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的酝酿——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向西方学习”

赵党留

(忻州师范学院 五寨分院，山西 五寨 036200)



中国近代化的酝酿
——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向西方学习”

赵党留

(忻州师范学院 五寨分院，山西 五寨 036200)

中国近代化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中国近代化此前历经两个酝酿阶段：一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缓慢发展；二是鸦片战争前后“向西方学习”新思潮的萌发与实践。这两个阶段中国社会明显表现出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趋势，然因种种原因这种趋势在当时未能产生太大影响，不过却成为后来中国近代化正式启动的重要历史背景。

中国近代化；酝酿；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

中国近代化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关于中国近代化何时起步，学者们多关注的是清朝统治后期，一般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启动的标志。而笔者以为，其实在清朝统治前期，中国的近代化就已经在酝酿。中国近代化的酝酿前后历经两个阶段：一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缓慢发展；二是鸦片战争前后“向西方学习”新思潮的萌发与实践。

一、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缓慢发展

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在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基础之上商业发展空前繁荣，而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和行业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农耕技术有所进步，闽、浙等地普遍种植了双季稻，岭南甚至还种植有三季稻。新的农作物品种如番薯、玉蜀黍和烟草等从国外引进来并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何炳棣把始于16世纪美洲作物的传入视为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它使中国粮食作物的品种大幅度增加。[1](P19)到清朝前期水稻、番薯、棉花和烟叶等作物的种植已推广到全国各地。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到1722年清朝耕地面积“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八百五十一万顷”。[2](P295)整个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耕地面积增加了40%以上”。[3](P306)粮食产量有所提高，清朝前期全国粮食平均亩产达到约“360市斤多一点”，高于明朝的约“350市斤左右”。[4](P198)苏州的水稻产量能达到“五年耕而余二年之食”。[2](P297)在农业发展基础之上，明中后期和清朝前期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规模在竞争中不断扩大，技术有所改进。以丝织业为例，“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苏州“东城比户皆织，不啻万家”，广州的丝织业发展又使“金陵、苏、杭皆不及”。[2](P301)这一时期的丝织、炼铁和制磁器等手工业内部都有较细的专业分工。在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基础之上和赋役、俸薪制度变革推动之下，明中后期和清朝前期的商业繁荣起来。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商业活动，明朝苏松地区在正德后四五十年“放弃农业而经营工商业者，增加了三倍，‘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2](P143)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市镇的发展。明朝中期各地尤其是江南市镇普遍兴起。到清朝前期江宁、苏州、杭州、广州等城市更加繁荣。外贸是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贸税收是外贸发展的晴雨表。明朝中叶嘉靖隆庆时期仅广东外贸税收收入就达到二百万银元，[2](P146)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朝外贸的整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应比明朝有所发展。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在封建赋役制度不断变革使其对人口增长抑制力和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控制力日趋减弱的背景下，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从明朝中后期的“一条鞭法”把部分丁役负担并入田亩到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将人丁负担完全摊入田亩，人丁负担从法律意义上逐步被取消，人口增长不断加速，耕地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地关系日趋紧张。而按照艾温的看法，中国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传统技术已“达到顶峰，乃至投入再多的劳动力也不会刺激农作物总产量的上升”，农业因此被“困在了一个‘陷阱’里。”[1](P18)这就使得中国农村中出现所谓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在封建人身控制松弛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就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雇佣劳动力条件。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另外一个必要的条件。谢丰斋指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是促进资本流通和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中国大约从明代中叶起形成以江浙为核心的全国统一市场，特别是大约明代中叶出现的以满足民生需求为主要目的的大宗商品贸易“使得中国的国内市场和交换性质发生了‘定向性’变化”，[1](P24)即由宋以前主要满足贵族、官绅等小范围需要而转向主要满足广大市场需求。这就是说，大约在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出现真正的商品生产，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市场条件。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部分经济观念已有所转变、能够把握经济发展大势、持有一定资本的工商业者便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力专门为这种大宗商品贩运进行所谓“民生产品”的生产。明朝中后期，苏州丝织业发达，出现“机户出资”“张机”“机工出力”“趁织”，“机户”雇佣“机工”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表现在棉纺织业中，尤以松江地区暑袜业较为明显。明万历以来，松江西郊暑袜店百余家经销暑袜，产品市场需求广大，“合郡男妇”为暑袜店做袜，从暑袜店“取值”，事实上形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以另一种形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朝中后期即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前期有了一定发展。如江宁的丝织业在明朝时远不如苏州发达，但到清朝时已大大超过了苏州。“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的雇佣劳动的使用，已成为矿冶业中的普遍现象。包买商直接或间接控制手工业生产的现象，也比明朝有了明显发展。

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在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已经产生出一种新的经济成分并日益滋长壮大，这种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和不断成长，意味着中国现有的封建社会即将走到尽头，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即将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没有外在因素的重大干扰和影响，中国社会也将像欧洲主要国家那样由封建社会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昭示，在这一时期中国也已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逐步演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也已开始。

但是，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却并不足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正式开始的标志。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稀疏地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的个别地区和个别部门行业，发展缓慢，力量微弱，只是单纯的自下而上的一种自发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趋势，并没有同时得到自觉的自上而下的上层建筑的强力推动和支持，相反却受到原有上层建筑的严格监视和限制。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政府对工商业征收重税，使工商业者无利可图或获利甚少，极大地打击了工商业者投资工商业的积极性，也使他们无力投资工商业并扩大再生产。封建政府歧视性的“重农抑商”政策，又巩固了人们头脑中原本就根深蒂固的“唯农业为本，工商皆末”的传统观念，严重影响了一些剩余资金的投资方向，使得它们往往又被用来买田置地最终循环回农业领域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而不是被投资于工商业领域并不断扩大工商业生产。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遗存也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后来又遭到外国侵华势力的竞争和排挤，直到洋务运动之前始终难以健康地成长。因此，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发出这样一种信号即中国在明清时期业已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进，但它同时表明此时的中国近代化尚处于酝酿阶段。

二、鸦片战争前后“向西方学习”新思潮的萌发与实践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自清朝前期以来长期延续的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学风和闭塞守旧的沉闷局面被打破，关注现实和开放进取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萌发和兴起，并在一定范围和层级付诸实践。

清朝前期延续了秦汉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趋势，封建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兴文字狱，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统治，极大地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活力，使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不敢关注现实，更不敢随便发表议论，唯恐稍有不慎便会招致罪名受到迫害，逐渐造成一种脱离社会现实、埋首故纸堆的空洞学风和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落后的思想文化局面，到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更为严重。然而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学风和闭塞守旧的落后局面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到外部侵华势力的猛烈冲击。

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等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清朝统治的经济侵略、政治施压和军事征服，迫使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先进的爱国地主分子不得不开眼看世界，思考和谋划如何才能有效击退西方侵略、巩固清朝统治地位这一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英国政府还先后于1793年和1816年分别派遣马加尔尼为首的使团和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向中国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企图进一步扩大在华市场。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旨在打开中国市场的侵略战争。在鸦片战争前，在中英长期的正常贸易中，从根本上说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强抵制和清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而英国则长期处于入超地位。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商选择了对华走私鸦片这种不正当贸易手段，而英国政府则在欣喜地看到鸦片走私对其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不利地位无可替代的作用后制定了专门政策大力支持。规模不断扩大的鸦片走私成功地帮助英国改变了其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不利地位，但烟毒泛滥却日益严重地危害到清朝的统治地位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当英国的对华政治施压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拒绝，对华鸦片走私遭到清朝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的坚决抵制后，英国便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美、法两国则表面中立调停，暗中趁火打劫，实际结成对中国的侵略同盟关系。

英法美等国的蛮横入侵迫使中国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先进的爱国的地主阶级分子不得不率先睁开惺忪的睡眼，打量这些强行闯入中国国门的不速之客，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当猛然发现和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这些对手的实力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远超“天朝”以后，他们在痛苦中开始了艰难地“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并“师敌长技以制敌”[5](P51)的第一人。早在初到广州禁烟之时，为制定有效对敌斗争策略，他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更 “时常探访夷情”。在“察访夷情”的过程中，当他了解到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兵船……是其长技。”[5](P51)便购买并仿造西舰，经费无着，就自己捐资。林则徐对购买和仿造西炮更为重视。开始，他“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后来则仿造西炮，力图通过“师敌之长技”打造中国“三不可缺一的”“船、炮、水军”。在林则徐推动下，广州一时成为仿造西方舰炮，抵抗西方侵略的中心。浙江则在林则徐的影响下成为当时继广州之后“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又一中心。在当时战争环境下，林则徐“师敌之长技” 的重点是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但同时也积极了解西方的史地、经济、国际法等。他还积极了解西方对中国火药、海防、贸易等各方面评价的西方的“中华观”，以做到“知己知彼”。总之，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是全方位的，“师敌之长技”是有重点的。林则徐之外，魏源是当时清朝“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另一重要代表。和林则徐相似，他也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他所关注的重点也是西方的军事，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建议“且造且购”，若干年后，“即可自行改造”，“不必仰赖于外夷”，而“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6](P98-99)所不同的是，“林重在实践”，“而魏源重在学术著述”。[5](P51)魏源还在《海国图志》中对英美国家先进的工商业、政治和社会制度等有所关注，主张中国在创建军需工业的同时开办民用工业，民企主体可为官府，也可是商民，可生产“有益民用”的产品，也可生产轮船机械等，把发展资本主义新式企业与强国御侮联系起来。可以说，魏源是近代中国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的“学习西方，民用工业可与与军需工业同时制造”的思想成为后来洋务运动“西学为用”指导思想的思想源头。除林则徐、魏源外，当时“开眼看世界”的还有撰写《瀛环志略》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畬，编写《英吉利国志》和《康輶纪行》等曾任台湾道的姚莹，撰写《海国四说》曾参加广东禁烟的梁廷枏，编写《英吉利纪略》的陈逢衡，编写《海录》的王蕴香，编写《红毛英吉利考略》的汪文泰等。在鸦片战争前后，“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的思潮和实践活动一时萌发和兴起。

鸦片战争前后“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的思潮和实践活动，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发现和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差距，开始向早已步入近代社会的西方国家学习，使得中国继续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迈进，但它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有限的。其一，时间短暂，昙花一现，随鸦片战争结束与一系列和约签订便销声匿迹，难觅踪影。其二，范围有限，层级不高。仅限于东南沿海个别省份的极少数地方官员的探索和努力，没有得到清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三，“过多依赖外国，没有坚实的国内基础”，[7](P10)没有也不可持续发展。因而它也不足以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正式启动的标志，表明中国的近代化仍处在酝酿阶段。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向西方学习”，中国虽已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进，但或仅为个别地区个别部门行业的自发，或仅为个别先进分子在个别地方的努力，没有同时得到上层建筑或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以及在全国范围的开展，因而都不足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正式启动的标志，表明中国的近代化尚处酝酿阶段。

[1]谢丰斋.农业、人口与市场——再论波士坦的“新人口论”[J].世界历史,2013，(1).

[2]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下册)(第2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林丙义.中国通史(上册)(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5]曹念明.林则徐、魏源谁是“师长”思想的首倡者[J].历史教学，1993，(5).

[6]蒋世弟，吴振棣.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1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7]张仁善.简析近代中国海防实践失败的原因[J].历史教学，1993，(3).

The Prearrange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From “the Seeds of Capitalism” to “Learning from the West”

ZHAO Dangliu

(Wuzhai College,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Wuzhai, Shanxi 036200, China)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imes. Ahead of the formal star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t underwent two embryonic stages: One is the emergence and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the seeds of capitalis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other is the germin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ideological trend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round the Opium War. In these two stages, Chinese society obviously shows the evolution trend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However, this trend didn’t make a great impact at that time for various reasons, but later became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formal star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earrangement; the seeds of capitalism; Opium War

2015-09-04

赵党留(1970-)，男，山西忻州人，历史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

K25

：A

：1008-469X(2015)06-00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