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化写作”探究与反思

吴亦繁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71)

“个人化写作”探究与反思

吴亦繁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河北 石家庄050071)

摘要：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波澜的“个人化写作”，是一股影响深远的创作潮流。从“个人化写作”提出至今，创作界和批评界一直对其持褒贬不一的态度，但从社会文化发展和文学转型发展两方面来说，其产生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过度强调“私人化”写作、局限于表达个人体验、沉湎于书写主观欲望，“个人化写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难以避免的困境。想要从困境中突围，“个人化写作”必须去“私人化”，打破“个人”与“群体”的二元对立，在追求内心体验和个体生存的同时，关注社会发展和家国情怀，创作出既不失创作主体人格坚守和精神信仰，又兼具深厚文学道德和文学理想的作品。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个人体验；文学创作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文坛的之一，也是20世纪90年代文化思潮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潮流，“个人化写作”无论是在文学创作界还是在理论批评界，都曾掀起过轩然大波。在文学创作界，“个人化写作”的作家多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活跃于文坛，他们以都市青年个人的比较私密的体验为主要描写对象，特别是其中的女性作家，主要表达女性意识对男权文化的反抗。代表作家有：韩东、朱文、毕飞宇、邱华栋、张旻、鬼子、东西、李冯、李洱、张者、李大卫、刘建东、林白等。在理论批评界，通常认为，“个人化写作”缘于著名女作家陈染在《花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包括《另一扇开启的门》《私人生活》《破开》等10余篇。陈染认为，“个人化写作”应该摆脱过去那种公共叙事，返回一直被遮蔽的私人生活。虽然她的观点既缺乏学理依据，又欠缺系统考虑，但正是这种偏激的认识触动了文学僵化的神经，一时在创作和批评领域搅动波澜，得到积极支持和猛烈抨击两种完全不同的回应。

一、“个人化写作”的合法性

“个人化写作”的含义至今并无定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个人化写作”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后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之下，以晚生代作家群为主体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在个人的自我经验与记忆的基础上，以个人的视点去观照历史及当下生活，用绝对写实的笔法书写来自个人的生存体验和内心感受、宣泄个人的内在欲望冲动，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及个人话语的表达，由此形成的一股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文学创作潮流。[1]即使自产生至今文坛一直对其褒贬不一，但“个人化写作”产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1.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风起云涌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从根源上看，“个人化写作”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来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意识觉醒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和延续。[2]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导致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文学创作随之形成多元共生的格局，作家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写作空间，文学“向内转”成为可能。当时的一些学者借助西方文化思潮重新思索中国文学的写作传统，认为文学从产生时就存在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面向社会和群体命运的探索，以普遍性、权威性和文本开放性为表现特征，以代言人身份写作的宏大叙事；一种是面对个体生命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以个人性、主观性、内在性为表现特征，以自言人身份进行书写的个人叙事。”[3]并且认为，第二种写作方式，即“个人叙事”才是真正的写作。这种界限分明的二元划分，显然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质疑和探讨恰恰说明“个人化写作”的兴起与发展已成必然之势。

2.文学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文学接受的审美期待和精神吁求来看，文学的阅读、接受和理解是创作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的精神共鸣和心灵对话，也是二者在灵魂层面互相融合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被广泛运用和提及，说明其自由空间与合法权利是广大而充分的，这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要求。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秉承“文以载道”，以表现国家、民族、阶级等集体利益和群体意志为主题，缺乏对自我意识和个人情志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其强调个体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生命体验，丰富了文学的创作手法，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延展了文学的艺术空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因此，“个人化写作”应该在中国文坛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然而，尽管在创作界与批评界都有众多学者对“个人化写作”进行了多种可能性的尝试、归纳、概括、批判与导向，但时至今日，“个人化写作”仍未形成定论。有趣的是，由大量参差不齐的创作实践和莫衷一是的理论争鸣构成的文学景观，却使“个人化写作”得以成为文学热点存在，不断被学者进行重读与探讨。二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个人化写作”表面上看似已从当年的狂热、沸腾逐渐冷却、衰落，实则潜移默化为现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精神潜质，成为作家的创作自觉。因此，从历史与理性的角度，对“个人化写作”的内涵、现象、成就及局限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究与反思，依然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二、“个人化写作”的困境

“个人化写作”的出现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艺术成就，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学摆脱了以家国命运、集体意志为主题的创作手法，推动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然而，由于拘泥于“私人化”写作、局限于表达个人体验、沉湎于书写主观欲望，“个人化写作”从一开始出现就面临着难以避免的困境。

1.拘泥于“私人化”写作，导致审美距离缺失

过度强调“私人化”，是对“个人”的狭隘理解，这种写作刻意躲避公众视角，通常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把创作主体的亲历性体验移植到作品主人公的身上，“把自己当成别人，又把别人当成自己”，创作主体等同于叙述者或创作对象，造成创作主体与作品人物之间的审美距离模糊或缺失。而审美距离的缺失又会形成一系列创作瓶颈，比如由于文字表达不够含蓄诗意而导致的粗俗化、由于写作内容集中于私人叙事而导致的浅鄙化、由于创作题材囿于有限的个体体验而导致的雷同化等。

2.局限于表达个人体验，缺乏深广的人性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文坛便逐渐流行一种理论主张，认为文学创作要远离现实、远离政治、消解神圣、躲避崇高，甚至鼓吹反理性、反崇高、反英雄、反文化，提倡文学创作的直觉主义和对潜意识的表现。某些作家受此影响，沉湎于抒发个人体验和主观情怀，过分关注创作主体自身，推崇个人话语，质疑群体话语，把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视为完全对立的两面，忽略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的统一性，刻意摒弃文学的社会性，无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导致作品缺乏深广的人性和社会内涵。这种写作是对公共生活不由自主的回避，“远离社会，远离大众，陷在‘私人隐秘生活’、‘个人’意识的泥潭，自我封闭，视野狭窄，缺少社会价值、文化价值、道德价值、人生价值的深刻内涵。写作不再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而成了作家玩弄叙事手段、技术的狭窄领域，成为游离于时代发展之外的个体的身体自恋。作家成了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的旁观者。”[4]

3.沉湎于书写主观欲望，缺乏深刻的灵魂关照

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道德价值缺失的时代，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弥漫。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文学也倾向于物质化、商业化和世俗化，加之创作主体对“个人化写作”的偏执理解，导致其过度关注主观欲望、本能欲望和物质欲望，沉湎于书写个人隐秘性体验，否定文学与道德价值的密切联系，导致文学作品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缺乏深刻的灵魂关照和精神反省，缺乏深刻的历史审视和人性思考。但是，这并不是创作主体本身人格操守、精神信仰的问题，反而是他们在个体意识已经觉醒的前提下，想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然而外界的诱惑和世俗的滋扰又不免动摇他们的精神世界，一方面想在作品中烙下个人的鲜明印记，另一方面对“个人化写作”的片面理解又使得写作立场有失偏颇，进退维谷，或沦陷于世俗欲望、或妥协于现实需求、或屈从于主流意识，从而导致人格价值和历史情怀在作品中的双重缺失。

三、“个人化写作”的未来

无论是从取得的成就还是从凸显的局限来说，曾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文学波澜的“个人化写作”，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种不可被忽略的文学现象，仍然影响着当今文坛，甚至成为某些作家的创作自觉。然而，由于个人从属于群体，无法脱离民族、社会、时代而独立存在，因此，运用个人话语、表达个人体验的“个人化写作”是无法突破其自身局限的。那么，“个人化写作”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

对“个人化写作”的反思，应该在肯定其取得的艺术成就和对中国文坛具有一定积极影响的基础上，找寻适合其未来发展的新途径，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个人化写作”想要从困境中突围，必须去“私人化”，转变旁观者的身份，打破“个人”与“群体”的二元对立，找出二者对接的方法，平衡个人话语与群体话语的关系。未来的“个人化写作”，应该追求个体意识形态的深度升华和延伸，以个体姿态介入时代命运，在追求内心体验和个体生存的同时，关注社会发展和家国情怀，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真实呈现文学与社会、时代和历史无法割裂的关系，创作出既不失创作主体人格坚守和精神信仰，又兼具深厚文学道德和文学理想的作品。

“个人化写作”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然其局限也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始终处在重构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个人化写作”作为风靡一时的文学话题终将有结束的时候，但它不会因此销声匿迹，而将内化为一种写作精神，继续推动和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应该辩证地看待“个人化写作”，没有必要画地为牢，更没有必要与其告别，而要面对现实，面对存在，保持“个人化写作”真正的个人视角。我们需要避免的是，在摆脱代言式的群体性、社会性、家国性写作模式之后，又束缚于自言式的个人性、隐秘性、主观性写作模式。

参考文献：

[1]陈桂芳.悬崖边上的独舞——论“个人化写作”思潮[J].名作欣赏，2011(3)：160-163.

[2][4]马德生.“个人化写作”的困境与宏大叙事重构[J].晋阳学刊，2012(6)：117-121.

[3]穆乃堂.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研究[J].文艺争鸣，2007(8)：68-75.

Study and Reflection on the “Personalized Writing”

WU Yifan

(Hebei Radio & TV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71, China)

Abstract:The “personalized writ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90s is a far-reaching influential tide. Ever since it is occurred, creation and criticism circles have showed mixed attitudes.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ts legitimacy is self-evident. However, due to 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personal” writing, limited express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desire to indulge in subjective writing, “personalized writing” faced unavoidable dilemma from its emergence.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personalized writing” must, in the pursuit of inner experience and survival of the individual, remove the “personalization” and break out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paying atten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identity, creating works sticking both to the writer’s personality and spiritual beliefs and to the profound literature moral and ideal of literature.

Key words:1990s; “personalized writing”; personal experience; literary creation

收稿日期：2015-07-20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9X(2015)05-0054-03

作者简介：吴亦繁(1985-)，女，河北邢台人，编辑，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科研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探究与反思》(HT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