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内儒外道气质的探究

陈红梅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从独尊儒术到儒释道玄多元发展，魏晋人士的心态及其作品随着魏晋的文化气息而变化。先排除外来的佛和与道家紧密关联的玄，整体而言，贯穿于魏晋人士一生的是儒道的交织、沉浮。内心一直坚守着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道德和理想，然而当理想处处碰壁时，道家的洒脱便表现得淋漓尽致。

魏晋时期内儒外道的典型是郭璞，从他的生平和作品中，这种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对郭璞的分析研究，我们试图为读者展现这种内儒外道的特征，并研究儒道交流的发展态势，以期更好地了解儒道作为哲学和学术在中国魏晋时期的发展历程。

一、郭璞生平：儒道生活的交织

除《晋书·郭璞传》对郭璞有过较详细的介绍外，以下是其生平的简单介绍：

郭璞，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卒于太宁二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闻喜县）人。博洽多闻，好经术，善辞赋，通阴阳历算、卜筮之术。好奇文古字，释《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今存辞赋十篇，《游仙诗》19篇。

年少时，郭璞在山清水秀、富有神话传说的家乡过了一段美好的生活，留下了不少山水作品，作品充满了烂漫气息。且自小接触《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兴趣使然，他开始为其作注。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郭璞身世的传奇和道家思想的萌芽，那么再看：“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1］后郭璞至三峡夷陵看望其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此地人文环境影响，开始为《尔雅》作注，并创作了《江赋》和《游仙诗》“清溪千仞余”。

永嘉之乱开始，璞筮之，投策而叹曰：“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2］郭璞通过占卜，预测霍乱，开始了南下避难。作有《流寓赋》。

南下到达宣城、暨阳，也便开始了出仕的生涯，先后结识殷祐、王导、王敦、帝王。在此期间，郭璞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国家政事，体现出儒家的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他针砭时弊、雄才伟略，屡屡上疏，先后作品有《省刑书》《因天变上疏》《奏请平疏》《皇孙生上疏》等。

观其一生，他不被达官显贵重视，也不被重用，以术士身份出仕的他，永远不可能冲破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最高官也只是在晋元帝时做到尚书郎，然而在世人眼中他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幕僚。虽然其父郭瑗曾为西晋建平太守，即便如此，地位也远远不能与王公贵族同日而语。所以，郭璞及其父始终是“沉下僚”之属。

作为术士的儒士，郭璞为王敦算的最后一卦，导致其命丧黄泉，年仅49岁。于郭璞，从儒家“仁义”角度来说，是杀生取义；从道家“成仙”角度而言，是自我成全。于国于己，两全其美。

二、郭璞作品：儒道思想的体现

郭璞的一生始终离不了儒道思想的交织。如果说出仕前，郭璞的创作、占卜工作具有道家的神秘、逍遥、浪漫色彩；那么出仕后，他的上疏、占卜王敦谋逆等政事，几乎算是爱国儒士的行为。他骨子里有儒家心寄苍生的传统和理想，只能通过道教的占卜途径来接近心愿。除了他的生平，其作品亦能体现这种儒道相互辉映、相辅相成的特点。

1.作注《山海经》《尔雅》等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历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穆天子传》又名《周穆王游行记》，是西周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这里我们发现，《山海经》《穆天子传》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具有神话性质，如果不是对神仙道教兴趣使然或者是有深厚的文化修养，郭璞也不会持之以恒地为这两部作品作注。从以后的得《青囊中书》、注《尔雅》来看，郭璞的确拥有神仙道教的气质。《青囊中书》在《晋书·郭璞传》提到过，请见上文。想必，也是有关占卜、术数、风水等内容的学术专著。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郭璞作注、邢昺作疏的《尔雅注疏》，被封建统治阶级列为《十三经注疏》之一，一直作为儒家的经典流传至今。”［3］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向来排斥虚幻元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4］有趣的是，郭璞对儒家经典也是非常有兴趣的，不仅为其作注，而且作得很有意思。

2.奏疏和占卜

在坎坷而殚精竭虑的仕途生涯阶段，郭璞多次针砭时弊地向当朝者上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且都被当权者采纳。“太兴四年（321年）二月，郭璞上《省刑书》；三月，上《因天变上疏》。又上《奏请平书》。从现有资料来看，此三疏的中心意思是针对当时天下刑狱泛滥，要求减少刑狱，大赦天下，实行无为而治……永昌元年（322年）春，郭璞作《皇孙生上疏》；又作《谏留任谷宫中疏》。《谏留任谷宫中疏》主要是劝晋元帝克己复礼，治国以礼正，而不以齐邪；要相信人，不要相信什么道术。”［5］太兴年间的奏疏，得到了晋元帝的嘉奖，并被封为尚书郎；永昌年间的奏疏，没有得到晋元帝的认可，郭璞大约在此时自愿辞退尚书郎一职。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信息：一是儒家思想和治国方针的落寞及道家无为、放达思想的崛起。皇帝玩忽职守、贪图享乐，“不问苍生问鬼神”。上有所好，下必盛焉。郭璞欲展示才能、实现抱负，必定走上这条被权贵利用的道路。二是郭璞并非一般的术士。他劝晋元帝相信成事在人，好好安邦治国，不要迷信巫术。这说明郭璞的术士身份与那些歪门邪道的术士是不同的。郭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人事，他的占卜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不论是占卜风水还是政事，都是个人文化修养和天资聪颖的表现。想来，那些神奇的传闻，也是时人对郭璞的尊敬和喜爱，根据一些情况杜撰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郭璞实在活得很艰辛。功成身退，恐怕是大多数人的出仕愿望。功无成、身不退。在门阀制度的枷锁中，郭璞是披着神仙道教的外衣来践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而在“巫风、鬼神”盛行的年代，虽然洁身自好，也不免被戴上“妖人”的帽子，被人所不齿。

3.游仙诗

郭璞的游仙诗多数是他为王敦的幕僚时所作。他虽有术士之名，但是政治的高压、社会的动乱、理想的幻灭才加速他走向神仙、游仙，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他的19首《游仙诗》。

《游仙诗》诗组中，前十首较完整，后九首残缺不全。其思想总体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具有羡仙成仙、逍遥隐逸的道家气质；二是富有坎土禀之怀、多愁善感的儒士情怀。这里选取四首典型的诗作分析。

游仙诗中体现羡仙、隐逸情怀的作品：其一《京华游侠窟》，全诗表达了作者蔑视朱门权贵、高蹈遗世隐逸。诗曰：“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下，长揖谢夷齐。”郭璞在复杂的社会中最终选择丢弃官场、追求隐逸，高度赞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的气节。而这种气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忠于前朝的气节，二是果断隐逸的气节。从这儿我们不仅看到了郭璞忠于东晋王朝的决心，还有对乱臣贼子王敦的排斥。诗人向往游仙、隐逸，其实是对现实中进退维谷的境遇的无奈。其二《青溪千余仞》表现了郭璞的隐逸、羡仙的情怀。诗中描绘鬼谷子和许由两大隐士，表达退隐不仕的心愿；写到宓妃和蹇修两大神仙，表达羡仙情怀。然而“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以求女神喻求仙，蹇修不存，比喻了求仙之道的艰难。

游仙诗中体现坎土禀之怀的作品：其五《逸翮思拂霄》，作者以“逸翮”和“迅足”的追求来形容自己的胸襟抱负；以“圭璋”的高贵来形容自己的才能和高洁；而现实却是“明月难暗投”，比喻自己的才华得不到赏识和重视；“潜颖怨清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最后，诗人在自我劝慰之时，不免黯然伤神、感叹命运。其六《杂县寓鲁门》先是描写神仙之乐和表现企慕之情，而后话锋一转曰“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这里借燕昭、汉武来感叹世人成仙的功利性和艰难。不仅表达了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淫糜微寓讽刺之意，也是自己理想幻灭的悲叹。

总体而言，郭璞的游仙诗虽有隐逸、神仙的气息，却无处不透露着人间的喜怒哀乐，多以歌颂隐逸来对抗现实。这就是他作品中内儒外道的特质。

三、郭璞之死：儒道交锋的平衡点

《晋书·郭璞传》中记载：“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冈斩之。”［6］对于郭璞的死，不少学者也有很多疑问，详细情况可以参考赵霈霖先生的《驾鹤仙去：郭璞之死解读》一文。其他暂且不论，这里我们着重对“郭璞之死，是出于儒家的杀身以成仁，还是道家的兵解以成仙”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来了解他身上体现的儒道交辉的精神特点。赵霈霖先生说：“支撑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却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政治理念和道德精神，而是摆脱人间苦难，成为快乐神仙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理想。”［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首先，他将郭璞完全看作神仙道家的代表，而看不到他儒士的一面。少年时代的郭璞的确接触不少有关术数、神仙的著作，但是也接触儒家经典著作，如果说为《尔雅》作注说明不了问题，那么他出仕做官、积极参政便是很好的例证。郭璞的两面性是不可否认的。其次，如果郭璞只是为了兵解成为神仙，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王敦作为刽子手？为什么要在王敦谋逆时才触犯飞扬跋扈的王敦？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郭璞是站在朝廷政权一边的，自然与以下犯上的王敦是对立的，选择王敦，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第二个问题的原因是，心寄天下，功不成，身不退。

郭璞身退的方式不像陶渊明解甲归田，也不像嵇康一样醉生梦死，而是选择了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兵解以成仙。是否真的能成仙，也只是他心中的一个信仰。后人认为他是文学家、风水祖师，甚至把他列为科学家一类，而不以术士冠之以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评价。

通观郭璞的一生，发现他不愿出仕只在王敦征召的时候。郭璞，一个内儒外道的传奇人物。生前的儒、死后的道。从这个典型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在魏晋这个特殊时期儒道在中国发展的态势是此起彼伏、交相辉映，随着国家的逐步稳定，儒必定会更加彰显于社会，因为它更符合中国传统士人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和心态。

［1］［6］（唐）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61，1268.

［2］（唐）房玄龄等撰，吴士鑑，刘承幹注.《晋书斠注》七十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14.

［3］连镇标.郭璞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300-301.

［4］（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

［5］李娜.郭璞的生活与创作［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15.

［7］赵沛霖.驾鹤仙去：郭璞之死解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