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织布业研究述评

李小东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高阳织布业研究述评

李小东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界便开始关注高阳织布业。八十多年来，高阳织布业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两大热潮时期：一是20世纪30年代，论述高阳织布业发展状况以及衰落原因与出路前途者居多；二是改革开放以后，侧重高阳商会、高阳经济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等的研究。近年来，高阳织布业研究热潮退去，突破研究瓶颈的关键在于丰富史料和转换范式。

关键词：乡村工业；高阳织布业；商会；述评

20世纪初，高阳织布业逐渐突破了传统家庭作业方式，步入近代转型的轨道，在高阳能人以及高阳商会的带动和指引下逐渐繁荣兴盛，并发展为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典范。早在20世纪30年代，高阳织布业便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八十多年来，高阳织布业的研究出现了两大热潮时期：一是20世纪30年代，论述高阳织布业发展状况以及衰落原因与出路前途者居多；二是改革开放以后，侧重高阳商会、高阳经济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等的研究。

一、高阳织布业发展历程研究

有关高阳织布业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高阳织布业的基本状况，这些成果主要涉及高阳织布业的沿革、原料、生产、产品、销售、组织制度等内容，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史料。另一方面是运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解读高阳织布业的历史。

1930年代初，南开大学对高阳织布业进行了详细调查，①此次调查为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及资源调查委员会出资委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进行。开启了学界对高阳织布业的研究，调查所获形成《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一书。②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页。该书建基于细密的田野调查,统计整理出系统数据，分析了织布行业的各个环节,为学术界研究高阳织布业，尤其是1933年以前的近代高阳织布业奠定了实证基础。丁世洵《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九年的高阳布业》一文，在吴的基础上论述了1934-1949年间的高阳织布业，把研究的下限延展到了1949年。③丁世洵：《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九年的高阳布业》，《南开学报》，1981年第1期。之后，《高阳织布业简史》以丰富的个案资料充实了吴知的实证调查。④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政协高阳县委员会：《高阳织布业简史》，《河北文史资料》(第19辑)，石家庄：河北文史书店，1987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高阳纺织业进行了实地调查，编写了《河北省高阳县手工织布业调查材料》。⑤张国辉：《河北省高阳县手工织布业调查材料》，1955年4月。

陈争平、刘佛丁分三个阶段对高阳织布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长时段的追述，新中国成立以前近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高阳织布业的兴衰，以及改革开放后直至人民公社解体期间高阳农村织布业的重新崛起。⑥刘佛丁、陈争平：《高阳织布业的历史和现状》，《河北学刊》，1984年第6期。高河概述了七七事变前高阳织布业的状况。⑦高河：《高阳织布业概述》，《保定文史资料选辑》(二)，河北省保定市委员会，1985年版，第164-181页。赵志龙的《高阳纺织业的变迁轨迹:》在前人的研究和田野调查基础上,梳理了相关档案文献资料,连续地描述了1880—2005百余年来高阳纺织业的变迁历程。*赵志龙：《高阳纺织业的变迁轨迹:1880—200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美国学者顾琳在《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一书中从三个不连续的增长阶段回顾了高阳织布业的历史：从20世纪初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从1945年抗战结束到1953年至1954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1980年前后到20世纪末。*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日本学者森时彦在进行大量数据分析基础上，从日资纱厂与高阳织布业促进、制衡的动态视角，深层次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二十年里高阳织布业的发展状况。*(日)森时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日资纱厂与高阳织布业》，《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苏志平、刘忠军则对80年代前后高阳织布业的概况进行了论述。*苏志平：《高阳县土织业展望》，《商业经济研究》，1984年第6期；刘忠军(武迎新执笔)：《高阳县大布专业市场综合调查报告》，《北京商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除此之外，时人朱尚英、晓霞、林分、陈启天等也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高阳织布业的概况。*(作者不详)《高阳之布业》，《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第195期；朱尚英：《高阳布业之调查》，《天津棉鉴》，1935年第4卷第7-12期；晓霞：《商业衰落与农村破产的高阳县(高阳县通讯)》，《众志月刊》，1934年第1卷第1期；林分：《河北省高阳县布业衰落及挽救方策》，《众志月刊》，1935年第2卷第4期；陈启天：《(九)高阳宝坻棉织业的衰落》，《汗血月刊》，1936年第8卷第6期。这些成果多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受经济危机影响，全国经济低迷，高阳织布业也不例外地呈现衰落颓势，学者纷纷追索其衰落原因并对高阳织布业乃至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以期解经济之困。集众所议不难看出，多数学者从内部改良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来寻找高阳织布业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动呈现兴衰交替的原因。*陈启天：《(九)高阳宝坻棉织业的衰落》，《汗血月刊》，1936年第8卷第6期；林分：《河北省高阳县布业衰落及挽救方策》，《众志月刊》，1935年第2卷第4期；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值得一提的是，冯小红、纪兴明确提出人文精神对于高阳区域经济近代化的作用，强调近代高阳织布业兴起和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因素，认为高阳织布业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常年积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冯小红、纪兴：《人文精神与区域经济近代化——以近代河北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为例》，《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此外，彭泽益、严中平、赵冈、厉风、彭南生、史建云等学者在手工业、棉织业相关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谈及高阳纺织业，并作为乡村经济典型加以分析述论。*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赵冈：《中国棉业史》，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7年版；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工业中之发展进程》，《中国农村》，1934年第1卷第3期；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二、高阳织布业的工业制度、经济模式研究

高阳布业发展伴随工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二者相互作用，彼此促进。因此，剖析和反思已有的工业制度以及展望对未来工业制度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吴知根据布赫卡尔工业制度的分类，从宏观上分析了清末以降高阳工业制度的演变：由小布时期的家庭制、工匠制，到商人雇主制的初步形态——中间人和换线的方法，再到布商直接撒机制，再到20世纪30年代高阳织布工业制度的形态。吴文还指出，高阳织布工业区的制度变迁是渐进式地从一个制度逐渐蜕变到另一个制度，并且在同一工业内，往往存在多种工业制度错综复杂并存的现象，有时两种工业制度还富于伸缩性和变通性。*吴知：《从一般工业制度的演进观察高阳的织布工业》，《政治经济学报》，1934年第3卷第1期。

方显廷则从微观层面分析了高阳纺织业中的商人雇主制度，此为高阳乡村经济中特殊的工业组织制度。方运用大量数据和图表精准分析和研究了商人雇主制度下之工业体系、工业组织、商业组织、金融组织、商人雇主制度之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另一种更加完善的工业制度。*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政治经济学报》，1935年第3卷第4期和1935年第4卷第1期。

关于高阳织布工业区未来的工业制度，方显廷认为在大工业盛极一时之际，小规模织布工业仍然有存在和推进的可能，尤其是在中国。他认为，商人雇主制度为合作制度所替代是大势所趋。他主张在高阳工业区内建立村、区、县三级合作社，最后集中于高阳县城内，形成自下而上完善的工业组织体系。*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二)，《政治经济学报》，1935年第4卷第1期。

关于高阳的发展模式，冯小红认为，在清末至抗战爆发前将近40余年间的发展历程中,高阳织布业创造了“高阳模式”，堪称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重要发展模式之一。他认为,“高阳模式”是这样一种模式：依托大城市,以农村为基地,致力于改造传统产业,起步于家庭手工业和小工厂,注重培养新型工商人才,面向市场的专业化、区域性的乡村工业化模式。*冯小红：《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模式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顾琳同样把高阳乡村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作为乡村工业增长的一种典型模式，她从企业家、企业个体的经营活动和产业组织的结构两个维度对高阳的乡村工业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乡村工业化可以作为替代大城市集中生产的一种生产方式，20世纪中国的乡村工业是有可能沿着自身轨迹不断向前发展的。*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赵志龙考察了高阳经济的微观机制和宏观机制，从农户和产业区两个层面分析了高阳的农村工业模式。该文指出，高阳产业区具有持久竞争力的根源，在于分包制的应用以及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工厂之间的分工与专业生产。*赵志龙：《农户与集群:高阳纺织业形态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5期。

三、高阳商会研究

关于高阳商会的成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初，高阳能人——高阳当地年轻有为的传统织布业商人,在“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时代风潮中，为振兴家乡织布业，发展家乡经济而创建。*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政协高阳县委员会编著：《高阳织布业简史》，《河北省文史资料第19辑》，石家庄：河北文史书店，1987年版。高河：《高阳织布业概述》，《保定文史资料选辑(二)》，1985年版，第164-181页。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关于高阳商会的特点，顾琳将其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高阳商会由当地商界能人自发组织而成，没有旧式行会组织做基础；第二，高阳商会的创始人是下层小商贩，只受过几年私塾教育，并非绅商阶层；第三，高阳商会由单一行业(即织布行业)主宰。上述特点在与大城市商会的比较中更加凸显。*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27页。

关于高阳商会与织布业及区域经济，众学者一致认同高阳商会推动织布业和区域经济之说。冯小红探讨了高阳商会与高阳织布业的关系，指出高阳商会缔造了高阳织布业，充当了高阳地区农村经济近代化总设计师的角色。他指出，高阳商会的决定和举措，不但推动了当地农村的近代化进程，而且为华北乡村经济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冯小红：《试论高阳商会与高阳织布业》，《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6期。李京龙认为，高阳商会对高阳织布业的成长、兴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李京龙：《高阳商会与近代高阳纺织业的兴盛》，《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任会来、路秀平同样认为高阳商会促进了当地织布业的发展，论述了县域经济发展中商会的积极作用。*任会来、路秀平：《县域经济发展中商会个案研究——以高阳商会为例》，《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30期。

学界一致肯定高阳商会对高阳织布业乃至当地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主要从技术、市场、人才、资金、制度、品牌、减税等方面加以论证。冯小红从引进和推广先进的生产设备、建立广阔的销售市场、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新型工商业知识的人才三方面论述高阳商会与高阳织布业的关系。李京龙指出，高阳商会在优化生产工具、保护布商利益、建校育才、招商引资等方面对高阳纺织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任会来、路秀平认为，在先进生产设备推广，产业改进升级；激励机制完善，土布质量提高，以及市场开拓与品牌维护；力争减税与维护商户利益；兴办实业教育，培养工商业人才等方面推动了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同上。顾琳则从商业和技术教育、土布税收和政府、推销高阳模式三方面，来阐发高阳织布业与高阳商会的关系。她考察了集体制度及其下设机构，以及这些机构在高阳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28页。

四、高阳织布业研究展望

展望未来的高阳织布业研究,史料搜集和范式转换实为关键，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

1.挖掘和整理多种史料

高阳织布业研究深入和拓展的关键在于史料的充足和丰富。目前研究高阳织布业所仰赖的史料主要是民国时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做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后编纂的文史资料以及顾琳、赵志龙的考察研究。之后几乎无人系统搜集和整理过高阳织布业史料，学术性的实地考察调研亦为罕见。据笔者了解，天津市档案馆所藏有关高阳商会的档案远比《天津商会档案资料汇编》丰富，这部分资料仍未被充分运用和挖掘。地方档案馆及其他部门的相关史料仍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另一方面，纺织业现今依旧为高阳支柱产业和龙头经济，其中毛巾、地毯工业繁盛，产品远销国内外，产业发展的这种连续性和传承性为我们进行调查访谈提供了可能。

2.加强人物、企业个案研究

高阳织布业的辉煌及其影响力无疑是不可否认的，短短几十载发生了质的飞越：由家庭工匠制发展为商人雇主制，由家庭作坊发展为小工厂，渐趋于现代化的经济模式。这些发展进步和辉煌业绩成就了一批乡村工业的领头人和一些典型的店铺、工场。高阳能人这一群体既包含通过旧式科举取得功名者，又有新式学堂培养的技术人才。他们当中有些人出任保定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关键职务，参与高阳、保定乃至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事宜，其影响远远超出高阳。除此之外，高阳织布作坊、工场的运营亦饱含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力量的集聚与糅合。无论是人物还是企业都映射出新旧、城乡多重势力交织的时代特色，极具典型性。人物以及企业个案探讨无疑有助于丰富高阳织布业研究，使其更加有血有肉、充实立体。

3.丰富高阳与周边大城市互动的研究

高阳地属内陆，相对偏远，并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明显优势；而高阳织布业一度繁荣并且发展成近代乡村工业的典范，这和源自大城市的原料、技术等因素关系甚为紧密。高阳织布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生产原料、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多从天津为主的大城市引进，生产组织模式、市场运销环节也依赖于天津、保定等大城市。同时，天津、保定等大城市又从高阳织布业中获利，实现了互动、双赢。从城乡互动的角度切入无疑为高阳织布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路径，且目前这类研究成果甚少。*孟玲洲：《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工业变迁——以近代天津与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关注高阳织布业区的社会文化、日常生活

繁盛的织布业必然产生相应的文化形式和生活方式。高阳织布工业区独特的经济模式势必影响到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同时这种社会文化思维又反作用于高阳织布业。据笔者走访调查，高阳县城仍存崇尚工商业之风，纺织业至今仍为高阳县的支柱产业，产品行销内陆、香港乃至海外。那么长久以来，高阳区域内所形成的人文风貌有哪些，它又是如何与织布行业、布业商人相互作用的，值得思考，有待解决。

综之，欲摆脱高阳织布业研究的瓶颈，进一步推进高阳织布业研究，需要搜集运用更丰富的史料，转换研究视角和路径，关注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将高阳织布业放置于华北区域经济乃至国家发展的大视野中来探讨，透过微观个案窥探国家和时代的变迁，从而实现小历史与大历史的交融。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Gaoyang Weaving Industry

LI Xiaodong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Gaoyang weaving industry was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1930s. During the eighty years, research on Gaoyang weaving industry basically formed two big booms: First, in the 1930s, research on Gaoyang weaving industry focuses on development status , the causes of the fall and the future. Seco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t focuses on the Gaoyang chamber of commerce, Gaoyang economic mode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cently, research on Gaoyang weaving industry turns cold. The key to break the bottleneck is to enrich historical data and transform the model.

Key words:rural industries; Gaoyang weaving industry; chamber of commerce; review

收稿日期：2015-08-31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9X(2015)05-0017-04

作者简介：李小东(1986-)，女，河北保定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乡村经济-社会史与华北地域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