，占据广大东南市场，是在激烈角逐中实现的；恰克图开埠后，晋商基本垄断对俄贸易，也是在主动竞争中完成的。

在金融业中，晋商票号的竞争也很激烈，例如日升昌票号与蔚字五联号的竞争。日升昌票号的资本由32万两白银发展到50万两，而与之进行激烈竞争的蔚字五联号初建时资本金100余万两，后扩展为210万两。到1911年，蔚字五联号实有资本已达1 333万两，而日升昌票号只有382万两。在占领市场上，日升昌先后在北京、天津、张家口、西安、上海、香港等35个地区和城市设立分号，而蔚字五联号鼎盛时期在北京、天津、苏州、杭州、上海、宁波、厦门等50多个大中城市设立分号。也正是由于票号间的激烈竞争，才最终形成山西票号在全国的规模和实力。

正如马克思说：“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第649-650页。蔚字五联号和日升昌的竞争，以及其他票号之间的竞争充分表明，市场的竞争就是市场发展的动力，是商人获取商业利润的重要手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敢于面对竞争，敢于参与竞争，并能在竞争中常胜，只有如此，才能长久地立于市场发展的潮头。

四、诚信为本，以义致利

晋商之所以能驰骋中国商界五百年，纵横捭阖，执金融之牛耳，并对中俄贸易和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晋商诚信为本、以义致利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原则。正所谓“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末，故人乐取其资斧”。

山西商人靠“诚信为本，信誉第一”的商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赢得了世人的称赞。这种诚信为本的理念，首先表现在一般商贸交往中。《清朝续文献通考》评价说：“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清代首任出使英国公使、兵部左侍郎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为业，惟其心朴而实也。”*同上。就连外国人也十分赞叹“晋商笃守信用”。《英国领事报告》(1875—1876)中称：“(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的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很多山西票号在上海都设有分号，他们的信用很高。”*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上海汇丰银行也评介山西票号说：“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作了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同上。

其次，这种诚信为本的理念还表现在追求商品质量上。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是山西商人的不懈追求。他们主张货真价实，诚信不欺。例如祁县乔家的复盛油坊，主要在山西销售从包头购买的胡麻油。有一次，经手的伙计在出售的胡麻油中掺假其他价低的油品，为图厚利，以次充好，掌柜得知后，当即换售优质好油，并张贴告示，让顾客把已售的次油换成好油。

再次，这种诚信为本的理念又表现在信用信义上。1900年，庚子事变后，京津地区商业一片混乱，很多当铺、钱庄被抢劫一空，山西一部分票号现银也被劫掠，账簿丢失，损失极为惨重。但山西票号没有发生一起赖账行为，只要存款者持有汇券，可以在全国各地的票号分号取得现银。这极大地提升了山西票号的声誉和信用度，为以后一段时间的业务经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蔚丰厚掌柜李宏龄说：“自庚子之变回京后，独我西号声价大增，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此诚为商务之大局。”*[清]李燧、李宏龄：《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又说：“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号银券最足可信，分庄遍天通国，名誉著于全球。”*同上书，第177页。

五、以人为本，善用人才

李宏龄曾在《票庄协同庆始末记》中讲道：“统观始末，成败得失，皆系乎人。人存则举，人亡则废，凡事皆然。”*同上书，第222页。晋商领中国商界之风骚，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其中一个经营法宝就是其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原则，达到了知人善任的状态。

晋商用人秉承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原则，并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宗旨。只要商号的伙计有真才实学，可以不拘一格，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破格任用。例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东北局势动荡混乱，各行各业均受损失，票号业务损失尤为严重。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东北的业务也是严重受损，在此境况下，票号大掌柜贺洪如认为号内年方18岁的申树楷有大才，可以担当营口分号经理一职。申树楷到任之后，很快将票号在东北的业务做得如火如荼，迅速恢复并大大扩展。并在不久之后，将合盛元票号的分号开到了朝鲜和日本，开创了我国金融业走向国外的新纪元。

晋商各家十分注重总经理人才的选拔。“得人则兴，失人则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失人”，*同上书，第149页。就是晋商的用人之道。太谷曹家富生峻钱庄在东北开办之初，聘用很有才干的贺洪水担任了总掌柜。不曾想，在开业头几年，贺洪水连续两次将曹家的本钱赔光。但曹家财东仍然珍惜贺洪水的才干，认为商号亏损乃客观使然，丝毫没有责难贺洪水，反而连续两次拨付资本鼓励贺继续发展，结果终于转败为胜，曹家随之成为东北地区的金融大户，在此基础上又开设了“富盛泉”“富盛成”“富盛义”“富盛长”等几家商号。

在人才培养方面，晋商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进入商号之前，要对学徒的智力、人品等进行考察，须有人从中担保和举荐，否则不能入号。入号后，在学徒期间要从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和培训。在业务上要规范，熟练掌握商品的鉴别以及相关商业和金融知识，同时为业务沟通便利，还要学习满语、蒙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另外在职业道德方面还有十不准等很多规范，还要用儒家的修身立业思想加以熏陶。如大德玉票号掌柜高钰就“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大学》，盖取正心、修身而杜邪教之入”，*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314页。“黜华崇实，不为习俗所移，且盖加慎敏，延名师教育青年伙友，讲名著，培养立身基础”。*同上。

晋商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之道以及严格的培养人才制度，为晋商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保障。其中包括日升昌票号经理雷履泰、蔚泰厚票号经理毛鸿、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保晋矿务总公司经理渠本翘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杰出人才。正是由于这些人才的鼎力支撑，才铸就了晋商数百年事业的辉煌。

[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1990.

[2]李茂盛.山西通史(干部读本)[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3]刘建生.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4]史若民.票商兴衰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5]王俊山.晋商精神的历史反思[A].晋商巨擘[C].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6]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7]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

[8](清)李燧，李宏龄.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Rise of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Maosheng

(Shanxi Local Records Office, Taiyuan, Shanxi 030012,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ai Zhong Policy” (the policy of opening the inland market to the frontier)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border trade in Qing Dynasty after having unified China and other objective factor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internal factors for the rise of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including the concepts of seizing timely the opportunity and pioneering forward, knowledge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onstant probing and aggressive reforming, demeanor of honesty and credibility first, intelligence of people-oriented and respecting talent. Thes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left by Shanxi merchants in their development provide much reference and reflection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fostering the subject of the market and revitalizing the local commercial strength.

Shanxi merchants; rise; experience; significance

2013-04-11

李茂盛(1956-)，男，山西沁水人，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西省委联系高级专家，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当代史、地方经济研究。

K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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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9X(2013)03-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