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党的灾害救治工作述论

吴乾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71)



西柏坡时期党的灾害救治工作述论

吴乾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71)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遭遇了多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此，解放区政府首先将救灾工作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加强救灾的组织体系建设，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力量，全民动员，采取多种措施赈济灾民，以解灾民燃眉之急。解放区政府已经具有一定的防灾意识和防灾经验，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宣传防灾防疫，主动预防可能发生的灾害。卓有成效的救灾、防灾措施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作用，不仅帮助解放区渡过了困难时期，而且为建国后的救灾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西柏坡；中国共产党；自然灾害；救灾工作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最为关键阶段，处于中国社会由战争走向和平、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历史转折关头，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旱灾、水灾、虫灾、瘟疫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时，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做出了一系列的预防和救治措施，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本文所指西柏坡时期为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至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入北平为止。本文旨在考察西柏坡时期党的灾害救治工作，试图做一抛砖引玉的工作，以丰富学界对社会史研究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一、西柏坡时期的灾害简述

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的时间并不长，在此期间，各解放区受到自然灾害不断侵袭。本部分选取西柏坡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然灾害，简单做一介绍。

1.旱灾

旱灾是解放区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灾害之一。解放区多处于北方地区，受温带季风气候影响，年降雨量不平衡，冬季寒冷干旱，夏季高温多雨，干旱极易发生。在战争的环境中，只要发生干旱，基本都会造成旱灾。如1947年，冀鲁豫边区的河北部分多月无雨，秋禾难种。河北地区在入春后，就没有下过一场雨，麦苗枯黄，距麦收还有一个月时，麦苗稀疏得像小草，而且大半枯死了。1948年夏，冀鲁豫边区雨水甚缺，旱灾严重，其中九专区尤甚。由于没有雨水的降临，多地没有种上秋苗，即便种上秋苗多数也早已旱死。1949年山东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共约8个专属区、49个县、3个市均遭旱灾。渤海一分区有的县30%-50%的春苗未能及时下种，其他地区已下种者有旱死及未出现象”。①《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旱雹虫灾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493-494 页。

2.水灾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的面积逐渐扩大，区域内河流众多，由于战争的破坏，多数河流的堤坝已损坏，一旦遇到暴雨天气，极易发生洪涝灾害。如1948年7月18日至22日，华北普遍连雨，造成相当严重的水灾。冀中地区此前曾连续降雨，加上这次连雨，上游山洪暴发，致冀中各河暴涨。滹沱河、子牙河、潴龙河、唐河、拒马河、小沙河、大清河、南运河等都出现决口、漫堤，河流周边21个县出现水灾，1 400余村被淹。

大旱之后，突遇水灾也是解放区经常遇到的灾害。1948年11月，冀南区六、七月干旱，至7月中旬旱象已成，政府当即提出与旱灾作斗争的号召，打破等雨思想，积极进行抗旱工作。但在旱灾之后却突降暴雨，造成严重损失。“7月19日突落大雨，山洪暴发，各河猛涨，多处漫堤决口，泛滥成灾，被淹4个专区、23个县，共淹1 723个村庄，淹地232万亩，占全区耕地面积的8%，淹后减产不及三成者就有170万亩。其中三、四专区受灾最重。这次洪灾是当地20年来遇到的最大水灾。”*赵秀山、冯田夫、赵军威等编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3.虫灾

虫灾对农作物具有致命的威胁，解放区曾发生了多次虫灾。1948年夏末秋初，冀南14个县发生虫灾。虫子的类型有小肉虫、蝼蛄、蝗蝻、白蛾、钻心虫、蟋蟀、黏虫、小白虫、蝗虫、白肉虫等，这些害虫的危害极大，以小肉虫为例，其专吃玉米节和心，凡是被吃过的玉米，立即枯萎至倒。

蝗虫是解放区的主要虫灾。“旱极而蝗”是古书上的记载，蝗灾的发生往往与旱灾相伴。旱灾过后，尤其是在严重的旱灾过后，一般都会爆发蝗灾。这主要是由于在干旱的环境下，特别有利于蝗虫幼卵的繁殖，而荒芜的田地为蝗虫的繁衍提供了“温床”。1947 年鲁中地区发生了蝗灾，其中沂源、沂水、蒙山、蒙阴、泰安、莱芜、沂南、临朐尤为严重，“有些村庄树叶、野菜、草种、柿子花、松柏籽、槐芽等全部吃光，许多地方的灾民扶老携幼四处乞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鲁中地方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 423 页。

虫灾多发生在旱灾之后，好似“火上浇油”，进一步加重了旱灾所造成的损失。旱灾和虫灾的叠加侵害，使得粮食减产甚至绝收，灾民面临饥饿威胁。虫灾过后，所经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变得更加脆弱，由此导致发生其他自然灾害的几率就更大了。

4.瘟疫

凡是大灾之后，必然会伴随着瘟疫的发生。解放区无论在抗战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天灾人祸异常严重，尤其是解放区多次发生水灾、旱灾，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瘟疫的爆发就不可避免。据统计，解放区经常流行的疾病有猩红热、白喉、麻疹、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百日咳、疟疾、回归热、气性坏疽、霍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脑膜炎、狂犬病、破伤风等。由于疾病来势凶猛，加上群众缺少疾病预防的意识，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危及民众生命。1948年前后，山东地区遭遇了病疫的袭击。“仅临朐一个区患黑热病者，即达2 000余人。鲁东南滨海区竹庭县，全县患病者有20 000余人。”*《山东大力扑灭病疫 广大群众免于死亡威胁》，《人民日报》1948年6月2日。

二、中共领导下的灾害治理

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实行全民动员的治灾方针，积极生产自救，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1.社会动员

共产党的军事动员体制和富有感召力的社会动员，在历次治荒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解放区遭遇灾害会实行全民动员，各级政府、各行各业都被调动起来。1948年4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向全区同胞发出号召，一齐动手生产渡荒。边府号召边区工农兵商各界，共同努力，发扬1942、1943年的渡荒经验，军民协力，生产自救，共同克服这一当头灾难！”*赵秀山、冯田夫、赵军威等编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冀南行署在同年的7月指示中，号召各级政府和全体干部，实行紧急动员，组织群众与天旱作斗争，动员群众节约备荒。另外，具备细心、耐心品格的妇女和具有高度争胜心的儿童，也成为重要的动员对象和全民动员的重要力量。1947年9月7日，面对灾荒陕甘宁边区发出指示，“节约备荒，发动妇女、小孩儿采集野菜、野果，储藏洋芋、瓜、菜、干枣、秕糠，并号召每家订出具体节约渡荒计划切实执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生产备荒的指示》，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1949年华北区大兴植树造林，“植树不是过重的劳动，青年、妇女、儿童都可作，且易发动，可大量发动组织之，怀来磨泥沟在青年团带领下，植树15 000株，延庆常里营支委动员儿童90人，植树12 290株”。*《华北局奖励察南地委综合报告一文的通报》，《建设周刊》，1949年第39期。

社会动员通过诸多形式进行思想酝酿和思想宣传，社会动员收获了良好的效果。1948年5月，晋绥边区神府发生灾荒，神府县召开所有乡村干部会议，对村干部进行思想上的宣传和鼓动，干部回村后立即发动群众展开生产自救。“一般都是首先经过村民大会，积极分子和优秀村民会、不勤劳户的座谈会、饥民家庭会议等形式，进行深入的宣传和思想酝酿。其次就是通过群众意见，普遍组织了生产救死小组和委员会。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最后逐户订出生产救死计划和逐户解决问题。”*《朗超报告》，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2页。这样，解放区政府通过层层宣传，动员效果极佳，由此生产救灾的全民动员得以形成。

精神鼓励亦是社会动员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解放区政府通过树立英雄典范的办法，发动群众抗击灾害。1947年11月下旬，冀鲁豫区领导机关在观城县召开黄河安澜大会，会议“列举一年来治河事业的辉煌成就，详述战胜四次洪峰的英勇顽强事迹，表扬了治黄英模，追悼治黄牺牲烈士”。*赵秀山、冯田夫、赵军威等编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这样，解放区政府通过树立精神层面的英雄典范，得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救灾热情，从而在思想上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了多次自然灾害，因此应对灾害相对从容，这种从容缘于自上而下建立的完整的灾害治理组织体系，从专署到县、区、村各级成立的救灾委员会或者指挥部，实现抵御自然灾害的统一指挥。1949年2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预防春荒及救灾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各灾重地区之专区、县应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吸收各有关部门参加，以便统一领导救灾工作。”这种自上而下建立的救灾委员会将各方力量统一起来，全力投入救灾之中，有利于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

2.救灾措施

(1)急赈救灾。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赈粮、赈款是最为直接有效的赈济方式。赈粮是政府直接将粮食发放到灾民手中，为灾民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保障。赈款主要是政府发放钱款，以便灾民购买所需物资。1948年高密春旱，群众生产、生活面临严重困难，胶高县人民政府及时拨付救济粮，发给姜庄、河崖等区困难户。据统计，“仅1948 年，山东省共计调剂重灾区粮食达3 400万斤，发放急赈粮1 530万斤，以工代赈粮4 970 535斤，水利工赈粮3 311 995斤。这些粮款为帮助群众胜利渡过灾荒发挥了重要作用”。*同上书，第268页。解放区政府通过救济粮款发放，解决了灾民燃眉之急，稳定了灾民情绪，避免了受灾的扩大化，为进一步救灾打下坚实基础。

(2)生产救灾。急赈对灾区虽起到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通过组织生产救灾才能起到长期有效的效果。解放区政府就是积极践行这一措施的，通过组织灾民从事各种农副生产，最终依靠群众劳动克服了经济困难。生产救灾的主要措施有三方面。

第一，组织生产，以工代赈。以工代赈是当地政府领导灾民通过参加修渠、筑路等劳动而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救济措施。1948 年山东省发生大面积水患，各级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积极领导当地民众疏导排水，在减轻水患的同时也赈济了灾民。“根据各地报告，在1948年全年中计挖河筑堤为80余公里，挖填土方为515万余公方，共用民工300余万，发放工账粮147万余斤，保护耕地262万余亩。”*《山东省农业生产调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433 页。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不仅扩大了就业，恢复了灾区的经济，与此同时还修建了一些基础设施，帮助灾民顺利渡过灾荒。

第二，发展手工业、副业生产。手工业、副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相对较小，是一种周期短、见效快的救灾措施。解放区政府大力扶植手工业和副业，帮助灾民从事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主要包括运输、熬硝、制革、贩盐、贩油、贩炭、刨药材、砍山货、造纸、制鞋、编织、纺织等。1947年9月7日，陕甘宁边区发出指示，“组织群众副业生产，主要是扶助纺织。在地少人稠粮食困难地区，应组织群众合伙运盐、运炭、贩粮等小型合作，调剂资金与剩余劳力，向外挣钱，换回粮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生产备荒的指示》，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1948年太行行署支持纺织发展，“据20余县统计，有20余万妇女投入纺织运动，据元氏、临城、内丘、高邑、涉县、淇县、寿阳等七个县不完全统计，四个月来，纺织收入共折米7 905 202斤”。*《太行组织生产渡荒 七十万人战胜饥馑》，《人民日报》1948年8月4日。煤炭冶金业也是大力发展的副业之一，山西省平定县大力发展冶金业，平定县的生铁炉、熟铁炉得以迅速发展，随之又带动了煤炭业的发展。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运输业在生产救灾上贡献较大。1948年，太行区通过贸易公司组织七百余万斤粮食进口；平定县联社与财粮科通过资本投资组织三条运输线，用作专门吞吐群众运输的煤炭，以便帮助民众解决销路困难；许多区村合作社积极组织群众运输，给群众生产自救以很大方便。这样，运输业一方面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则实现了物资的调剂。解放区政府通过组织群众开展副业生产，灾情得以缓解，灾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第三，贷款贷粮救灾。在灾区发展生产的资金支持上，政府贷款是一项最为重要的部分。1947年12月陕甘宁边区制定了《生产救灾贷款办法》，主要的贷款对象是受灾的贫雇农或者贫苦农民，通过无息贷款支持他们从事纺织、运输，或者是购置牲畜、农具、籽种等。还对贷款数目、归还日期、贷款手续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该办法的施行为灾民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有利于灾后重建。

针对灾民根本无力购买种子的现实，边区政府推出了贷种政策。政府为了保证贷粮真正发放到亟需帮助的灾民手中，多次检查发放的贷粮落实情况。“凡是真正勤劳而缺乏口粮籽种无力耕作的人，在得到贷粮后，即已全部用到了生产上，如王家沟村发放贷粮八斗，三天内就增种了23垧地。”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出现了贷粮发放到嗜好者手中的现象，结果是多未被运用到生产上，甚至有的人将发给的籽种全部吃掉，继续向政府讨要救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为此，当地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检查措施，保证贷粮能够全部应用到生产上。在贷粮利息方面，当地政府多采取无利或者低利的政策，以减轻灾民的负担。1948年5月，晋绥行署以604石粮食作无利或低利借贷，夏收或秋收后由借户归还，并指出低利借贷的目的在救济而不在营利，故须公私兼顾不使生产部门亏损，也不使群众无法偿还。

不过在贷粮贷款的发放对象上，阶级成分的划分成为赈灾对象的重要参考，贫雇农是赈济的主要对象。前文所述，1947年陕甘宁边区制定的《生产救灾贷款办法》，其贷款对象是受灾的贫雇农或者贫苦农民。1947年12月22日，太行行署的指示《严格检查并纠正贷款工作中的富农路线》指出：“秋收以后，太行连续发放救济贷款与冬季生产贷款5.5亿元和救济粮200万斤，其目的是扶持贫雇农民进行生产，渡过歉收难关。但由于我们阶级观念不明确，贷款大都贷给了中农。指示要求发动一个群众性的查贷工作，彻底清算贷款的指导思想，把全区的贷款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转变。”*赵秀山、冯田夫、赵军威等编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上述表明在贷款的发放对象上，贫雇农是赈济贷款的主要对象，但在贷款的发放过程中出现工作的偏差，将贷款发放给了中农，偏离了工作的方向。政府重点救济贫雇农，考虑的可能是贫雇农、富农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承受力有所不同：贫雇农生活困苦，一旦面对突如其来的灾荒，便无能为力；而富农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更能从容应对自然灾害。这也是为了保证将赈济粮款发放到最为需要的群体上，起到真正的“救灾”效果。

(3)大兴社会互济运动。在解放区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大力提倡社会互济。社会互济的范围不局限于自然村内部，在灾情严重的情况下，县与县、区与区之间都可以互相帮助，调剂余缺。1948年晋绥边区部分地区灾荒严重，晋绥分局发布救灾救死紧急动员令，要求“积极宣传发扬阶级友爱互助精神，并具体组织县与县、区与区、村与村之间的粮草互济及自愿下的户与户、人与人间的互借，必要时由代表会出面担保，并保证归还。在农会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的互济互借自救运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救灾救死紧急动员令》，《晋绥日报》1948年5月13日。边区政府如遇到比较大的灾荒时，各个边区之间也会开展互帮互助。1948年1月，为了帮助陕甘宁边区消灭灾荒，中共中央令太岳区接济陕甘宁边区粮食十万石，及时帮助陕甘宁边区渡过灾荒。

积极募捐也是互助救济的一种形式。为支持陕甘宁边区抗灾，晋冀鲁豫、晋绥边区于1948年6月向陕甘宁边区捐运粮食六万石，不仅使边区灾民获救转入生产，也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巩固了边区政权。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贺龙、习仲勋共同致电晋冀鲁豫和晋绥边区，感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并称赞“此种为人民服务的赤诚和阶级友爱的精神，当永志不忘”。*《林伯渠、贺龙、习仲勋三同志电谢晋冀鲁豫、晋绥捐运粮食帮助边区》，《群众日报》1948年6月29日。

(4)疏浚河流、兴修水利。为了防治旱涝灾害、扩大灌溉面积，解放区政府积极领导群众疏浚河流、开挖河渠、兴修水利。

第一，疏浚河流。水灾的发生与河流的疏通与否有着直接的关联。为此，解放区政府大力整治河流，筑堤建坝，保证沿河地区的群众安全。冀鲁豫边区积极筑堤防洪、疏浚河流，以预防洪灾和旱灾。1947年至1948 年两年间，冀鲁豫边区“共疏通了徒骇河、马颊河、赵王河、金线河、大沙河、泼龙河、硝河、永顺沟等主支流26条，及南运河的复堤整险，共挖掘水沟646条，仅就1948年完成土方达5 875 895立方公尺”。*《冀鲁豫治水成绩显著 》，《人民日报》1949 年2月22日。通过疏浚河流，冀鲁豫边区的粮食种植面积得以扩大，粮食总产量得以提高，抗灾能力也得以提升。

第二，开挖河渠。开渠也是当地政府在抗击旱灾方面所做的努力。1948年上半年灵寿、正定、获鹿、浑源等24县共开渠275道，增加水田707 802.76亩，比较大的开渠工程有灵寿、正定的灵正渠，获鹿的计三渠、胜利渠，灵丘的东胜渠，浑源的利民渠，阳高的义顺渠和人民合作渠，山阴的黄水河渠。这些水渠的建设，不仅灌溉了周边数万亩的土地，增强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抗旱能力，而且也奠定了新解放区水利建设的基础。

第三，在缺乏自然水力资源的地方，当地政府积极领导人民群众打井防旱。1948年上半年，“仅行唐、井陉、唐县三县统计，造井233眼。井陉1l眼系供人民吃水，行唐40眼浇地362.5亩，唐县凿井182眼浇地4 362亩。大白窑一村凿井15眼，水车7架”。*《冀晋区1948年上半年水利建设总结》，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969页。通过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建造水利工程，缺乏水力资源的地区凿井抗旱，加强生产，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旱情做好了主动的预防工作。

(5)植树造林。植树造林对于调节气候、农业和工业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解放区政府对植树造林不遗余力。1948年7月，据冀中行署第八、第九、第十一专署21个县的统计，到7月底共完成防风林42 131亩，植树124万株；河堤植树14.5万株，公路植树14.2万株；群众零星植树391亩，66.7万株。

解放区在植树造林中不断摸索经验，根据以往的经验总结出春季造林、秋季造林和雨季造林的植树方式。如1948年冀中行署根据群众的经验，秋后是造林最好的季节，他们的经验是：“秋天栽的树先长根，春天栽的树光发芽”，“秋后栽树10棵活10棵，春天栽树早喽10棵活9棵，晚了活一半，一过春分就不好活了。”*赵秀山、冯田夫、赵军威等编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而雨季造林在实际的推广中并不容易，群众在雨季植树没有形成习惯，并认为劳民伤财，但在政府的率先垂范下，才逐渐开展起来。1949年察南地区布置雨季造林395万株，到8月份差不多完成。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旱情，解放区政府重点推广种植耐旱植物。晋西北黄河沿岸地区，因靠近黄河，土地多为沙质，特别容易受旱，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因地制宜积极推广种植枣树。这缘于枣树为耐旱植物，在缺乏水资源的地方也能生存，因此成为沙质地带推广首选，边区要求“每人每年栽活三棵枣树。比如五口之家每年即可栽15棵，五年以后就有75棵，十年以后每年可收2 000余斤枣子，既可换粮，又可以吃”。*《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易旱区防旱方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7-558页。宿麦、大麦、糜黍、苜蓿、棉、麻、花生和烟叶等，亦被政府作为耐旱植物在易旱地区推广。边区政府在选择适合种植的耐旱作物时，不仅考虑了作物自身的耐旱性，也兼顾其经济价值。

(6)防治疫病。第一，积极预防可能出现的疫病。当季节交替之时，不可避免地发生流行性疾病。1949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加强卫生工作，以预防春季流行疾病的发生。尤其是一些新的解放区，由于受到兵灾影响，当地的卫生机构不健全，普遍缺乏药品。针对这种情况，各地采取措施积极预防疫病。1949年3月2日至15日，张家口市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施种牛痘，已有40 880余人种了牛痘，七区儿童种牛痘的占儿童总数的90%。由此可见，积极主动采取措施，预防疾病发生是避免和减少生命财产损失的一剂良药。

第二，针对遭受水旱灾害之后的控制治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为应对在水灾之后出现的疾病，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疫病治理。1948年7月陕甘宁边区遭灾后，各种传染病疫即潜滋暗长，夏令到后，伤寒、霍乱、回归热等病到处蔓延，成为边区严重的灾害。为了防止疫病扩大流行，边区政府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立即动员组织当地民间中医下乡防疫治病。其次，除由联卫、边卫协同派出救治组分赴病区进行紧急救治外，各级政府卫生机关与驻军机关医务人员，应组织临时防疫治病小组，在驻地附近区乡进行防疫工作，派出医务人员专门负责附近居民的病疫治疗。最后，各机关学校与群众团体，利用集会、开会、交往等各种机会，利用黑板报、标语、传单、讲话等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防疫知识，开展群众卫生运动，耐心说服群众破除迷信，禁止巫神的骗人活动。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陕甘宁边区的疫病得到控制，疫情得以缓解。

第三，寻找防治疫病的替代品。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由于政府财经拮据，医药缺乏，医务工作者通过寻找廉价实用的医药代用品来防治疾病。如1948年山东省“以山楂煮水代清凉剂，料饼代葡萄糖，煮红枣代补血、健胃剂，痢疾、便血者用红白糖烧绿豆稀饭以滋补，发高热多吃胡萝卜，等等”。*《山东大力扑灭病疫 广大群众免于死亡威胁》，《人民日报》1948年6月2日。

(7)治理虫害。第一，破除迷信的落后思想。解放区政府在扑灭虫灾的过程中，坚持治虫治愚和破除迷信同步进行。1948年8月太行17县遭受蝗灾，群众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甚至是迷信，许多群众认为“蚂蚱不要紧，一下雨就会死”，还有的认为蝗虫是“神虫”“越打越多”，所以烧香送纸不敢扑打，冀南区“两个老太太，不去打虫，还挨门敛香纸到庙上去祷告”。针对此类情况，当地政府首先召开群众，宣传蝗灾的危害，并讲述1943年遭受蝗灾的情况，用实际例子克服群众的迷信思想，教育启发群众，并带领群众到受蝗灾最严重的地里，进行实地教育，以使群众认识到蝗灾的严重性，从而在思想上扫清治蝗的障碍。

群众中还存在着蚂蚱不到自己地里不愿去打,各顾各的思想，只打自己地里的蝗虫。针对此，政府提出“蚂蚱本是到处跳，谁的小苗也难保，各顾各，都倒霉，组织起来好剿蝗”，“一家不拿，四邻吃亏，大伙互助督促，帮助捕打”。这些贴近群众的动员，唤起了群众的互助合作意识，使群众认识到消灭蝗灾必须要依靠大家的合力，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剿灭蝗虫的，促使他们加入灭蝗的队伍中。如冀中地区出现了按居住、地邻、本家自由结合而成的小型互助组。安国流双村群众三五家自由结合，联合捕打，全村共组织了28组，一天打虫四百余亩。

第二，灵活的剿虫战术。针对蝗灾采取了围攻、火攻的直接有效办法。围攻即是在蝗灾最多的地里四面紧围，向一地压缩，然后加以扑灭。火攻则是在黑夜点起大火，蝗虫迎火扑来，四面围住一压即全部火葬。针对其他虫灾，有的地区采用化学药剂处理，自己总结经验消灭害虫。1948 年针对清丰、内黄产枣区在枣树上生的“射虹虫”，八专署专门研制了除虫办法：喷树法、敲击树木法。有些没有发现病虫害的地区建立了农情报告制度，如冀西地区在尚未发现虫害地区，随时注意检查，建立各村农情报告员，作到及时发现及时消灭。

第三，预防病虫灾害，积极推广秋耕。要真正减少虫灾的威胁，抗拒虫灾，必须从预防着手，而预防最有效的方法是秋耕。经过秋耕，地中虫卵、虫蛹等翻出地面，经冻、晒、鸟吃，即可死亡，避免成灾。1949年9月，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区政府联合办公处农业厅号召普遍秋耕预防虫害，保证全区耕地至少普耕一次，这是汲取了当年受虫灾严重地区的教训而做出的预防措施。

第四，筛选优良品种的农作物。为预防可能出现的病虫害，解放区政府重点对农作物的品种做了筛选，应对病虫害。1947年8月5日，冀晋区生产委员会召开的冀晋区农业技术会议闭幕，会议对防患病虫害和选择农业优良品种做了重点阐述。“优良品种的推广，要求三、四专区推广72号小麦，一、二专区要对莜麦、山药蛋选种。”*赵秀山、冯田夫、赵军威等编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三、结束语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政府对受灾地区首先派出人员调查受灾的情况，根据受灾的严重情况，实施适合本地区的救灾方法。1948年华东地区在遭受春荒的时候，就派出人员实地调查受灾情况，并对不同的受灾地区采取了相应的救灾措施。“游击区用劳武结合办法，灾情最重地区用救灾为主、结合生产办法，灾情次重地区便用生产为主、结合救灾办法，山区着重以工代赈运输粮食，平原区着重以工代赈、挖河修堤等。”*《华东渡过严重春荒 为秋种秋收打下较好基础》，《人民日报》1948年8月4日。由政府及机关拨出的救济粮食与资金，均不采取个别散发的救济方式，一律作为鼓励灾民生产的资金。而在救灾粮款的发放中，并没有单纯的平均发放，而是采取了有重点的发放，对受灾严重的地区，优先发放，保证了重灾区优先及时得到救助。通过调查灾区的受灾严重情况，制定不同的救济办法，将生产与救灾结合起来。这样，既恢复发展了群众生产，又渡过了灾荒。

这一时期解放区政府已具有一定的防灾意识，通过新闻媒介宣传防灾防疫知识。《人民日报》创刊后，曾积极宣传防洪防汛，借此提高群众的防灾能力。如194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防洪简法与防汛须知》，防洪简法详细介绍了防洪用具及办法。《人民日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刊登有关防灾防疫防虫的知识，主要针对近期出现的灾害、疫病开展防灾防疫的知识普及。1948年8月平山地区出现了脑炎，为此《人民日报》刊登《预防脑炎》，对脑炎的症状和预防法作出详细说明，加深了群众的认识和理解。

抗日战争中，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抵御自然灾害已具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因此在西柏坡时期，解放区已能积极主动预防自然灾害。1947年9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生产备荒的指示》、1949年2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预防春荒及救灾的指示》都是主动预防灾害的体现。如前文所述，1948年9月，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区政府联合办公处农业厅号召普遍秋耕预防虫害，便是汲取经验教训后的主动预防措施，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西柏坡时期党对于大自然的认识已比较深刻，意识到通过干预自然环境，改变自然条件，调节气候环境，植树造林便是党早期通过人为因素干预自然环境的体现。1948年9月6日，北岳行署发出关于禁山造林布告称：“水旱风雹为农业生产之最大危害，北岳全区每年因此减产不下一百万石，影响国计民生甚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树木过少，沙石太多，以致气候失调，风雨不顺。只有禁止开山，广泛造林，才能调节雨量，减少天灾。”*《调节雨量减少天灾 北岳布告禁山造林》，《人民日报》1948年9月21日。1948年12月10日，晋绥边区林业委员会积极提倡护林造林，其目的是调节气候和水量以减少农作物的损失。194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森林可以防旱的原因》，文中详细分析了森林防旱调剂雨量的原因：增加空气湿度；保持雨水；增加雨量；调和干燥空气；防飞沙。通过新闻传播，解答了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植树造林增加雨量的疑惑。植树造林的实际行动表明党已完全认识到森林与气候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大力推广植树造林，改善气候环境，避免遭受自然灾害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在救灾中已经认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基于此解放区政府积极主动作为，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试图通过人为因素改善自然环境，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环境改变的同时能提供经济资源，如粮食、木材等，为解放区的发展壮大提供经济支持。自然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在党的治灾措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隐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步认识，也是党早期萌发的“保护环境”意识的表现。

Discussion on Disaster Relief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Xibaipo Period

WU Qian

(Hebei Radio & TV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71, China)

A number of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appeared in liberated area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Xibaipo Period. Work of disaster relief was placed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governance contents in the liberated area. The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system on disaster relief was strengthened. The force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was fully mobilized. The civil mobiliz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relieve the victims and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isaster relief with various measures and alleviate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victims. The government of the liberated areas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awarenes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experience, actively publicizing the knowledg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through a variety of channels and to prevent the potential disaster preliminarily. Effective relief,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played a hug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le, not only to help tide over the difficult period in the liberated areas,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 and experience for disaster relief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Xibaip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ural disasters; disaster relief work

2015-10-11

吴乾(1984-)，男，河北定州人，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K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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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9X(2015)06-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