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探究

刘玉欢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探究

刘玉欢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摘要：中国自晚清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留美和留欧教育开启了留学教育之风。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中，派遣留学生的留学教育是它对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幼童赴美留学和船政局派遣的留欧学生是晚清政府派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开展及分析留美与留欧教育二者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有利于得出对留学教育的评价，进而引起对当今留学教育的反思。

关键词：晚清；洋务运动；留美与留欧教育；《蒲安臣条约》；具结

当今社会重视教育，而留学教育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国自晚清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留美和留欧教育开启了留学教育之风。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掀起的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为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对教育进行了改革，派遣留学生的留学教育是洋务运动中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幼童赴美留学和船政局派遣的留欧学生是晚清政府派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

一、留美与留欧教育兴起的原因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截至1897年，经洋务派奏请或直接派出的官派留学生达209人”①。一直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姿态自居的清政府为何会在19世纪后半叶向美、欧派出留学生呢？这与当时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是分不开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1.西方列强的压迫成为留美与留欧教育兴起的原动力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惊醒了沉睡的中国，终使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面对西方列强越来越严重的压迫感，迫使他们开始放弃“天朝上国”和“夷夏之辨”的观念，勉强做出了从“剿夷”到“师夷”的转变，洋务派决心向西方国家学习以挽救统治危机，摆脱被动挨打的厄运，这种形势的变化也为晚清时期的派遣留学生提供了政治土壤。

2.开展洋务事业的需要成为留美与留欧教育兴起的助推器

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官僚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察觉到来往中国的洋人对各省的情形都十分熟悉，但中国人对外国的情形却一无所知，这让他们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派遣留学生出国游历和学习的必要。另外办洋务的过程中需要培养一批懂外语、懂军事、懂科学技术的人才，而培养掌握外国先进技术的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有新式教育。因此，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去学习成为解决外交、海防等方面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

3.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成为留美与留欧教育兴起的加速器

接连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足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和强大，有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终促成第一批派遣留学生的是容闳，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通过丁日昌，他向曾国藩提出了留美计划并得到了认可。于是在洋务派的促进倡行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终成现实。

4.西方国家提供机会成为留美与留欧教育兴起的催化剂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从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国变为他们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因此特别希望和愿意帮助清政府培养一批“人才”。1868年美国卸任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出访美、英、法等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在7月28日，他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中美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第七条内容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准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在1869年11月2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虽说西方列强帮助中国培养人才实质是为了扩大侵略，但条约的规定毕竟给晚清政府派遣留学生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为留学生的派遣提供了条约依据，使留美与留欧教育成为可能。

二、留美与留欧教育的开展

在上述条件成熟之际，洋务派就开始酝酿向朝廷奏请派遣留学生出国。容闳的留学倡议得到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赞许，并且也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拟定从1871年开始，每年派幼童30名，共四年派遣120名幼童，这些幼童15年后归国。从此晚清留学教育正式揭开了序幕。

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留学教育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

幼童赴美留学是第一种途径。1871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赴美留学的正、副监督，他们负责管理留学生教育工作。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上海登轮赴美留学。随后，第二、第三、第四批各30人分别于1873年、1874年、1875年相继赴美。掀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上第一页的正是这120名幼童。遗憾的是，幼童们未能按原计划完成学业，清政府从1881年8月21日起，除因故已撤回、在美国病故和极少数拒归之外，其余94名首批留美幼童分3批启程回国，这也宣告了幼童赴美留学教育的夭折。但不管怎样，中国毕竟迈出了进行留学教育的第一步。

第二种途径是船政学堂留欧。受幼童留美教育的启发，在1872年船政大臣沈葆桢提出了派遣海军留学生的设想。由于船政事业发展的需要，清政府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7年(光绪三年)，洋务派从福州船政学堂中挑选制造、驾驶学生以及艺徒等共38人，派赴法、英等国学习制造、驾驶以及矿学、化学、交涉公法等。这是船政学堂第一批留欧学生。以后又以船政学堂为主，分别在1881年(光绪七年)派出李鼎新、王迴澜等10人，1885年(光绪十一年)派出刘冠雄、李大受等33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派出施恩孚等7人，前后4届共计88人。”*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173页。在留欧学生中，以船政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组织管理最有成效，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从1879年开始，留欧学生陆续回国，他们为中国海军事业和造船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种途径是教会资助与自费留学。这一时期的自费留学生大多也与教会或传教士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如伍廷芳于1856年在广州的一所英国学堂学习英语，1874年自费赴英留学，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法学，成为近代中国自费留学第一人。

幼童留美与船政学堂留欧都是政府主导的留学教育，然而结果却相差悬殊：幼童留学惨遭夭折，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已从耶鲁大学毕业，绝大部分幼童未能按原计划完成学业；船政学堂留欧培养了大批适应中国近代发展所需的工业人才和海军人才。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落差？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五点：

第一，学生选拔和时间安排的差异。赴美留学的120名幼童中，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仅仅为16岁，最小的才刚刚10岁，大多数孩子只有十三四岁。这些幼童的文化功底浅，甚至是在没有中学功底的情况下出国的。另外由于年龄太小生活不能自理，有少数学生还病故在美国。而且留美幼童计划是15年，时间跨度太长，幼童很容易受西方风气的影响。相比之下，留欧学生年龄较大，平均年龄在20岁以上，他们的身心已经成熟，具有独立的生活能力和判断能力，不易受外国风俗的影响，而且具有较好的中国文化功底和一定的外语基础，学习起来比较省力。留欧学生留学年限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般为2-4年，比容闳设计的美国留学年限短得多，实施起来容易执行，这是留欧教育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学习内容和管理的不同。对于赴美的幼童，清政府规定留美幼童要“‘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可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并规定‘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置囿于异学’”*邹海英：《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三次论争及其启示》，《辽东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再者根据规定，对赴美幼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考核并由驻洋委员列册登记详细后送交朝廷。由此可见其学习内容的枯燥乏味和管理的严格程度。而赴欧留学生的学习都是实业之学如制造、驾驶技术，对于留学生的学习内容，“在《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中明确规定，‘凡所习之艺，均须极新极巧；倘仍习老样，则惟两监督是问’”。*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对于留欧学生的管理也是全方位的，监督不分正副，分别由李凤苞和法人日意格担任，如有意见不合可呈请船政大臣定夺。由此可见，留欧学生所学的内容都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并且管理合理。这种学习和管理方式更易被学生们认可和接受，也就更容易取得成功了。

第三，社会基础和人们的观念意识的差距。赴美留学作为留学先声，人们自然对它抱有一种排斥的心理。再者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浓厚，在当时交通和通讯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可以说一出国就音讯全无，许多人误认为那里是“蛮夷遍地，将会剥掉孩子们的皮，再蒙上狗眼，把他们弄成罕见的动物去展览”*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再加上送幼童出洋留学前，其父母必须在“具结”上签字画押。这种“具结”是对于官署提出表示自己负责的文件，具有和保证书相同的作用。在这种缺乏广泛社会认识基础和人们思想观念保守的情况下，赴美留学的幼童受到了重重阻力，所以当陈兰彬提议将幼童撤回时很快就得以实现了。对比而言，幼童赴美留学设计方案是非常大胆和冒险的，而船政学堂设计的留欧计划相对来说是平稳缓和的，它照顾到了人们的心理意识。当船政学堂派遣赴欧留学生时，人们对国外的了解已经有所加深，对西方的评价也较为客观，意识到并承认外国的技术“极新极巧”。留欧计划不但得到了清政府支持，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在整个社会都十分重视留学的大背景下，实施留欧计划就使得它成功的几率大大提升，有效保证了它的顺利进行。

第四，容闳个人的局限性。容闳由于家贫，早在七岁时便进入马礼逊学校，后又在美国生活了七年。容闳学习了大量西方基本知识，对西学把握得很充分，但因为早年没有到旧式私塾接受传统儒学教育,所以在中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根基，在1854年回国时已经说不通中国话了。容闳与陈兰彬等朝廷派过去的官员，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不同，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处事态度等方面有着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正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直接反映，它加速了留美学生被撤回。

第五，国际环境的情况相异。在幼童留美期间美国掀起了排斥华工的浪潮，再加上美国政府拒绝了让一些学生进入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的请求，这些促使国内很多人产生了撤回留学生的想法。留欧学生派往欧洲各国，英、法、德等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有严重的排华倾向，相对来说为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宽松的氛围。加上中国留学生锐意进取、刻苦勤学，大都考取了优异的成绩，博得了外国人的赞扬和尊重。

由上可看出，船政派遣留欧学生在学生年龄、管理制度等重大问题上显然汲取了幼童留美的经验教训，做了重大的改进，而且留学这种新式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人们接受学生出国留学比较容易了，这样留欧与留美自然就产生了不同的结局。

三、留美与留欧教育的评价

不管留美与留欧的结果相差有多么悬殊，这些留学生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直接接受西方教育的群体，都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帷幕，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的先河，促进了思想解放

以科举制度为主体的封建传统教育把读书当作将来为官的敲门砖，是历代统治阶级选拔人员的金科玉律。洋务派则认为要重实际、识时务，开始摆脱科举仕途的束缚，选择聪颖子弟送往外国留学，训练学生读书之后做事的能力，真正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官费留学教育的先河，这一举措真正实现了“走出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由此可看出，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与中国旧式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留美与留欧教育在冲击旧教育的同时，也冲击了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加速了晚清的灭亡。

2.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主动地学习西方，由闭关走向开放，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依然闭关自守，风气未开。直至留美与留欧教育的开展才使清政府迈出“天朝上国”包围圈的第一步，由故步自封开始走向对外开放。派遣的留学生其实是充当了东西方文化的联络人。严复在留学期间第一次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还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与此同时，留学生也把中国的先进文化传到了西方国家，陈季同把《聊斋志异》翻译成法文译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因此，留美与留欧教育的实施不仅打破了清朝闭关自守的状态，而且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使外国人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首批派遣留学生在当时森严的“夷夏之防”打开了一个缺口，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下，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纪元。

3.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

留学生们在国外刻苦求学、积极上进，归国后大部分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据统计，在120名留美幼童中“后来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经商者7人……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172页。，詹天佑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在1905年至1909年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并且创造“竖井施工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了中外。

“留欧学生回国后，大部分在兵船、鱼雷、水雷等营充当管带、帮带，或在蚊船、练船、兵轮、雷艇、船厂工作。”*侯耀先：《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例如，北洋舰队主要舰船的管带中，有一半由留学生担任：“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等。所有这些说明留学生在学习西方技术和建设自己的祖国当中成绩很显著，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

留美与留欧教育虽然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局限和不足之处：

第一，晚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学习的内容仅限于科学技术领域。留美与留欧教育的本质是封建性，再加上它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念下实行，导致留美与留欧教育始终冲不破“体”的束缚。在这种思想原则指导下，加上外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军事技术传授给中国人，所以派遣的留学生学习的只是一些初步的技术。这种局限性也就决定了留美与留欧教育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第二，对留学生实行落后与封建式的管理制。对于派出去的留学生，清政府规定留学生“肄习西学，仍兼中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考验一次并且上报朝廷。另外还要留学生一直留着长辫，如果发现谁剪掉了辫子，或者皈依了基督教，就会立刻遣送回国。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留学生在思想上不会走得太远。

第三，归来的留学生受到种种歧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更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的”，*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所以当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后“受到一批盛怒的官僚们极其侮辱的待遇，并被分配到最低级的事务工作上。”*张宏：《试论洋务运动中的留学教育》，《黄石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而且“所用非所学”的情况比比皆是，如詹天佑回国后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铁路事业，但清政府官员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而把他派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还有的留学生回来后充当外国领事署和洋行等的翻译人员，这便出现了“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的奇怪现象。总之，由于社会和政治的黑暗腐败，这些留学生的才能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

四、留美与留欧教育对当今留学形势的借鉴意义

虽然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至今仍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留学会成为更多人的经历。针对当今的留学形势，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借鉴之处呢？

首先，文化取舍要做到理性选择。留学教育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对异国文化要做到理性的取舍。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处处以封建主义的“体”来束缚资本主义的“用”，不懂得取舍，使留学教育举步维艰。这告诫我们在留学过程中对异国文化应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应认识到“传统并不是走向文明的束缚而是起点。现代的不一定是先进的，古代的也不一定就是落后的。任何文明的复兴都要基于传统，任何国家及其教育都不可自我了断国家的传统”*严从根：《中国教育研究应向何处去》，《教育发展研究》，2012年第9期。。所以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盲目引进，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

其次，要遵循教育规律。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的初衷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只是把留学教育作为一种工具，所以他们希望以最小的投入、最快的速度培养出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来解救内忧外患的燃眉之急。在这种心境下开展的留美与留欧教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急功近利的烙印。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的先例告诉我们发展教育事业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再次，政府的导向应适度。对于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清政府抓得太紧太死，留学生几乎没有自由的空间，这使得他们的能力发展受到束缚，而且对于归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没有重视起来。这启发我们：政府应充分发挥导向作用，要做到有节有度。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国根据当前形势，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出国留学者提供多方面全方位的服务。另外，还采取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某些归国的留学生可以享受跨地区落户的优惠政策，并为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

最后，应注重实践能力。晚清时期的留美与留欧教育很重视留学生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出两者兼行，不可偏废其一。在课程设置中安排了实习课程，实习完毕后还要进行严格的考察。现在留学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有许多功利化的色彩，认为留学是人生的转折点，出国就是要拿文凭，回国可以找高薪的工作，对实践能力的考虑很少。

综上所述，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实质上是一次对以科举制度为主体的中国封建传统旧教育的冲击。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留学教育也不例外。尽管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留美与留欧教育在实施上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科举制废除以后，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掀起了留学日本以及“庚款留美”的浪潮，这些留学生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中国近代留学生的派遣和当今的留学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应该把这段历史放到历史的长河中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恰如其分地对它进行评价，给予一定的肯定。

收稿日期：2015-01-14

基金项目：2014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研究生网络学习行为调查研究》(14DXS006)

作者简介：刘玉欢(1989-)，女，河北保定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9X(2015)02-0101-05

DiscussionontheStudyAbroadinAmericaandEuropeintheLateQingDynasty

LIUYuhuan

(SchoolofHistoryandPolitics,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

Abstract:China began to send students to study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opened the page of overseas education. Sending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for educatio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period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hich was risen in the 1860’s to the 1890’s. The children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udents sent by the ship-administration school to Europe were the first group overseas students by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thereby starting a pioneer stage of Chinese overseas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Analysis of causes of different results produced from overseas education both in America and in Europe helps to obtain evaluation of overseas education, thereby causing the reflection of today’s overseas education.

Key words:the Late Qing Dynasty;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oversea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 Burlingame Treaty; recognizance

①王凯：《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制度研究》，《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