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张彦洁
(河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孙犁人格特征研究
张彦洁
(河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河北 石家庄050024)
摘要: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是“道德文章”的忠实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从其人格特点入手,不失为一条解读孙犁其人其文的途径。第一,其人格特征之“执”表现为四方面,即文学理想之执、革命事业之执、倾心艺术之执和珍爱传统之执。第二,其人格特征之“淡”表现在三方面,即在交友原则上遵循君子之交淡如水,不以功利之心待人;在为文之途上坚守寂寞之道,保持良好的创作心态;在日常生活中喜欢闲适、简朴,排斥物质追逐。第三,其人格特征之“中”表现为三方面,即生活中多思慎行,刚柔相济;创作上审时度势,行止有己; 婚姻上顺乎天命,不越礼仪。
关键词:孙犁;人格特征;执;淡;中
孙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不仅是“道德文章”坚定的倡导者,更是脚踏实地的践行者。通观孙犁的创作,我们在沉醉、叹服其才华的卓越、思想的深邃和艺术的精湛的同时,亦深深地领略到其特有的人格魅力。本文拟从执、淡、中三个方面对孙犁的人格特点予以观照,希望能为孙犁研究贡献一得之见。
一、执
作为一名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孙犁有着执着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这是他立身处世之根本。孙犁一生在以下几个方面是执着不移的,堪称一株独立支持的不老松。
贾平凹在《孙犁论》中说:“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去,却没有仙风道骨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用此语来概括孙犁的处世态度可谓精当。的确,孙犁是有“野心”的,其“野心”是对文学的终生不懈的探索和追求;孙犁是一个“儒”,他始终怀着一种济世之情去积极地关注人生、反映时代,而不是悠然孤芳自赏或冷眼作壁上观。他那由吸收古今中外文艺精华而铸就的文学理想是非常坚定执着的,通观其一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流,文学既是他张扬进取的标杆,也是他退而自保的底线。
孙犁对文学的执着是有其文化渊源的。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中外文学大师作品的熏陶,使孙犁坚定地树立起了“为人生”的文学观。他说“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1](P236)孙犁用自己一生的杰出创作践行了他的文学理想。在近百年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他抱着“对人民、对时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1](P238),执着于自己的文学理想而孜孜不倦,为时代留下了生动而真实的记录,不愧为一个“最纯粹的人,最纯粹的作家”。
孙犁的“执”还体现在其投身的革命事业上。孙犁投身革命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并非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之举;也非无可奈何,别无选择之举。参加革命是他自觉自愿、无怨无悔的唯一选择,从他大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这一点。
孙犁是在战争烽火中走上文坛的。在国难当头之际,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使他找到了革命和文学的一个最佳结合点,使他在为抗战献身的爱国激情中,得以实现自己的文学之梦。对于参加抗战,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作,晚年孙犁仍持一种感激和怀念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2](P65)日本侵略,乃国难也。然对于有为之青年如孙犁者,亦提供了施展其才华的机会,此即其指称的“好的时候”,所谓“先天下之忧而乐也”[3](P272)。许多人称孙犁为文学家,也有人称其为大师,其实,直至晚年,他最为钟情的称号还是“一名老战士”。[3](P270)
孙犁的“执”还体现为对作品艺术性的倾心追求,即以一颗“赤子之心”对待艺术。不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其文学主张和实践,都力求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不唯一时文艺政策所囿,不投社会风尚所好,不为世俗名利所惑。他堪称当代作家中历史局限性最小的作家,他的思想和作品不限于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具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这也就是文学史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的原因所在。
孙犁不是一个超越于主流之上的纯文学作家,而是一位具有很强的党性原则、积极参与时代歌颂的体制内主流作家。对于有些体制内作家来说,文学没有自身,它应完完全全为革命服务,革命可以随意改变它的形状。而孙犁则有其不同凡响之处,他力主在文艺创作上要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对文学怀有的赤子之心,使孙犁始终能够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在政治主宰一切的年代,他提出了“文学最好离政治远一点”。但当文坛日益“商贾化,市侩化,青皮化”[4](P44),文学脱离政治之风日盛时,他更加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学是离不开政治的,离开了,也就没有了文学的生命和前途。作为作家,孙犁直面当今文坛始终给予警醒的介入与毫不留情的批评,是只有鲁迅先生才具有的品质与品格。他那些对于文坛取心析骨的警示留给我们的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孙犁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启自童年、迄于老年,终其一生,从未间断。尤其在“文革”爆发后,他从对极左话语的失望和厌恶中愈发体会到传统的价值和意义,遂沉潜到传统文化之中吸取其精华,滋养个人的精神和情操,故而和其他现代作家相比,孙犁身上有着较为浓重的传统士子风采。
孙犁不仅是“道德文章”的坚定的倡导者,更是一名忠实的践行者。他认为:“道德文章的统一,为人与为文的风格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5](P336)而他所强调的道德修养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修养”[6](P106)。孙犁坚持了传统道德中的真善美,并用这把尺子来衡量当前发生的一切。是否合于传统道德伦理规范,成为他品人论文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自称胆小谨慎、优柔寡断的孙犁,在坚守道德修养上可谓旗帜鲜明,态度果决,而他自己在道德和文德方面也堪称文学界公认的典范。在文化修养和文学创作上,孙犁也从传统文化中获益匪浅。他认为:“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7](P150)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养病期间和动乱年代的读书积累,使孙犁的学识可谓大进。在十年浩劫中他终日整理、修饰旧籍,与当时整体的社会背景相映衬,在一种象征意义上,是在“为文化一哭”。 而“文革”后复出的孙犁,出于对当下文化现实的失望,以匕首投枪般的激烈批判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因而沉湎古籍,带着现实问题向文化求解,则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二、淡
珍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孙犁,同历史上许多文人一样,吸收儒、道两家思想的某些方面,并进而内化为其人格修养。孙犁的“执”,可谓儒家入世思想在其人格上的必然反映;而其人格上另一个特点“淡”,则是道家“虚静”之说在其人格上的观照。
孙犁曾说:“余之交友,向如萍水相逢,自然相结,从不强求。对显贵者,有意稍逊避之;对失意者,亦不轻易加惠于人,遵淡如水之义,以求两无伤损。”[8](P34)这确实是他一贯遵循的交友原则。孙犁一贯主张“文人宜散不宜聚”[9](P7),所以尽管资历很深,但他是个无权无势的人,他从不依靠某种权势来造成自己在文学界的影响,更反对在文学界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但孙犁又绝非怪诞乖僻之人,他也有许多志同道和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他对处于同一时代、有着共同生活经历、走着同样文学道路的作家及其作品,做了很多热情真挚、切实可信的评论。对他们在创作上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喜,但又绝不胡吹乱捧,主观臆造;对他们存在的问题,更是直言不讳,切中肯綮。他在对中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培养和教育方面付出了许多心血,并且培养出了一批作家,但他从不贪天之功,不掠人之美。孙犁所秉持的“淡如水”,绝非冷漠、寡情,而是不以功利之心待人,追求人与人之间本真的和谐。
孙犁深诣为文之途是寂寞之道,也是艰难之道,而唯有淡于名利之人,才能守住这份寂寞,保持良好的创作心态。趋名好利乃人之本性,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孙犁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善于思索的读书人,他能不断地反躬自省。经过多年的人生实践和道德修养,他总结出“任何文学都是作家人格的反映”[10](P359)的道理,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11](P423)。他不大看洛阳纸贵之书,不赴争相参观之地,不信喧嚣一时之语。孙犁对“获奖”一事也看得很淡,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从不把得奖作为“光荣的标记,进身的阶梯,职称的条件,分房的依据”。
晚年的孙犁愈加清醒明智、恬淡自然。针对为他过八十岁生日一事,他言辞恳切地对徐光耀说“‘花钱买名声’,尤其是‘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我极不愿为,而耻为之。”[12](P535)“花钱买名声”,尤其是“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有不少人极愿为,而乐为之。文坛的堕落,并不比别处差;包上漂亮包装的假冒伪劣,在文坛一样盛行。常言道:盗亦有道。即使是江湖之人,也有其处事法则。如果作为具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坚守道德防线,这个社会岂不可悲亦可怕?读书之人,当以孙犁先生为镜,自鉴自戒!
日常生活中的孙犁清心寡欲,充满了闲情逸致。古人云:“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孙犁的高寿足以证明,他年老多病的身体得以延年益寿,与他排斥物质追逐,淡泊名利,追求闲适、简朴的生活状态是有很大关系的。
孙犁是提倡生活中有点“闲情”的,他认为:“人生,总得有一点闲情。闲情的逐渐消失,实际上就是生命的逐渐消失。”[13](P111)这里所说的闲情,实质上便是对生命的热爱,及由此引发的对于生活中万事万物浓厚的兴致。在孙犁的笔下,花鸟虫鱼常被信手拈来,用以说明深刻的道理,使文章摇曳生姿,凭添一股鲜活之气。孙犁在日常生活中崇尚简朴,他自云“自幼家境不好,看到母亲、妻子终日织纺,一粒粮食,得来不易,很早就养成了一种俭朴的生活习惯”。[14](P209)孙犁虽过着远离时尚的简朴生活,但并不意味着他无视人生的乐趣。孙犁的非常之处在于,他熟谙并运用着另一种享受生活的技巧,他能从常人视而不见的琐细的生活情节里,体会到诗情画意,可谓过小日子,得大自在。
三、中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孙犁,吸收了被孔子喻为道德极致的中庸的处世之道,既执守正道,不放弃人生理想,又能权衡轻重,因时而变,可谓“守经而达权”。
孙犁中庸人格心理的形成,相当程度上来自家庭的教养。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儒雅、谦逊、严于律己的小商人,孙犁从父亲那儿承传了“儒雅”“里仁”一类儒者风范;而孙犁母亲对儿子的启蒙教导“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则将一种外柔内刚、刚柔兼具的性格与原则传给了孙犁。
孙犁的一生既得到过不少荣誉,也受到过不少委屈,甚至批判。面对挫折,他的反应不是激烈抗争,也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反躬自省,并总结出一套适应现实的办法。面对历次政治风波的冲击,孙犁一般是以“沉默”来应对,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但“沉默”并不代表无原则地服从,更非朝秦暮楚,随波逐流。在孙犁身上,平和之中蕴藏着宁折不弯的刚毅,懦弱的形态之中包含着嫉恶如仇的本色,其刚柔并济之举,实乃其在特殊时期的一种处世智慧,虽出无奈,但在那个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政治气节纷纷失守的特定历史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唯其如此,回首往事,他才能感叹:“对于伙伴,虽少临险舍身之勇,也无落井下石之咎。循迹反顾,无愧于心。”[15](P344)
早年的孙犁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主流作家,顺时代潮流而动,堪称时代的歌者。他的作品大多朴素、简洁,似出自天然,而唯其如此,他在作品中所费的苦心不易被人觉察。孙犁在早期作品中,总是竭力掩饰生活中丑陋与不和谐的一面,着意维护着人性美与人情之间的纯真和真诚。当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即使是谨小慎微也难免致祸的情况下,孙犁的对策是“不为”。“文化大革命”前他曾因病长期搁笔,其原因不仅是生理疾患,他更“病”在心里,是他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等“不合时宜”,而且他也不愿改变自己去迎合“时宜”,所以他宁愿长久地沉默。可以说,他“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创作“空白”,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不能”,而是“不为”。这看似被动的“不为”,又透露着行止有己的主动,实乃其坚守自身立场和清正人格的策略性选择。
有人认为这是孙犁的世故,但笔者以为这是其中庸的处世智慧。中庸的含义不仅是不偏不倚,灵活变通,更是要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正如钱理群在《说话底线》中提到的三条: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应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则不应伤害他人。孙犁在这一点上始终是问心无愧的,通观他各个时期的作品,我们都可以用一个“真”来概括。这就是他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为了维持这个原则,谨小慎微的他甚至可以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壮举。这也正是孙犁没有随波逐流变成风派人物的根本原因。
孙犁的婚姻是典型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式的旧式婚姻。孙犁在《亡人逸事》一文中把他们的结合称作是“天作之合”,从中或可看出他对这桩婚姻的态度:一方面是满意、感激之情,感谢上天赐予他这样一位贤内助;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孙犁性格中顺乎天命、随遇而安的特点。
孙犁对结发妻子是怀有深深的感念之情的。他们的青春抛掷在战争年代,中年又多遭变故,可谓“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16](P221),是真正的患难夫妻。妻子在生活上对孙犁的照顾,自不待言,就是在写作上,对他的启发和帮助也不小。在对待家庭的态度上,两个人都信守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并履行着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一维系家庭的根本点上,他们是和谐一致的。但孙犁又坦言对妻子是怀有“惭德”的。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壮年远行,背井离乡,抛舍老父老母,青春发妻,幼小儿女,一生之中,对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忏悔,痛苦”;[3](P270)另一方面,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几次感情波动所引起的愧疚之心。但所有那些爱的故事都“发乎情,止乎礼”,成了无花之果。孙犁内心那极其强大的婚姻伦理道德的规约,使其不得越雷池,并为此长久地对结发之妻深怀“惭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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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孙犁.尺泽集·亡人逸事[M]∥孙犁.孙犁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文学·语言研究】
Research on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Sun Li
ZHANG Yanjie
(Library,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bstract:Sun Li is a writer with unique styl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e firmly promoted and practiced writing “moral works”. It is a good way to understand the writer and his works by analyzing his personalities. Firstly, his perseverance can be seen in four aspects: persevering in literary idealism, persevering in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persevering in the art and persevering in his love for tradition. Secondly, the indifference to worldly concerns is showed in three aspects: in making friends, he believ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gentlemen is as pure as crystal and did not take advantage of his friends; in writing, he maintained the good creating state by enduring loneliness and ignoring fame as well as benefit; in daily life, he despised the luxurious life and enjoyed the simple one, excluding material chase. Thirdly, his golden mean can be seen from three aspects: he was resourceful and prudent, tempering toughness with gentleness; in creating, he could make a correct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and behaved himself; in family life, he accepted the arranged marriage and stuck to the established rules.
Key words:Sun Li;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persistence; indifference to worldly concerns; golden mean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9X(2015)05-0043-04
作者简介:张彦洁(1966-),女,河北衡水人,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图书馆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
收稿日期:2015-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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