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清河实验”及其“学院派”社会工作风格

张学东，齐　凤

(1.石家庄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2.河北轨道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51)

近代“清河实验”及其“学院派”社会工作风格

张学东1，齐凤2

(1.石家庄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35;2.河北轨道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51)

摘要：近代“清河实验”是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师生举办的一种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实验”，它是一次典型的“学院派”社会工作尝试。受社会转型影响，清河实验应运而生，形成了特定的组织架构，并按照工作内容类别进行了分工，配备了包括社会工作人才在内的专职人员。该实验历时七年，大致经历了初创、成长、稳定、终结等四个阶段。它既呈现出学院派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严谨学风，又凸显出社会工作的资源整合与助人自助专业秉性，当然，也暴露出“学院派”的保守性与改良性弱点。

关键词：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学院派”社会工作；风格

在我国社会工作早期发展历史上，大致形成了三种影响力量，构成了社会工作的三类派系即：“行政派”“活动派”与“学院派”。“行政派”社会工作以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为代表推行社会工作，“活动派”社会工作以当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民间团体为代表开展社会教育、社区工作等实务，“学院派”社会工作以当时燕京大学等高校社会学和社会服务学系师生为代表将教育、研究与实务三位一体式推进。这些派系的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征程，其中，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以高校师生为主导的“学院派”，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实务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依然表现出“教育先行”的显著特征，而且高校教师领办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在推进社会工作发展上发挥着很大作用，“学院派”在当代大陆社会工作界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不同，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是以“学院派”为代表首先在社区社会工作领域开始探索的。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工作”的名义并采取了实际行动的当属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开办的“清河实验”。①“清河实验”也有“清河实验区”“清河试验区”“清河试验所”“清河社会试验区”“清河农村社会中心区”等不同称谓，这里统称为“清河实验”。本质而言，清河实验是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化、系统化的一次探索，该实验历时近十年，在中国社会工作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清河实验”

当时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迫使下加速了社会转型，无数仁人志士寻求救国途径，其中，乡村建设成为救国的重要途径之一，甚至有些人持“乡建万能论”观点，认为“乡建运动是唯一的救国道路，只要乡建成功，便无事不可解决”。②王贺宸：《清河工作报告》，《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尽管清河实验并未坚持这一观点，也未设立宏大计划与愿望，但是，该实验“为了试验乡村建设的办法”，③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计划在农村地区建立“一种功效大而更经济的社会组织”，④许仕廉：《清河镇社会实验工作》，《村治》，1933年第2、3期。进而推进乡村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

清河实验的出现与教会大学的转型也有一定关系。随着西方宗教世俗化演进，教会开始把服务上帝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过去以服务外国教会为目的转向以认识中国社会、服务中国社会为目的，当时的社会学系增加社会服务，并改名称为“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该系非常重视学生的应用技能训练与社会服务。

1928年秋季，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得到罗克菲尔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捐助的一笔款项，用于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此，当时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选择距离北平德胜门约二里许的清河镇为调查地点。由于清河镇“代表中国生活的村镇”“缺少大家庭势力”“有回教徒不少”等因素，*许仕廉：《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第5卷)，1931年。特别是该镇的宗教因素与燕京大学宗教背景有一定关系，使得清河镇更加适宜作为实验场地。由杨开道博士负责实地调查指导，对清河镇进行实验前的问题与需要调查评估。此后他们并没有立刻开始实验，直到1930年2月，才开始清河实验，并于当年6月16日举行了开幕礼。

清河实验主要围绕两个目的：其一，对清河镇进行实验，把教学训练与科学研究融合在一起，为社会服务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场地，培养领袖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实验场所，发展理论知识；其二，积极服务社会，根据实际情况，改进农村社会工作技术方法，组建地方社会组织，力争把清河镇建成一个模范示范镇。可见，学院派社会工作一开始就坚持“教育、研究与服务”三位一体式发展，当然，这也与社会工作专业初创阶段有一定关系，既需要谋求专业发展，又需要与社会发展建立密切联系。学院派社会工作将“教育、研究与服务”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至今对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清河实验实施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以调查为基础，实事求是，系统地应对问题，以经济为上层建设的基础，寻求多部门合作，培养并使用本地人才，结合当地情形，力求简单经济，谋求自立。*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63-92页。这些体现了学院派社会工作的需要为本、合作参与、助人自助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为本土社会工作规范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北平，清河实验停办，但是，燕京大学仍在其他地区继续开展乡村建设。抗日战争结束后，燕京大学复校，1946年，清河实验又恢复，但是，复办实验规模变小，也缺乏

持续性。因此，这里的“清河实验”特指1930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的实验活动。

二、清河实验的组织安排与实务过程

1.组织安排

通过1928年的清河镇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师生提出了一些改良建议，如兴办成人教育、设立乡村医院、组建农民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建议为清河实验的举办奠定了基础。随后的一年里，这些师生向清河镇居民宣传调查结果，引起当地居民注意，使之主动要求改良，果然，这些居民要求与他们合作进行村庄改良。1930年，清河实验正式开始。

清河实验成立之初实行委员会制，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派执行委员会进行管理。1931年改为主任制，选派一名主任负责实验全部管理工作，第一任主任由芝加哥大学社会行政学院毕业的张鸿钧担任。按照实验工作类型分成四股，即经济股、社会股、卫生股、研究股，分别对应农村经济工作、农村社会服务、农村卫生工作、农村调查研究等四项具体工作，配有股长一人。主任、会计和各股股长组成执行委员会商议决策清河实验的重大事务与方法，并且每月举行一次全体职员参加的会议。同时，清河实验还设有顾问委员会由当地绅商代表和外界热心赞助实验工作的人员组成，本地人居多，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顾问委员会还设有专门顾问委员会，如农业委员会、毛织委员会、合作委员会、小本贷款委员会、妇女委员会、旬刊委员会、研究委员会等，均由本地人加入，由各股股长负责召集，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清河实验的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清河实验的组织架构

当然，清河实验有些组织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逐渐完善的。整个实验工作隶属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开始隶属于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1934年，改为直属燕京大学法学院，*根据1936年的《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法学院的英文为“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还包括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等，可见，当时的“法学院”实际是较为综合的“公共事务学院”。当时，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也是隶属于法学院，实验工作的权限范围也扩大了。随着乡村建设运动影响的扩大，燕京大学还成立了农村建设科，这样就把乡村建设工作作为大学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作为燕京大学乡村建设主要工作的清河实验自然就增加了其权限。在组织人员构成方面，从实验开始就配备专门人员负责相关工作，在1936年《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显示，清河实验的全体职员已达到18名，其中，还有1名社会工作员(social worker)，所以，社会工作人才在实验中不仅参与了实际具体事务，而且获得了真正的专业身份。

总之，在组织安排方面，清河实验的整个组织体系比较健全，按照工作内容类别，对组织内部进行了细化分工，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较大的实用性。清河实验在组织人员安排方面，配备包括社会工作人才在内的专职人员。这些为社会工作开展提供了组织性保障，也是社会工作行政实务的有益探索。

2.实务过程

清河实验原来计划实施七年。前四年，完全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筹措资金推进清河实验，至第五年由本地筹集四分之一资金，七年后完全由清河镇本地筹办，一方面实验中各种生利事业已经有收入，而且当地一些人士也乐于资助，另一方面，七年期满后实验耗资项目已经结束，而且已培训出一些当地人，相关工作可以自行推进，经常费用开支得以锐减。*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63-92页。如果实验成功，整个清河镇就可以实现自我发展。这种设想与社会工作“助其自助”理念一脉相承，该实验希望清河地区居民能够实现自助、互助与自治，进而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实际上实验并不顺利，特别是开始阶段与结束阶段。在开始阶段，清河实验工作人员就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怀疑，要么认为他们“不是激烈分子宣传赤化”，“就是政府侦探预备加捐”，否则“教会职员意在传教”，当地民众“绝不相信一批大学教员和学生跑到乡村甘受劳苦，而背后没有别的目的或报偿”，*许仕廉：《清河镇社会实验工作》，《村治》，1933年第2、3期。因此，当地民众参与的积极性非常低，开始阶段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结束阶段，清河实验并非自然结束，而是因为“卢沟桥事变”后，当时的北平沦陷，加之实验工作人员的撤离，实验不得已而终止，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按照清河实验工作进程，大致分为初创、成长、稳定、终结等四个阶段。*当时担任清河实验第二任主任的王贺宸在《清河工作报告》(载于《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一文将整个实施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930年为创办时期，对外接洽，与地方人事联络感情，获得地方人事的了解与协助；1931年至1932年为扩充时期，本区之组织设备大体上多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1934年以后，则为继续以前计划循序进行试验时期，工作方式自然有许多改变，但原则上则前后是毫无二致的。因为他仅仅对1936年以前的清河实验工作进行了划分，并未划分出结束阶段，所以，为了科学、完整地勾勒出清河实验工作进程，本文认为清河实验大致分为初创、成长、稳定、终结等四个阶段。1930年为初创阶段，按照清河镇评估调查的结论与建议，2月开始清河实验，6月16日举行了开幕礼；1931至1933年为成长阶段，在经济方面，开始合作与小本贷款工作，试办卫生工作，1931年，实验的组织体系分为两个股，即：经济股与社会股，当时的卫生工作附属于社会股，1932年，成立了研究股，随后卫生工作脱离，成立了卫生股，至此，该实验的组织架构已经完整，1933年，清河乡村医院正式开办运营，卫生工作已全面展开；1934年至1936年为稳定阶段，这一阶段清河实验按照原计划有序稳步推进，与整体工作原则、目标是一致的；1937年为终结阶段，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清河实验被迫中止，尽管之后燕京大学也举办过类似实验，但与清河实验相比，无论是实验规模还是存续时间都难以企及。

清河实验按照经济、社会、卫生与研究等四种工作类别进行项目式实施。在经济方面，先后采取信用合作、小本贷款、推进家庭工业、发展畜牧业、改良农业等方法改进清河镇居民的经济状况，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在社会方面，主要包括儿童工作、妇女工作、教育工作等主要内容，先后成立儿童会和母亲会两种组织，开办幼稚园、幼女班、女子手工班、家政训练班、小学教师研讨班，不仅从事儿童青少年教育，提高其文化素质，而且从事成人教育，提高其技能素质，此外，还开办图书馆、阅报室，创办月刊与壁报，组织娱乐和体育运动，丰富了当地民众生活。在卫生方面，主要包括防疫统计、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助产及医疗等五种工作，不仅积极做好环境卫生，而且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卫生意识；不仅从事卫生预防工作，而且从事医药治疗工作，开设诊所、医院，并为当地培养助产士，提高了助产水平，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在研究方面，主要围绕农村的青苗会、商市、日常用品、诉讼等内容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为该实验工作的推进提供参考依据，另一方面促进科学理论知识发展。

三、“学院派”社会工作风格及其表现

清河实验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师生的主导下充分体现了“学院派”社会工作风格，既呈现出学院派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严谨学风”，*王振复：《提倡“学院派”》，《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又凸显出社会工作的资源整合与助人自助专业秉性，特别是后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然，清河实验也暴露出“学院派”的一些弱点。

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师生选址清河镇进行实验，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社会服务人才培养需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系主任步济时先生非常热心社会实验工作，采取“城市实验与乡村实验同时并作”，*许仕廉：《清河镇社会实验工作》，《村治》，1933年第2、3期。特别是后来新建“社会服务”专业，也就是社会工作专业，更加注重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到实际社会里去找材料”，“到实际工作里面去求经验”，“达到理论实际并重”，“不是纯粹的理论，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科学的实践，或者是实践的科学”，*杨开道：《燕京大学农村建设工作》，《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17-126页。“社会服务工作教学注重参观、访问、实地调查, 指导学生走出课堂, 深入社会, 接触实际, 在社会实践中, 发现社会问题, 学习社会服务工作方法, 锻炼社会服务工作能力”*雷洁琼、水世琤：《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三十年》，《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期。。因此，从事清河实验是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清河镇具有自身区位优势，燕京大学到清河镇的交通比较便利，同时，该镇也具有中国农村的典型特征，通过对清河镇进行实验，希望能够找到具有一定示范性功效的方式，服务其他农村。可见，实验的选址反映了学院派社会工作既遵循严格教育规律，积极探寻教育方式，又非常务实，选择力所能及的方式，便于实验顺利开展。

在实验过程中，学院派社会工作严格遵循实验原则，不仅注重经济基础，“举办事业的规模，只求适合现有经济能力所可担负的程度”，而且“更要根据本地民俗、风化与实际环境，找出合宜的社会控制技术”，*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63-92页。改进农村社会工作方法，切实提高农村经济生活水平。这体现出学院派社会工作做事严谨的风格。在实际具体操作中，学院派社会工作也进行了较为周密的计划安排。以发展家庭毛织业为例，1932年6月，由北平华北工程学校赞助，选定参加清河实验的2名学生，送至该校专学毛织技术。11月，两名学生学成归来，得到戴乐仁教授的鼓励与社会人士的赞助，12月1日，正式开家庭毛织业训练班，先前的两名学生为教师，共收学徒20名，男女各占一半。在学习或训练期间，不给学徒工资，学成后，按出品优劣多寡，发给工资。织毛、净毛等部分设备费用较高，学徒需要在厂内工作。梳毛板和织毛车因费用较低，学徒领取板和车，回家工作，成线后送还。这种工作一般最适宜家中的妇女从事。关于用品的购买及成品售卖，聘请义务专家，协同农家纺织组织委员，在合作原则之下，共同管理。*同上。在学院派社会工作合理设计与科学组织下家庭毛织业在清河发展起来，提高了从事毛织业家庭的经济收入。

清河实验呈现的学院派社会工作专业秉性，主要集中于资源整合与助人自助两个方面。在资源整合方面，清河实验构建了较为丰富的社会支持网络。该实验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专业师生发起，他们作为专业支持网络，充分发挥大学智力与人才优势，利用科学研究成果和实习教育机会，积极开展清河实验，全面服务清河居民。同时，在实施过程中积极发掘多种资源。其一，调动燕京大学的其他院系力量，例如：由体育系为清河镇建造篮球场，学校农事试验场为清河改良农业种子，并联合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因此，后期清河实验已划归为燕京大学整体工作的一部分。其二，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合作筹办农村信用合作社、信托社等，促进农村信贷事业健康发展，与北平华北工程学校合作为清河镇培养毛织人才，促进清河毛织手工业发展。其三，与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协和医院、北平第一产婆学校等合作，提高清河医疗卫生水平，与商会、区公所、军政部织呢厂、东北军第七旅等合作共同翻修清河大街道路，并添设两名清洁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清河的环境卫生。这些资源的整合有力地推进了清河的经济、社会、卫生等事业发展。

在助人自助方面，清河实验注重工作方式创新，如同社会工作“授之以渔”的方式，一是始终注重本地人能力提升，二是时常注重采取教育方法。在清河实验工作原则中就提倡尽量聘用本地人才，而且每一种工作实验成功后移交给本地人，安排本地人参与实验的组织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动员本地人成立了自组织，如儿童会、母亲会等，对儿童妇女权益进行保护。本地人参加成立了“小本贷款委员会”，推进了信贷事业健康发展。由当地人管理幼稚园，推进幼儿教育发展。为培养本地助产士，降低当地生育死亡率。为本地培养毛织业、印花、挑花以及花生酱等手工业工人，提高本地人经济收入水平，除此之外，甚至在清河实习生选择农村学生进行培养，为本地农村发展培养领袖。清河实验的许多工作都涉及教育，许多工作也是通过教育方式推进的。这也与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相吻合，自民国成立以来，其中发展最普遍而最重要者莫过于民众教育工作。*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该实验举办了成人识字班、合作讲习班、手工训练班、家政训练班、助产培训班、小学教师研讨班等，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河发展提供了技能与人力资源支持，进一步强化了清河区域内部的自助、互助与自治能力。

此外，清河实验也暴露出学院派社会工作的一些不足。学院派社会工作的目标不够远大，也不求远大，因此，他们认为清河实验有“少许的贡献”，“便满足了”，*王贺宸：《清河工作报告》，《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不求宏大理想。尽管清河实验非常具体、务实，但是，该实验依旧受学院派的固有习性影响，他们认为农村工作更应由“农家子弟”完成，还认为师生“不必那样刻苦”地投身于实验工作，*杨开道：《燕京大学农村建设工作》，《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17-126页。前者看法延续了阶层固化的程式，后者反映出他们也不具备甘于奉献精神。这种看法与态度势必影响实验工作的效果，导致了参与实验的部分村民“阳奉阴违”“不肯改良”*王贺宸：《清河工作报告》，《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清河实验属于乡建性的试验，但乡建区是试验住在近代都市内的一班学者的一套理想，目的使乡村近代化，是一种生活外形的改变，缺乏科学实验的控制性。*赵承信：《平郊村研究的进程》，《燕京社会科学》(第1卷)，1948年11月。这体现出清河实验过多理想化，为了实验而实验，而且，和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一样，清河实验也并未触及影响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问题”，“仅从农业技术、农产运销和流通金融等枝节问题去兜圈子，是不能解除中国农民的痛苦的”*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清河实验体现了学院派社会工作的保守性与改良性，这也预示了学院派社会工作“实验”的微弱影响效力与短暂生命周期。

“Qinghe Experiment” in Modern Times and Its Style of the “Academic” Social Work

ZHANG Xuedong1， QI Feng2

(1.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35;

2.He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Rail Transportation，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bstract:In modern times “Qinghe Experiment” was a rural community social work “experiment” hel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Service of Yenching University, which was a typical attempt about the “academic” social work. Influenced by social transformation, Qinghe Experiment ro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formed a specif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ivided labor according to content categories of work types, outfitted with full-time staff including social workers. The experiment lasted for seven years and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start-up, growth, stability and the end. It showed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rigorous style of the study of the academic, and also highlighted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characters of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the help for self-help. It also exposed the conservative and modifying characters of the weaknesses of the academic.

Key words:Yenching University; Qinghe Experiment; the academic social work; the style

收稿日期：2015-07-19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9X(2015)05-0012-05

作者简介：张学东(1980-)，男，河北永年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在读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工作研究。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12CSH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