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的悖论——以海派学者“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为例

张引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重写的悖论
——以海派学者“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为例

张引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重写文学史”作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和文化思潮，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试图借助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以现代性为范式来重建文学史主体性的尝试。但由于时代以及研究主体的局限性，在“重写”的具体实践中，却出现了“试图整合却重新断裂，力图还原却产生新的遮蔽”的悖论局面。这其中以海派学者的实践最具代表性，这次实践在为文学史写作拓宽思路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史新的断裂和遮蔽。

重写文学史；海派学者；悖论；局限；反思

“重写文学史”最早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源自海派学者陈思和、王晓明等人1988年在《上海文论》开设的同名专栏。他们提出开设这个专栏的目的是“冲击那些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文学史结论”，[1](P34)以便为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提供可能。若以整体性的历史眼光来看，“重写”的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作家、作品的重评可以看作“重写”的“先声”；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又进一步深化了“重写”的实践。由此看来，海派学者的“重写”实践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看作对先前京派学者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延续了80年代初即告开始的文学史书写的现代化进程”。[2](P121)当然虽然有上述历史联系，海派学者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仍有其独特气质，主要表现在“一种激烈的论辩色彩和颠覆性上”。[3](P124)这也导致在“重写”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悖论的困境”之中。

一、 悖论的前提：特定语境下的“重写”

之所以说这种“重写的悖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因为整个“重写文学史”思潮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新启蒙”“人道主义”等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具体产物，所以从一开始，就几乎预示了“重写文学史”不可能只是一次单纯的“学术场”内“自足的”“独立的”“纯粹的”知识生产活动，而是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发生一定联系的。所以即便发起者一再强调“重写”研究的学术性和纯粹性，但其实这里包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借助文学研究来表达其人文理念和社会关怀的动机。20世纪80年代人们刚刚从“文革”的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思想解放”“新启蒙”“人道主义”“重回五四”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在这样的一种历史氛围中，知识分子和学者寄希望于用新的理论信念去填补原有理论缺失后内心的空白。他们借助对文学史的回顾与反思，试图弄清一个道理，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总是悲剧的命运。所以文学史领域成为他们介入政治实践的平台。

这样看来，即使海派学者们反复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强调文学史书写的“去政治化”，用“多元化”与“研究的态度”来打破“庸俗社会学和狭隘的而非广义的政治标准”。[1](P38)但若认真研读，这样看似单纯的“文学诉求”其实不外乎一种“政治诉求”；研究者仍是潜意识地从政治的角度去伸张对于“现代化”的渴求；“去政治化”本身也带有“政治化”的色彩，似乎可以看作对之前一味强调文学政治化的一次反抗。这是“重写”实践产生悖论的前提，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不可避免的结果。

二、 悖论的呈现：二元对立下的遮蔽与断裂

具体到上海的“重写”实践，这种现象也未能避免。这体现在最终的实践结果与当初所倡导观点的“名不副实”甚至背道而驰。首先陈思和以自己在1987年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作为其“重写文学史”时所坚持的文学史观，并强调要打破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限，用“现代意识”来统摄“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以此来修复因意识形态控制所造成的文学史的“断裂”。于是他们把“五四”文学作为核心标准和参照物，来考察整个新文学的发展。但这种以“五四”为单一评价标准所整合起来的新文学客观上却造成了新的“断裂”。因为按此标准，“并不能全部涵盖50年代后期形成的文学史观所处理的主要内容”；[4](P148)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文学”，皆会因背离“五四”传统而被选择忽略，其真实价值也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估；秉承新文学史观的倡导者力图全景展示自“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全貌，却并未做到真正全面。对在20世纪40-70年代因意识形态控制而遭到遮蔽的文学的还原，却造成了新的遮蔽。试图整合却重新断裂，想要还原却再次遮蔽，陷入这种悖论“泥潭”，在笔者看来，存在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从主观方面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学者大都生活在“文革”“伤痕”的记忆之中，他们本能地对“文革”以及“文革”时期的文学产生“抵触”情绪，这种情绪甚至投射并波及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文学”。“这种反‘文革’的意识形态极大地构成了他们这一代人非常特殊的文学观念和知识立场……成为他们认识世界、自我的一个相当固执的视角和想象文学的方式。”[5](P91)程光炜在此所用的“固执”一词准确地概况出了研究者们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在此逻辑的支配下，以“一元对抗另一元”的策略被广泛运用。尽管海派学者强调在重写过程中，“历史性(社会性)”和“审美性”两个维度不可偏废，但从最终的实践结果来看，他们似乎更加看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强调“文学自觉”“回到文学本身”。在此文学本体论观念的支配下，自然很难对20世纪40-70年代的主流文学作品做出很高的评价，在他们看来这些不过都是“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而已。所以在政治/审美的二元对立模式下，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作品都成了他们所摒弃或抨击的对象。例如在“重写”浪潮中，许多批评者“不约而同抓住‘赵树理方向’做文章”，[3](P123)因为赵树理的创作被毛泽东树立为文艺创作典型就简单粗暴地否定其存在的价值，而对于赵树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成分与现代性因素却很少有人提及。批评者总是以“政治性”为由先入为主地评价一部作品，在提倡“纯文学”的大背景下，似乎离政治越远的文学现象便越是纯文学，越是价值高的文学。类似于这些排斥左翼、去政治化的策略正是二元对立思维在“重写”实践中的体现。

应该说海派学者主观上的思维“误区”也是和当时社会的客观环境密切相关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各种文化思潮如雨后春笋一般竞相涌出，学者们很难不受其影响而单纯地进行文学研究。而上海“重写”环境的特殊性还在于这里有更为宽松、开放的文化氛围；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蕴含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传统。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海派学者来说，“五四”传统不单是一种文化记忆，更重要的是它有着很现实的具体所指。所以用现代意识、“五四”标准来考察整个新文学发展成了海派学者们“重写文学史”的主线和脉络。陈思和曾谈到自己深受贾植芳和李泽厚的影响。前者对他的文学史观以及“五四”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看来，贾植芳对“五四”传统是非常认可的，而这个传统，从鲁迅开始，然后到胡风和巴金，再到后来的贾植芳、钱谷融，一直在上海传承着。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陈思和、王晓明为代表的海派学者，仍然“认可并自觉参与到这样一个文化传承中去”。[2](P104)

而李泽厚的“启蒙/救亡”论则为“重写”实践提供了更宽广的思路。1986年他所写的那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十分明确地将再度阐释“五四”的意向表达出来。李泽厚认为正是因为“五四”之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的关系没有得到合适的处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掉，才使得“封建主义乘机复活”“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6](P39)所以以“启蒙/救亡”论为核心所展示的现代文学图景，同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所勾勒的新文学发展的“圆形轨迹”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仔细考察这种“启蒙/救亡”论，不难发现其本身就带有“二元对立”的色彩，蕴含着诸如“审美性/历史性”“艺术性/思想性”这样的对立形式。李泽厚明确地把“五四启蒙”与解放后的“封建主义思潮”对立起来，把20世纪80年代与“十七年”、文学与革命割裂开来。这种“断裂式”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了海派学者的“重写”实践。某种程度上说海派学者的“重写”实践还“负载着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来说最为繁重的‘反封建’命题”。[7](P160)

三、 总结

关于“重写文学史”，杨庆祥对此的定义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并认清这种实践的“限度”和“悖论”：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一类知识分子借助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重建文学史的主体性，参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构建的社会文化思潮。[2](P8)

首先，“重写”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与“解放思想”“新启蒙”“人道主义”“文化热”等思潮一起，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宏大图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思潮的辐射和影响。这样就客观上决定了“重写”所不能突破的时代限制，这种时代局限是悖论产生的前提。

其次，知识分子“重写”的目的在于用现代性意识来统摄“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并重建文学史的主体性。但其实关于“现代性”的内涵、“五四”评判标准的局限性，认识并非到位。“重写”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以其审美眼光和对现代性的追求来看，很难对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给予肯定的评价。在“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中，20世纪80年代的“正确性”是被事先设定好的，所以“十七年”的“错误性”就变成了一个万众所指的定论。这种以肯定20世纪80年代来否定“十七年”的“二元对立”的做法，违背了“重写”时提出的“多元化”的可能；仅以“五四”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整个文学，是不能涵盖自“五四”以来整个文学的全部面貌的，这些都可以看作很明显的“重写”悖论。

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是一次有意超越当时意识形态语境的突破性尝试，这种“重写”实践的明显变化在于解释模式的转换，即之前“文学/政治相结合”的模式被“文学/政治相对立”的模式所取代，给文学史的写作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活力。但其局限性和悖论性也是很明显的，其评价文学标准的单一性以及对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的“选择性”遗忘造成了文学史新的断裂和遮蔽，这也几乎影响到了后来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

[1]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J].上海文论，1988，(4).

[2]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贺桂梅.历史与现实之间[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

[5]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7]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The Paradox of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Taking Shanghai Scholars’ Practice in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as an Example

ZHANG Y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 and a cultural thought that appeared in the 1980s,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represents the attempt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that generation who, subjectively, attempted to rewrite th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paradigm of modernity, with technical term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both times and study subjects, paradox situations emerge in the process of rewriting: Fragments arise when they endeavor to integrate the terms; new covered things come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history reconstruction. Of all the rewriting practice, Shanghai scholars’ rewriting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Their practice expands perspective for the re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and objectively leads to discovery of new fragments and covered things in literary history on the other.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Shanghai scholars; paradox; limitations; reconsideration

2015-10-14

张引(1991-)，男，河北张家口人，河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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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9X(2015)06-00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