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河南蝗灾及其影响述略

王鑫宏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3)



近代河南蝗灾及其影响述略

王鑫宏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3)

近代河南蝗灾频仍，是当时河南三大自然灾害之一。蝗灾在晚清时期主要集中在1855-1857年，民国时期则以20世纪40年代初期豫东一带的蝗患最为严重。蝗灾给河南社会带来较为恶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蝗灾造成农业减产，历次蝗灾发生之后，农作物被蝗虫啃噬净尽，对农业生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进而引发饥荒；二是蝗灾导致民众生活环境的恶化，滋生了大量灾民；三是蝗灾还激起迷信活动的泛滥，而迷信活动往往使灾情更加恶化。

近代；河南；蝗灾；影响

全世界飞蝗有7个品种，我国有3个。[1](P281)河南是东亚飞蝗的重点发生区之一。蝗虫，俗称“蚂蚱”，常常发生在干旱或先涝后旱的条件之下，蝗虫的幼虫被称为“蝗蝻”，只能跳跃，成虫善飞。蝗虫有夏蝗和秋蝗之分，成虫于5-6月份的为夏蝗，成虫于7-8月份的为秋蝗。蝗虫一般成群飞翔，有时把田禾“啮食无余”，连草木也不能幸免，甚至还伤及人畜。蝗灾是近代河南三大自然灾害之一，本文对近代河南的蝗灾做一简要评述。

一、近代河南蝗灾概况

笔者根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等相关资料统计，近代河南共发生蝗灾35 年次，大约3 年一次。其中，10县以上的蝗灾共有7 年次，1843 年23县、1856 年67县、1928 年66县、1929 年25县、1933 年18县、1943年58县、1945年26县，1854-1857年、1927-1929年、1941-1945这三个时间段则连续出现蝗害。而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代河南的蝗灾发生频度中，晚清时期河南蝗灾发生的频度仅次于河北，民国时期则仅次于河北和山东，可见发生蝗灾的频度之高。

1.晚清时期的河南蝗灾

晚清时期的河南省蝗灾主要集中在1855年至1857年。这三年，河南不仅承受了黄河在铜瓦厢改道所酿成的巨浸，与此同时又遭受了连续三年的飞蝗侵袭。1855年，南阳一带有“旱蝗民饥”的记载。1856年，蝗灾在河南广泛地蔓延起来，宁陵、通许、虞城、洧川、尉氏、睢州、杞县、鹿邑、考城、祥符、鄢陵、陈留、柘城、固始、商城、许州等十六州县相继受灾。河南巡抚英桂在奏报这些地方的实况时，同样地强调飞蝗过境，或蝗子生发，有过而不留者，有一经停落及甫经萌动即时扑灭者，间有蔓延较广，即用重金收买，自二三千金至五六千金不等。当时已是金秋时节，成片的飞蝗从天而降，所过之处，禾稼俱尽，村民们只好手扯布单，在田间分离去赶，虽捕获了成千上万的蝗虫，饥荒的年景却仍抗不过去。这年，咸丰帝曾派员往河南受蝗地区查看灾情，同时带去了组织人力扑灭蝗虫的旨令。但事情却愈演愈烈，1857年蝗灾继续肆虐河南省。

2.民国时期的河南蝗灾

民国时期河南省蝗灾同样猖獗，如1921年，豫北淇县及其东北部之汤阴、内黄、安阳等县发生蝗蝻，初则县知事匿不报告，现已势成燎原，据内黄知事呈报，谓日前有飞蝗由汤阴飞至属县，遥望如黑云蔽空，所至之处，阡垄尽赤，无复青苗。安阳秋禾已大半吃坏，宜沟等处出百里内，田野已成濯濯之像。1923年5月，南阳一带，又发现蝗虫，飞天蔽日，侵食禾苗。行踪所及之处，平铺地面，一望无际，捕埋乏术，穷于应付，由南阳至内乡、淅川三百余里，到处皆是。

表1 清代、民国主要蝗灾省发生频度表

资料来源：赵艳萍：《民国时期蝗灾与社会应对》，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9页.

民国时期河南蝗灾最集中的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1938 年6月，郑州花园口决堤造成的黄河改道，使豫东平原形成了大面积的黄泛区，芦苇丛生、淤滩满目的黄泛地带，恰好为蝗蝻的滋生和繁殖提供了极为适宜的生长环境，直接诱发了 1941-1947 年间的严重蝗灾。[2](P25)这段时期豫东一带蝗虫数量惊人，各地县志对这段时期的蝗灾多有记载，如太康1941 年“夏秋蝗虫从泛区发生，初为蝗蝻，盖地而来，地里家里乱蹦乱跳，……继而飞蝗，遮天蔽日，忽忽作响，如同刮风”。[3](P94)中牟刘集村，1942 年蝗虫最多时，“村里、村外、街头、巷尾、房上、院里、树上、庄稼棵上到处爬得满满的，有些棚屋都被压塌，各家各户连锅都不敢掀开，否则立刻就被爬满，……随后蝗蝻变成成虫，犹如狂风暴雨，天昏地暗，一片轰鸣；落到地上，压塌房屋，压断树枝……”[4](P110)鄢陵1943 年蝗灾发生时，“每平方米多达数百头，飞蝗起处，遮天蔽日，行若流云，忽忽作响，声如骤风，飞蝗坠降，铺天盖地，屋室锅碗之中，也比比皆是，平地积蝗虫后达寸余，最多处厚盈尺，脚踏如踩棉絮，草禾被食，一扫而光，喳喳之声闻于数十丈之外，路沟之中，若用荆篮挖之，只一下可满篮……”[5](P182)对于该年的蝗灾，亲历者河南鲁山人李玉震回忆当时蝗灾的情况，“我们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看着蝗虫毁坏庄稼。一尺多高的五亩多谷苗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蝗虫，绿油油的谷子变成土灰色，不消吃一碗饭工夫，谷子被吃得片叶不留。我母亲领我到其他地块一看，玉米、高粱、小谷子等都被蝗虫啃成光杆。我们又看了别人家的谷物，也全部吃光，无一幸免。蝗虫把禾苗吃完了，我想着它也该远走高飞了，谁知各种草类也成了它们的佳肴，漫山遍野的青草也被它们吃得光秃秃的。第二天上午，发现村上蝗虫骤然增多，从各家的房子上像流水似的滚爬而下，裹成疙瘩，蚁聚成堆。有些树上因落飞蝗过多而折枝，有一家的草棚被压塌，简直成了‘蚂蚱世界’。全村人面面相觑，张皇失措。各户房门不敢开，一开门蝗虫就蜂拥而人，乱飞乱蹦，能把窗户纸啃碎；厨房的锅盖也不敢揭，一揭蝗虫就跳进热锅，吐出黑水，污染饭菜，其味涩苦，不堪食用，村民吃饭不敢外出，飞蝗似乎故意往碗里钻。一直袭扰两天，闹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6](P62-63)从20世纪40年代河南豫东蝗灾发生的县份来看，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1946年、1947 年分别为 6县、15县、17县、20县、7县、4县、3县，约占当年豫东泛区总县数的30%、75%、85%、100%、35%、20%、15%。[2](P25-28)尤其是1942-1944 年豫东泛区几乎是无县不蝗。由此可见，民国河南蝗灾之严重程度。

二、 近代河南蝗灾的影响

近代河南发生蝗灾的次数虽远低于旱涝灾害，但其造成的影响也是极为恶劣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导致农业歉收

蝗虫所到之处，农作物往往被啃噬干净，灾区农业收成已无希望。1855年河南省蝗灾之中，清政府虽声明“田禾唯有损伤，不过一隅中之一隅，不致成灾”。事实则不尽如其所报。当时也是金秋时节，成片的飞蝗从天而降，所过之处，禾稼俱尽，村民们只好手扯布单，在田间分离去赶，虽捕获了成千上万的蝗虫，饥荒的年景却仍抗不过去。民国时期蝗灾造成的农业歉收远比晚清严重。20世纪40年代河南从受灾总面积看，1942年为2 386 089亩，1943年为5 323 033亩，1944年为6 360 658亩，1945年为2 306 366亩。豫东黄泛区内蝗虫危害的总面积每年皆超过200万亩，其中1944年竟高达600多万亩，可谓泛区内处处皆蝗。1944年各县受灾面积为开封9 770亩、中牟15 600亩、尉氏89 000亩、睢县260 720亩、陈留200 000亩、通许148 140亩、太康43 204亩、项城568 470亩、柘城353 755亩、淮阳145 708亩、郑县1 184 520亩、鹿邑19 700亩、西华247 813亩、商水262 100亩、沈丘462 195亩、鄢陵478 000亩、杞县584 300亩、广武659 250亩、扶沟41 163亩等，遭蝗虫危害的农作物少则数千亩，多则五六十万亩。[7]各地县志对这些年份的蝗灾危害均有记载，如1942年，扶沟县“飞蝗遮天蔽日，由北向南入扶沟境遇见禾苗，骤然落下，蚕食叶片，咬断嫩头，一棵谷子，从头到顶，爬满蝗虫，吃的只剩光杆，再飞到别处，虫灾造成绝收”。[8](P92)1944年秋，西峡境一度蝗飞蔽日，落下盖地，所过之处，禾苗、树叶多被吃光。丹水、丁河、回车、西峡口受灾尤重，一般收成仅十之一二，丁河一带基本绝收。[9](P26)1944年7月，长垣飞蝗自南方来，遮天蔽日，势如狂风，五昼夜不息，全县秋禾十伤八九，蝗灾之重，前所未有。[10](P27)1945年，原、阳两县蝗灾严重，受灾面积达40多万亩，减产八成。[11](P43)

2.造成灾民无数

严重的蝗灾对农业生产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不仅造成农作物大幅度减产乃至绝收，还引发严重饥荒，致使大批灾民，或饥饿致死，或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需要指出的是蝗灾导致的饥荒虽不如旱灾严重，这是因为饥饿的灾民往往会把蝗虫作为食物来解决生存问题。据民国河南蝗灾亲历者徐辉口述：“不几天的光景，村北各家各户的上千亩谷子被蝗蝻吃的精光。在此情况下，……大量捕捉蝗蝻来吃。捉的多吃不完，用开水把蝗蝻烫死，摊在席上、箔上晒成干脯，储存起来慢慢吃。”[6](P37)但饥荒总是不可遏制的产生。1857年，河南一些地方旱蝗交乘，灾民除了仰天号啕，只能四出逃荒，南阳一带出现了饥民竟以食树皮苟延残喘的严重灾情。原籍河南光州的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在奏折中谈及家乡情景时称：“秋间蝗灾较早，一食无余，民间之苦异常，有数十里无炊烟者。”[12](P182)这也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蝗灾的奏折中，有数的几份摆脱了“勘不成灾”的框框而较为如实地道出灾况的报告，虽区区几十字，却概括出了蝗患害人至极的惨况，这或许与李孟群并非任职于当地的身份以及对乡梓的关切之情有关。民国时期蝗灾导致的饥荒更甚。如1942年商水县蝗灾被称为“造成五谷歉收，妻离子散，饿殍遍野的严重灾荒”。[13](P185)太康县蝗灾，秋季收成不及三成，除红芋以外，其他作物基本颗粒无收。农历十月，四柳树村大多数户已经断炊。到了腊月人的脸上都挂了黄色。全村当时有80多户人家，400多人，死绝户的16户，饿死162口人，更有甚者卖儿卖女。[13](P185)据河南鲁山人李玉震回忆，1944年“春节过后，已有绝大多数户缺粮断炊。那时高利贷高得惊人，贷 1升(老秤10斤)还l斗(老秤100斤)，也找不到地方贷，逼得农民没有办法就破产渡荒。当时，我的家乡沙庄村(9个小自然村)，计有72户人家，其中典当、出卖土地和大牲畜的19户，抛弃家园、逃生异乡的15户，家破人亡的6户。如我的同族大哥，本是自耕农，全家6口人，自有耕地6亩，草房3间。1943年灾荒卖了3亩多地，勉强熬了过来。进入第二个灾荒年，土地、房屋全部卖完，饿死三口人。我大哥死后，嫂嫂改嫁，侄儿带走，侄女送人做童养媳，数口之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遭此厄运者，比比皆是，何止我大哥一家。我所居住的自然村仅有9户人家，春节以后，就出现6户绝粮”。[6](P65)1947 年，河南蝗灾又起，以致“豫父老为之倾家荡产者，流离以死者，向可以数计，及今思之犹有余痛”。[14]这样的记载，远非个案，而从中不难看出蝗灾之下民众生命之脆弱。

3.引发迷信传言

蝗虫泛滥本为自然现象，然旧社会民众对此往往缺乏科学认知，因此时常将此归因为神鬼力量。蝗虫危害的时候，引发阵阵迷信传言。如一些讲迷信的人，视蝗虫为“神虫”。说“蚂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神虫，不吃有家的(家是夹的谐音，夹指豆类作物)，专吃没家的(没夹的指玉米、谷子等)，可不敢打，越打越多”。[6](P63)一些民众跪在自己的地头上，虔诚地烧香磕头，祈祷“老天爷”保佑，恳求“蚂蚱爷”留情。1943年蝗虫危害时，迷信的人挎着纸篮子，在自家庄稼地头烧纸祷告：“神虫恁快走吧！”“老天爷开恩哪！”声声求愿，不绝于耳。[6](P55)更无知的是巫婆神汉，烧香祷告，求蚂蚱神保佑自己的庄稼不受侵害，还埋怨威胁群众，不该灭蝗吃蝻(由于饥荒，不少人将蝗蝻的头拔掉，然后炒食其腹部)，为蝗蝻鸣冤叫屈说什么：“拔俺头，吃俺肉，俺去河南叫俺舅，俺舅是个蝻，吃您个光杆。”[6](P61)此类迷信现象，在灾区屡屡发生，使民众往往对蝗虫有一定的敬畏感，打蝗除蝗变得束手束脚，加重了蝗虫的危害。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蝗灾在近代河南的肆虐程度，以及给河南民众带来的苦难。面对蝗灾，只有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才能与之对抗，可悲的是当时所处的旧社会，既无坚强有力之政府作为对抗蝗灾的核心主导力量，也无对抗蝗灾之雄厚物质基础，更无对抗蝗灾有效之科学观念，治蝗效果始终不佳，这也是蝗灾泛滥及造成诸多社会恶果之重要社会根源。

蝗灾作为近代灾荒类别的个案，同时也折射出其他灾害发生时的大致情况。面对以蝗灾为代表的灾荒，如何尽量减轻灾害的危害，成为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在近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民众缺乏与灾害对抗的物质基础，面对灾害，在耗费掉为数不多的生活资料之后，均不约而同地陷入困境，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乱相，究其根源，这是国弱民穷之真切反应。因此要最大程度地减轻灾荒的危害，只能从根本上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家和民众对抗灾害的能力。但在近代社会，社会生产力虽有增长，但其增长的幅度与国家对抗外敌和改善民生的迫切程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显然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障碍息息相关，要想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表达过只有推翻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方有可能解决灾荒这一问题的想法。当然，对抗灾荒还在于民众认知的提高，灾害之中，民众一些荒谬的言行折射出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仍处于蒙昧状态，缺乏对灾害问题的科学认知，这种蒙昧的状态往往加大了灾害的危害程度，而扭转这些错误的观念显然也是对抗灾害势在必行的。因此，要高效能地对抗天灾，必然与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民众观念的扭转三者紧密相连，且缺一不可。

[1]浙江农业大学编著.农业昆虫学(上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2]李艳红.1941—1947年豫东黄泛区的蝗灾[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7，(1).

[3]太康县志编委会编.太康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4]中牟县志编委会编.中牟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9.

[5]鄢陵县志编委会编.鄢陵县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6]文芳主编.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7]省府、农林部、行总豫分署治蝗委员会治蝗报告[Z].河南省档案局馆藏档案：A.B10-103.

[8]扶沟县志编委会.扶沟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9]西峡县志编纂委员会.西峡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0]长垣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长垣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1]原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原阳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12]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13]周楠.20世纪40年代豫东黄泛区蝗灾述论[J].中州学刊，2009，(2).

[14]河南省会各界治蝗宣传大会告民众书[N].河南民国日报，1944-04-04.

Review about Locust Plague and Its Impact in Modern Henan

WANG Xinhong

(Huanghe S&T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63, China)

In modern times, locust plague frequently happened in Henan, which was one of the three natural disasters at the time. The plague of locusts in late Qing Dynasty mainly concentrated in 1855 to 1857,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arly 1940s. The plague brought more serious social impact in Henan, mainly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plague caused the drop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fter each plague the crop had been gnawed completely, which brought irreparable damag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riggered famine. The second is the plague lea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living conditions of people, breeding a large number of victims. The third is the plague aroused proliferation of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and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made the disaster worse.

modern times; Henan; locust; impact

2015-09-25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12YJC770058)

王鑫宏(1978-)，男，河北吴桥人，历史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K25

：A

：1008-469X(2015)06-0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